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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想要采取各种行动减少他的对立派。9月19日，尼克松和莱尔德（他本来已经要求国会批准抽签征兵的草案）在白宫宣布，从越南撤军6万人，使尼克松政府能够取消11月和12月的征兵命令。10月份的征兵计划将延长到本年度最后一个季度。国防部开始规定仅限19岁的青年入伍。11月26日，总统签署了准许把抽签征兵草案定为法律的议案。 8月，为扣押在越南的美军战俘发起了一项宣传运动，要求北越人遵守日内瓦公约，并接受红十字会的视察。这之后美国又在巴黎会谈中以及在1969年9月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议上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40位参议员于8月13日签署了一项谴责北越虐待美国战俘的声明，200位众议员在9月也签署了同样的声明。最初这些举措得到了国内的支持，但是后来由于战俘问题成了要求单边撤军和解散南越政府新的争论焦点（虽然几乎没有来自战俘家庭的反对），公众却利用它来反对尼克松政府。 但是，尼克松试图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去。在他于1969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外国领袖进行的多次会谈中，尼克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11月1日停止轰炸一周年就是一个最后期限，看实现停止轰炸是否换回了河内所承诺过的实质性谈判。在环球巡访期间，他还曾明显暗示过，他快要失去耐心了，如果11月1日以前在巴黎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就要采取强硬的行动。据我所知，尼克松对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明确的概念（"鸭子上钩"计划实际是把早已做出的威胁付诸行动）。我第一次听到最后期限这回事，是在1969年8月尼克松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汗交谈的时候。因为尼克松从不允许国务院的人（国务卿也极少参加）列席他同外国领导人的会谈，政府中没有什么人知道总统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 9月27日，多勃雷宁来看我，要我想法在外交部长安德雷·葛罗米柯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发出请他和总统会见的邀请。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要我转告多勃雷宁，越南问题是美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火车已驶离车站，正沿着轨道驶去"（这是尼克松喜欢讲的一句话，比如，他在1968年俄勒冈预选之后为了激励代表大会中动摇的代表们就曾这样说过）。我重复了尼克松的意见并补充说，下一步就取决于河内了。 10月6日，尼克松会见了罗杰斯，他表明在河内做出反应之前，禁止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新的外交主动，并且，他第一次提到了11月1日这个最后期限。白宫在10月13日宣布，总统将于11月3日发表研究越南政策的重要讲话（之所以要选择这天，是因为11月2日是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日，尼克松不希望在那一天引起大批反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抗议投票--那位候选人那次成为新泽西州16年内的第一位共和党州长）。这样早就宣布总统要发表讲话，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这强化了人们捉摸不定的心理，甚至还促使人们给总统施加压力以动摇他可能宣布的任何决定。 尼克松在发表讲话之前的这段时间，力图取得苏联的支持。10月20日，他会见了多勃雷宁，此人刚刚从莫斯科述职返回。尼克松指出停止轰炸已经一年了，如果不能有很快进展，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它自己的结束战争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苏联能给予合作使战争体面结束，我们将"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来改善美苏关系。多勃雷宁并未准备好提出任何关于北越的建议，但是他确实提出了苏联的某种让步。经过几个月的争吵之后，我们在6月向苏联人表明，我们准备立即开始战略武器会谈。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虽然苏联好几个月来一直表示出对会谈的热切心情，一旦我们决定开始会谈，他们却避而不答。10月20日，多勃雷宁通知我们，苏联准备好在11月中旬开始会谈。 这是精明的举动。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意识到了美国政府急切希望开始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于是做出正确判断，认为尼克松不大可能拒绝。在充满希望的氛围中，对越南采取任何军事升级行动，看起来都会影响使紧张局势大大缓和的前景。因此，几天前由"暂停正常活动"产生的国内公众压力之外又增加了这条雪上加霜的限制。事实证明，苏联的算计是正确的。尽管白宫想要在11月3日讲话后再做出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答复，可是罗杰斯坚持我们要在10月25日宣布接受苏联的建议。 尼克松并不情愿以升级对苏联人的威胁为手段来压制他的老朋友，但有时又不得不这样做，为此他总想对老朋友做出点补偿，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他告诉我，我应该向多勃雷宁传达，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已经"无法控制"怒气了。在尼克松手下工作，应当让他区别对待他发出的命令，再给他一个机会来考虑那些无法实现的或是十分危险的命令。这次的命令属于后者。鉴于他对"鸭子上钩"计划的反应，我认为尼克松不打算在11月1日采取什么行动。发出可怕的威胁，而后又不打算采取行动，这种做法会降低我们的威信。所以，我就等着看看尼克松会不会重提这件事，而他没有这样做。 与此同时，尼克松一直一个人待在戴维营研究他11月3日的讲话。这是尼克松最激烈的公开亮相之一，他拒绝了所有内阁成员的建议，划定了一条界限，对抗议者不做出让步。他把问题交给人民，从而为他所说的"体面的和平"争取到所需要的活动余地。这篇讲话产生了震惊的效果，因为他向抗议者、北越人公然挑战，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宣布我们的谈判立场不作重大改变而且不撤军。讲话呼吁"缄默的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总司令。这项总统声明第一次清楚地表明了总统的意图，使大家明白当总统提到他有"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时，他的意思是采取越南化和谈判的两手策略。而且讲话还指出一点，越南化提供体面脱身的希望，而又不至于被对方拿来做是否合作的文章。 尼克松列举了采取撤军、减少空中打击并增加对南越部队训练的各项步骤。他强调指出越南化的设想是："根据一个有条不紊的有计划的时间表，将美国所有的地面作战部队全部撤离，以南越部队来代替。"尼克松还透露了他在就职以前同北越的秘密信件往来，为推动谈判同苏联一再举行的会谈以及在7月和8月间和胡志明交换的秘密信件，信件的全文由白宫刊发。他没有透露我和春水曾进行的秘密会谈，但是他坦白地解释说："除了就会议桌子的形状达成一致之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这篇讲话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从讲话结束的那刻起，白宫的电话总机就因祝贺的电话而响个没完。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电报潮水般涌来，很快地压倒了曾一统天下的批评的论调和电视评论。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是由霍尔德曼手下干劲十足的人员激发起来的，他们曾要求全国各地的政治支持者们发来电报。但是，即便是白宫公共关系的天才也没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尼克松无疑触动人们的神经。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他的人数大大增加。美国人民可能已经对这场战争厌倦了，他们却不愿意接受失败。 尼克松的情绪被大大调动起来，他装出对公众的喝彩无动于衷的模样，其实他在享受着他难得一遇的这种向他欢呼的时刻。他把这些致贺电报堆到他的办公桌上和地板上，数量之多使椭圆形办公室无法用来办公了。好几天下来他都不让人把电报收走。 公众的情绪一旦清晰，有组织的压力就开始或多或少趋于缓和，因此，这是自1月份来，政府第一次有了活动余地。 然而我们仅靠这一点，是无法拖垮并在谋略上胜过那些难缠的、死心眼的河内领袖的。1969年，即使作最宽容的解释，也不能说这些领袖进行了可称之为谈判的努力。他们拒绝探讨甚至拒绝讨论任何妥协的建议--不讨论自由选举或是混合选举委员会，也不讨论停火。单方面撤军和减少飞行并没有改善局势，军事降级也没有加速谈判的进程。河内决心攻破美国国内的意志，为达此目的，它就不能允许表现出取得进展的一丝希望。 回顾一下我们在4月派出万斯执行任务的理由，还有"鸭子上钩"计划以及我在9月和10月反对越南化的理由，差不多都是正确的。时间对我们不利，一步一步地做出让步和撤军，反而鼓励对方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仔细分析起来，还不如提出可以想到的最慷慨的建议--如果再遭到拒绝，就设法采取军事行动。不这样就不可能让苏联摆出合作的姿态，因为没有危机，就没有促使苏联采取具体行动的动机。如果我们在一个引人关注的时刻，表示我们愿意做出在三年战争期间最终做出的一切让步，如果我们把后来在1970年、1971年和1972年分别在柬埔寨、老挝和北越以不断减少的兵力开展的军事行动（即便没有最后的轰炸），归拢起来在1970年初一并解决，战争的时间可能会明显缩短，最后的解决方式可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但是现在很难说，西贡是否会准备承担单独应战的负担。国际大环境也不太好：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以来和苏联的关系仍然紧张，和中国也没有什么接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难控制。执行越南化进程的莱尔德坚信战争升级会与尼克松阵营的承诺相抵触，还会破坏现有的公众信任。面对国内的骚乱和政府内部的分歧以及国际形势，我极不情愿地随了大流，考虑到种种情况，越南化是我们在国际、军事和国内局势下势必采取的最好的混合计划。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了。我知道这将是一条漫长而充满痛苦的路--我曾多次向总统概说过其中潜藏的危险，不过，我也相信，比起我们国内的批评者们向我们提的建议，越南化还是要略胜一筹的。 越南化是一条冒险的方针，但是它对美国人民和南越人民必然要面对的美国撤军来说仍是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在无情地削减美国军力的过程中，成功地加强南越的力量（尼克松政府意图在此），美国的目标就会成功实现。如果计划失败，单边撤军行动就会变成唯一的选择，在美国部队所承担的混乱和羞辱的风险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最后解脱。 结果，那一年以我们做出了两个估计而告终。战争的结果取决于我们所做出的估计是否正确。1970年2月18日，总统向国会作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令人震惊的冷静的语句概述了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直接揭穿了有关尼克松故意欺骗美国公众的谎言。一位总统的声明很少能如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怀疑，并提出质疑： 在我们卷入越战期间，取得进展的说法时常被提出来--而且经常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不论我们多么仔细地制定我们的计划，不论我们对这些计划的进展抱着多大的希望，我们都能意识到两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不能试图去欺骗敌人，他们知道实际发生的情况。 --我们也决不能欺骗我们自己，美国人民必须了解全部的真相。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判断力和对领导能力的信心。 报告承认了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可以衡量未来进展的标准。我们承认，政府还不知道解决所有战争问题的最后答案--关于敌人的意图，越南化的前景以及越南人民的态度： --敌人进行持久战的军事能力如何？他们能够成功地毁灭我们的成果吗？ --盟军能力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特别是，越南人是否建立了他们要继续取得胜利而不可缺少的领导阶层，后勤能力如何，战术的实际知识了解多少，对他们自己人民的需求是否敏感？ --在面对盟军继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敌人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军事战略？如果他们选择进行旷日持久的、不太激烈的战争，他们是不是只要等到美国完成撤军后，再重新赢取主动并击败南越部队？ --最重要的是，越南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正是为了保证他们的自由选择而作战。他们同越共是真正疏远了吗？或者他们对双方同样漠然？对于绥靖计划取得的成果将会保持下去的可能性，他们的态度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不是在鼓吹国内对抗或者军事对峙，这是由于十年来的失望情绪而变得谨慎的领袖进行的冷静考虑和分析，严肃认真地使他们的政策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而且愿意接受体面的政治解决结果。 *以下是国务院文史部一位专家关于柬埔寨平民伤亡人数的备忘录： 柬埔寨和北越在大小上差距不大，但是北越的人口却是柬埔寨的两倍多。在柬埔寨波尔布特大屠杀政体建立之前，北越人口为1800万，柬埔寨为700万。当北越把军队布到南越时，战争就好像发生在柬埔寨的身上，并不仅仅在北越境内进行。另一方面，B-52对柬埔寨的轰炸吨位比对北越投入的少得多--对北越投放量的1/4相当于对柬埔寨投放量的2/3。 1969年到1973年，对柬埔寨而言，金边的记者很难估计由空袭而带来的伤亡人数。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伤亡人数绝大部分都是在1973年产生的。在越南和柬埔寨签订停火协议之际，波尔布特武力围攻金边，美国被允许集中对柬埔寨进行空袭。金边的记者能够看到许多附近的村庄被炮火所毁。根据美国空军指挥官沃格特将军所言，这些村庄的居民全都撤离到城市了。他的部队采用了很多情报资源（包括红外线感应器），证实这些村庄已经被占领。他们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是，B-52机组人员没能计算好偏移度，而误将炸弹投向军事重镇乃良的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一百多平民丧生。 **《致总统的备忘录》，1969年9月10日 送件人：亨利·A.基辛格 主题：我们目前的对越方针 我对我们目前采取的对越方针非常忧虑，这份备忘录就是为了向您说明我忧虑的原因。它并不是探讨其他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行动计划，而是作为背景情况供您参考。您是知道我的建议的。 尽管时间对我方和敌方都不利，但是很快情况就要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这种悲观的看法是基于我对河内战略的看法以及我认为我们国内各种各样的势力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