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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特工吉米•斯科特破门而入：“副总统先生，我们现在就得走。”不等我回话，他就蹿到我桌子后，一手放在我的腰上，一手扶着我的肩，将我推出自己的办公室。他催着我急速穿过狭窄的白宫西翼走廊，沿着楼梯走向位于白宫地下的总统应急指挥中心。
我们停在楼梯底端、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外的隧道里，我看到特勤处的特工在楼梯的顶部、中部和底部站岗守卫，建立防御层，以防白宫自身受到攻击。特工斯科特还多带了枪支、手电筒与防毒面具。他告诉我，他将我从办公室中疏散，是因为他从自己的无线电中得知，一架不明身份的入境飞机正向代号为“王冠”的白宫飞来。
没过多久，传来另一个消息。斯科特说：“长官，向我们飞来的飞机刚撞上了五角大楼。”这时我才确知，纽约与华盛顿都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仍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的小布什总统，不得不离开。我转向隧道里的一个特工：“给我接总统。”他拿起墙上的电话听筒，拨通了电话。
这是自被劫持客机撞上纽约世贸大厦后，我第二次致电总统，他也正极力与我联络。通信故障切断了我们先前的通话，在等待这次通话时，我看到隧道中的老式电视显示出世贸大楼熊熊燃烧的画面。接通总统后，我告诉他，五角大楼被击中了，并敦促他远离华盛顿；因为整个城市都遭到攻击，白宫也是目标。我知道，他不希望表现出临阵退缩，但在我们进一步弄清情况之前，他真的不应该待在白宫。
当飞机袭击开始时，我的妻子林恩•切尼正在华盛顿市区，负责保护她的特工细心地将她带到白宫。她到达隧道的时间是接近上午10点，当时我刚结束与总统的通话，她随我一起走入总统应急指挥中心。我在大会议桌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张桌子占据了这间镶满木板的房间的绝大部分空间。桌子下方的格子里放着几部电话，正对着我的墙上是两面大电视屏幕和一台摄像机，用来开电视会议。另一边墙上也有一台摄像机和两面电视屏幕。我背后的那面墙上，则是一个巨大的总统印玺图案。
我们进入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后不久，电视里就播出了世贸大厦南楼垮塌的画面。林恩和我都知道，我们刚刚目睹了数百，也许是数千无辜生命灰飞烟灭。
交通部长诺姆•米内塔是最早进入总统应急指挥中心的那批人之一，他正在列出航班班次清单，努力弄清哪些飞机确实遭到劫持并实施了撞击，哪些仍在空中对我们构成威胁。诺姆占用了两部电话，联邦航空局用着其中一部，他的办公室主任用着另一部，在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之前，他们要尽力清理领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商业航线的飞行员通常拥有操纵飞机的巨大自由决定权；很显然，有人已经告诉诺姆，飞行员可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飞机降落。我听到他以一种十分确定的口气说，飞行员的自由决定权在今天并不适用。他下令： “让所有的飞机立即降落。”
在开始的那几个小时，我们都处于战争的迷雾之中。我们接到报告说，有六架国内航班飞机可能被劫持了，随后又减少到四架。对于五角大楼到底是被客机、直升机还是汽车炸弹击中，我们收到的报告也不尽一致。我们一开始还接到报告说，华盛顿爆炸四起，林肯纪念堂、国会山与国务院都发生了爆炸。我们还听说，一架来历不明、无人回应的飞机正冲向戴维营，另一架冲向得克萨斯的克劳福德；我们还听到威胁“空军一号”的消息。
上午10点15分左右，一位身着军装的助手进入房间，告诉我，一架确信已被劫持的飞机正在八十英里之外，向华盛顿飞来。他问我，是否授权我们的战斗空中巡逻机靠近该飞机，也就是说，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是否有权击落确信被劫持的美国商用飞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副总统阁下，现在飞机距我们还有六十英里，是否授权他们靠近？”“是的。”我又一次回答道。
我无法找到其他的答案。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已经非常残酷地表明，一旦飞机被劫，就成了敌人手中的武器。在我们早些时候的通话中，总统和我讨论过我们的战斗空中巡逻机的问题，它们是在空中保护美国的战斗机，它们需要战斗规则。总统同意了我提出的建议：他授权战斗空中巡逻机向被劫持并且不转向的民航飞机开火。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已经惨遭涂炭，我们毫无疑问要采取行动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但是，我刚刚下达的残酷命令，还是震惊了总统应急指挥中心里的所有人，整个房间陷入一片沉默之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希•博尔顿从自己的椅子上欠起身来，建议我们与总统保持联系，让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早上10点18分，我拿起我旁边抽屉里的保密电话，呼叫“空军一号”。“空军一号”已经离开了佛罗里达，向西飞去，总统幕僚们正在寻找一个安全处所，以便总统可以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总统接到电话后，我告诉他自己下达的开火命令。
当我们得到消息说，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坠落，我们很快又陷入了某种紧张状态。它是迫降的吗？还是被我授权开火的战斗机飞行员击落的呢？最终，我们得知，一种英雄主义的壮举致使美联航九十三号航班在宾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田野中坠毁。九十三号航班上的乘客了解到当天早上其他被劫持飞机的命运后，冲进了驾驶舱。这些英勇的男男女女，以牺牲自我性命的壮举，挽救了其他许多人的性命，其中也可能包括那天上午身处白宫的我们这些人。
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埃里克•埃德尔曼，曾是国务院的老牌外交官，他走进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带来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史蒂夫•哈德利给我的口信。他说：“副总统阁下，史蒂夫认为你应该疏散。”我告诉埃里克，自己哪儿也不去。我知道总统是安全的。我知道在我们的通信一再受阻的时候，我必须维持自己的通信能力。“埃里克，如果我们离开这里，上直升机疏散，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我才能重新与外界取得联系。这段宝贵时间，我们损失不起啊！告诉哈德利，我们原地不动。”
林恩一直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她给我带来了家庭成员的消息。她从白宫特勤处获知，他们已经将我们的孩子和孙辈接到了安全的地方。上午10点28分，世贸大厦的第二栋楼也倒塌了，房间里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那栋楼里的人，也是父母、妻子丈夫、姐妹兄弟、儿子女儿啊！他们不是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而是忙于生计的普通人啊！他们就这样惨遭屠杀，无视无辜生命的恐怖主义者，使他们的家人陷入痛苦的深渊。
就在世贸大厦的这栋楼倒塌的几分钟里，有人告诉我，一架朝华盛顿方向飞来的飞机坠落在俄亥俄和肯塔基的边界上。还有传言说，另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距白宫仅五英里。我说：“把它除掉，如果它看上去造成威胁，就把它打下来。”
10点39分，我联系上了国防部长唐•拉姆斯菲尔德，与他交换信息，他在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一份文件保留了我们的对话：
副总统：我们至少三次收到消息，说有飞机在向华盛顿靠近，其中两次确信飞机被劫持了。另外，根据总统的指示，我授权将它们除掉。你能听见吗？
国防部长：是的，我明白。你向谁下达了命令？
副总统：命令是从这儿，通过白宫的指挥中心传达的，从地下室发出的。
国防部长：好的，我要先问个问题：命令是否已经传达到了飞机？
副总统：是的。
国防部长：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有些飞机已经收到了这样的命令？
副总统：对的，据我理解，他们已经除掉了几架。
国防部长：我们还不能确认。我们收到消息，有架飞机掉下来了，但尚没有战斗机飞行员向我们报告此事。
“9•11”委员会后来发现，尽管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飞行员获准开火，但北美空防司令部的东北空防部，并没有向从兰利空军基地紧急起飞的战斗机飞行员下达开火命令，只有一架民航客机——九十三号航班，坠落在宾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我们以为在俄亥俄和肯塔基边界坠毁了的那架，实际上是美国航空公司的七十七号航班，这架飞机曾朝白宫方向飞来。它从我们头上飞走之后，又冲白宫飞了过来，逼我们撤离。然后，它走上了冲向五角大楼的死亡之旅。
那天上午，在我的脑海里，有两件事最为重要：清除空中的所有飞机，预防进一步的攻击；保证美国政府继续运转。我们立即采取预防措施，确保任何攻击华盛顿的行为，都不会使我们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在事态明晰之前，总统不得回到华盛顿。我们疏散了众议院与参议院的主要领袖，将他们送往华盛顿之外的安全处所。在找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德时，我还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找到了他，他的保卫组将他从那儿带走了。我告诉了他当时的最新情况，敦促他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照办了。那天，我至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非常重要，因为在继承总统职权的序列中，他名列第二位。
参议院临时议长罗伯特•伯德，在继承总统职权的序列中仅次于众议院议长，他拒绝转移到安全处所，而是回家了。其他一些被疏散的人，也急着尽可能快些返回华盛顿。对于这一点，我的朋友，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唐•尼克利斯曾问我，为什么行政分支有权决定同为政府分支的国会的成员何时返回华盛顿？我告诉他说：“唐，因为我们有直升机。”
由于所有飞往与飞离美国大陆的飞机都停飞了，滞留各处的高级官员开始要求派飞机去接他们。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被困在了瑞士的苏黎世。袭击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范围巨大，我们需要艾伦回到美国来帮我们处理。我请五角大楼给他派了一架飞机。
当我们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积极应对时，白宫的形势分析室也在召开另一个会议。总统应急指挥中心的同僚试图通过视频，将两个房间连接起来。我们尝试着将形势分析室里的画面传送到我们这边四个屏幕中的一个上，但我们却听不到会议的任何声音。我们从电视的新闻报道中获得了更佳的实时信息，但是由于技术故障，当形势分析室的会议画面显示出来时，我却听不见电视报道的声音。最终，我请求关掉形势分析室的会议画面，以便我们能听到电视上的报道。我告诉埃里克拿起电话，试着听形势分析室里的会议，但是几分钟后，他描述说，声音的质量“差得像在游泳池底听《鼠来宝》”。我让他挂掉电话。如果楼上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他们会派人下来，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已经决定，将我们国家的军事警戒等级从和平时期的四级防御，提升至三级，高过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我的办公室主任斯库特•利比与埃里克•埃德尔曼提出，应该有人来告诉俄罗斯人，我们准备提升警戒等级。那时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并不想让他们感到惊讶，以为我们是因为他们而提升警戒等级。我们都经历过冷战，知道应该牢记，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导致错误的核对抗。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打了电话，接通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得到的回复是，他支持美国的行为。鉴于美国遭到攻击，俄罗斯人同意停止他们的军事行动。
我们还作出决定，让“空军一号”降落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以便总统能够向美国民众发表简短的录音讲话。在他着陆的前一刻，我们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得到消息，一些国际航班遇到了麻烦。遍布大西洋沿岸的海岸警卫队，接到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和美国大陆航空公司飞机的求助电话。半小时内，我们被告知，这些航班已不再是问题。但是，一架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计划飞越太平洋到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却不断地发出被劫持的蜂鸣声。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前去跟踪。
康迪•赖斯问我，我认为总统离开巴克斯代尔后应该去哪儿。我告诉她：“奥马哈附近的奥法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从我担任国防部长起，我就知道美国的军事设施遍布全境，可以提供高度安全与现代的通信。战略司令部就是其中之一。在那儿，总统会很安全，在我们的通信能力明显十分微弱的情况下，他在那儿可以跟华盛顿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员保持联系。
截至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已经清除了领空中的绝大部分飞机。我们还了解到，很多袭击与劫机报道都是子虚乌有。事态与信息交流趋于稳定。我知道，总统一定急着返回华盛顿，在他飞往奥法特空军基地的途中，我们通了一次电话，我建议他考虑一下返回华盛顿的时机。他已经在奥法特安排了一个保密视频会议，以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取得联系。但是，我很确定，在此之后，他就会返回华盛顿特区。
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一点很清楚：行政分支中的某个人，完全了解我们对于攻击的早期反应后，应该发表一份声明，让美国民众和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安然无恙，美国政府仍在正常运转。袭击并未摧毁我们。我们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收看了电视报道，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记者联系行政分支中的任何人，就当前的事态发表权威看法。几位国会议员倒是发表了讲话，但他们都调离了实际掌控国家的职位。
应该有人出来向全国作个正式声明，我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是我。我过去的政府经历，包括参与冷战时期持续的政府行动，使我可以应付“9•11”事件最初几个小时的危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冲出去，向媒体发表讲话，将会损害总统的威信，对他、对整个国家，都没什么好处。我们正处于战争时期，我们的总指挥应该显示出强烈与果断的责任感，正如小布什总统所做的那样。我若对公众讲话，将于事无补。在我看来，总统顾问卡伦•休斯是对媒体发表讲话的合适人选。她当时正好离开了一天，但正在赶往白宫的路上，很快就与副总统顾问玛丽•玛塔林并肩工作，起草了一份声明。由于一系列安保方面的原因，特勤处没有让卡伦使用白宫新闻发布室，他们安排将她送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她在那儿会见了记者。
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我们对于这种战争行为的反应。我的总顾问戴维•阿丁顿已经被迫疏散，但我又安排他重新回到白宫。他一到达总统应急指挥中心，便通过电话与身处罗斯福厅的总统幕僚团队合作，商讨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需要怎样的立法授权。
我们起初便怀疑这场袭击为基地组织所为。当然其他几个恐怖组织，也有能力组织和发动这种规模的袭击，我们一定会要他们负责，但这还不够。还有一些组织资助了恐怖主义活动，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有些国家给恐怖分子提供安全港湾。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也应该为此负责。
总统通过奥法特的保密电话，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此期间，布什主义的雏形开始显现。我们会追踪那些伤害我们的恐怖分子，也同样会追踪为他们屠杀般的攻击提供帮助的人。
晚上8点半，总统回到白宫，从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说：“对于实施这些攻击的恐怖主义者，以及包庇恐怖主义者的人，我们会不加区别地予以打击。”随后，他在总统应急指挥中心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结束后，林恩和我离开了地下室，通过外交人员通道，走出白宫，到达南草坪。在那儿，有一架白顶的直升机正等着将我们带到未知的安全处所。这是第一次，我离开总统，分处外界未知的处所，此后这样的情形还会多次出现。如果恐怖分子试图对我们的政府实施斩首式打击，我们希望确保他们不会同时干掉我们俩。
随着“海军陆战队二号”升空，我可以看到五角大楼。这栋楼正在冒烟，救援队仍在抢救，烟直往上蹿。我一整天都在看电视里世贸大厦与五角大楼的画面。看到被攻击的地点，我很直观地认识到美国的弱点，以及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我想到1814年华盛顿市遭受英国占领、打击的情形。如今，一百八十七年后，基地组织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对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心脏实施毁灭性打击。在这一天，关于我们自身安全的所有认识都改变了，这是一种根本性转变。
我们朝凯托克廷群山和戴维营方向飞去，总统的这个度假地将成为我们在“9•11”之夜不对外公布的避难所。我们到达之后，被带到阿斯本营地。在那儿，我一直到黎明都没睡着，我在想，这次攻击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需要全新的战略来确保美国的安全。21世纪的头一场战争，将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它将首先是，也基本上是反对恐怖分子的战争，这些恐怖分子在暗处活动，不惧怕威慑，将会利用他们能获得的任何武器，来摧毁我们。
观看世贸大厦第二座大楼坍塌，总统应急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