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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太可能再找到两个国家像美国和越南一样无法互相了解。一方面，越南的历史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在一起，产生了几乎是病态的猜忌心理和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思想。这种状况又和法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笛卡尔哲学的逻辑掺杂在一起，生成了一种使人极为不满的教条主义模式。北越的每一条建议都被当成唯一合乎逻辑的真理而提出，每一项要求都用命令的语气来陈述（美国"必须"）。到了1971年，我们对此已经相当适应，以至于当北越用"应当"这个词代替了"必须"时，我们认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美国人相信亲善政策的功效和妥协的重要性--而这些品质可能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所蔑视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代言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秀的道德观念。 但是基本问题比这个还要深刻得多。北越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进行一场生死战争，他们将谈判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他们而言，谈判是一种武器，它能耗尽我们的精力，使美国同南越盟友分裂；它还能通过暗示表明，由于美国政府的愚蠢或顽固不化而使某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告吹，从而达到离间美国公众舆论的目的。北越唯恐尼克松政府用谈判的事实来取得公众的支持，在表述公开言论时，他们不愿进行哪怕是一点妥协，因为任何"进展"都能激励美国继续下去。他们更愿意进行秘密会谈，因为这使他们有机会来侦察局势并随时进行调节，而无需为出现"进展"而付出代价。当他们解决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动机是要在美国国内激起最大的反响。停止轰炸刚好是在1968年的选举之前实现的，目的是为了两位总统候选人相继对此做出保证。谈判会议的问题刚好是在尼克松就职前解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新政府就职伊始就获得"成功"而赢得更多拥护。在整个战争期间，北越人对美国的到访者，尤其是那些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都表现出十分通情达理的样子，对待这些人极为彬彬有礼，还对他们讲出一大堆带迷惑性的暗示语句，这些话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种解释能像到访者所认为的那样清楚、肯定。这些话语经不起严肃讨论的考验。 巴黎谈判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会议室内，北越人的表现就像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在训斥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而对这个学生的评分要看他回答问题的情况，试题的拟定学生根本无权参与，评分的标准完全由教授来掌握；在会议室之外，北越人又给我们制造出了一种印象，谈判就像一部侦探小说，他们提出一些模糊不清的线索，而我们不得不去揣测答案，如果我们猜不中这个谜语，战争就要继续下去，政府就要面临"错过了时机"的指责。我们的许多批评者都进入了这个圈套，在我们的公众辩论中，这种方式很少受到质疑，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河内为什么不提出清楚的建议，为什么他们要用如此隐晦而曲折的手法。当然，当河内最终准备解决问题时（1972年10月），他们拟定具体方案的本领就像他们先前有本领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一样，他们那迫不及待的态度也和他们当初拖拖拉拉的态度一样。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是谈判高手。 徘徊在国内反战的铁锤压力和河内的铁砧政策之间，我们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制定出了一项确定的谈判策略。 但是，基于这个谈判策略的争论却很少有。几个月来，国内一直围绕着马尼拉方案中的撤军政策展开争论，尤其是辩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撤军应该在北越完成了他们的撤军以后进行，还是和他们同时进行。这种辩论真是荒唐可笑，原因之一，河内根本不打算撤出他们自己的军队，原因之二，每一位主要的官员都知道尼克松打算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单方面撤军。由于国内的压力，我们的政策不久就偏离了外交的必要性，任其自身发展了。我们辩论的第二个中心是留守部队的问题。所有政府机构都认为，必须留下实质性的留守部队。不久后，这个争论也因事态的发展和国会的压力而失去了意义。 我们辩论的第三个中心是单方面使战争降级的问题。国务院和参与巴黎谈判的人员都主张由我们提出讨论减少B-52的空袭，减少美国的攻击行动以及减少使用大炮来进行阻击的问题。我们驻西贡的指挥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坚持认为这样一来会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从而使他们可以在人口密集地重新集结力量。这在后来也被证实是一场不切实际的争论，因为河内对于军事行动降级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即便是美国单方面采取这一行动--通常是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北越人更感兴趣的是赢得战争，而不是如何使战争人性化。 无论是哪届政府，也无论争执的是什么问题，美国的谈判代表总是希望取得成功。各种各样试图打破僵局的提议包围着华盛顿，谈判者们不厌其烦地主动想出种种方案。他们很愿意妥协，或者至少看上去是愿意妥协的，所以一旦碰到僵局，他们便会烦躁不安。这时候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给另一个立场施压。华盛顿的决定多半是平衡针锋相对的对立意见后做出的，在被要求做出广泛的让步时，这些谈判者就会感到安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持反对意见的人和他们一样，只代表一方面的意见。总统只能在针锋相对的对立面间谋求妥协，而不是真正去制定一项政策方案。如果他不愿意具体控制整个过程的细节，他就得承担每个官僚政治机构自行其是的风险。 巴黎谈判的情况也是这样。1969年2月和3月初，巴黎代表团经常给我们施加压力，为首的是替代了哈里曼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建议和北越人进行秘密会谈。第一次实质性的秘密会谈在3月22日举行，但是它所带来的并非是一次真正的谈判，而是北越要求美方无条件撤退所有美国军队以及解散阮（阮文绍）-其（阮高其）-香（陈文香）政府第一次秘密会谈中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北越谈判代表春水在巴黎对洛奇作了一次毫无道理的、出人意料的发言，他指出，美国不要指望靠中苏分歧来解决越南战争。我必须说明一点，他这点倒提醒了我们注意到以前不曾充分意识到的一些机会。。 政府各部门一直都在提一些无休无止的妥协建议，以期达到他们所能接受的结果。3月8日，罗杰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举行了一次会谈，罗杰斯单方面放弃了把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双轨方案。罗杰斯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愿意同时就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谈判。 莱尔德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个单方步骤。就这个问题举行过几次会议后，4月1日，尼克松发布了一项指示，除了共同撤军之外，禁止任何有关军事行动降级的提议。然而就在这一天，五角大楼公开宣布，基于预算方面的考虑，美国从6月30日起将把B-52的轰炸任务量减少10％。莱尔德私下里给我解释说，在6月30日之后他无法为频繁的出击行动支付费用，而且事实上他保持频繁出击行动的时间比他的前任多出了三个月。总统和我都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一个计划，或者国防部要宣布这么一个计划。 我对B-52出击率是多少才合适并无定论，但即便我们要使行动降级，也应该由谈判来定，最糟糕不过的是由于预算的压力而单方面这样做。 对于尼克松的公众形象，人们形容他是经常向战战兢兢的下属发号施令的帝王般的总统，其实没有比这更歪曲事实的了。尼克松不愿意直接下命令--尤其是对那些有可能不赞同他的人。他很少按照清规戒律来惩戒某人，当他碰到反对派时，他总能设法达到他的目标，而又让那个冒犯者无法察觉。这种间接的方法可能会使他达到目的，但这对保持纪律性和内部的一致性却没有什么好处。由于总统不愿意和他的国防部摆出针锋相对的架势，我就同莱尔德谈妥了一项更加含糊其辞的对媒体的公开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外来军队必须分阶段地共同撤退，才有可能使军事行动减少。在定期审查的基础上，使预算计划数字与这一政策相符。" 但是对外交进程的危害已经造成了。一个记者告诉我，他将减少B-52出击次数看作是对河内和西贡发出的信号，因为"你决不会出于预算的原因而这样做"。他说，河内只会将其理解为美国朝着撤离军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西贡也只会把它当成一次警告，表明美国承担的义务是有明确限度的。他对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只是他错误地认为这是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最后，我们把非做不可的事情当成了主动为之的行为。洛奇大使奉命在巴黎和谈中陈述削减B-52轰炸行动出击次数的事实，作为美方采取的军事降级行动。总统在11月3日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减少出击的问题。不过，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河内的那些不动感情的领袖从没有表示领情，他们不会对已经唾手可得的东西掏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