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第一节 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金钱与人的关系几乎是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金钱是人的人上之人，命中之命，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金钱。为了钱，可以生死相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人与钱的这种极端关系，必定是悲剧性的结局、地狱式的结局。当今的中国就是在这个极端线上浮沉着的状态。这种状态是90年代的中国开放以后的状态。90年代开放以前的中国，金钱与人的关系，又是一种极端。那个时候金钱与人的关系，简单到就是一张薄薄的工资单的关系。每个人有了这张工资单，基本上可以没有饥馑之虞，但也不会有什么享受之乐。由此人对于金钱是一种非常隔膜、遥远的关系。因为这张工资单只是记录了人工作期限的长短和工作职位的高低，它与人的真正能力、知识或者是对事业的热心，是压根没有关系的。你无需为了使得你的工资单上的数字多一点而去花多大的力量，那是无用功。在这种金钱与人的关系中，金钱对人构成不了任何刺激，更不会引起人的激情。这种金钱与人的关系应该说也是一种变态的、悲剧性的关系。 回想往事往生，我的前一半的生活就在第二个极端线上生活，后一半生活是在第一个极端线上生活。我仅有的人生就在这两个极端线上经营苟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我大学毕业，拿的是48.5元的工资，第二年转正拿的是58元钱一个月的工资。虽然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是反革命集团的嫌疑犯，所以被批、被斗，但非常幸运的是没有减我的工资。因为有了这么一笔收入，我每个月除了赡养父母，帮助弟妹以外，基本上一个人的生活还是无忧的。后来到了自贡这个山沟沟里劳动，看我是个瘦弱的知识分子样子，所以也没有安排我到车间里面去干那种重体力活，只是做那些文书式的记账、跑腿的事。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是挈妇将雏了，但是这份工资还是勉强够用的。当时的物质生活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温饱是可以的，享乐是没有的。 我当时经常要跑工厂最远的仓库去查点库存。我所在的工厂是以毛泽东当时要与苏联打仗的战略思想建造的，所以全部建造在远离苏联远程导弹射程的山沟沟里。每个车间都挨着山谷、山沟，车间与车间之间都非常之远。工厂大到运输都要用铁路线才能完成。我要跑最远的仓库，出发前常常在食堂买三个每个二两重的白馒头。到达仓库是要翻两座山的。于是一边啃着白馒头，一边跋涉着翻这两座山头。到了仓库，盘点完库务的时候，必定是饥肠辘辘，浑身无力。回来的路是老路，仍然要翻两个山头。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地沉重，但遥想家里还是有热饭、热菜等着的，心情又是憧憬了。 在这种平庸的生活中，也时不时有些激情的事情发生。譬如，一个市里喜欢诗歌的朋友会拎着一瓶好酒上门来看我。作为主人，在家里搜索一切可以佐酒的食品。搜索了几遍，只是在碗橱的角落里找到一个鸡脚，还不知道是哪个时候剩下的。朋友就欣欣然地说：“就这个鸡脚吃酒吧。”于是就倒出一碟酱油，鸡脚蘸着酱油，我舔一口，喝一口酒，朋友也接过鸡脚蘸着酱油，舔一口，喝一口白酒。鸡脚是只能舔不能啃的，因为一啃就什么都没有了。舔的是酱油味，还是鸡脚味，谁也顾不上了。总之是滋味无穷，谈资甚多。要不了多久，一瓶白酒就喝完了。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在当时人的意识中绝对是幸福的事。 像我们这种所谓知识分子，在物质之外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70年代，在这个山沟沟里，能够给我带来精神享受的无外乎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有书读的。这在当时是件匪夷所思的事。这些书都是我从上海迁来的时候偷偷用厚厚的纸板箱装来的。我从上海运到自贡的东西里面真正实用的就是两样：一是两个条凳、两块铺板形成的床。还有就是对我金子般宝贵的十几箱书。当然幸运的是我还有十几箱的书。这些书是我从小购书、藏书积累起来的，除了“文革”开始扫“四旧”，损失了一些书以外的全部的书。其中当然有小胡子的契诃夫、大胡子的托尔斯泰，有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这些人的著作。这一百多本书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阿里巴巴宝藏，但是这些宝藏只能藏在纸箱里，摞在墙角里隐身着。如果亮相的话肯定是会招来祸害，因为它们都是“封资修”的玩意儿。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从纸箱中偷偷地拿出一本《变色龙》来，拿出一本《白夜》来，或者会欣赏着渥伦斯基在火车站与安娜•卡列尼娜相识的那一刻的激情。这个享受类似于在沙漠中眺望星星时的那种心澄气爽的快乐。 70年代的自贡，我还有一种享受——每天晚上7点钟是美国之音用中文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必定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支开。然后紧闭窗子和房门，打开家里凯歌牌晶体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要精准地收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那真是一个绝对高技术的活。虽然明明知道是在收音机的这个频率范围里能收到美国之音的，指针明明就在这个区域中，但声音却那么飘忽不定，永远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我只有紧张地微调着收音机的频率，力求捕捉外星传来的那比外星还遥远的声音。于是满头大汗之下，紧张惊慌之下，半个小时过去了。你总是会有偷儿成功的快感。 70年代的生活，金钱对人不会构成任何诱惑，你也不会去对金钱有任何的想象。这种心静似水的状态，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追求的境界，但那个年代你不想追求也是这个境界。 金钱对我有诱惑，或者说与我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应该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时候。 自贡是盐都，城市不大。在这个城市里，你只要稍有周旋，很容易认识这块土地上有文化的人。当今在戏剧界赫赫有名的魏明伦，当时就在自贡川剧团过着非常冤屈的日子。一接触，两个人就非常投契。延安时代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里是最年轻的哲学家的谢韬，因为胡风的案子，被发配到自贡家乡劳动。他的劳动就是在自贡盐业博物馆附近扫大街。经朋友介绍，大家也引为好友。1980年谢韬被平反，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还有诗人李加健，此人因为流沙河的案子而被牵连。他的命运很惨，坐过牢房，在建铁路的工地上做过苦工。他常常用诗歌来描写他的冤屈而又苦难的生活。他有首诗歌写到他曾经在牢房中的经历。因为牢房永远是灰色的水泥墙，看不到任何的绿色，于是他一周中有那么几次放风的机会，会在墙的角落里，拔出几根绿草，塞在头发中，带回牢房内。在牢房中他会拿出这几根宝贵的绿色草来，久久地凝视。他要从这个绿色看到整个天空、大地，葱葱茏茏的大自然。李加健这种写他经历的诗歌很让我感动。我们不但成为了朋友，我还为他写过不少的诗评。当然在自贡的诗歌圈中，包括女诗人傅天琳，铁路局的孙根发，都因为诗歌与我相熟、相知。 孙根发是一个铁路员工，那个时代铁路员工是非常有地位的工作，迎来送往很多事情要拜托他。他也经常拿着他写的诗歌到我这里向我请教。有一次他突然到我家来，我正好在翻我的秘密箱子里的书，他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一样地惊呼：“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好书啊！”我对于朋友也只能实话实说，我讲了这些书的来历。孙根发是很有政治头脑，也有生意头脑的人，于是他就非常诚恳地跟我说，他说：“钟老师，你有那么多书，你可不可以想办法编一些书出来，让今天那种没有书读的人去享受呢？”在那个时代，中国除了“红宝书”之外，是没有其他书的。我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些都是‘封资修’的读物，虽然今天已经不是60年代抄家的日子，但是今天谁敢保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万一有那么一些领导和造反派们要找你麻烦的话，不是自讨苦难吗？这个事情我不会做的。”于是，孙根发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想想，现在在我们火车上，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看，我们编一点只是长知识的东西，跟政治没关的东西，这总可以吧。”听孙根发这样说，我的思想倒也活跃了起来。孙根发说：“你能不能编一本提高人写作水平方面的书呢？”我回答：“解放前这类书我是看到过的，名字就叫《文学描写手册》。这些《文学描写手册》就是给文学爱好者们写作用的参考书。里面有很多种分类，有关于写景的、写物的等等，光写景可以根据季节来分，又可以根据景物去分，这些分类都是从名著上去摘录相关的段落，汇编而成。解放以后这类书我倒是没有看到。”孙根发听了以后，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说：“好，钟老师就这么办，你就根据你这么多的中外名著来编一本《文学描写手册》。”我说：“当然，我编是编得出来的，但是第一，你千万不要暴露我的身份，那你就会毁了我。第二，我问你谁来印，谁来发呢？”他马上就说：“发很容易，就在我的火车上，我的火车上那么多的乘客，卖几角钱一本，一天的来回可以卖掉多少，这是没有问题的。印，我想可能要去求助于自贡的文化馆。因为用文化馆的名义来印的话，虽然不完全合法，但也是有合法性的。因为文化馆是为了普及文化。” 我认识自贡文化馆的女馆长，是个有点文化的小官员，我说：“好吧，我就拜托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是我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那么大胆，谨慎一点，不要出任何纰漏。” 此谈话一周后，孙根发跑来告诉我好消息：“文化馆的女馆长一口答应，说以他们的名义去印，绝对不会暴露你的身份，而且这个印的成本全部由他们文化馆承担。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文化读物来散发，最主要地在铁路上散发，这件事由我来负责。”我就这样被逼到一条不归的路上去了。 我于是就紧张地工作起来，先列出了各种栏目，大栏目、小栏目，景、物、人、情、感、思等等，林林总总有上百种。于是又翻遍了家里的中外名著里面的最精彩的部分做了标记。抄写的任务都是我的妻子来完成，因为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非常的快速。一本十几万字的《文学描写手册》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书稿我拿给了孙根发以后，我再也没有追问任何的情况。 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孙根发突然出现在我们家，拿了厚厚的一摞钱，他说：“给你，钟老师，这是你的辛苦钱，你数数，总共2500元。”我一听吓了一跳，2500元钱，在那时无疑是一笔巨款。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8元啊。我说：“你怎么会给我那么多钱？！”他说：“那是你的稿费啊，你编的那本《文学描写手册》已经印了好几次，大概已经印了六七次了，别说铁路上在卖了，别的地方都放地摊上卖了。”孙根发还说：“文化馆的女馆长也说，这是钟老师的劳动，你一定要把这个钱给他。”这厚厚的一摞钱拿在手上沉得让人有醉意，但醉意之余又有些惊慌。如果有革命派看到这些书，一路追将过来我就倒霉了。 又过了大概二十几天，孙根发又来跟我商量，说：“这第一册啊看来不能再印了，因为卖不动了。你能不能再来跟我们编一本《文学描写手册》第二册？”我说：“这个第一册可以了，怎么要第二册？”他说：“我相信你还可以编出第二册来。”我说：“编是可以编的，但是要花工夫啊，要一个月。”他说：“那好，一个月后我就来拿。”这个时候，无疑那2500元钱已经对我构成了诱惑。你想你本来是拿工资的人，突然拿到2500元钱，现在又有机会去编第二本，那就意味着你再可以拿2500元钱。这种诱惑是太大了。所以我没有再做争论。第二册比第一册完成得更快。交稿了以后，孙根发不多久又在我家出现了，给我拿来的钱比第一次还多，竟然有3000元。我说：“怎么这么多？”他说：“你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了第二册以后，很多人还要第一册，于是我们又加印了第一册，数量就非常之大了。女馆长和我们都决定要给你3000元。” 拿到了那笔当时的巨款以后，我家的物质生活一下子飞到天上去了。购买了缝纫机、电风扇，最难得的是购买了当时几乎很少有人买的9寸的黑白电视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电视机买来以后，对我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场灾难。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家门是向任何人敞开着的。你家里有电视机，到了放新闻联播的时候，几乎你的一切朋友、邻居，孩子大人都会涌到你的16平米的房子里来。电视机是放在床上再摞的高凳子上，观看者或站或蹲或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满坑满谷的人。最可怕的是那个时候的电视播放的信号非常不稳定，电视机自带的圆盘式的天线根本没有用。于是，有工人帮我拉了一条天线，圆盘拖到了屋顶上。但是即便这样，你还是经常会捕捉不到画面，或者听不到声音。如此之下，一定要有人爬到屋顶上去转动这个圆盘。我就要从窗口往外深深地探出头去对着天空喊：“现在还是看不到，还是看不到……好！现在可以啦，现在可以啦，现在已经清楚啦。”然后，上屋顶的人下来了，但过不了一会儿，又收不到任何信息了。如此这般又要有人爬到屋顶上去调天线，如此这般我又要向天空高喊……这种灾难式的观看，实在无法忍受。我只有找了个借口说电视机有毛病了，这个灾难才暂时结束。 这5500元钱拿在手上，有一种烫手的兴奋。兴奋的是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和知识终究是可以换来别人换不来的东西。我曾经不无骄傲地对儿子说：“你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成语吧，你爸爸现在做的事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兴奋之余又不无担忧。这几千几万本的《文学描写手册》流传到社会上去，谁知道看到的人中会不会有一位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的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阶级斗争观念培养到了一触就跳的敏感地步，这本书如果是流到了这种人手上，那后果是完全不可设想的。我的这种担忧一直到了80年代才完全放下。 80年代是中国“活”过来的年代，我已经进入成都大学教书了，全身心地放在了教书事业中。那时的学生尤其是77、78届的学生，是我执教过的学生中最奇特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知识的长期饥渴已到了畸形的地步。为了应付一次小小的测验，他们都可以通宵达旦地复习；为了一分的上下，可以纠结到掉眼泪。面对这些学生我就更会鞭策自己，要好好地教书。亏得我这十来年是没有放下过书，也亏得我在1978年气候温暖的时候又拿起了笔。因为你要写文章，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所以我的课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学校里最出色的一门。这些学生的年龄有些与我相仿，有那么几个胆大的女学生非常有勇气地往我抽屉里塞情书、电影票之类的。她们被社会遗弃了太久，她们想咬住这时代的最后的尾巴，知识与爱情都要，我只能一笑了之了。 到了成都以后，我的身边非常自然地就聚起了一帮诗人。四川是一个诗歌的大盆地，四川人天生的外向流露，爱夸张、爱表达等特点，养成了他们天生的诗歌情结。我认识了一大批老老少少的诗人。 8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自觉地追求金钱了，当然人数终究是少。在我周围的诗人中对金钱有非常自觉概念并且为此实践的，可能就是诗人骆耕野了。骆耕野因写诗歌《不满》而誉满中国。他借了钱在成都的一个防空洞里办起了成都的第一个咖啡吧，取名叫“黑咖啡”。咖啡本来就是个舶来品，而且又用黑字当头，开张首日就生意红火，“黑咖啡”一下子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骆耕野看能赚钱，又开了一家西餐厅，生意也异常火爆。人手不够，我就把我的小姨子介绍给他做高层管理。 我还是心无旁骛地教着我的书，生意对我说来构不成诱惑。因为我喜欢在课堂上传播社会上刚刚开放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所以上课异常吸引年轻人。于是四川省的一些文化单位也邀请我去，在校外开讲座。这个时候，中央看到中国有如此多的知识饥渴的年轻人，就办起了开放式的教学——电视大学。四川省的电视大学一成立，他们想聘请一位思想解放、知识扎实的人做他们的专业负责人，就这样我被他们聘请成为四川电大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近水楼台先得月，电大中文学科的第一门课《文学概论》自然由我来做主讲老师。每周要去电台录制相关课程。四川电大开设的第一期中文课程的规模大概有六七万人之多，学生除了听广播以外，他们更喜欢通过面授来接受教育。光成都地区就有近百个面授班。作为电大《文学概论》课的主讲教师，我当然是各种面授班都要争夺的老师。开始面授的价格是每节课5元钱，慢慢地一节课就变成了10元，后来变成了15元、20元，最后涨到了50元。这个时候就不是人家来聘请你讲课，而是经常发生裹挟你去上课的情况：一辆车停在你家门口，诚恳地求你去他们的面授班上课，说他们一个班的学生都坐在那里等着了。在这种带有强迫性的诚恳之下，你是无法拒绝的。 这个时候我在外面的讲课频率不是一天讲几节课，而是经常一天满负荷地讲7节课。讲完7节课，我回家，人瘫坐在沙发上，双目紧闭，不思吃喝，更不会讲话。大约要过一个时辰，才会慢慢地缓过神来。一个好的老师所付出的不尽然是知识，实际上还有大运动量的精气神，这无疑是对人身体的一大考验。我至今都没法想象，如此这般的三年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当然，讲课金的收入是十分的巨大，记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四川最大的礼堂——锦江礼堂做面授教育。四五千个座位坐满了，过道，甚至在台上都坐着学生。学生都是从四川的东南西北坐火车、坐汽车赶来的，他们只是希望在考试前听到主讲教师最后的一次讲课。讲完了，四川电大的负责人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给我，大概有三千多元吧，因为他们是收门票让学生听课的。 我在四川电大主讲了两门课，一门是《文学概况》，一门是《中国当代文学》，上课费的收入还在少数。最大的收入是学生的毕业论文的审阅与打分。电大毕业生的毕业论文的审批原则上可以由任何一个有资质的大学老师来完成，但是他们审阅的论文给的打分是优的话，最终还必须拿到电大专业委员会做最后的核准才算数。但是作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的身份就决定了我对我的学生的审阅与打分无需再经过这种核准。我认为学生的论文是“优”，那就一定是“优”。这样的规定就使得一切自以为优异的毕业生都想把论文递交给我，让我来审阅打分。这就使得我经受了无穷大的工作量压力。全省几万个毕业生有好大一部分都想走我这根桥，有人亲自上门提交，有人通过托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向我提交。甚至有的学生送来论文，我一旦不肯收下就痛哭流涕地赖在我家不肯走。学校为了解脱我不胜其烦的骚扰，专门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作躲藏用。但就是这样，每个毕业班我接到的论文都在几百篇之多，这几百篇论文从阅读到审定几乎都要熬到半夜才能完成。而这个审批论文的酬金，在我却在250元以上一份。如此酬金，如此数量，可见当时我的收入是一种什么水平。 这三年里面，如果说到钱的话，我至今都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概念。大概有个数十万之多。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在80年代初的时期里竟然能够积累起这么个数字，别说别人不能想象，我自己都不能想象。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份钱是知识的钱，但也是血汗钱。这里我特别怀念我的好友梁老师。此人是66届的北大毕业生，娶了个农村的妻子，家里颇为清贫，分在成都的一所理工学校做中文老师。按说梁老师的文学水平是不差的，只是口才稍逊。四川省的高校是蛮以圈圈来定论老师的。梁老师不属于主圈圈里的人物，电大上课就很少有人请他。于是我就把实在排不掉的课请梁老师去上，我再三给面授班的负责人说梁老师是个非常不错的老师。于是梁老师就在各种面授班里越来越受欢迎，讲课量也越来越大。为了感谢我，他特意邀我吃饭，饭桌上由衷地感谢我对他的提携。梁老师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也特别的嗜好白酒。我记得那顿饭他一个人就喝了一斤多的白酒。这样的日子没过两年，就传来梁老师患肝癌，再没有一两个月，他突然过世了。我去参加了他的悼念会，有学生，有他的同事，面对他那还年轻的清秀的面孔，我潸然泪下。实际上，他的死是死在大运动量的上课上，当然还有就是他嗜酒的这个习惯。从此以后，在讲课的数量上我会尽量地控制，实在逼不得已我才会去上课。 80年代初期的生活，金钱与我实际上是发生了一层关系，说诱惑可能还构不成。金钱与我发生更多关系的却是在80年代的后半期了。80年代的后半期是我人生中最最精彩的一段历史。我这里只能粗粗地讲一点与金钱有关的几件事。 我是因为中国比较文学权威乐黛云老师的青睐，才被调去深圳大学教书的。这个调动一直到了1985年才得以成功。1985年的深圳应该说是中国最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一块土地，满目春光，一片郁郁葱葱。有人把它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的榜样。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深圳真正的改革开放也就是那么几年，在这几年里所迸发出来的中国人的那种希望改革开放的活力和生机，是以后在中国的任何土地上，包括深圳，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到了深大以后，因为在教学上、科研上的成果，颇得当时校长的器重。有一次校长突然把我找去，问道：“钟老师，你的情况我大致都听到了，我建议你不必在中文系屈就，你干脆独立来组建一个新型的符合市场需要的系科吧，我们深圳大学就是要走一条与内地大学不一样的路。我们要与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去接轨。对此你有点什么想法？” 我在回答校长之问以前，有过这样一番经历。我在1985年调入深大后，任深大校外课程部主任。因为这么一个身份，我被香港大学的校外课程部聘请去香港讲大陆的当代文学。那个时候有不少的香港读书人，包括港大、中大的博士生们，都会在星期天的下午赶来听我的课。虽然在语言交流上，广东话和普通话有非常大的误听和误解，但是大家都听得非常入迷，因为大家都想了解大陆的现当代文学情况。 因为每周要去香港上课，于是就慢慢地结识了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其中第一个是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余光中是被中文大学从台湾聘请到香港上课的。还有就是香港的不少有名的文化人，像也斯、古苍梧、小思、叶德辉、黄继持等等。与这些香港文化人交往，让我眼界大开，他们大多都有留学英美的经历，他们非常早地与西方的现代文明和文化接触了。感触之深的是我结识了香港浸会书院的传理系系主任林念同老师。林老师是香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的人。他回家乡以后，就在浸会书院创办了香港第一个大众传播系。西方的大众传播理论是在上世纪的中期被创建的一种新型理论，它把信息、电子、传媒等无数的时代新概念、新理论融为一体，它横跨了人文、数理、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一门可以用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新型理论。林老师在香港推广大众传播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他实在是香港的大众传播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结识了林老师以后，我就倾心地听他讲大众传播的学说。甚至有好几次就干脆住在他家的附近，一旦他有空就跟他聊这方面的学说。当时在中国压根就没有大众传播这个概念，更别说是理论。甚至中国思想界的不少头面人物还把大众传播学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新闻学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此闭塞与守旧就是那个时代的痕迹。 深圳大学这位非常开放的校长向我提出组建一个新型的系的时候，我就向他略说了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一个大概。并讲了认识林念同老师的事。校长听了以后异常兴奋地说：“钟老师，那你就成立一个中国第一的大众传播系吧。”这句话可能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句戏言。因为至今一所中国大学要办一个新的系科的话，仅申办的时间起码一年甚至数年，更遑论其中各种条件的苛刻。但是那个时候在深圳是处在完全开放的环境当中，校长的这句定论那就是结论了，就是命令了。我实在不能想象，中国的大学何时才能出现像当时深圳大学那样的完全开放，真正有校长治校的现状。中国的历史上是存在过这样的情况：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这都是明明白白的现实。 听了校长的这个命令我很兴奋。于是我就给校长提出，你给我什么条件。校长也很坦率，他说：“你必须招一批中国名校的接近于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有多少名，你报给我，我可以解决户口、房子，但是你的办公人员只能给2到3名。除此以外，每年你的一切费用只有2万元钱，当然不包括教职员工的工资。”我一听就懵了，要组建一个系，要把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从外面引进来，工作量和所需花的金钱何以是2万元能解决的。于是我说：“校长，你的这个费用，难道就没有更开放一点的可能性吗？”校长说：“是的，我们现在深大就是要开一种风气，我给你政策，你自己去想办法，人才、金钱，我只能给你打一个基础，创造一些条件，但后面的路子还是要你自己走出来。” 我就这样领命而走了，开始筹备大众传播系。这个系里的专业有大众传播、电视、电影、表演，还有公共关系这种完全新的专业。师资哪里来，校长给我的规定也就是十来个拿固定工资的指标。于是我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校找了一批应届的或是毕业没多久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当时深大规定上讲台的必须是硕士研究生。但还是不解决问题，因为你如果要讲表演，要讲电影，没有这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只有去请北京电影学院这样著名院校的相关老师来兼课，那么钱又是从哪里来呢？ 林念同老师在这个时候向我伸出了非常大的援手：第一，请他们系里的老师来给我们做免费的授课；第二，他把台湾与香港出版的一切有关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的书籍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到深圳。对我而言，林念同对我的影响不尽然是他向我传递的这套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更多的是他这个人的人格的影响。至今我都对林老师抱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感激。很多人都说我是开创中国大众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理论的第一人。我必须更正说，真正在中国内地推广大众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开创者是香港浸会书院的林念同先生。可惜，林先生英年早逝。我得到林先生过世的消息，人已经在法国了。我得到噩耗已经是他过世一年多以后了。噩耗传来那一刻，我深坐在凳子上，望着巴黎漆黑的夜空，心里凄切地反复地问：“你不是说好人有好报的吗？你不是说好人有好报的吗？” 一年只有2万元钱的活动费用，只有十几个老师的固定的工资、住宿条件，这么个条件对于我们要创办这样一个全新的系科而言，似乎有登天梯那样的难。 我突发奇想，我们自己来办个函授，办个全国性的函授，通过这个函授，积累大众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的理论知识，包括课本。同时也通过函授来检验我们理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当然，也可能解决我们整个系办学的资金问题。我把我的设想和副系主任谈了。副系主任说：“钟老师，这可是要一大笔钱啊。”我说：“是的，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拿出6万元钱来。”副系主任大吃一惊地说：“你有6万元钱啊？”我说：“是的，我有。”他又惊讶地问：“如果输了，那怎么办！”我说：“输了就输了，不怨天尤人，只怪运气不好，因为谁也没有办这种函授的经验，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输掉也要总结出一点经验来。” 副系主任非常感慨地说：“钟老师，你真是一个特殊的文人。”于是，当时两个人玩笑般地拿出一枚香港的一元钱的硬币，说我们来赌一场，如果是女皇头像朝上，那就说明我们会赢，如果是女皇头像朝下那就说明我们会输。于是就扔出了一个一元港币，最后女皇头像朝上。 具体怎么做函授的细节在这里我不细说，因为非常琐碎。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要写出相关的函授的书，于是我就把大众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几个专题列了出来，分配给那些招进来的老师。同时把林念同先生送给我们的这些台港的出版物与资料也交给了这些老师，要求他们熟读并理解这些已有的理论，但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一本函授书稿来。当时我手下的这些老师应该说都是才俊，所以基本上都在规定的时间拿出书稿来。我们的函授定了三个专业，一个是大众传播专业，一个是公关专业，一个是管理学专业。 把函授做起来的关键是怎样登广告，当时登广告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羊城晚报》等那些最畅销的，全国人民都见得到的报纸上，不间断地登广告。在这些地方登广告，所付的钱在当时而言是非常之贵的。但我认为这是最见效的办法，所以我的6万元钱的大半用在广告上了。广告登出去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没有汇款，可把我急坏了。但到了第二、三个星期以后，汇款就像海潮般地涌来。这些专业都是中国最新的专业，很多的理论别说是学生，就是学界也可能是闻所未闻。报名我们函授的人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几年里我们函授的收入有数百万人民币之数。我记得当时的会计回忆，我走了以后，上级派人来查账，我们系的账上除了应收账款外，光现金一项就有一百好几十万人民币。用6万元钱撬动了几百万，从生意经上说一定是一件成功的案例。但这一切我在当时是不自觉的。可不可以反过来问，如果自觉了，会成功吗？对此，我说不清了。 当时我们从市场上请来了十几个人来处理相关函授的业务，关于印刷，关于寄发，关于处理来信等等，这十几个人的吃住工资都要我们自己解决。 当时我告诉老师说，你们把这些函授教材作为课堂教材，去听取学生的反应，和学生共同探讨这些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写得出真正的书稿来，你的这本书就成了中国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书。有了这个基础，我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套大众传播学丛书、第一套公共关系学丛书，每一套都十来本，全部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规定老师除了拿到出版社的稿费外，还可以拿到系里的奖励，奖励的费用是每本书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特别能干的老师，一下子写出了几本书，就拿到了好几万人民币的奖励。几万元钱对于1988年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些老师至今见到我，还时不时回忆说拿到第一个一万元现金时的那种特殊感觉和心情。 有了金钱支撑，我当然就长袖善舞了。我请来了各地的像北影的谢飞等等这样的专家来给我们的学生讲电影、讲表演、讲导演、讲摄影。我还自费建起了摄影棚、录音棚，购置了大量的摄像、录音、编辑等专业设备。 因为我在公共关系学理论上的开创性的贡献，所以政府就让我担任深圳市公共关系学会主席。副主席由政府的统战部长担任。学会的理事单位都是像华侨城、万科、国贸中心等大企业的老板，与这些老板讲课、接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万科的老板。我对他创业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态度非常地感佩，所以我们两个人走得很近。万科是贸易起家的，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到了1988年，他开办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公司，里面有做广告、做影视，还有做报纸。万科的老板特意跑到我学校来，与我做了一次深谈。聊天开始，他深入主题地说：“钟老师，我看你是既可以做学问，也可以做文化实践的，我认为你应该尝试一下做生意。”我问：“做什么生意？”他说：“我建议你来担当我们文化公司的总经理，或者是文化公司的老板，我愿意把这一摊子全让给你，给你负责。”万科老板对我的这种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但是他的让我做生意的建议却打动不了我。我说：“王石啊，实际上你还是不了解我，你的确看到我做函授做得很红火，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从本质上说对于做生意还是兴趣不大，我还是热衷于做学问，学问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永久性的诱惑。”他问：“学问真有那么大的诱惑性？”我说：“学问与知识是一个广袤而神秘的宇宙，你一旦进入了这个宇宙，你就会成为一个痴人。当然，在旁人看来就像个傻瓜。王石，我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做我的教授吧。” 卜少夫，是我的忘年交。1986年以后，我去港大上校外课程就认识了这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红人。可能他的香港台湾经历与我的大陆经历可以互补，他与我的性格又非常接近的缘故，我们两人非常谈得来。我一到香港，电话的另一头一定传来他兴奋的声音，“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老地方，老时间见。”老地方就是尖东的一家老牌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淡淡的灯光，悠悠的音乐，在饭店的一隅，我们吃喝谈天。他喝白兰地，他对白兰地是嗜好成癖，我喝红葡萄酒。两人谈天说地，无话不说，非到了微醺的程度，两人才会分手。 他与蒋经国在江西的时候是同班同学，后来他并没有参与政治，但成为了中国现代的第一代报人。他一生主持出版过不计其数的报纸杂志，他编辑出版的《新闻天地》横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他又是作家，用笔记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无数动人的故事。他的最大的头衔应该是“现代的孟尝君”。好交友，乐助人，只要是他认为是好的事情，哪怕是朋友的朋友的事，他都会两肋插刀，无私地帮忙。他的心肠好，一生帮助人，在当今这个俗世中已很难见到这样的好人了。 我1989年到了香港后，卜少夫建议我去台湾教书，他问我认识不认识台湾有名的文化人，我说我最熟的是余光中。卜少夫听了就很激动，他说他马上飞过去，请余光中给你去台湾教书做个背书。当时余光中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做文学院院长。卜少夫真的赶到了高雄，把我的情况向余光中做了介绍，余光中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这封推荐信是写给当时台湾的司法部门负责人马英九的，马英九看了以后，也很快做了批示，内容是欢迎我作为大陆的特殊人才来台湾教书。但根据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最终的这扇门应该是台湾的警务部门来开的。可惜台湾的警务部门收到马英九的批示后，明确地表示台湾不想让大陆人来台湾教书。我去台湾做教授的这条路就断了。 最后我就乘桴浮于海了。我去了法国后，卜少夫对我还是十分挂心。时常打电话来问我以后怎么生活。有人帮我联系去法国的大学教中文，他十分支持，鼓动我仍然去执教鞭，或者去搞学术。但是，我对此十分犹豫，失去了中国的文化环境，要做中国文化的事，十分难。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起心做生意了。偶然的机遇促成了偶然的命运。对此我是无以名状的蠢蠢欲动。虽然我从来没做过生意，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虽然从70年代开始我与金钱有过无数次的邂逅与相约，但对我而言金钱和我的关系都不是自觉性的关系。但是，我似乎有点自信去走这条路。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命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一种力量。我给卜少夫写过一封信，信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已经决定做生意了，冥冥中，我觉得生意好像是一列没有停靠的火车。生意人可以在车上有吃有住，有很多乐事，也可能吃苦头。但是只要你执着于有德性地去做生意，你不准备去自杀，你就可以在这列火车上一直耽着，一直到死就好了……” 卜少夫把我给他的这封信，和我当时在巴黎的近照发表在1991年第十期的《新闻天地》上。 我在香港的时候经卜少夫的介绍，认识一位研究易经的专家。这是一位梁姓的高人。此人早年从大陆来香港居住。他在大陆学的是中国文化、国学，到了香港以后他深入地自学了奇门遁甲、紫微斗数、麻衣神相，还有风水理论等等，尤其对《易经》是痴迷到透的地步。见面，他让我把我的经历、出生年月、父母亲的情况一一向他讲述。他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着什么，然后他拿出五十根筹策放在桌面上，他一下子就进入到旁若无人的状态，非常虔诚地分了好几步来给我算卦。大约一个多时辰，他开口跟我说：“我给你的一生算出来的卦象是：蒙卦，蒙山水卦。蒙就是启蒙，也是教育的意思。”他说：“蒙卦就是屯卦的倒转。屯卦表示初生之物，初生之物必定幼稚，幼稚就是要启蒙。启蒙当然是大好事，是正道。《易经》中蒙卦的卦辞为‘亨’，‘亨’就是好。蒙卦的卦名是山水蒙，下卦是‘坎’，上卦是‘艮’。‘艮’为山，‘坎’是水。象征山上流出水来，这是吉祥之处。但是，你要注意，蒙要养正，这是做圣的功。人性不正，不是学之至善也。做启蒙之吉，要舍己从人。”他又说：“蒙卦是山水卦，下坎上艮，高山流水，所以利贞。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艮为山，山的特殊性是‘停止’，阻挡你，你要上山，翻山要有巨大的决心和毅力。第二你要注意，坎为水，水者‘陷也’，面对水你是不知道深浅的，不知道哪里有漩涡、有陷阱。所以，你要处处警惕才是。蒙卦中的卦象特别指出‘小鬼偷钱’，就是暗示你这种人容易蒙蔽上当，但对此你也不必过于生气，吃亏也是一种收获。”梁高人把他说的一些文字写在了纸上，最后递给了我。这几张纸我珍藏至今。 梁高人又对我说：“钟先生，听说你以前是教授，以后做什么还不知道。我是要唠叨几句话。你要明白，人这个动物和钱这个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个动物有两条腿，钱这个动物是有四条腿的，人是没法去追钱这个动物的，只有钱追人了，人才会成功。怎么样使得钱来追人，这个奥妙太多太多。所以我只跟你说，你要顺着这个卦的路子去走。一个人有钱没钱，都是天定的，后天的努力，可弥补些许。但是《易经》给你的卦象是可以有指点作用的。对赚钱之道不必太明白，太明白反而不好，糊涂一点好些，奉劝几句话：做你爱做的事，钱不会亏待你；太着眼于钱去做事，你要受伤。” 非常可惜的是，我并没有把这位高人给我算的卦象和其他的指点放在心上，只是作为一个人生的奇遇记载了。我做生意二十几年，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一直到了二十几年以后，回头一看，面对他给我起的蒙卦的卜测和其他指点，我突然有大梦初醒般的震惊。 《易经》是一本奇妙无比的古书，是一本有字的天书。中国古人竟然能够在非常复杂的万物中找出脉迹与动向，让人去趋吉避凶，甚至对人做出某种预测。与其说《易经》是一本卜卦预测的书，还不如说是一套圆满、深邃的哲学体系。对这套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包括我，都不甚了了。我们都是些不肖的子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