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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尼克松对北越新的进攻做出的反应是，在圣克利门蒂白宫宣布他在返回华盛顿之前，不会考虑下一次撤军的问题。这次在巴黎的北越人的反应异乎寻常的迟疑。我们明显推迟单边撤军的举措使河内举棋不定--这暗示出它对美国军力十分重视的态度，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如果国内局势允许我们继续显示出更为坚定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发生。但是国内局势并非如此，虽然尼克松的决定完全符合他在3月份宣布的随后又经常重申的撤军三原则（缩减敌人的活动，推动巴黎谈判进展，改进南越部队军力）中的两项，这个决定还是在国会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8月25日，胡志明回复了尼克松总统7月15日的信（实际上，这封来信是8月30日收到的，也就是胡志明去世的3天前）。胡志明的信对尼克松开头的称呼"亲爱的主席先生"毫无响应，反而以十分专横的方式重申了北越的公开立场： 我们越南人民热爱和平，那种获得独立和真正自由的真正的和平。为了保卫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神圣的民族权利，他们决定不怕牺牲和艰难困苦，义无反顾地抗争下去。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和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的十点方案中所提出的全面解决办法，是解决越南问题的合乎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基础，它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你的来信中，你表达了为谋求公正和平而采取行动的愿望。为此，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战争，并从南越撤军，尊重南越人民和越南民族在不受外国影响下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这才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正确态度。 胡志明的回信再一次表明，只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河内才会满意。它指望使美国疲惫不堪，它不允许谈判显现出任何的"进展"，因为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笼络公众舆论。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本应该是停止撤军，但是到现在，撤军本身的势头已经非常强劲了。我们总是事先向公众宣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削减兵力的数目，每当这个期限快要到的时候，部分来自公众，部分来自官僚制度内部的压力就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大。8月23日，对河内好战态度的回击是最后一次试图停止撤军。莱尔德已经开始深信只有靠单边撤军才能使战争成效稳定持久的这种似非而是的论点了。 9月12日，在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下一步裁军的会议上，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辩了。9月16日，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在12月15日之前，军队的最高限额再减少4.05万人。已被批准的最高裁军限额总数已达6.55万人，这个数比罗杰斯在年初为使公众相信我们对结束战争的认真态度而认为的必要的裁军人数还要多出1.5万人。在9月16日宣布后，撤军已经变成不可遏制的了，此后总统再也不放过每一阶段撤退结束时，宣布下一次的撤军数字。河内就要在没有采取任何互惠行动的情况下实现它的第二个目标了：铁板钉钉的停止轰炸正在把我们引向单边撤军。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很长的路：我们接受了全部撤军，我们已开始单边撤离越南，我们也已经使军事行动降级--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得到对方一丝一毫的反应，也没有让他们减轻抵抗的行动。 在9月12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越南问题的会议上，我没有更多地参与讨论，但在会议结束时我发表声明说："我们需要一个结束战争的计划，而不是仅仅撤离军队。这才是人民所考虑的。"在会议两天前，我曾向总统递交了一份个人的备忘录，对越南化的一些设想提出了疑问。撤军对美国公众而言就像是"咸花生"--我们撤离得越多，公众就更加盼望我们撤军，最后导致他们要求我们也许在一年之内（事实的确如此）就得撤离所有军队。我辩白说，我们的军事战略无法迅速奏效，以抵挡舆论的侵蚀，我预计（而且不幸被我言中），河内有可能会等到我们完成了大规模撤退之后再发起一次总攻。简而言之，越南战争越南化的政策不能奏效的话，我们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因此，在策划万斯行动计划的时候，我已经制定了一项实现和平的详细计划，在9月和10月间，我又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以探究如果谈判失败我们可以选择的军事行为。 这项计划定名为"鸭子上钩"，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项向北越港口布雷以及为期四天的摧毁29个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的计划。如果河内不肯继续严肃谈判的话，这项计划还预先制定了对其进行48小时到72小时的定期空袭方案。预定的行动日期为1969年11月1日，这是达成停止轰炸谅解的一周年的日子，这个谅解曾经向我们保证进行"迅速而有成效的"谈判。 显而易见，我们政府对这项预期计划不会达成一致意见，来推动实施这样一个大胆的方针，而且，总统显然也没有将它放在心上。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大门还都没有什么张弛变化，欧洲盟国肯定也是反对的。强调军事解决的方法还要承受被美国国内孤立的风险。在那些试图强迫我们同河内摊牌的令人不快的反对派和国内的骚动面前，尼克松从不先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方案。10月17日，在这种氛围下，我建议总统，在他能对本年余下的时间中北越的渗透速度做出估计之前，暂时不考虑采取这个计划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的手段。"鸭子上钩"计划中所隐含的策略本来和渗透速度没有什么联系--事实上，根据我的预测，只有在我们进一步裁减军力时，渗透才会加快。这个计划本来应当主要是同谈判进展情况联系起来。。 我对坚持战争越南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反映出既要对付北越军队，又要对付国内批评者这样一种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些批评者中有很大部分都强烈反对采取前后一致的策略。10月30日，我又给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对越南化的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假设再次提出了我的怀疑： 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越南问题的方案在大肆吹嘘之后都相继失败，因此我认为我应该扼要地向你提出我对于构成越南化策略的那些假设所怀有的疑问。如果要相信这一策略是可行的，我们就必须对若干因素做出有利的假设，我们也必须相信河内也愿意接受这些假设。 美国对越南化成功的估计--以及河内对他们的战略成功的估计--取决于我们各自做出的判断： --对于我们以任何形式继续作战，公众反对的步调（过去的经验表明，越南化将不会使反对的步调放慢下来）。 --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美国政府维持其纪律的能力（由于公众压力的增长，你可能要面对日益增长的混乱局面，向新闻界泄密的事件也会增多等等）。 --南越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实际能力取代美国撤出的军队的实际能力--在物质和心理双方面（在这方面缺乏确凿的证据，不过这件事情本身和过去的经验都说明，乐观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的现实情况。 --河内目前的损失程度对它今后作战能力的影响--指的是军事干部、政治基础等方面的损失（同样，证据也是不明确的。关于取得进展的报告涉及的大多是美国部队在治安方面的进展--而不是敌人的政治实力遭到长期的削弱）。 --越南国民政府（西贡政府）从它当前的绥靖行动中有多大能力获得扎扎实实的好处（有关进展的报告多半也是属于在美国保护下社会治安方面的进展）。 因此，我们越南化的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利的假设上，这些假设也许并不正确--虽然根据当前的分析，没有人能够肯定这一点。 这份备忘录预见了许多后来发生的复杂的情况，它注定会成为枝节问题。在华盛顿，想法不会出卖它们自己。不愿意和他们对抗的备忘录的作者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文字语句更多地变成了追溯既往的文件，而不是实际的行动指南。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在越南问题上的解决办法只有单边撤军、战争升级以及越南化这几种可以选择，而这些都是没有经验可循的新问题。比我们现有撤军速度更快的单边撤军将会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混乱状态。尼克松拒绝战争升级，原因是这样做有可能要冒损伤美国社会以及其盟国凝聚力的风险。他选择了越南化的方式，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美国的战后角色，或者放弃数百万曾依赖美国的东南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