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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和1970年初，尼克松政府极力谋求尝试回答那些在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所显露出的问题，我和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我们称之为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我在1969年9月5日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要说明了这个小组的目的： 回顾几年来我们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们多么频繁地被他们关于越南的偏见引入歧途，尽管对唾手可得的事实做一些仔细而客观的分析，就会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1969年10月20日是这个小组第一次举行碰头会议。理查森、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我的一个工作小组对南越44个省当中的12个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便准确估计农村形势，为控制农村人口而斗争。 我读了这份长达100页的研究报告，在上面批注了许多和一年以前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上批注的同样问题。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美国顾问们了解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吗？我这样写道："我发现最不称职的人就是那些最容易满足的人……如果你那儿事件较少，这究竟意味着你干得漂亮还是敌人的故意所致？如果是后者，这是否是一个信号？我们如何才知道我们摧毁掉的是什么样的基本设施？……人人都说土地改革很重要。它还没有进行，我们的绥靖政策却有了进展，这怎么可能呢？"重新起草的文件回答了这些问题，1970年1月22日我把文件的总结摘要报告了总统。南越38％的居民生活在城市，在政府的管辖和保护下，他们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1968年春节攻势的失败使越共损失了大量干部之后）。但是敌人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居住在农村的62％的人口，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使城市"像熟透的果实般落地"。这次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1968年9月后，西贡政府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已经从20％升至55％，共产党的控制力从35％减少到了7％。400万南越的农村居民生活在双方争夺的地区，白天由西贡所控制，到了夜晚就被越共所控制。我们不能确定，在我们继续撤军的情况之下这个百分比能否保持下来： （1）北越人战斗了25年，不可能不再作一次重大的努力就罢休。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比如袭击美军、越南共和国部队以及地方部队等方式。但是，如果他们已经决定不做这种努力，他们大概就应该对谈判更积极些（总统在这里批注："有道理"）。 （2）我们尚未见到说明越南共和国部队真正有所改善的证据。有可能是敌军受到了重创，而不是南越部队比过去有多大改善。还有可能是，敌人在8月和9月将主力部队后撤，减少了军事行动，主要是因为我们8月初在巴黎提出的威胁，他们低估了这种做法对他们游击部队的影响力。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建议总统派我当时的军事顾问亚历山大·黑格（后来他成为我的副手，再后来成为北越指挥官和国务卿）和一个分析专家小组到越南访问。1970年1月19日到29日间，他们调查了九个关键省份，并证实了我们在华盛顿的研究结论。然而他们也警告说，形势进展的速度在1969年最后几个月已经明显减慢了："没有迹象表明敌人已经放弃……美国撤军给南越政府造成的压力可能导致……敌方安全部队工作的恶化，使南越政府丧失民众支持。"中央情报局独立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表明南越领袖由于害怕美国仓促的撤军，滋生出了日益悲观的情绪。当我把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交给尼克松时，他在报告上写道："'K'（指基辛格）--心理状态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想要建立信心的话，他们必须负起责任来。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冒点风险。" 能够确定的是，当时还存在相反的观点。英国游击战问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曾因设计了打败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而享有盛名。此人于1969年11月访问了越南，后来他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西贡处于"取胜的地位"，而且这种局势将持续保持，除非美国撤军的速度过快或者减少援助。 但无论进行了多少研究，无论这些研究多么客观或多么仔细，都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对一个存心要打持久战的敌人来说，只有使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使他们进行政治解决。一旦采用越南化战略，我们就必须加强南越的军力，挫败河内在这个进程内对我们的阻挠。这个战略肯定会遭到美国人中间那些虔诚的、声讨的、日益增多的少数派拼命反对。11月3日的演说为越南化赢得了一些时间，但是时间是靠不住的，我们不得不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来加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同时，我们决心探测一下谈判的前景--通过谈判，双方可以检测一下自己关于对方的估计，而且我们还要从看起来无法解决的僵局中寻求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