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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政府接任后本打算结束美军卷入越南战事的局面，但是，很快我们也陷入了令前任政府倍感焦虑的两难局面。对几乎整整一代人来说，自由人民的安全和发展靠的就是美国的信心。尼克松相信对于让前4届政府、5个同盟国家以及3.1万个死去的生命卷入其中的事业，他不能像转换一下电视频道一样，简单地一走了事。不少人力劝他"效仿戴高乐"，但是，他们并未注意到戴高乐花了五年时间，率领他的国民从阿尔及利亚浩浩荡荡撤退的举措是一项政策行为，而不是一次败绩。 这样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似乎更重要，没有一个严肃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允许自己屈从于盛行的揭开美国"威望"、"体面"、"可信度"的假面具的行为。对一个超级大国而言，为了暂时缓和国内的艰难局势，而放任一个小国的暴政，对其弃之不顾，这种方法让尼克松感到由衷的不道德（我也这样认为），这样做也会消解和破坏我们建设一个新的、更和平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努力。很明显，美国人民都想结束战争，但是每一次民意调查以及在尼克松的选举中（还有13％的投票者赞成支持战争的乔治·华莱士），都同样表明了有人也看到了美国的光荣目标，并且不会赞成美国蒙羞。新一届政府不得不既尊重反战派的意见，也得面对少数支持派的观点以及那些陷入悲痛中的许多家庭，他们的儿子深受战争之痛，有的还为国捐躯，这些家庭不愿意看到--事后--他们的牺牲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在政府发布谈判的政令之前，1969年2月22日河内抢先一步发动了全国性的攻势，政府需要积蓄能量以对此行动做出回应--这时，尼克松就任刚四个星期。 1968年，我们理解北越将我们引向停止轰炸的意图，包括"期望"不再对大城市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或者越过非军事区等。然而就在尼克松就任之际，敌人的渗透行动就上马了，表明新的攻击计划就在眼前。2月22日战争打响了，这天正是尼克松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欧洲的前一天。一周以来有400人死于战争，相当于过去四个月的死亡人数。尼克松刚任职总统的六个月内越战伤亡人数，几乎就是他任期内全部伤亡人数的一半，第一年的伤亡人数占到了全部的60％，很明显共产党的整个反攻计划比尼克松就任总统提前了。 四个星期中，有1500名美国士兵失去生命--作为对此的回应，尼克松制定了越南战争中的"秘密轰炸柬埔寨"的仇敌名单计划。这项辅助计划引出了所谓美国对最后放弃柬埔寨的行动负有责任的说法。它大体上是这样表述的： 柬埔寨一直是一个和平幸福的国家，直到美国开始对它发动攻击。武力攻击没有任何理由，这都是美国领袖主观认识的结果，他们决定为自己的不安全感付诸行动，于是就对无辜的人民下手。美国的轰炸把一些进步的革命者--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变成了疯狂的杀人凶手。按照这个自我憎恨的假说，美国在1969年和1970年的行为，要对后来柬埔寨共产党实施的大屠杀负主要的责任，也就在1975年我们撤军之后--这是所有的美国军事行动停止了的两年后--美国还要对在1978年由北越的侵略行径所带来的灾难负责威廉姆·肖克罗斯：《政治杂耍：基辛格，尼克松和对柬埔寨的破坏》。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79年。对此书中的错误和误解的分析文件，请参阅彼得·W·罗德曼的《附带的批评：基辛格、肖克罗斯和对柬埔寨的责任》，出自《美国旁观者》。1981年3月第3期。罗德曼和肖克罗斯之间的意见交流，参见《美国旁观者》。1981年7月第7期。。这种观点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谨慎的步骤，即决定攻击柬埔寨这块庇护所的行动计划的时机已经到了。 约翰逊政府能采取的对付敌人攻击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复对北方的轰炸。1968年11月24日，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问题与回答》中宣布："如果他们在某个时候向我们表明，他们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而且不守信用的话，我毫不怀疑总统将不得不重新按照原先的理念行事，给敌人施加压力，包括必要时进行轰炸。"埃夫里尔·哈里曼于1968年12月4日在白宫的一次汇报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在1969年1月2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尼克松说，在越南，"除了对北越实行轰炸以外"，一切可能做的事情都在进行中。 然而在新政府里，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准备好去重新面对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尼克松还在回味着当上总统后的仿如蜜月的甜头，在此之前，他从未获得过公众媒体对他的赞同，他不愿白白浪费掉这种感受。对一想到恢复轰炸行动又会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他的同僚们没有一个有肚量承受--即使这是北越方面背弃曾达成的停止轰炸谅解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在新总统就任的第一个月内，尼克松和他的同僚们并未放弃谈判的希望，即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从而使全国团结起来。 1月21日，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只是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越南问题，随后25日进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中才更全面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尼克松的政治团队毕竟刚刚组建，官员们的情绪普遍不高，以至于不能给新总统提出他希望的建议。在整个约翰逊政府时期，五角大楼总在抱怨一直受到文职领导班子的束缚。但是，当尼克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建议时，他们唯一的提议就是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在会上，尼克松唯一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是阻止西贡政府官僚政治的滋扰--他也不想和河内玩破坏南越政治架构的游戏。 1月30日，我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惠勒将军，一起研究一旦北越在南越发起进攻我们可以采取的对策。惠勒反复说明，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已经全部投入了战斗，唯一有效的反击就是在非军事区采取行动，或者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莱尔德对后一个建议提出了质疑，他强调说停止轰炸已经促使公众产生了期望，认为战争正趋于结束，再次升级将会再次激发公众的抗议。我也不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当时特别希望给谈判一个机会，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实在靠不住。 概念上的僵局使我们转向对北越的庇护所柬埔寨进行轰炸。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争论是说，尼克松政府攻击了一个"和平"国家的"中立"立场，这种指责忽略了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这个问题所指的领土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已不再是柬埔寨的土地了。四年来，多达4个师的北越军队一直沿着南越边境的一连串基地地区，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活动，平均纵深为10英里。1978年，据已经胜利的柬埔寨共产党人估计，1969年到1970年间，在柬埔寨东北部不请自来的北越军队已经达到了30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伊丽莎白·贝克尔：《柬埔寨：同越南的边境战争一瞥》，载《华盛顿邮报》，1978年12月27日。亨利·卡姆的《波尔·波特证实了尼克松的断言》，载《纽约时报》，1979年3月18日，第7版。。柬埔寨的官员们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挤了出去--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的居民都被驱赶离开了这里。在这些非法占领的土地上，北越军队发动了对南越的进攻，制造了伤亡，破坏了政府统治，然后又退到一个在形式上"中立"的柬埔寨的保护之下。美国的批评家们看起来比西哈努克亲王还要更多地维护着这个奇怪的"中立态度"，在柬埔寨的鼓励下我们为了自卫而对共产党的基地进行攻击，事后证明这完全是正义的行为，这一点我会在下文中说明。 对柬埔寨进行轰炸并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也不是总统个人的提议或是某个安全顾问的个人意见。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犹豫不决，对我们某些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过程甚至是相当痛苦的。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惠勒将军。当1月30日莱尔德对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是否在政治上站得住脚提出质疑时，惠勒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袭击北越在柬埔寨边境建立的基地网。2月9日，艾布拉姆斯将军从西贡给惠勒将军发来了电报，指出从一位逃兵那里获得的情报和空中摄影侦察表明，负责南越全境的共产党总部就在紧靠柬埔寨边境的一边这个共产党的逃兵帮助我们指明了北越总部的具体位置，他还说柬埔寨人禁止在总部地区内出入。艾布拉姆斯将军2月份将此报告给了总统，并保证轰炸目标至少距离任何一个已知的柬埔寨村落一公里之远。（金边的共产党领袖八年后也证实，那个逃兵所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艾布拉姆斯将军需要得到授权，使用B-52轰炸机从空中袭击这个总部。邦克大使在一份通过国务院发来的电报中也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这些建议得到了积极的支持。1969年1月8日，就在总统换届之际，新当选的总统给我写了一个便条："在你对越南问题进行研究时，我需要一份确切的报告，表明敌人在柬埔寨有什么样的布局以及我们正采取什么行动来摧毁集结在那里的力量。我认为对柬埔寨的政策有可能会发生明确的改变，而且那将是我们就任后的第一批事项之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陆空军司令，同时也是尼克松新任总统移交时期的顾问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起草了一份由我来签字的报告，提供了沿柬埔寨边境的北越基地的详细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我们在南越的司令部确信，进入柬埔寨的绝大部分补给品都是由西哈努克港运送的……我们对此采取的行动十分有限……野战司令部曾多次请求授权进入柬埔寨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追击曾袭击过我们之后又撤离的部队。所有这些请求都遭到了拒绝，或者仍在审议中，尚未采取行动。" 在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的研究中，关于西哈努克港的重要性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西贡的美国军事指挥部确信，1967年10月到1968年9月间，大约有1万吨武器通过西哈努克港输送进了柬埔寨，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此提出过异议。他们认为，由穿过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运进的补给品可以满足所有共产党军队的物质需要，而且还绰绰有余。分析家们辩论的焦点自然是，柬埔寨的庇护所是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否值得我们对它发起攻击--情报估计往往走在有关机构的政策观点的后面，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那些赞成攻击庇护所的人强调的是西哈努克港的重要性，而那些反对派则贬低它的重要性（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部队进入这些庇护所时，存放在共产党储藏室的文件表明，通过柬埔寨运进的物资数字甚至远远超过了军方的最高估计）。 但是对于是通过西哈努克港，还是胡志明小道运送战争补给品的问题无论怎样争议，大家对于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基地对美国和南越部队存在威胁这一点倒没有什么争论。2月18日，我、莱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以及惠勒将军和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E.伯斯利上校一同听取了来自西贡的一个两人小组的汇报。我向总统做了报告，艾布拉姆斯将军深信在目标区内没有任何柬埔寨平民居住。尽管这样，我仍建议不要赞同基地司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提议，我们应该给谈判一个机会。我为此争论说，要保持公众对我们政策的支持。我们可以在3月底再重新考察一下局势--这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典型的官僚政治的拖延方法，以缓和一下意见被否定的人们的苦恼。尼克松在2月22日批准了这个建议，而这正是他动身前往欧洲的前一天。 就在尼克松决定推迟对那些庇护所采取行动的那天，北越人使一项模糊的应对计划变成了一项对付危机的必要行为。其实河内在新政府就任之前就已做了几周的准备，准备就绪后，就发动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进攻。在进攻的第一周里，阵亡的美国士兵达453人，第二周有336人，第三周有351人。南越的伤亡人数还要大得多，平均每周达500人。这是一次特别不守信用的行动。在巴黎举行的实质性的谈判会议还未开展，新政府还不可能制定好政策。尼克松曾在过渡时期和北越人有过联系，强调了他决心在保证有关各方的自尊和体面的基础上解决好这场战争。河内甚至不肯考验一下这些表白的意图，它采取的第一项大的行动就是加紧杀戮美国人。无论是偶然还是精心设计，这场攻势是在新总统预定作一次国外旅行的前一天开始的，这样既让我们难以应对，也使新总统蒙羞。我在给总统的一份报告里说明，北越人已经"能够给美国和南越军队造成相对高的伤亡率，而又没有暴露它的主力部队"。 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一次关于敌人这次攻势的军事报告，他的周围摆满了一堆堆他即将访问的欧洲每个国家的活页简报。尼克松正打算阅读这些简报，以便将他们记在脑子里，同时他又大发牢骚，抱怨他不得不花那么大力气。尼克松情绪非常激动。多年以来，他一直指责他的前任们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做出反应方面太过软弱，但是他也非常希望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国外旅行能获得成功。美国的报复可能会在欧洲激起骚乱，消极忍受又可能给河内壮胆，他并未能立即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攻势开始的那天，白宫的唯一反应就是我给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打了一个电话，表明总统的态度。我说，总统要莫斯科理解，如果北越的攻势持续下去，我们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但是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在由华盛顿飞往布鲁塞尔的途中，尼克松突然下令轰炸柬埔寨的北越庇护所。在我看来，在没有和相关官员商量，或者不制定一项应付各种后果的详细计划的情况下，这样重大的决策不能简单地从"空军一号"直接传达给华盛顿和西贡。所以，我向尼克松建议把最后的"执行"命令推迟48小时，并给我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发了一封急电，要他带上五角大楼的一位专家，赶赴布鲁塞尔和我见面，以便能在尼克松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再仔细检查一下军事行动计划，并制定一个外交上的计划。 2月24日早晨，黑格、罗伯特·霍尔德曼（陆空军司令，代表尼克松，他不来会引人注意）、一位五角大楼的规划官员和我，就在停泊于布鲁塞尔机场上的"空军一号"上会面了。我们就在飞机上制定出了轰炸敌人庇护所的指导计划：轰炸将限于距离前线5英里之内的范围，我们将不会公开宣布这项攻击，但是如果柬埔寨提出抗议，我们会予以承认，我们将会邀请基地的一位联合国的观察员，并愿意赔偿任何平民遭受的损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制定出了一个军事和外交的日程表以及向媒体吹风的指导意见。黑格和那位五角大楼的专家立刻动身回华盛顿向莱尔德汇报。不久尼克松在伦敦向威廉姆·罗杰斯秘密交换了他的想法，但没有细节。 当晚，莱尔德就从华盛顿发来电报，提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要对轰炸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媒体很难对付，而且不能保证取得公众支持。他力劝暂缓行动，等敌人挑衅的情况更明朗时再说。回顾这些情形，真是令人吃惊，在整个期间，竟然没有认真考虑过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停止轰炸原本是为了寻求实质性的谈判，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目的，甚至在尚未展开任何谈判，面对北越人发动猛烈攻击之时。 我同意了莱尔德关于延迟行动的观点。我也在考虑如果我们不做出反应的话，那可能会激起他们进一步的军事升级，就像他们曾成功地击败约翰逊一样，他们也想击败尼克松。但是正当总统在欧洲旅行之际，就发动一项新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时机不对，他可能会遇到敌意的示威，而且又不能和他自己的政府官员会面并召集大家一起同仇敌忾。我尽量把这些都告诉了尼克松。第二天，当我们在波恩的时候，尼克松取消了这个计划。 所谓小型春节攻势暴露了我们国内地位的不稳固。敌人实施这次攻击前一定做了几个月的精心策划，而策划是在敌人有可能了解到尼克松政府的意图之前进行的--因为我们对意图是什么还不太清楚。3月9日的《纽约时报》却责备新政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在这场牵涉50多万远征部队的战争中有什么可选的方法，从而激起河内发动了攻势："使人黯然神伤的事实是，当洛奇大使等待白宫批准提出新的和平建议，或同意进行有可能真正促进局势进展的秘密会谈时，巴黎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在尼克松政府进行军事和外交研究时，一切都陷入停滞状态了。"不久，同样的看法也被国会一再强调。 尼克松在公众场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私下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在3月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 我们并没有仓促行事，事实上我们表现出了耐心和克制，而这种态度不应该被当作软弱的标志。我们决不能容忍继续违反一项谅解的暴力行为。但是不仅如此，在我们真心实意想在巴黎的会议桌上谋求和平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容忍造成我方人员更大伤亡的军事进攻。如果这种进攻继续进行，我们将会对它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3月4日，我把莱尔德的一份备忘录交给总统，对此我没有做出任何评议，这份备忘录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袭击北越的建议。莱尔德决不是一位"鸽派"，为了谋求胜利，他似乎更倾向于好战一方。但是他又是一位研究公众和国会情绪的有心人，他极为小心地在他的信念和他的政治直觉中游移，他的信念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但他的政治直觉却让他采取克制的态度。他过去反对轰炸北越，可他又变成了轰炸柬埔寨的北越庇护所的强烈支持者（他表示不同意的唯一一点在于他考虑到了公众关系政策，他认为对轰炸行动保密是不可能的，这是基于实际的而不是道义上的理由）。总统按照同样的逻辑考量，下令在3月9日轰炸柬埔寨庇护所。3月7日，由于不想丧失对巴黎谈判的希望，罗杰斯对此提出了异议。 尼克松第二次收回成命。但是，每次他都像是刚刚登上山峰，却又不得不下山，他的愤怒和急躁情绪与日俱增。像莱尔德一样，尽管他一直说他并不想打北越，但是他确实想要"有所行动"。3月15日，北越向西贡发射了5枚火箭炮--这是进一步的战争升级和对已达成谅解的再一次强暴。敌人在3月的头两个星期对南越主要城市发动了32次攻击。就在火箭炮击中西贡的那天，我接到了尼克松的电话，他要即刻下令出动B-52袭击柬埔寨庇护所。总统在经受一个月以来的心理挫折后，义正词严地说："只有在事情无法挽回之际才通知国务院……这个命令是不可上诉的。"（"不可上诉的"是尼克松爱用的一个词，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这个词意义相当含糊。当然，这往往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上诉） 我力劝总统让那些高级顾问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做并不会浪费时间，而且如果引起了公众的喧哗，也能够保护到自己。由于无论如何也要制定出详细的方案，而且对总统指示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24小时。因此我们预定第二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会议。我找来莱尔德商议，他坚决支持总统的这个决定。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包括从柬埔寨会提出强烈抗议，到苏联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还包括从柬埔寨会强烈反对到北越采取明确的报复行动--虽然很难设想北越除了正在展开的行动之外，还会采取什么使战争进一步升级的行动。最后，我们还要面对国内高涨的批评的呼声以及新的反战示威活动。我建议让我们驻巴黎的代表在轰炸当天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谈，以强调我们更愿采取谈判解决的方法。我还力劝总统要强调，建议采取轰炸行动并非没有先例。我的备忘清单没有预见到的（我们在考虑时谁也没有预见到）事实上发生的情形是：河内、金边、莫斯科或北京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3月16日（周日）下午，罗杰斯、莱尔德、惠勒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会议。这是尼克松作为总统以来第一次直面一场国际危机，这也是他第一次必须面对着他的同僚们对一项他决心采取的决策表露出反对意见。他用日后成为标准的尼克松做法应付了这种状况：一方面，他已做出了决定，并且不准备改变；另一方面，他又装作这个决定还有商量的余地。其结果导致了几个小时的令他非常不快的讨论，并使他更加倾向于将那些固执己见的人排除在进一步讨论的人选之外。 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是按照可以预见到的情况进行的。莱尔德和惠勒坚决提倡反击行动，罗杰斯表示反对的理由不是基于外交政策，而是基于国内的反应。他没有提出柬埔寨中立地位的问题，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柬埔寨不愿意或不能够捍卫它的中立地位，我们就有权对抗北越公然破坏柬埔寨中立的行为1907年海牙公约规定，一个中立国有义务不让它的领土为一个交战国所利用。如果这个中立国不愿意或不能够防止这一点，另一个交战国就有权采取适当的对应行动（参见注释6）。参看1970年5月28日国务院法律顾问约翰·史蒂文森对纽约律师协会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解释了美国在法律方面的立场，有关1970年4月30日到6月30日间，美国和南越部队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事宜。载国务院公报第62卷，1970年6月22日，第765～770页。。罗杰斯担心的是，恰恰是当局势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遭到国会的反复责难。在几个小时的讨论过程中，尼克松允许自己被莱尔德和惠勒说服去做他已经下令去实施的行动。我事先已经在备忘录中表明了自己赞同的观点，就没有再说话。最后，罗杰斯同意让B-52去攻击我们怀疑的共产党总部的基地。在北越无端发动的一个月的攻击战中，有1000多名美国士兵献出了生命，经过数周痛苦的讨论，美国仅仅对柬埔寨边境3英里的范围，也就是被北越人占领了4年的地区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 会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再增加一些袭击行动--轰炸侵犯非军事区的北越军队集中地区，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3月18日，B-52轰炸了柬埔寨边境3英里的北越353号基地。本来这次对353号基地的行动只是一次性袭击，但1969年4月尼克松又下令进行再次袭击，部分原因是因为河内和金边对第一次袭击并未做出什么反应，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在遥远的北朝鲜发生的一个事件，北朝鲜击落了一架非军事装备的侦察机。尼克松本想以轰炸北朝鲜作为回应（尼克松曾严厉批评过约翰逊，因为他未能采取武力措施来回应北朝鲜截获了电子侦察船"普埃布罗号"一事）。但他也没能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在于罗杰斯和莱尔德的强烈反对。尼克松有一个习惯，每当他要采取重大反应的本能受到压抑时，他总需要找一个地方来显示他的勇气。 1969年5月，尼克松同意攻击柬埔寨其他一连串无人居住且位于边境5英里之内的基地。从1969年4月到8月初，袭击一直断断续续，每一次都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并得到总统特别批准。后来，判断是否进行轰炸的权力移交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 袭击报告定期送交给总统。1969年11月，他在一份报告中批示："继续行动。"在1969年12月和1970年2月，他要求对这些行动进行评估。每一次，莱尔德都报告说，艾布拉姆斯将军和邦克大使深信（正如他在某一次报告中指出的）："这些行动已经成为整个战争中最有效的行动之一。"艾布拉姆斯将军认为轰炸行动破坏了敌人的后勤，挫败了几次敌人的攻势，减轻了敌人对整个西贡地区的威胁。莱尔德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观点，也认为这些打击"一直有效，并且在能被接受的风险下继续有效"。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打算在回应柬埔寨和北越的反应时，承认进行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我们坚信他们会做出反应。例如，中央情报局在2月20日和3月6日的备忘录中预言，河内"肯定"或者"几乎肯定"试图从指责美国扩大冲突中捞到宣传上的好处。但国防部怀疑这些袭击能不能被保守秘密，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发表意见。我在3月8日和尼克松的一次会谈中说："帕卡德和我都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而又缄口不言将于事无补，那样我们将不得不进一步承认我们所做的事。"总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为了应对柬埔寨可能提出的抗议，我们拟定了一份正式承认的声明。其中表示愿意赔偿损失，并要求进行国际监督，以便当北越对柬埔寨非法利用时，有利于美国的立场。 起初我们保持缄默，是为了避免迫使北越人、西哈努克亲王、苏联人和中国人做出公开反应。美国自愿发表的声明势必迫使河内做出公开回应，这样一来，西哈努克亲王将在极力保持中立的态度中，公开采取倾向于河内方面的立场。这也可能会促使苏联和中国在我们新近实行三角外交的同时做出反应。 但是，河内没有提出抗议。事实上，就在我们提出要求的72小时之内，它驻巴黎的代表接受了洛奇关于3月22号进行秘密会谈的提议，也就是在美国第一轮攻击后不到一周之内。而且西哈努克亲王也没有表示反对，他把这些轰炸看作是和他并不相关的事情，因为他们发生在完全被北越人占领着的柬埔寨人已经撤离的地区--因此，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甚至是他一无所知的事情。 十年来，西哈努克一直采用着狡猾而巧妙的手段平衡着国内外压力。作为一位世袭的亲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使他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并给他的国家制造了一种不能少了他的氛围。他曾经试图让他的国家远离印度支那战争。在1962年老挝问题得到解决后，他断定，他所憎恨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印度支那得势。因此，他调整了现实政策。1965年，他找了一个借口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他同共产党的合作是很勉强的：河内一直在鼓励红色高棉--其实早在美国对柬埔寨采取行动之前，红色高棉就开始了游击活动。另外，西哈努克还拒绝出席宣判共产党领袖死刑的场面。由于这些原因，我强烈支持威廉姆·罗杰斯1969年2月向总统提出的一项建议，即为了改善关系而接近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对柬埔寨做出的提议却遭到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也许会影响到轰炸柬埔寨境内庇护所的可能性。我收到一份国务院的备忘录，他们警告反对那种"意味着约束或妨碍我们扩大目前旨在保护我们在南越部队的行动权利的外交行动"。。西哈努克热切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美国驻金边的大使馆重新开放，由一位临时代办负责。 西哈努克一直很勉强地默认着北越基地的建立。早在1968年1月10日，还是约翰逊政府任职期间，他就曾告诉总统特使切斯特·鲍尔斯让美国攻击这些基地： 我们并不想让任何一个越南人待在柬埔寨……如果你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不反对在无人居住区发动猛烈攻击，你们将会把我们从越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希望你们给越共施加压力，让他们离开柬埔寨。在无人居住区，那里没有任何一位柬埔寨人--对这类事情我将视而不见。 1969年5月13日，在所谓的秘密轰炸开始了近两个月后，西哈努克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只是证实进行了轰炸，但断然否认有任何平民在轰炸中死亡，实际上等于请我们继续轰炸： 这里是关于B-52进行猛烈轰炸的第一份报告，但是我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因为我们没有损失一幢房屋、一个同胞，我们没有损失，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人在弹火中被击中--没有人，没有一位柬埔寨人。 我没有对轰炸越共兵营一事提出抗议，因为我没有听到过轰炸的消息。我不了解情况，因为在那些地区没有一位柬埔寨人。 先生们，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有一头水牛或是一名柬埔寨人丧命，我就会立刻接到报告。但是这是美国人和越共--越盟之间的事情，没有柬埔寨的人证。没有柬埔寨人的人证，我如何提出抗议？但是这并不意味--我要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会允许任何一方的侵略行径。请注意这一点。 1969年7月31日，也就是轰炸北越人在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四个半月后，西哈努克热情地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柬埔寨，以突出表明美柬关系的改善。直到西哈努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以前，这种关系一直都在改善。 所有这些轰炸都不是秘密了，除了西哈努克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表明的B-52轰炸机或其他飞机空袭了柬埔寨境内庇护所的消息出现在《纽约时报》（3月26日，4月27日）上以及《华盛顿邮报》（4月27日）上之外，威廉姆·比奇撰写的一篇详细报道也于5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另一条消息刊登在5月1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一条被广为注意的合众国际社的消息5月18日刊登在了《华盛顿邮报》上，《新闻周刊》在6月2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1969年8月22日（轰炸行动开始后的6个月），西哈努克告诉到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根据电报汇报）： 轰炸行动仅仅针对的是越共而没有危及柬埔寨的村落或居民区，所以柬埔寨没有对轰炸提出抗议。他指出那些报道美国轰炸柬埔寨无人居住区的新闻，都是由美国的报社和杂志社报道出去的。他强烈要求避免发生柬埔寨的平民伤亡事件。 1969年6月11日，尼克松和我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向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和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作了简要介绍，他们两人分别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拨款委员会主席。我们也向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艾文利特·德克森作了通报。在众议院，我还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门德尔·里弗斯众议员和委员中少数党高级成员莱斯利·阿伦兹众议员以及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作了情况介绍。莱尔德早前还向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关键成员作了情况介绍。没有人提出应该与整个国会磋商此事，但在当时向国会汇报机密军事行动或情报计划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同国会进行磋商的标准自那以后发生了变化，而这无疑是更好的变化。五角大楼保持两种记录方式的动机，远不像传闻所言的邪恶，是为了对第一次袭击保密。最初打算只进行一次，五角大楼的指示没有被列入到通常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欺骗国会，因为重要的领导已经通报过了，而是为了防止把这次袭击照例向西贡新闻界泄漏。两个月以后轰炸变成经常的行动时，这种做法依然继续保持着。四年后，当国会的一些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时，不了解两套报告程序的五角大楼的新官员，无意中提供了从正规档案里找出的数据资料。这是一种官僚政治的错误，而非有意安排的。 那种认为轰炸把北越人赶出了庇护所，而又把战争蔓延到柬埔寨腹地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北越部队被迫离开庇护所后，是向更接近于战场的越南境内移动，而不是深入柬埔寨--直到一年以后，西哈努克被意外地推翻了。那时，北越军队开始蓄意占领柬埔寨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为的是孤立金边和颠覆西哈努克的继任者。而这样做终于激起美国的地面部队介入其中，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个章节加以叙述。 在数字尚未全面公开前，美国的轰炸行动涉嫌造成的柬埔寨人员伤亡就被肆意夸大了。柬埔寨和北越都没有声称过，在这个所谓秘密轰炸的行动中，有大量的平民伤亡。相反，西哈努克亲王还曾公开地否认过有任何的伤亡，事实上，他说过--正如我们曾过分相信一样--在那些庇护所没有任何柬埔寨人居住在那里。1970年5月21日，国防部史料办公室曾引用了尼克松的一个指示："避免……在人口密集地进行战术空军战斗活动。" 尼克松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明确授权他人继续开展军事行动，他很少在袭击行动中（尤其是在回应1972年北越攻击的行动中）制定特别攻击计划。在结束越南谈判并在巴黎协议上签字的两个星期内，我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解释了柬埔寨协议的内容。后来，从1973年2月到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或当地指挥官在多数情况下，都首先向总统要求授权采取实际的目标攻击行动。指挥军事行动和选择战术目标的方式与二战以来美国参加的每一次战争都相同，无论是朝鲜战争、海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 基于这个背景，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可能被分成三个时期。在上文中我曾有过所谓对庇护所进行"秘密轰炸"的表述，时间从1969年3月到1970年5月。这之后，也就是从1970年5月到1973年1月，作为越南行动的一部分，由驻西贡的军队总指挥官直接负责的轰炸柬埔寨的行动是常事。从1973年2月到8月，军事行动规则有所改变，反映着和平协议中变化了的政治局势。实施轰炸先由军队指挥官提出建议，再与柬埔寨政府相协调，并得到驻金边的美国大使确认后，才可以对距离居民聚居区方圆一公里以外的地区展开空中打击，行动前和行动后都要进行空中摄影侦察。1979年，美国驻柬埔寨前任大使艾莫利·斯万克曾提交给国务院文史部一个备忘录，在本书附录部分有对这些作战具体规则的详细记录主张对历史资料进行修正的人所估计的伤亡数字为30万人。因为我无法得出正确的估计，于是我向史学家咨询，他们给我的数字是5万人，基于4年半的轰炸行动总吨数而估计。我无法推断攻击的规模，这些轰炸行动实际上是对越南空袭行动的补充。在1970年秋和尼克松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我估计那个星期大约进行了30次战术空袭。 一份更完整的记录可以在伯纳德·C.纳尔蒂所著《对南越的空袭，1968～1975》中找到。华盛顿特区：空军历史和博物馆计划，美国空军，2000年，特别是第129～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