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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尼克松政府在位刚两个月，我们就已经遭遇到了北越的进攻，美军伤亡人数将近2000人。几周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例行的完全陷入僵局的谈判，而且我们也同意举行秘密会谈，就河内提出的美方单边撤军和推翻我们盟友政治实体的问题进行磋商。而其中恰恰忽略了如何使军事行动降级的步骤问题。 到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美国的谈判资本，我向尼克松建议让事情转到外交决策的步骤上。意思就是，授权给一位高级官员，让他去同河内进行全面的谈判。在确定人选时，尼克松曾暗示过，设法让苏联卷入到结束越南战争的局势中来。现在是我们打出苏联牌的时候了，我们授权一位代表赴莫斯科，和苏联一道与一位北越高级特使进行公开对话，主要就限制双方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我推荐赛勒斯·万斯执行这项任务。 我曾在万斯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见过他，后来他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务卿。此人曾是纽约某大公司的律师，举止从容，语调温和，受人尊敬，他总能谨慎细致地执行他的任务，向他的委托人提供明智的咨询意见。在他稳重克制的行为举止下，还有一种激情在闪光，这种特质不仅影响过他的交际圈中人士，而且也与这些人现在广泛持有的自由进步的观点协调一致。在巴黎代表团中，他和他的主管哈里曼一样，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969年2月19日，在万斯告别巴黎和平谈判的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职务后，尼克松给他发去了一封热情的感谢电报。 尼克松曾指示我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会晤时，要强调指出美苏关系的根本改善必须以美苏合作来共同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为条件。多勃雷宁总是避而不答，声称苏联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我们试图将这个目的与苏联所感兴趣的谈判内容联系起来--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局势以及扩大经济关系等。但是我们从未对苏联提出过在越南问题上的全面建议。 3月18日，我和万斯见面，想了解一下他是否愿意接受前往莫斯科的使命。在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同时，还要万斯私下会见北越的一位高级代表。他被授权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迅速进展，同时使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第二天，万斯提出了几个明智的问题：怎样使在莫斯科举行的两项谈判内容联系起来？怎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两项任务？如何使他关于越南的会谈对负责进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人员保密？ 4月3日，我向总统正式提议派万斯执行这次任务。巴黎举行的谈判已经出现了僵局，我们不得不说服美国公众，我们是急切希望解决战争问题的，但对河内我们却又不能表现得太过急切，以至于他们会通过拖延时间来击败我们。美国政府必须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以确保我们用同一口径发言，我们的行动要有充分的技巧性，以避免我们祸起萧墙。和西贡的关系要足够密切，使河内不能期望通过谈判来瓦解南越政府的士气。我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同时实现这些条件。预算的压力和单边撤军计划势必会减少我们的军事行动，对敌人采取相应行动我们更不抱太大的希望。内部的纷争使我们在谈判中不大可能提出前后一致的策略，或防止我们在两种极端不同的意见中举棋不定。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尼克松同意了我提出的和多勃雷宁多接触的建议：总统准备在广大范围内改善美苏关系。但是越南战争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为了打开这个僵局，尼克松准备派出一个由赛勒斯·万斯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赴莫斯科，以便在限制战略武器原则上达成协议。在莫斯科期间，万斯也将被授权会见一位北越的谈判者，就军事和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在军事方面，我们建议停火以及双方共同撤军；在政治方面，我们提出，如果民族解放战线放弃使用武力，它可以在国际监督下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还要就五年之内南越保持分立和独立地位达成协议，五年之后，再就统一问题另行谈判。总统计划用六周的时间达成所有协议。如果万斯的行动取得积极的成果，总统还将考虑举行"甚至更高层的会谈"（那就是说，可能是首脑会谈）。万斯是此次活动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将小心从事，并努力获得两党的支持。 这些和平条件远远超过了大部分鸽派曾讨论过的任何主张。它包括了停火--当时五角大楼对此表示反对，它还接受全面撤退（不留任何留守部队），它也认同了民族解放战线在西贡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但是，我们仍未了解到河内领袖感兴趣的是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停战，是实现政治统治，而不是一个能参与自由选举的角色。至少他们希望在莫斯科进行的是一次在苏联的监护下，和中国取得更紧密联系的谈判。 4月5日上午，当我和总统在比斯坎湾谈话时，他对这项他所谓的"万斯计划"能否取得成效产生了怀疑。不过，他在文件边上亲笔作了一些批示，把期限延长到两个月，同时在对苏联提出的经济合作的前景上，表现出比我的草案更直截了当的态度。 我采用了一种后来我经常使用的技巧，我让多勃雷宁自己看这些谈话要点，连同总统的签名和亲笔批示的部分。多勃雷宁作了大量的笔记，并时不时停下来要我给他解释。等他全部看完后，他问我，我们是不是把越南问题的解决当作在中东问题、经济关系问题和战略武器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条件。我回答说，我们是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会谈的，但是如果越南问题不成为障碍，有关这些问题的会谈会进展得更迅速。如果找不到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那将会造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 多勃雷宁滔滔不绝地强调说，无论越南发生什么，莫斯科都愿意和我们展开谈判。他推测中国正企图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制造冲突，他还补充说，越南战争升级将只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说，情况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同我们有共同的义务来避免使事情复杂化。多勃雷宁告别时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 然而我们却没有收到来自莫斯科的任何答复--没有拒绝，也没有邀请，甚至连一个拖延应付的回复都没有。我后来听到多勃雷宁谈起对万斯任务的建议，已经是八个月后了。那是12月22日，在一次讨论全球局势的过程中，他对我说，莫斯科曾尽力帮助万斯，但是河内拒绝谈判，除非美国事先同意南越成立联合政府。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意说不。我冷冷地回答说，至少应该按程序做出某种表示。 万斯行动计划的失败证明莫斯科不愿意在与河内的关系上冒险--作为全球共产主义的领袖--去做让战争停止的事情。事实上，其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在苏联的监护下，河内不会约束自己在莫斯科的谈判行动自由，也不会让莫斯科去牺牲掉超级大国之间的利益，这样的风险太大。 1969年5月8日，在巴黎谈判的第16次会议上，河内实际上回应了万斯行动计划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共产党夸大其词地提出了一个包括十个内容的和平方案，用一种惯常采取的最后通牒的方式，列出了美国为结束战争"必须"为之的十件事。他们要求美国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单方面地撤军，取消南越政府，并由美国来赔偿战争损失。他们提议由一个包括"所有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代替南越政府，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听起来并不合理，许多容易轻信的美国人认为它只不过是让共产党人参与西贡政府。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深究其意，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党给他们自己保留了最终解释"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权利。在四年的谈判中，河内从没有指派过单独的一人愿意接受这个考验，哪怕是从西贡政府中最直接的对手中选择。十点方案能起的作用是推翻南越政府，并同时让我们全面而无条件地撤军，然后再与我们串通起来，迫使剩下的非共产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将包含民族解放战线和共产党单独确立为可接受的任何集团。而且这个联合政府又只是临时性的，南越的政治结构要由非武装的共产党占绝对优势的联合政府同在河内军队保护下的全部由共产党组成的民族解放战线之间谈判来定夺。这就是河内对于"公正"的政治解决所下的定义1971年7月，我和河内共产党政治局的黎德寿一起，查阅了一张西贡政界人士的名单，包括所有反对派领袖，在经过是否支持"和平、独立和中立"的这项提议的考核上，这些人有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结果没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标准。。当共产党在1975年接管西贡后，并没有成立任何的联合政府，事实上，就连民族解放战线也被排除在外了。 多年以后，这项提议被描述成了"错失的良机"，在做出额外牺牲的四年后，这些最后被接受的条件同样被描述为"没有必要"，再没有对其进行认真的检验了。巴黎的条件非常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个章节详细描述，在那些条件中，提出了停火和继续保留阮文绍政府的建议，还要越南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离，允许美国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并保持对西贡的经济援助，禁止北越向南越渗透和增兵。 没有一位负责任的总统能接受全部单方面撤军的军事条件。在北越军队撤离后以及游击战"减退"后，约翰逊政府的官方立场才同意美国撤军。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给新总统留下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美国留守部队的人数升至26万人。在几十万北越军队和南越游击队缺席南方任何政治构架的情况下，美国在将近100万的被共产党的背叛所激怒的南越部队的包围下，如何完成54.3万人的撤军行动呢？北越甚至不愿意在十条中加上停火的建议。这实际上是一条把美国的部队变成人质部队的建议，以便能敲诈赔款，并勾结河内达到推翻由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帮助建立的新政府的政治预谋。 这一建议就其内容而言是片面的，语气是傲慢无礼的。但是这起码是一项由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计划，尽管在本质上是极端的，也足以让国会、新闻媒体和公众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个"良机"。如果我们不想招致两面夹攻，显然就需要制定出明确的立场。4月25日，我要求总统注意北越谈判代表春水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尼克松政府有一个更好的和平计划，像它使人相信的那样，为什么不把这个计划公之于众呢？" 5月14日，尼克松在全国电视讲话上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越南政策的依据、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及一项新的具体的谈判建议。他回顾了他就任总统以来四个月的工作：使敌人攻势受挫、改善了和西贡政府的关系、加强了南越的武力部署，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了一个统一明确的谈判立场。 尼克松提出了八点计划，代表了美国谈判立场上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他放弃了马尼拉方案（河内先于我们六个月撤退），并提出了采取同时撤军的办法。然而北越人的撤军可以是事实上的撤军（通过"非正式谅解"实现），而不一定是河内公开承认其撤退我在他讲话前的白宫背景情况介绍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在那里驻有部队，只要他们确定这些部队离开那里，我们就接受那种保证南越不再有任何北越部队的监督措施。"。美国同意让民族解放战线参与南越的政治生活，南越保证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并接受选举的结果。总统提出了一个撤军的时间表，并要求在国际监督下实现停火--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在民主党会议上被推翻的鸽派政治纲领。简而言之，5月14日的讲话提供了每一种机会来试探体面的政治结局的种种可能性，它唯一没有满足的是共产党人的必要条件：美国军队的无条件撤离和建立一个美国人承认的由共产党统治的政府。 最初，春水做出了相对温和的反应，他微妙地指出民族解放战线的十点和总统5月14日讲话中的八点存在"一致之处"。但是在正式的谈判中，他强硬地拒绝再讨论它们。不久，谈判又回复到北越毫无结果的重复其标准立场的状态--僵局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