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秘密谈判

谈判的乐观时机应该在局势看起来进展顺利的时候。向压力屈服等于鼓励对方给我们施加压力，给自己造成一个缺乏毅力的名声等于给了对手拖延谈判的大好时机。主动让步是促使对方采取互惠行动的时机，也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最大保证。最好的谈判策略就是设法判断出一个最合理的结局，然后争取分步骤迅速达到目的。 1969年11月似乎是尼克松政府就职以来我们的地位最强有力的时期。我们扛住了河内的一次军事进攻，也顶住了一次国内的反战抗议。总统和我向人民陈述了他的意见，并得到了实际支持。尼克松因谈判的进程缓慢而倍感不快，并拒绝任命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人选，洛奇由于个人原因在11月辞去了出席巴黎谈判的大使职务。河内顽固阻挠巴黎会谈长达一年之久，现在却开始叫嚷要美国任命新的高级谈判代表来。我建议尼克松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再试试进行秘密会谈。北越人不可能利用巴黎的秘密渠道进行宣传，如果他们拒绝进行会谈，他们的拒绝一旦公布出去将对他们不利。如果河内准备解决问题--对这点我持怀疑态度--我们也只有通过秘密会谈才能获悉。然而多次记录在案的会谈已经证明河内是谈判的阻力。 由于多种原因，尼克松对谈判持怀疑态度，他不相信河内在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之前会准备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来解决问题。总的说来，他对谈判的任何过程都感到不安，他非常不喜欢让自己处在一个可能招致失败的境地。基于这个原因，他总是小心谨慎地为失败安排一个借口。在每一次谈判之前，尼克松都会向我下达一些指令，其中还包括他对谈判成功不抱太大希望的表述。但是因为尼克松尽管有着刀子嘴，他仍真诚地希望和平，所以他最后总能和我保持一致的观点，即我们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我们都要找到体面而光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并将之记录在案，说明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于是，1969年11月底，我们请美国驻巴黎的国防使馆专员韦尔农·沃尔特斯将军提出同春水进行秘密会谈的要求。消息很快传达到了，这是尼克松当政期间白宫第一次没有通过外国中间人直接和北越人接触。沃尔特斯提出再次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但是北越人还没有准备好。12月12日，沃尔特斯将军被请到北越人住地，北越驻巴黎总代表马文保声称，河内对11月3日的"好战"演说以及总统拒绝任命一位高级官员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行为感到不快。他要我们注意河内在8月会议上提出的被他称作"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提议，河内说，进行新的秘密会谈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谈。 尽管对于尼克松致力于和平的努力进行了持续性攻击，在遭到河内拒绝的一个月之后，尼克松授权我再进行一次接触。1月14日，沃尔特斯将军建议在2月8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举行会谈，"假如双方都愿意超越目前局势的话"。尼克松仍旧保持着怀疑态度，"我不知道这些小丑们想谈些什么，"他问我，"但我们的方针是：除非他们谈，否则我们就沉默到底。我没有感觉到现在是做出让步的时候。" 一连几个星期河内都没有做出反应，但是1月26日，我们看到了谈判很快就要开始的迹象。河内宣布，北越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实际上，他是统治集团的第五号人物）将要出席即将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然后，2月16日，沃尔特斯被召到北越住地，并得到通知，我们傲慢的谈判对手同意于2月20日或21日举行会谈。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现在却要求我们在12个小时内答复。后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个期限内接受了2月21日作为会谈日期。尊重这种不合情理的要求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印象，它使河内在心理上赢得了它极为珍贵的一分。而这件事使我们一开头就很别扭。 黎德寿和我之间的秘密会谈就是这样开始的。在1970年2月20日（译者：应为21日）到4月4日之间，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会谈。 我们在巴黎市郊舒瓦齐勒洛瓦同北越人会谈的寓所可能属于当地工厂的一位工头：底层有一间小起居室，旁边是一间更小的餐厅，可以通向花园，在起居室中有两排有着红色靠垫的安乐椅。美国代表团--我、理查德·斯迈泽（我的越南问题专家）、温斯顿·洛德（在第一轮会谈后他代替托尼·莱克成为我的执行助理），还有沃尔特斯将军--沿着门左边的那面墙坐下来，北越代表团，有六个人，坐在对面，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四五英尺，但观点上的距离使我们相隔甚远。 1970年2月21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春水出来迎接我，并把我领进了起居室，去会见比春水高几级的一位政治局成员，但他的会谈身份却是春水的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