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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南北战争以来，还没有哪场战争像越南战争一样极大地抹杀了民族意识。自越战开战以来，以此为由的各种争论就不曾停歇，使国家陷入言论分裂的僵局。越战还给一代美国人的外交策略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这场战争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价值和国家利益、理想和实权的热辣辩论，并以此替代了冷战时期不休的争论。可以说，这是一场有关战争本身和国家政策的美国内战。 但是，历史却总难以给出毫不含糊的选择。多数时候，统治者必须在价值和必然的行为间找寻平衡，或是寻求它路。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得不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每一步都有绝对的标准和不完美的瑕疵，不完美的瑕疵总是有可能成为规避责任的借口，或是被当作谴责社会的托词。只有当美国的目的得到普遍认同时，争论才会停止。显然，越战及战后的争论不仅从未停歇，还更具有了挑战的意味。 国内对越战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在公众的论调上形成了分裂的阵营，无论他们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然而，这还不是基本问题。置身其中的每届政府都寻求去结束它--几乎都是孤注一掷的。令美国人沮丧和伤心的问题是，究竟该如何定义这场战争的目的。 1969年，即在大规模海外出兵的第五年，理查德·尼克松下令撤军。对他而言，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持千百万曾对美国充满信心的官兵们的信任，并仍将自身的命运和国家利益维系在一起；当然，还包括如何保持美国在盟国中的可信度以及美国对敌国的威慑力。世界和平正取决于两大政党的四届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评论家们对信任度的幻想以及对美国信任度的流失有着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注定要为其道义流失付出代价，越南战争也注定有非道义行为的嫌疑。 如此一来，越南战争也成为美国20世纪后半叶一次能被定义的行为。即便对那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人们来说，那也是一段令人难以重拾的往事：他们必须面临信心的重建，并摆脱失败的阴影；从最初的统一认识到最后的意见分歧，而且还都使彼此的感情遭受了创伤。 在美国最具自信心的全盛期，被称为最优秀的一代美国人进入了印度支那，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插手印度支那地区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和共产主义侵入南韩。当北越占领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地区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向南越派兵，其结果却被北越的正规军发动的游击战所击溃。这四届政府都曾得到过民众广泛的支持--军事战略成就了二战后的十年历史性的转变：苏联对柏林的地面封锁被成功解除，欧洲得以重建，德国和日本战败后元气恢复，苏联向欧洲和朝鲜半岛推进的企图得到了遏制，共产主义者在朝鲜的行动也处于被监控中。二战后的军事战略加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消解了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引发动荡的时机，促进了美国人建立起阻止侵略的信心，正如罗斯福的新政建立起了美国人对社会经济的信心一样。印度支那是自由防卫的一个最基本的前哨，当时，对这个全球性的行动或是对这样一个传统认识并没有什么反对呼声。 但是，就在约翰逊总统即将结束任期的1968年，政府开始品尝到了挫败的滋味。曾经在历史上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军事战略在游击战面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手没有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却拥有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线。由于对自身中立态度的奇特解释，这些国家成为了战时的庇护所，他们不对北越军事基地施以任何报复性的行为，虽然每日都会发生南越和美国士兵的伤亡。印度支那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也没有像我们的欧洲盟国一样有所作为，他们一直在论及有关战争的道义问题。而那些曾打算派兵支持美国的国家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也开始对美国在印度支那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 礼让和尊敬一时间荡然无存--至少是在知识分子、公众媒体和政策决策者中--不怀好意的喧嚣不绝于耳（在战争时期，公众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50％以上）。那种对美国价值特有的几乎是全球性的认同感被日益增长的怀疑感所代替，接连几届政府都成为时政家们讨论美国道义的众矢之的。起初这种怀疑还建立在战争的输赢和军费超支上，后来却转变为日益高涨的有关美国人生活中的道义沦丧的言论。时政家们探讨的价值言论对象从美国盟国转到了美国身上，对其战争行为的攻击不仅来自越南，甚至遍布全球。 尼克松任职总统期间，各种言论依然像在大熔炉里熔炼，但他和那些"最优秀的一代人"一道重铸了美国人的价值观，直面某些权威人士的抱怨。面对极其惨重的失败和美国舆论的强烈谴责，直到1972年他第一任期快满时，他才考虑无条件撤军并推翻北越在西贡的组织机构。尼克松急于撤军的原因，并非是迫于数百万曾以生命为赌注的美国士兵所付出的高额代价，给予士兵承诺的是他的那些前任们。在尼克松急于寻求战后政策，用以缓和国内在越战问题上的各种激烈的政治矛盾时，他撤军的动机便也混杂着社会舆论施加在其身上的来自道义和地缘政治论上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内矛盾才真正威胁着美国一直都有能力去建立的一个构建在自由社会体系上的国际秩序。如果美国放弃印度支那，尼克松就会为我们的盟国担心；同时，如果美国就此放弃四届政府曾极力控制的地域，尼克松还会考虑到此事对苏联问题的冲击。他确信一届软弱的美国政府将妨碍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正扮演着遏制苏联称霸的一个重要的亚洲角色。 但是，就在他任职总统后，他发现在约翰逊政府的最后阶段，战争取胜的目标就已经被放弃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去结束对北越的轰炸，并寻求解决战争问题的妥协办法，而且这也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两派候选者所共持的观点。没有一个聪明的美国领袖会去反对这种观点。 在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时，尼克松所能做的就是单方面实现他体面的撤军计划。在整个施行计划的过程中，尼克松有效地将美军伤亡人数从约翰逊最后任期时的每月1200人减少到了他任职期内的每月30人。他还单方面地进行裁军，从1969年裁军55.5万人到1972年裁军3万人。在没有失掉美国盟友的情况下，尼克松选择了一个适当时机签署了停战协定。 在整个过程中，撤军的步骤经常是备受争论的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曾经把美国拖入泥潭的自由派人士极大地挫伤了士兵们的锐气，同时陷入泥潭的战争本身也成为某种道德至上的激进反战派的众矢之的。随即他们又发现，曾经反对的策略已经不再需要去反对了。与此同时，有的保守主义者也放弃了先前所认为的在印度支那受挫的理由，转而变成了热情的新保守派，受到反战抗议运动的围攻。如果尼克松不手软，他就不能使美国社会从深渊中走出。 我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被卷入了这场争端的旋涡中，虽然我曾是纳尔逊·A.洛克菲勒对外政策的首席顾问（此人曾是尼克松十年来的政治对手），虽然我只在总统选举时见过尼克松几分钟，但他仍然任命我作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因此我也成了尼克松总统关于越南撤军政策的首席顾问和最后的首席谈判代表。 和几乎每一位深陷在要对未来越南的命运做出决定的泥潭里的人一样，我也被矛盾所困扰。我在理智上深信，如果在现行的军事战略下，所有胜利的希望都几近破灭时，河内问题才能解决；但是在情感上，我的思想又和我同时代的大学同仁们，那些越来越多的温和的反战派们比较接近。因此，在谈判问题上，我也是政府中的政治解决问题的主要鼓动者，主张给予印度支那人民真正选择他们未来的机会。谈判的道路变得比我刚接受任务时更加崎岖。 从此，国内有关越南问题的争论导向就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时间所带来的变化就是使健忘者将越南往事从脑中驱除掉，也使那些难以释怀的人不断积蓄着仇恨。在越南问题上，我们一直未能找出折中的评判方式--即要有能力从美国自己酿成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其结果是，越南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 越战悲剧让美国人审视自身，美国人固有的理想主义观念赋予了这个民族特别的使命感，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强大力量，都会影响由此产生的相关判断。如何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的执政者大多采取的都是强硬的外交政策。这个任务或许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除非我们对自身有足够的信心去尝试那些难以定义的冒险任务。 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碰到过。 本书一共有14个章节组成，主要观点和内容都来自我另外四部论著，其中三部是我的回忆录，即《白宫岁月》（1979/White House Years）、《动乱年代》（1982/Years of Upheaval）、《复兴年代》（1999/Years of Renewal），还有一部是《大外交》（1994/Diplomacy），我对整部书进行了重新结构，对一些材料进行了重新梳理，使其成为一部连贯完整的作品，而且我还对整部书重新制定了基调，将回忆录中的描述改变为史实记述，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多年以前的争论寻求一个结论，而是想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青一代能有机会尽可能地获得对越南战争更切实的认识，去了解美国一代领袖对越南战争的观点以及他们是如何从极具悲剧色彩的经历中解脱出来的。和所有的传记写作一样，本书在叙述亲身经历的事件时依然不能脱离事件本身的正义性。除非对事件的正确性，至少是必要性有把握，当事人才会对这些事件付诸行动。在我深思熟虑后，我尝试将他们记录下来。在本书章节的脚注中，我列出了持有不同观点的书籍，这些著作也都有各自的参考书目来源。 越南战争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结束战争的一届政府在面对新闻媒体和国会时，一直是非常抽象的分析，并坚持在地缘政治学上表述最广泛的国家利益的观点。批评家们直接面对反应着美国对于和平和世界秩序责任的国家军事战略，在反战立场上发表的道德宣言，也摆出相当抽象而激进的态度。其结果导致政府形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自我认识，而批评家们则抱有一种不加分析的激越情绪。水门事件使正面评价政府的希望化为泡影。只是在战后的一个时期，美国放任一个曾依靠我们的盟国，切断了援助，使其陷入战争危机，最终使其陷进共产主义者的规则中。国内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并没有很快结束。我们为那段深陷泥潭的岁月付出了太多的光阴，虽然现在看来已经是很遥远的往事了。 我的笔墨未干，美国却又一次陷入了战争--这次可说是毫不含糊地直面恐怖主义。历史永远不会重新来过，至少我们可以从本书所叙述的悲剧中汲取教训：美国绝对不要再允许国内的言论纷争推翻政府曾许下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