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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德寿灰白头发，仪态端正，个子瘦小，总是穿着一套黑色或褐色的毛氏制服，他那大而明亮的眼睛偶尔才会显露出他16岁时就参加共产党抗法游击队的狂热。他总是保持着镇定自若的姿态，除一两次外，他的举止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对他献身投入的事业了如指掌，而且也非常老练巧妙。 他的事业就是要击垮美国的意志，破坏受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并在我们几届政府力图保卫的一个国家里建立河内的统治。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私下开玩笑的时候也多了起来，也开始建立有限的个人接触。通过这些我了解到，黎德寿的职业就是革命，他的专业就是游击战争。他可以高谈和平，但就他的个人经历而言，和平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曾在法国殖民时期蹲过十年的监狱。1973年，他领我参观河内的一座历史博物馆，还不好意思地承认以前从未来过。那些越南历史文物--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部分都是由法国殖民政府收集的--反倒提醒黎德寿想到了出土这些文物的城镇里的监狱，而不是越南光辉的文化。 对列宁主义清规戒律的狂热信仰以及对越南民族的信心使黎德寿能持之以恒。他的民族使命感使个人对美国的仇恨不足挂齿：美国人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愚昧无知而撞进印度支那的又一批洋鬼子而已，而越南的使命就是把洋鬼子们赶出国门（没那么容易，我常常想，还是要先把他们逼急了再说）。 黎德寿的列宁主义使他坚信他了解我的动机胜过我了解他们的动机，他的越南传统却又表现为一种怀疑他有可能上当受骗的情绪。当谈判在三年后变得严肃起来时，他却要在我们提出的最无伤大雅的建议中找寻陷阱。开始他还大肆发表感言讲帝国主义的诡计不能骗过他，后来这些言论越来越使人感到厌倦。 黎德寿将谈判当作是另一种战斗，任何妨碍河内取得最后胜利的解决方法都被他定义成了诡计。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拖垮，河内提出的建议才是唯一"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谈判基础。北越人是"受压迫的人民"，尽管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他仍然认为北越人根本不可能压迫别人，美国要对战争负起全部的责任。通过战争降级或停火来减少敌对行为的时髦建议，在黎德寿看来是阴谋诡计或制造混乱的机会。按照他的观点，唯一"合情合理的"结束战争的办法就是美国接受河内的条件，即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撤军以及推翻南越政府。 作为真理的代言人，黎德寿认为拿让步做交易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除非出现比道德更高的需要，否则他都将准备等待我们被完全拖垮。他关心的似乎是使自己在越南斗争伟人的史诗中能取得什么有利地位，他无法平等看待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靠雄辩来扭转历史进程的野蛮人。毫无疑问，黎德寿是用英雄的材料造就的，我们很不情愿地认识到--而国内许多人永远不会理解--只有史诗诗歌中的英雄才有吸引人的人性品质。通常在现实生活中，英雄的偏执使他们不近人情，英雄的勇气使他们傲慢不已，他们超乎了道德规范，因此他们对普通的合乎道德的交往并不负责。 我过去在学术界的同事发表过一篇关于信任的文章，我对其中所指的内容仍然将信将疑，河内对我们通过妥协求得和平的意图缺乏信任。在上午开始的会谈中，我准备宣读一个声明，保证我们一定要严肃谈判。我强调说，我们希望达成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不想再重蹈覆辙，过去的协议只是使无休止的战争暂停下来。我指出，自从我8月份同春水会谈以来，河内的立场并未有所好转。尼克松总统已经证明是得到公众支持的，按照当地的武力对比，河内没有理由坚持在政治上占到支配地位。最后，我们的判断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可能使其他国家不再关注越南，现在支持越南的国家也许不会再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这里明显指的是中苏争端。 然后我又强调指出，美国不会在越南保留基地，在安排共同撤军时，我们不再坚持把北越军队置于和美国军队同等的法律基础上，我们寻求的是实际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结束战争。我们不再坚持河内要正式发表有关撤军的宣言，只要事实上他有了撤军的行动。在这个基础上，我提议我们把宣传放在一边，着手制定出一些双方达成一致的原则。然后可以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补充具体内容。我们准备派出一名新的高级谈判代表到巴黎来达成协议。 从技术上说，由于黎德寿只是河内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春水是代表团的正式团长，所以答复首先来自他那里。春水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在上级面前卖弄口才的机会（内容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他坚持说在进行任何政治谈判之前，美国都必须先把单边撤军的最后期限确定下来。接下来可以谈判我们撤退的方式，他们不会影响我们的撤离时间，撤军必须是无条件的。作为互惠的让步，春水可以在我们撤离的时候停火。但是对南越的战斗还将持续下去，直到西贡政府被推翻为止。释放战俘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及。春水仍然坚决认为美国的任何表态都没有任何意义，并无视我们宣布撤出10万多名军队，将之看作是"零敲碎打的撤军"。尽管我们把B-52轰炸机出击架次减少了25％，并通过改变军事指令减少了美军的进攻，他却荒谬地断言我们正在使战争升级。 下午轮到黎德寿发言，他一开始就反驳我提出的8月以来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的估计。"只有当你正确估计了力量的对比时，"黎德寿用他列宁主义讲师的口吻说道，"你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他把我国舆论放在突出位置，从而显露出河内对我国公众舆论的重视。他否认尼克松的公众位置得到了改善，并引用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材料，说明赞成立即撤军的美国人已经从21％上升到了35％。然而，这"仅仅"是公众舆论。"此外，我还看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以及克利福德先生等多次发表声明，都要求全部撤离美国部队，并要求撤换绍-其-谦陈善谦已经取代陈文香担任南越总理。私党，并要求指定洛奇大使的继任人选。"我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不愿意再听河内谈美国的公众舆论了，黎德寿是来进行有关越南立场谈判的。 黎德寿接着又开始攻击我们的军事战略，他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越南化的心腹之痛。他十分精明地指出，美国的战略是撤走足够的军队，使美国人民可以容忍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加强西贡的军力，使他们可以自立。然后，黎德寿又提出了一个当时令我十分苦恼的问题："过去，你们有100多万美国军队和傀儡军队，尚且失败了。如今你们让傀儡军队单独去打仗，何谈成功呢？现在美国仅仅提供支援，你们如何能有胜算呢？" 基于这种分析，黎德寿很快得出了无情的结论。他坚持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同时讨论--在1972年10月以前这个立场从未偏离过--根据黎德寿的观点，他准备讨论的唯一的军事主题就是无条件结束美国的军事卷入。即便美国军队撤退，河内也不会停止战斗，除非得到政治解决。这就是说，黎德寿的观点是首先必须撤掉"好战的"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陈善谦总理，建立由能代表"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士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民族解放战线将对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选进行投票。然而，这个对河内如此有利的联合政府还不算数，尽管它由1/3的共产党组成，其余成员也是由共产党所批准的，所有反共的领袖一律被排除在外，这个联合政府还必须同全副武装的民族解放战线去谈判最后的解决办法。黎德寿安慰我说，这个方案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如果你们表现出善意和严肃认真的意愿，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三个星期后的3月16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向黎德寿建议说，在谈判期间，双方都不要对越南或者"相关的"国家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在印度支那地区双方都采取军事降级行动。黎德寿以学究式的说教当即就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表示任何战争都有自己的高潮，这是不可能受到干涉的。在4月4日的会谈中，我以正式停火的形式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建议，黎德寿不容分说地再次予以拒绝。3月16日，我将一份在16个月内撤走全部美军的时间表摆到了桌面上，这份时间表对每个月的撤军进度都有精确的规定。北越人认为这份变化了的时间表他们不能接受，因为总统在11月3日演说中建议的是12个月（我之所以提出16个月，是因为五角大楼当时只有这样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它反应了我们对撤退剩下的40多万军队及其装备需要多少时间的技术上的估计）。当我解释说，这份时间表只是说明性的，最后期限当然要和总统宣布的时间统一起来，河内仍然表示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支持民族解放战线所提出的"正确而又合乎逻辑"的六个月的最后期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时间表的缺陷在于要等到达成协议之后才开始运行，而河内坚持要求我们无条件撤军。而且，黎德寿拒绝就保留南越政府任何领袖的任何政治解决的办法进行讨论，他嘲笑我们作为监督自由选举的方式提出来的，包括成立越共成员在内的混合选举委员会的建议。 在4月4日的会谈中，春水再次总结了河内反对的我们的立场--"最后期限"是错误的，因为这比他们要求的六个月长，并且要以解决其他问题为前提；双边撤军是不能被接受的，只要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和其他"反对和平、独立和中立"的领袖存在，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美国驻巴黎的代表团仍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来接受洛奇的职务。 最尖锐的意见集中在老挝问题上，北越刚在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一场攻势。当我回答一个好的检验双方的办法是看哪一方在向前推进，看看到底是谁在对对方搞什么名堂时，黎德寿争辩道，北越的攻势是美国"挑起"的，而且无论怎么说，打仗的是老挝部队。提到柬埔寨的时候，黎德寿的情绪更是激昂。我们说西哈努克一直因为那些被允许存在的越南基地而受到攻击，我提议就柬埔寨的中立立场立即进行谈判。黎德寿对于这个提议大肆嘲弄，他坚持说，印度支那的战争已经合而为一，他们将在这个基础上斗争到底。 简而言之，北越拒绝双边撤军的时间表，拒绝使战争降级，拒绝使柬埔寨中立化，拒绝停火或者拒绝在南越建立混合选举委员会。当我问黎德寿他的政治方案表达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条件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这是一个条件。"直到1972年秋天，河内一直坚持着这个条件。 我们和黎德寿进行的第一轮谈判就此结束，他声明除非我们改变立场，否则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我同黎德寿进行第一次会谈的第二天，《费城公报》上登载了一篇足以说明公开辩论如何完全脱离现实的文章，作者是罗杰·希尔斯曼。他曾经是美国刚卷入越南局势时国务院负责情报研究的人，后来在约翰逊执政期间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说总统"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几乎是立即在越南实现和平的建议，虽然建议的条件照许多美国人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希尔斯曼声称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支持，包括埃夫里尔·哈里曼。根据他们对河内含糊其辞的声明的解释，希尔斯曼和他的同僚们自称发现了以下几点和平建议： 不进行选举，而是通过旧式的政治交易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 虽然他们的宣传仍然要求立即撤出全部美军，但他们在私下里表示撤军可以在两三年内分批进行； 把北越和南越的重新统一再延迟5～10年； 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完整给予国际保证。 当然，河内十分明确地拒绝了以上诸条建议。。 一段时间过后再回头看过去的记录，我对我们主动的执著态度感到惊讶。这些记录无疑表明我们在为最后谈判的成功找寻各种理由，而不是为战争升级寻找借口。实际情况绝非那些喋喋不休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我们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我们总是竭尽所能地把谈判解决的可能性想得多一些。不能把阮文绍说成是一个障碍--除非是站在河内反对他的特别立场上。 每次会谈后，我都通过秘密渠道发电报给驻西贡的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以便让他向阮文绍总统作简要介绍。阮文绍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对我们的建议表示怀疑，后来我们才了解到阮文绍并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他认为对他们来说默认才是让美国继续支持战争的最好的方法。 和黎德寿的第一轮谈判之所以全盘皆输，是因为外交总是某种力量对比的反映，而且黎德寿的估计并非完全错误。他对美国舆论的了解--尤其是他具体谈到的对几个领导集团的认识都相当准确。越南化进退两难的局面的确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黎德寿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修改他提出的无条件撤军和推翻西贡政府的要求。直到两年半后他才看到这样做的理由，也就是当军事局势使他别无选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