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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就职一周前的1969年1月12日，《华盛顿邮报》杰出的外交记者查默斯·罗伯茨以其极富洞察力的眼光，概述了尼克松面对的两难处境： 我猜测，国家和国会将给这位新总统六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体面退出越南战争的道路。但是就这六个月怕是不够的，公众的情绪有可能接受的时间上的有限扩散也可能不够…… 尼克松总统必然要按照约翰逊总统的方针行事，这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发表的言论，还不如说是基于全国情绪所致…… 竞选活动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求从越南脱身，但是又不能成为对超过3.1万美国牺牲者们的嘲弄。 把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就使尼克松先生在时间和实质问题上都受到了限制。 情况正是这样。随着1969年光阴的流逝，我们遭遇到了公众的抗议和示威以及媒体和国会接二连三提出的要在谈判中做出单方面让步的要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平的障碍不在河内，而是他们本国政府没有充分致力于和平以及西贡政府的顽固不化。 从1970年开始，有关越南问题的批评者们就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宣布一个全部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是这既是越南化做法的一种变异，同样也是一种投降。如果截止日期是随意制定的--也就是说，还来不及让南越完全接管--所有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这是一种全线崩溃的方案。如果截止日期还能让我们推行越南化政策，唯一不同的是这已经昭然天下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战术判断，看看公开宣布是有助于帮助我们从战争中解脱，还是阻碍我们这样做。无论怎样，我们判断公开宣布最后期限的做法将会破坏我们同河内谈判的最后时机。到那时，河内就只等我们完全垮掉。而且，我们如何向美国家庭解释呢？在全部撤军的日期已经昭然于天下之际，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的儿子去承受失去生命的风险呢？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些最负责任的批评者们最初只是要求在1970年底撤离作战部队，而留下一大批留守部队。 至于人们经常要求我们接受的一个争论是，我们应当不再让西贡对美国的谈判立场有"否决权"。否认在其领土上驻扎有美国军队的政府对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个政府的自信心、合法性以及生存能力毕竟是这场战争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我们对它施加的压力超过了它能承受的极限并使其垮台，我们实际上就是按照河内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美国对西贡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作为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回应，西贡政府做了显著的努力来扩大它的基础，并同意和共产党进行政治竞争。西贡的政治比美国批评者们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复杂，也更动荡不安--而且从人性上讲，西贡政府比北越那种冷酷无情的集权统治要优越得多，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唯一的与之竞争的候选者。过于攻击阮文绍并非是对具体改革的鼓吹，实际上是逼其让位的托词。 后代的人们很难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1969年7月2日，纽约的反战妇女销毁了档案材料。7月6日，"妇女为和平而斗争"的组织飞到多伦多大学去会见越共的三名女代表。两个城镇的市长向总统请愿，要求停止把他们的青年派去越南。7月15日，示威群众向刘易斯堡发动了一次模拟入侵。五角大楼前每周都有示威游行，示威时还要做出把鲜血洒在道路上的举动。8月14日，檀香山一个基地的12名青年士兵到一家教堂去寻求庇护，以此来表现"对美国军事制度中所具有的所有非正义提出强烈抗议"。一个被叫作"支持越南和平的企业管理者"的团体8月28日来到白宫，通知政府"蜜月已经度完了"。当尼克松1969年8月来到西海岸时，人们在他位于圣克利门蒂的度假寓所前面一再举行示威。9月3日，一批超过225人的心理学家在白宫外举行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指出这场战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疯狂行为"。抗议者在公众集会上宣读阵亡者的名单，并且把名单塞进"国会记录"里。不少前任政府的官员非常热衷于参加这些活动，即便他们宣读的那些已经殉难的将士名单大多来自他们在职时。在整个8月间，抗议运动的领袖宣布，从10月15日起要举行一系列的每月一次的示威活动给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暂停正常活动"。新闻媒介明显地而且一般都是以赞许的态度报道了所有这些活动。 当暑期将尽，学生们回到大学，国会休会完毕之际，抗议的步调就更快了。连胡志明9月3日的去世也被说成是为结束巴黎谈判僵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好机会，尽管我们手中的证据恰恰表明相反的意见。让我们提出停火建议的呼声此起彼伏，以表示对这位曾使我们备受折磨的领袖的敬意，并且希望永久停火，就好像河内会听任它一直以来反对的安排一样。事实上，我们在河内举行胡志明葬礼的那一天实行了停火，当然，我们的对手并没有将停火延长。 9月3日，缅因州的参议员艾德蒙德·马斯基抱怨尼克松总统的结束战争的计划"太过含糊"，他还质问尼克松事实上是在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还是要谋求军事上的胜利（"胜利"已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汇）。9月5日，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和盖洛德·纳尔逊建议总统应利用胡志明去世的这个"好机会"来主动提议结束战争，虽然他们并没有描述这个好机会包含些什么内容。9月6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9月25日，也就是尼克松宣布再撤出4.05万军队的一周后，纽约州众议员阿拉德·洛温斯坦宣布了一些计划，以动员公众的支持来发动另一次"打倒约翰逊"式的运动，这次打倒的目标就是尼克松。在同一天，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古德尔宣称，他将在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在1970年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国所有军队。 在10月15日"停止正常活动"的行动日益临近之际，国会两党的批评者叫嚣的声音越来越响了。10月2日，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要求总统提议就地停火。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同一天也表示赞同古德尔的建议。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在10月3日要求政府停止盟军的攻势行动，只要敌军不乘机利用这个局势--这是过去开始谈论停止轰炸问题时所提出的同一个方案。在9月24日到10月15日期间，国会提出了11项反战决议案。其中包括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和弗兰克·丘奇要求制定立即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的时间表，参议员雅各·贾维茨和克莱本·佩尔要求在1970年底以前撤离作战部队的决议案，还要求撤销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的1964年东京湾决议案，根据此决议案美国第一次向越南派出作战部队。10月9日，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要求无条件撤军越南。10月10日，79位私立学院和大学的校长联名写信给尼克松，强烈要求制定一个明确的撤退时间表。10月14日，北越总理范文同给美国反战抗议者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对"暂停正常活动"这一行动的敬意，他赞扬他们的"斗争"，并认为"这一斗争崇高地体现了美国人民……越南人民和美国进步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合理而迫切的要求，这一斗争必将获得彻底胜利"。 10月15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暂停正常活动"的示威活动。有两万人在纽约的金融区举行了集会并聆听前总统约翰逊的助理和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的讲话，他要求尼克松总统对公众的反战情绪做出反应。3万人在纽黑文草地集会，5万人在白宫视线之内的华盛顿纪念碑广场集合。在纪念碑前举行示威之前，数千人手执蜡烛巡游全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对参加庞大集会的群众发表讲话说，尼克松总统由于"人格局限性"而没有能力结束战争。波士顿示威的规模看来是全国最大的，那里有10万人集合在公众广场上。所有这些示威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人民确信美国政府是实现和平的障碍，认为政府需要的不是一种体面和平的方案--这已经成为人们自鸣得意加以嘲笑奚落的概念--而需要有人给它指明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这种情况下，即便和实质的道德缺失无关，但在美国刻板思想的影响下，这个问题被简单地定义并误导为：谁要是支持战争，就是崇尚轰炸本身，谁要是反对战争，就是反对轰炸。 在这样的氛围下，两方面的沟通就断绝了，一方面来自继承了这场战争的政府，而且这是一个从任何合理的尺度衡量都是在尽力结束战争的政府，另一方面来自那些过去曾认为总统职位和美国的国际角色对他们利益攸关的人们。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曾在战后保持了伟大首创精神的领袖锐气受挫。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吹响复活的理想主义号角为开端，却以暗杀、种族冲突、社会动乱和激进的政治生活为结局，致使十年中人们的失望情绪升至顶点。越南的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派改良主义干预学说和学院派逐步升级理论的产物。这些崇高的愿望一旦破灭，就会使人们的自信心遭受损害，这样一来各权势集团便没有了根基。那些曾经在其启发下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领袖，就会因学生运动陷入深深的不安。这些来自中产阶级的青年男女--毕竟是他们的孩子们--所攻击的不仅是政策，更多针对的是生活方式和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现代精神病学和激进的中上层阶级的时髦言论助长了青年们的负罪感，在这些感受的激励下，这些青年成了一个单纯信仰传统美国价值的时代终结的象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长辈的不安全感把逐渐成熟的青年人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激愤和全国性的创伤。 还有另外一些与美国政治结构相关的原因。越南战争使林登·约翰逊和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倒台，这不是因为整个国家已经转向了反战（反应大多数人观点的支持华莱士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不是赞成干涉，就是保持沉默），而是因为这场战争使他们的权利基础民主党分崩离析。民主党一旦退出白宫，他们就会发现在越南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和党的总统的做法非常吸引他们。那些虽然反对战争但勉强支持约翰逊和汉弗莱的人们，不再受到对党忠诚的约束力。在约翰逊政府期间，共和党右翼对越南军事战略问题并不表明态度，如今理查德·尼克松却得以同右翼就一项撤退计划和一个难分胜负的结局达成谅解。如果是民主党总统，就很可能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这样，就没有什么保守派的抗衡力量来对抗这些越来越刺耳的抗议声了。在尼克松的要求下，1969年我问过我的朋友威廉姆·巴克莱，看他是否能在坚实的政策后帮助调动保守派的观点。"不，"他回答说，"马匹已经从畜棚逃走了。"尼克松稳定了右翼的情绪，使抗议运动从约束力中得到解脱，美国政治的重心也因此决定性地转到了反战的一边，即便公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观点。 尼克松政府所遭遇的新挑战与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遇到的很相似：在不使国家其他职责瓦解的前提下撤军。这点对美国来说甚至更为重要，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美国的自信和可信度。但是就遭受到的反对势力而言，戴高乐比尼克松要幸运一些，因为反对势力是那些要求取得胜利和认为他让步太多的人。这就使他在对付阿尔及利亚叛乱者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那些叛乱者必然认为代替戴高乐的力量只会比他更遭。相比而言，尼克松的反对派来自那些要求我们更快地撤离战争的人们（即便不是要我们兵败而归），这就破坏了我们讨价还价的立场。河内将会从尼克松政府国内的分崩离析中渔翁得利。所以--即便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公众的绝大多数仍是期望体面地解决问题，并且坚决反对俯首投降--美国政治的势头仍沿着单边让步的方向发展。因为尼克松政府四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并取得一项妥协解决办法以及在不稳定的时政中找到了让越南存活的真正的时机，实在是了不起的政治壮举。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国内公众的骚动情绪触动了尼克松最深切的痛处。他已经主动扭转了前任的方针，他已经撤出了一些部队，而且已经使战争降级--所有这些步骤都是由权势集团促使他为之的。对于他们，尼克松既羡慕又不信任。他非但没有得到赞扬，反而受到斥责，责怪他没有沿着这条路更快地前进，而这条路对他的前任来说甚至不敢迈出一步。不需花大力气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他面对的不是政策上的分歧，而是自从阿尔杰·希斯案件以来一直寻机搞垮他的自由派，还有那些再一次联合起来的报界和权势集团的夙敌。尼克松生性不能了解青年人的激烈情绪，尤其是大学生们。他靠自我奋斗读完了高等学院和法学院，因此他认为学生们应该对接受高等教育怀有感谢之情。如果他面对的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政治决战，而不是一次外交政策辩论，他相信他能靠过去全部的奋斗手段而获得别人公正的评价。在国际事务上，尼克松对微小的意见分歧都是敏感的，他还善于运用和解和妥协的办法。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他是一位有胆量的斗士，他毫不怀疑地使用总统的权力--的确有许多证据--他的前任们也同样如此。 尼克松从不能超越他的怨恨及其复杂性，但是他也从未由于其前任留给他的任务之艰巨而从他的批评者那里获得过同情。在双方的互相抱怨之中存在着一种自我满足的愚蠢：尼克松相信自由派合谋反对他，批评者们认为尼克松政府决定继续战争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缺失。 我赞同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但是由于我的背景不同，所以我对抗议者的态度与尼克松不同。他把他们看作是必须战胜的敌人，我却把他们看作以前和我有分歧的学生或同事。我理解抗议运动中并非激进派人们的良苦用心，从人性上讲，我和他们中某些人的意见很一致。但我坚信他们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偏执和自以为公正的想法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内的安定团结是极其危险的。我试图保持政府和其批评者们之间的对话，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同这些反战组织会谈，尽管遭到尼克松的国内政治顾问们的反对，尤其是霍尔德曼的反对。我的主旨是始终如一的，即战争的结束必须是一种政策行动而不是对示威游行的回应。悲剧在于政府和其批评者们彼此都可能挫伤对方，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能达到双方所渴望达到的目的：早日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在整个期间，河内一直袖手旁观，冷冷地看着美国如何同它自己，而不是同它的对手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