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越战回忆录——秘密会谈

6月24日，我主动提出通过50年代前法国驻河内总代表让·圣特尼，再作一次谈判的尝试，此人对北越人的性格禀性非常熟悉。7月15日，圣特尼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总统。像许多曾在印度支那工作过的法国人一样，他认为我们的事业毫无希望。和他的同胞所不同的是，他明白体面的撤军对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国民而言有多重要。我并不怀疑他将向法国政府报告和我们的接触。这倒是其次，因为了解这一情况能使法国得到的不只是单方面的好处--这既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又不影响政策。我相信圣特尼对自己所答应要做的事情是讲信用的，也是可靠的--他和他的妻子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同样也深得北越人的信任。对于一个中间人来说，不能期待比这更多了。圣特尼表示他愿意访问北越，并带一封信去。他还建议说，在黎德寿下次访问巴黎的时候可以安排我和他举行会谈。 尼克松选择了前一种办法。尼克松给胡志明起草了一封密信，准备让圣特尼在河内亲手交予此人。这封信强调我们致力于谋求和平的决心，还表明我们愿意在讨论我们计划的同时，也讨论河内的计划。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在会议桌上朝着尽早解决这场战争悲剧的时机已经到来。你会发现，我们在把对和平的企盼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是急切而开明的。让历史记录下来：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双方都在积极面向和平，而不是冲突和战争尼克松7月15日给胡志明的信以及胡志明的回复是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就越南问题发表演说时由白宫发布的。。 但是北越人拒绝给圣特尼发放签证，这封信就只好交给了河内驻巴黎的代表马文保。我们下决心在做出任何决定以前要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是我们要求圣特尼给我安排一次会见北越谈判代表的机会。 7月底，我陪同总统踏上了巡访世界的旅途，从"阿波罗11号"在大海中溅落的时候开始，我们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在总统回国时，我同总统一行分开，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我的秘密会谈被安排于8月4日在圣特尼的寓所进行。我后来才得知，黎德寿已经离开了巴黎，和我会谈的人是河内参加和谈的全体会议的全权代表春水。这样一来，会谈的内容准保是过去大量发表过的老一套言论，别无他物。因为春水只是一位执行人，而不是决策者。他代表的是外交部，而不是共产党，河内派他来只是来声明曾在公开会议上宣读过的官方的主张。春水本人思想敏锐，一副菩萨面孔，即使在发表一些最令人激愤的言论时也是面带微笑。他没有谈判的权力，他的职责就是进行心理战。当河内想要认真对待会谈时，它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黎德寿就会从北越赶到巴黎。这个人也只有在你荒唐的想象中稍稍灵活些。但是他至少是有权威的，而且最后结束谈判的就是此人。 我和我的同事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了圣特尼的公寓，圣特尼把我们带到了起居室，并让我们用点心和饮料。他的公寓中还有一些他收藏的有价值的古董。"我希望如果你们彼此意见不合时，不会互相扔这些坛坛罐罐。"圣特尼不动声色地说着，然后就告辞了。 春水和马文保准时到达。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美国人背对着里沃利路，让越南人面对蒂勒里花园。就像我后来的会谈一样，他们表现出的尊严和不声不响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里坐着的一行人只是偶尔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而且要由他们从事的许多种斗争的需要来决定。但是，他们毕竟是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代表进行会谈，却能表现出头脑敏锐、纪律严明，而且有极强的耐心。只有一次--由于1972年春季攻势最初的胜利而使（他们）态度变得傲慢起来--除此之外，他们一直都是彬彬有礼的。他们从不显露出过分的热心，他们也不让自己显得慌乱。他们是从事政治斗争的专家，决心只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动，而不被别人的雄辩所迷惑，或者被急躁的情绪所驱使。他们把美国的让步当成他们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受，而不承认要有什么适当的回报的义务。他们认为妥协就是承认了自己的虚弱，只有他们对河内的自身利益所作的估计才能打动他们。他们对自己没有一点自我怀疑，他们永远不会让自己因反方的争论而有所摇摆，甚至受到影响。他们的目标是掌握南越所有的权利，或者至少取得这样一个结果：使他们的敌人气急败坏到在下一回合交手中自取灭亡。只是在1972年复活节攻势全线崩溃使他们精疲力竭后，他们才改变了一心谋求胜利的企图。 在一阵寒暄之后，我就转入会谈正题。我表达了对越南人民的勇气和经受苦难的尊敬，以及美国真诚地希望寻求一项无损于双方自尊心的解决办法。可是事实上，从停止轰炸时开始举行的谈判到11月1日就要将近一年了，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已摆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但并未得到回报的姿态：我们已经停止派遣增援部队，我们已经宣布单边撤军2.5万人，我们还做出了进一步撤军的计划。我们已经接受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可以有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自由选举，可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说，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尽可能高的级别上和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提出建议，让我们双方做出巨大努力，争取在谈判历时一年之前--也就是在11月1日之前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准备讨论民族解放战线的十点方案，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如同雕刻在石头上，没有任何谈判余地的十诫那样的建议。就长远来说，我们不能容忍在每次会议上都受到这样的待遇，就像小学生参加考试一样，考察我们对河内的正式立场了解到怎样的程度。 我提议加紧谈判并努力寻求民族解放战线的十点方案与尼克松总统5月14日的八点计划之间的共同立场。具体来说，作为双边撤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准备毫不保留地撤出它所有的军队。我们准备接受任何自由的政治进程的结果。我们知道，双方都不期望在会议桌上放弃它不曾在战场上让步的东西，我们相信公正的进程必须符合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现有的平衡。成功的谈判需要双方都认识到，不能够乘其不备击败对手。与此同时，如果在11月1日以前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后果严重的举措尼克松在他的环球访问旅途中向许多东道国政府，并向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期望他们会将这些警告传给河内。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但是当时并没有制定出若是没有进展，怎样把这些威胁付诸行动的计划。。 春水不动声色地聆听着，没有做出丝毫暗示的表情。事实上，我已经提出了美国最全面的和平方案。按照北越人的谈话习惯，春水提出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特别是加强谈判的程序问题，然后就发表了一个长篇独白。他首先追述了越南几个世纪以来为独立而战的史诗，这是我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又听了许多遍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追忆历史已经成了一种仪式，就像饭前祈祷一样--只不过要长得多。越南人如何击败所有外来者的这段英雄史诗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很令人感动，虽然在多年不断的重复后，这篇冗长而枯燥的故事已经成为对我自控能力的一种考验。大约45分钟后，他转入实质性的谈话，春水否认了我所指出的十点方案像是十诫的说法，说它们只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基础和有现实意义的基础"--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缺乏洞察力思想的我尚不能领会的。 据春水说，存在军事和政治两个问题。军事解决方案是美国以及北越人所谓的"卫星国家"的部队（盟国部队）全部撤离越南。他指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还说得不够明确--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提出美军无条件撤军的时间表。政治解决方案是需要阮、其、香（我们盟国的总统、副总统和总理）下台并建立一个由共产党临时革命政府1969年6月以后，"临时革命政府"就成了民族解放战线的正式名称。及西贡政府的其他人员组成的联合政府，只要这些人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春水表示，军事和政治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不解决，另一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换句话说，即使美国单边撤军也不会使战争结束或者释放美国战俘。 河内继续坚持要美国罢黜现存的政治实体，这个由于美国的撤军和罢免其领袖而变得十分虚弱的政府。如果美国没有实现这一政治变动而只是厚颜无耻地撤军，战争就要继续下去，而美国的战俘也会继续留作人质。多年以来，尼克松政府的立场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双边撤军到单边撤军，从留守部队到全面撤军，但是河内从未作丝毫让步。在美国实现显然是河内自己无法再相信自己可以实现的目的之前，美国既得不到和平，也不能接回战俘，这个目的就是推翻西贡的政治实体。这个过程越长，国内的反对派指责美国不妥协的呼声就更多。 春水和我重新陈述了双方既定的立场，虽然态度缓和了些，但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同意双方都可以自由与对方接触，并且同意应该举行一次会议。春水表明，河内不喜欢其他国家来做中间人，而且要求我们指定一位美国人，并通过这一渠道来接受或传递信件。我指定韦尔农·沃尔特斯将军，他在巴黎是美国国防大使随员，也是这次会议的翻译。我给驻西贡的邦克大使发出了一份会谈摘要，以便让他通知阮文绍总统，中途岛会谈后阮总统有权了解这些秘密会谈。虽然洛奇大使不在巴黎，但我还是对他的副手菲利普·哈比卜作了简要介绍。 这条新建立的渠道到1969年以后就没有再使用了。两天以后的8月6日，共产党对金兰湾发起攻击，对这场进攻，我们进行勉强的解释认为它很可能是同春水会谈之前就已经策划好的。然而到8月11日，共产党又进攻了一百多座城市、乡村和穿越南越的基地，八周的战争间歇就此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