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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际，在越南已有超过50万的美国驻军，并且根据上届政府在1968年4月制定的计划，还要持续增加到54.95万人的最高限额（1969年4月部队人员已经达到了54.3万人的最高峰）。1969年越南战争财政年度军费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在这笔军费中，240亿美元是战争中的"额外支出"--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战争的话，维持军备建设的费用并未计算在内）。1968年下半年美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周200人，1968年总共阵亡的美国士兵有14592人。截止1月20日，美军从1961年以来在越战中阵亡的人数超过了3.1万，南越伤亡人数接近9万人。 战争已经进入了僵局。阴历新年的总攻虽然被击溃，但是它也削弱了美国国内对越战的支持力度。停止轰炸所造成的撤军压力大大增加。南越正规军的数量是82.6万人，人数上不仅有所增加，装备上也改善了。但是他们的任务是使人畏缩的：要保卫一条600英里长的丛林密布的边境，同时还要保障居民的安全。虽然越共干部在阴历新年攻势的反击中已被消灭，但是北越正规部队却稳住了局势。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由北越正规部队参战--和"人民战争"的神话正好相反。 由于迫切需要了解美国的境遇，新政府发出了第一项以此为目的的调查研究指令。在标题为"越南局势"的《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中，我要求各部门和各机构回答28个主要问题和50个次要问题，使我们得以准确地掌握有争议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每个机构都被要求分别回答问题，以便显现出不同的意见。 不幸的是，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有时恰好证实了引发我们提问的那些令人窘迫的情况，而不是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2月间，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所提问题的回答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各种回答加以概括和分析，写成了一份44页的文件，并在3月14日分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小组成员对秘密文件感兴趣的人可以在1972年4月25日上的《华盛顿邮报》上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整理的关于各机构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上所提问题的答复的概述。。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份概要表明了官方机构意见的分歧，而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有一派思想比较乐观，其中包括埃尔斯沃思·邦克（驻西贡的美国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将军（越南远征军的指挥官）、海军上将约翰·麦凯恩（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人，他们相信北越人是由于军事上的虚弱而同意在巴黎举行和平谈判的，平定降服的成果是真实的，并且"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形势对我们有利"。持反面观点的一方则来自五角大楼的文职人员和中央情报局，在较小程度上还代表了国务院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南越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主要是造成了一种相持不下的僵局"。并强调平定降服的成果"被夸大了，且是不牢靠的"，"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切实的进展"，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地面战场，敌人表现出的都不是软弱的一面，"妥协对越南问题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出路"。而且，对于诸如敌人兵力的大小和部署情况以及对柬埔寨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作为一条补给线的西哈努克港等这一类基本事实，情报部门内部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巨大分歧。 从政治上看，南越似乎比前四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出生于北越的阮文绍1967年当选为总统，他的政府容纳了一些像陈文香总理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据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估计，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在80％的小村落依旧存在。而且据估计，65％的总人口和81％的农村人口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还向共产党缴纳他们所种植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税。 1968年下半年，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接替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担任美国驻越南总司令。艾布拉姆斯曾经是二战中乔治·巴顿将军领导下的一位坦克兵司令，他率领的部队曾在巴尔基战役（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中攻破了德军在比利时巴斯托涅的围攻。艾布拉姆斯改变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战略，他放弃了攻打共产党主力部队的大规模攻势行动，而集中力量保护当地民众，因为他们才是战争中最应当珍视的战利品。美军围绕主要城市部署了纵深防御。为了达到目的，他把两个师的美军从南越北部调出，重新部署在人口稠密的南部。 遗留给尼克松政府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停止轰炸，这个举措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上的考虑。反战派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轰炸上，部分是因为这是一种美国可以单方面停止的行动（不像其他方面的战斗），部分也是因为河内曾巧妙地建议过中止轰炸会促成迅速谈判，而谈判又会产生出一项迅速解决的办法。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宣布他退出连任总统竞选，同时宣布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于是在巴黎，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北越的官方名称，缩写为DRV或者DRVN。开始了谈判，但仅限于如何针对全面停止轰炸开始实质性对话的问题。11月1日，约翰逊总统同意全面停止轰炸，虽然对北越通过老挝的补给线（所谓的胡志明小道）的轰炸以及侦察飞行仍在继续。达成的一项"谅解"是"不得对大城市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比如西贡、岘港、顺化等地），不得从非军事区、越过非军事区和在该区内发射大炮、火箭炮或迫击炮，不得从非军事区、越过非军事区和在该区内调动军队，不得"以威胁另一方的方式"在非军事区附近集结或调动军队。河内从来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些规定，而是"默认"了美国单方面做出的陈述。再加上苏联总理阿里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64～1980年）于1968年10月28日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保证信，信中也表示"对越南方面的立场所持怀疑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主要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11月4日在巴黎对北越人说，对大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进攻"会造成无法进行严肃对话从而无法保证停止（轰炸）的局面"。 停止轰炸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行动方式。不分青红皂白、不加选择的炮击究竟是什么意思？加以选择的炮击就被允许吗？关于非军事区的行动安排指的又是什么意思，自从非军事区得到尊重以来--或许指的就是禁止对南越的地面进攻？这一点很让人费解，停止轰炸禁止的是对好战的北越的轰炸，而允许的却是继续轰炸穿越"持中立态度的"老挝的补给线。 由此看来，停止轰炸并不能促进双方迅速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曾是约翰逊政府所期望的。其原因在于美国一旦同意停止轰炸，河内就会坚持要求我们把它在南越的民族解放战线组织当作一个进行实质性对话的平等方来对待--使得西贡政府迈出了丧失其在南越合法性的第一步，并因此导致僵局的产生。经每一次革命性的争端证实，接受游击军成为谈判的一方都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谈判障碍，因为它都要迫使其想要推翻的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这种局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以及第二次暴动之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谈判上也曾出现。所以跟随停止轰炸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僵局。 随后，一位不计后果的新闻记者四处散播着一个不实的说法，尼克松曾给阮文绍传递过一个承诺，如果他能等尼克松当选上总统，他将得到更有利的条件，并指出正是这个承诺导致了僵局的产生。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尼克松和他的亲信们必然要承担起对1968年以后的越战伤亡士兵所负的个人责任克里斯多夫·希金斯：《亨利·基辛格的考验》。伦敦：文索，2001年。我被说成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我曾告诉过尼克松我的观点，我认为很快就要签协议了。文件中记录的事实如下：我并没有和任何越南的党派有过接触，在整个竞选活动中我没有会晤过尼克松，只有一次握手之交，尼克松的一位高参约翰·米切尔曾邀请我参加过两次竞选的会议。我在前一章节已经介绍过我在1967年的经历。我告诉尼克松，我认为在竞选之前河内有可能会针对停止轰炸而寻求谈判。当时正负责谈判事宜的国务卿助理威廉姆·邦迪曾写道，我对谈判的信息一无所知。参见威廉姆·邦迪：《一张纠缠不清的网：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纽约：希尔和王，1998年，第39～40页），我对此并不知情，如果的确知道什么，尼克松会参照我的预言行事。。究竟备忘录上记录了些什么呢？公众记录以及详细迹象表明，在约翰逊10月28日收到苏联总理柯西金所建议的突破性方案后，他便通知尼克松，停止轰炸即将来临。因此，尼克松也许已经通过中间人将此条信息传达给了阮文绍，虽然对此尼克松从未承认过。如果真是这样，那这行为本身就太不恰当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约翰逊政府也不光彩。在他写的备忘录中，前任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与此同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正催促苏联加速谈判进程，目的是为了支持休伯特·汉弗莱参选总统，他认为此人也许会比他的对手更能解决好问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任之旅：从莫斯科的大使到美国的六位冷战时期的总统》。1962～1986年。纽约：时代书籍，1995年，第178～181页，第190～191页。。 事实证明，申辩不会让局势有什么改变。无论尼克松做了什么，11月1日，停止轰炸都要开始生效。关于实质性对话，阮文绍没有必要搞什么拖延战术，民族解放战线的合法性也达成了谅解，这在实质上无异于美国在政治上的巨大挫败。无论尼克松坚持什么，阮文绍注定都要稳固自己的地位。 对河内来说，接下来就是筹划时间表了，最迟要在春节总攻势之际制定出来。河内方面原本同意在72小时之内针对4月停止轰炸事宜开始谈判，为了尽可能促成最佳条件，他们硬是把谈判拖延了五个月，我们也逐渐熟悉了这种方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最合适的时间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大选后，如果一位无能的总统当选，无节制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就有可能被恢复，而无论是哪一位总统当选都不会有太多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西贡和河内越来越迫切要求削弱彼此力量，无论尼克松曾跟阮文绍说过什么，或者迪安·腊斯克曾向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过什么，这都已经导致了一个僵局的产生。 但是，充满恶意的误传越来越多，认为要不是由于程序上的僵局--对此不该归咎于尼克松--和平本该会在约翰逊政府任期的最后三个月到来。其实在1968年秋天官方的两派就曾表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约翰逊政府的官方立场早在民主党召开大会的近三个月前，就曾提议过双方撤退所有外部武力，在北越完成撤退的六个月后，只要暴力行为得到平息，在国际监督下开展自由选举的准备就绪，美军就会开始撤退。1968年11月3日，也就是停止轰炸两天后，民族解放战线就宣布了共产党的程序步骤，美军要无条件地单边撤离，并且在程序开始执行前推翻西贡政府。两方面没有回旋余地；这就是在公开和秘密的谈判中美方提出的任何一项易于理解的提议都没有被执行的原因。谈判是在哈里曼和万斯与北越首席谈判官黎德寿和河内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位代表之间展开的。 在移交的过程中，无论是哈里曼还是万斯都没有给即将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提出任何能取得迅速突破的建议。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和平解决局势需要让北越撤军，并免去北越所有干部的职位，还有阻止北越游击队组织的发展。为了监督北越采取行动，"部分（美国）军队将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在越南，直到我们对北越的撤离行动表示满意为止"。按照程序，哈里曼（他的副职是赛勒斯·万斯）更乐于采用两步走的解决方案，即美国和北越之间讨论的军事解决方案以及留给越南党派间的政治解决方案。 尼克松政府后来采用了这些程序上的建议，但是美方越来越有弹性的军事战略却被北越拒绝了四年之久。1968年，其实并没有什么协议马上就能签，因为河内那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四年后，它所面对的就是全面胜利了，包括所有美国部队的无条件撤军以及推翻西贡的政治实体。 事实证明，尼克松在打破程序性的僵局中发挥了作用，使他从由约翰逊政府造成的谈判僵局中解脱出来，得以施行一些补救措施。三个月来，西贡政府一直拒绝河内的提议，即在河内、民族解放战线、西贡和美国之间举行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的四边会谈。河内打算借此提议寻求在谈判伊始，民族解放战线就作为一个政府的备选者。 1月中旬，也就是尼克松就职之前的几天，苏联突然代表北越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于是，一次没有任何标识、旗帜、记号的圆桌会议举行了--无论是对共产党来说的四方，还是对美国和南越而言的两方（共产党以及对抗共产党的联盟），都是非常模糊的安排。共产党的动机十分明确，如果僵局持续到美国新一届政府，新总统的公众宣言听上去必定会比他的前任更要强硬，或许会废除停止轰炸的协议。如果僵局在新任总统就职演说之后就被打破，那么新一届政府将有可能借用"取得进展"的机会，加强它的公众支持度，因此对河内可能发起的心理战就得有忍耐力。这是即将离任的政府在最后的任期里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同样也是北越面临的问题。 在1月20日新任总统就职演说后，共产党认为给和解与妥协设置障碍更要容易些，西贡的问题几乎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但是尼克松指派国务卿威廉姆·罗杰斯，授权给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代表当选的总统，催促西贡接受妥协提议。 尼克松的姿态还是相当慷慨的，因为就在他宣誓就任总统之前，他已经感受到了河内那边拒绝妥协的态度。 1968年12月20日，尼克松给北越写了一封信，向其表达了对严肃的谈判已经准备就绪的态度： 1.尼克松政府已准备好进行严肃对话。 2.这些对话要建立在党派间的自我尊重和体面上。 3.尼克松政府只准备接受体面的解决方案。 4.如果河内想让尼克松政府首先进行最后目的的讨论，尼克松政府愿意这样做。 5.如果河内希望在1月20日之前交换意见，他们建设性的态度和最严格的信心就要受到考验。 1968年12月31日，北越政府给予了答复，并未表现出体面和自我尊重，反而一开始就粗暴无礼地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美国所有部队的单方面撤军以及对西贡政府的称谓要改成河内的称呼方式，即"绍-其-香私党"，这是对西贡领导层最标准也最轻蔑的表达方式，对此河内也想在巴黎谈判的时候正式提出。 尼克松政府同时还面对着日益增大且更深入的国内舆论争端所造成的僵局。数月来，反战派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态度也更加强硬。这些人主要由以下几个派别组成：和平主义者，他们憎恨战争；实用主义者，他们带着似是而非的眼光去审视结果；孤立主义者，他们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海外介入；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第一次在家中从电视上看到由战争带来的恐惧。这些派别集中表达了美国少数人针对60年代令人震惊的政策而产生的极不成熟的愤怒情绪，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的憎恨--美国被他们称为"德国式亚美利加"(指美国社会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一面)--其"制度"，就是其"罪恶"。我在本章中会详细探讨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