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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使用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智慧，也无须用高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去考虑，你只是用亲身经历过的，用五感六觉体验过的经历，你都会对现在的中国当代哲学的苍白而荒谬的某些理论感到可厌。譬如，什么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无论从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来看，这样的理论实在是经不住推敲。这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哪一次是在规律的运转下发展的？几乎没有。我还反感“偶然”与“必然”的所谓理论，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词典里，“偶然”永远是短暂的、表面的，甚至虚幻地存在那一刹那，而“必然”是永恒的，决定一切命运的内里东西。“偶然”的背后一定有“必然”。这种说法在今天太普遍，但实际上是太片面。宇宙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人的产生也完全是偶然的，这个背后的必然性谁找到了？至今没有找到。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偶然，只是“人与宇宙产生”这个偶然的结果。 我回想我自己不长也不短的往昔，我感觉到的都是偶然：偶然地上大学（因为我的出身成分不好，本不能进大学读书的）；偶然地卷入到反革命小集团的嫌疑犯中；偶然地去山沟沟里劳动；偶然地被平反；偶然地成为作家；偶然地成为大学教授；偶然地离开中国；偶然地做起生意…… 我在这么多偶然中实在是找不到必然的那些根本线索和因子，人生的一切实在都是天命纵然。福兮祸在，祸兮福在，人需要努力，但一旦执着就坏事；知进而不识止更坏事。随缘才可以达到行云流水般的境界，随缘也就是随偶然，偶然的偶然的偶然才构建了一个人的命运链条。尼采说“生命是一场醒着的梦”，醒着却是梦，可见命运是没有钥匙的。 你看斯蒂夫•乔布斯：好端端读着大学，只读了一学期就突然辍学了，去和一帮人开创一个电脑的幻想。两年后成立了苹果公司。成功了，后来又失败了。于是干脆就跑到印度去学瑜伽，去学东方文化。后来又回到美国去做他的“苹果”。偶然的，“苹果”成为世界上最红的一种互联网产品。但又非常可惜的是，他的命运在最好的年华时夭折了。一切都是不可预设的。只能解释为一切都是天命纵然。 西方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他们非常不安分。一会儿去打工，一会儿去读书；一会儿去干这一行，一会儿去干那一行；甚至离开自己的祖国，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等等。他们都是到偶然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偶然是他们最终要寻找的一个目的，偶然成了一种人生目标。他们在寻找偶然、适应偶然，甚至去创造偶然。我认为这才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尝试，或者叫命运探索，在小偶然中去寻找命运的大偶然。 下面我要讲两个关于偶然，又关于诗歌的故事。 197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年被平反，我得以去成都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反对与责难的声音表面上好像是说这种诗歌的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晦涩、朦胧、古怪。但是这种批评的背后实质是政治上的发难。这些批评人的鼻子终究是灵的。在这样的时代竟敢说“我—不—相—信”（北岛）；竟敢说“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黄翔）。于是批评人就霜剑冰刀似的批评所谓朦胧诗：“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为人民服务的”。 这种批判如果放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这些写诗的人恐怕就噩梦连连了。好在这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是温和的，所以说朦胧诗好和说朦胧诗坏的都可以各说各的，不构成政治犯罪。相反，写“朦胧”的诗却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所以，他们决定召来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会议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全国性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二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只是读过谢冕的《崛起》的宏论，非常敬佩谢冕的高瞻远瞩，和对年轻人的一种热情关爱。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式的辩论，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主要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可以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而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激情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了傍晚，随之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一定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是冷峻但不肃杀，我们才敢放胆发言。 这场争论就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气氛中写诗了。 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作证。当时顾城住在上海追求谢晔。谢晔的母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顾城，责问顾城：“顾城，你既没有工作，又没有职业，你凭什么可以养活家庭呢？”顾城镇定地说：“我写诗歌的稿费可以养活全家。”顾城回答的不是大话，他的确能够做到这条。据顾城的密友张毅伟的回忆说，他每每上午去看顾城，顾城就会兴奋地告诉他：“昨晚我做了一个梦，由此我写了首诗，你看看。”于是顾城就会兴冲冲地把这首诗复写成十几份，塞进无数个早已贴上邮票的信封，寄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杂志。当时的文学热使得大一点的县城都有文学刊物。那时的年轻人又都喜欢读诗歌，甚至不少人还有手抄诗成册、互阅的习惯。所以顾城的诗歌被录取的机会就非常之大。虽然一首诗的稿费只有一元到几元钱人民币，但架不住一箭数发，顾城的收入的确可以达到一般职工的收入水平。相比今天，即便是一个名诗人，凭诗歌稿酬别说养家糊口，就是混一个人的温饱都完全不可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偶然，但今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究其里，是诗歌之贬值，还是精神之贬值，还是民族之贬值？！ 因为我在定福庄会议的表现，场外的以北岛为首的朦胧派诗人得到了消息，找人来要求我和他们在北京见面。当时有北岛、顾城、杨炼等人在，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相见甚欢。最后都结为好友。以诗歌为介体而凝结起友谊，只是那个时代的事。 一年后，北岛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一伙人包括顾城、杨炼等要来成都，我答应把四川的诗人介绍给他们。 这个时候被称为朦胧诗的诗人大有无冕之王的气势。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帮文友、诗友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他们簇拥汇合，一切都像熟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交谈欢聚。他们会面主要不是喝酒、吃饭，而是像开朗诵会一样的朗读。每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的力作，朗读完毕，听者可以七嘴八舌地作出评论，臧否而不损友谊，这是当时的风气。当然，诗人的吃喝住行都会由当地的诗人去解决。 北岛等人到了成都，我在成都当时著名的饭店“努力餐”为他们接风。接风时四川的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等人都被邀参加，诗的京军与川军终于见面了。我因为要忙于教学，这两支队伍见面以后是怎么样的具体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我只知道这两支队伍见面以后，衍生出无穷尽的故事，有喜的，也有悲的。这里就不一一赘言了。偶然而偶然所生发的故事，会有友谊，会有爱情，这是有诗的时代的精彩之处，至今回首都不胜神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讲朦胧派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老木的故事。2014年的11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老木，你在哪里了？你在哪里漂泊？我们都想念你。”我看到这个微信非常感动。老木1986年在北大获得硕士，1993年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主编出版了一部《新诗潮诗集》，这本诗选使得他在中国诗坛上名声大噪。 我真正结识他却是在巴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个非常善良纯真的台湾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把老木看成是伟大的诗人、广场的英雄。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由这个女孩子来承担。老木在巴黎舒适的环境中，乐居爱巢，还时有新文、新诗在台湾发表。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台湾女孩的家庭知道这个情况已经很久，没法劝说这个女孩子以学业为主。无奈之下，女孩子的家属派遣了她的姐姐到巴黎，用绑架的办法把妹妹送回了台湾。老木失去了生活的支持以后，失落异常，四处借钱过日子。他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到巴黎来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钱一定会由女朋友来还的，他坚信。 突然有一天老木出现在我的公司里。照法国人的习惯，朋友的见面往往是在咖啡吧。我们就移步到了附近的咖啡吧里聊。老木是开门见山，对我说：“钟老师，你可不可以借给我十五万（当时还是法郎）。”我笑了，说：“老木，你不了解我们做生意人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口袋里的钱要比你们普通人、打工人的钱要少。”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生意上了，去购货、去放账等等，所以我们口袋中的能够支配的现金是很少的，你说的那个数字对我而言也是个大数字。话锋一转，我问他：“老木，你问人家借十五万，你用什么去还给人家呢？”老木说：“将来我的女朋友一定会回来，一定能够还这十五万的。”我说：“你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你女朋友身上，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回来了，你用什么东西还呢？”他语塞了。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最后我就跟老木说：“老木啊，我们是文友，是诗友，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处境，我直言地说一句话，你应该去劳动、去打工。在今天的法国，只要你肯劳动，是应该能够过得下去的。当然，你以前是没有做过这种打工的活，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在新的处境下，我们必须适应这么一种环境和生活的要求。”我又说：“我的口袋里留着公司即刻可以用的现金，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可以全部拿出来给你，你不用归还。但是，我希望这些钱是给你去找工作时用的。”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全部的钱，我大概数了一下，是二千到三千法郎，我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我们两个人坐的咖啡座的正中。老木久久不吭声。然后我把这个钱又往老木那里推了一下。我说：“老木，你不要不好意思，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熟识的诗友，我理应帮你一下。这点钱不多，但足可以应付你两个星期时间的租房与吃饭，我希望你在这个时间内积极地去找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一定能够生活下去的。”当我第三次把钱往老木跟前推的时候，老木接受了。 几个月以后消息传来，说有人看到老木在街头成为流浪汉了。他的那副眼镜已不知去向，仍然穿着他常穿的夹克衫，那件中国带来的夹克衫。那应该是秋天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愣，酸酸的。我真想不到老木何以走上这么一条路。 后来又有各种传说传来，有人说他衣衫褴褛去敲朋友的门，浑身散发着污浊的气味。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半疯，中国领事馆出钱把他送回了江西老家；又有一种说法，说老木已经死在巴黎下雪天的大街上。 我记下与老木的这段交往，只是想说明一点。老木永远想把偶然变成永恒。他希望他在北京的那个诗人形象、英雄形象保留为永恒形象。他希望在中国衣食不用太忧的国家单位里的生活保持到法国，他希望偶然认识的痴情的台湾女孩子保留为永恒。于是，这种错误的想法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的那种不爱劳动的特性，促成了老木最后走向悲剧的结果。 我认为，对于这个世界也好，对于人也好，主要是对于我自己的命运，我始终抱着一种一切都是偶然的态度。生活必有坎坷，生活也有顺境，但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永恒的东西。既然偶然地有，也可能偶然地无；既然是偶然的出现，但也可能是偶然的消失。人要适应偶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在顺境的时候，你要把它看成偶然；你在逆境的时候，更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生活和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在掷骰子。 回首自己这几十年，为文又为商，亦商又亦文。岂敢说自己是贾而好儒，实在只是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而已，唯衷心追慕古人所言的人生境界：顺天命，尽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