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二十节

我发现这个方案和学校的方案不同。学校方案指明各教研组所设课程由教研组主任负责安排，郭先生的方案是由系主任负责安排。我和吴文祺一商量，只能把这一点向郭先生提出。 绍虞没想到我们会把这一点向他提出，他很圆通，当即说：“那么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改过。” 大杰脱身了，方案改定了，但是整个系的工作依然和前些时一样，一点没有改进，学生依然在系办公室的楼上下，东跑到西，西跑到东，找不到一位系负责人。我的论断是抓得紧做得松。 一位中年教师慨然地说：“这样下去，中文系的学生，不闹成全体游行，喊叫大民主，那才有鬼呢。” 刘大杰从北京回来以后，因为肠癌，动过手术，躺在华山医院里。这个代理三个月的期限，再不能提出了。得空的时候，我还到华山医院进行探视，但是没有谈到，也不应当谈到文学教研组的工作。第十四章复?旦?大?学（二） （1957～1966）1957年2月8日上午，中文系助理杜月村来了，他说中文系学生有信到系，请求方令孺教授停开文学专题讨论。方令孺清新的短文我是看到的，但是她授课的方式有些别致。进了教室以后，她经常把这天要讨论的课题写在黑板上，掇着一张杌子坐着，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位完了，再是一位，如此者一位……一位……直到下堂，方教授不作总结，不提出本人的论断，只在黑板上写出下次讨论的题目。真是无为而治。方教授下堂了，直待下次上课。学生震慑于教授的令誉，不敢提意见，只得请求停开。我代理文学教研组工作，只能和杜月村说：“考虑考虑。” 这时还在五九、六九中间，天黑得早，晚饭以后，天气更加寒冷了，莲舫因为血压偏高，八时以后先睡，邦薇也睡了，我还在读书。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起，一片一片地更密，雪片慢慢地把门外的小径遮没了，寒气透进窗棂，气温在下降，可是我还在读书。 不久，门外小径传来一阵沉重而清脆的脚步声，门响了。我开门一看，连忙道： “啊哟，是郭先生，还有老杜、老蔡，快进来，房间里暖和一些。” 来人是系主任郭绍虞，助理杜月村，还有中文系党支部代理书记蔡传廉，——沪江大学学生，并入复旦后毕业的。 系领导和系党干部雪夜来访，意味着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故，我很有些悬虑。 经过一番踌躇，杜月村说：“郭先生决定了，方先生的课暂停，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 我说：“好得很，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再好没有了。” 室内寂然，空气显得很严肃。 郭绍虞发言，他说：“自己向学校申请，解除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并且请求由朱先生接手，学校已经同意了。这个……这个由朱先生接手最好。” 我没有接话，看着杜月村和蔡传廉。 杜月村说：“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工作看来严肃，实际并不繁重，事情由老蔡和我共同负责，朱先生指导指导就可以了。” 事情说得很轻松，我看着蔡传廉。 蔡传廉是我在沪江大学教的学生，到复旦又教过，他和月村一样，是诚恳的，他们都是党员，说话是要向党负责的。 蔡说：“是这样的，有好多事老杜和我是可以负责的。” 在党所主持的大学里，工作的原则是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后我虽然知道确实有人讨价还价，而且依然得到党的重视，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二十年后的今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2月8日的雪夜，我只是说：“我是部门工会主席，代理中国文学教研组主任，有了两副担子，实在太重，经不起再压上系主任的担子了。” 杜月村和蔡传廉说：“是重了些，可以考虑解除教研组主任的职务，由同志们分担。” 我们谈着谈着，夜深了，雪更深了，他们终于告别，踏着满地琼瑶，离开了第二宿舍。 第二宿舍的结构，主要是一间正房，前半书斋，后半卧室，因此我们三人的谈话，莲舫听到了一些。她是很敏感的，总觉得不应当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担任以后，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是对党不能讨价还价的道理，她是不能理解的，和她说也无济于事，好在我们一向是互相尊重，尽力互助，不相牵制的，因此问题不大。 2月14日陈望道校长来，约定由我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2月20日由校方正式具文：郭绍虞呈请辞职，准予辞职，由朱东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 郭绍虞这次辞职是被动的，系的情况已经到了要求“大民主”的边缘，不能再维持了。按照中文系教师的情况讲，刘大杰是最适宜于担任系主任的。解放前他担任过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有行政经验，也有行政才能，在学识方面，他胜任有余，但是现在他病了，患了肠癌，剪去了二尺肠子，生命还没有保证，当然谈不上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除了大杰，其次是吴文祺，“文化大革命”以后，文祺曾经透露陈望道请他担任系主任，他辞去了。14日陈望道来的时候，我说：“何不请吴文祺？”陈说：“郭绍虞因病辞职，吴文祺也有病。一个有病的去了，换上一个有病的，有什么意思呢？”这样一来，中文系的担子当然是落到我的肩上了。 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经过四五年的时间，系的工作是越来越重了，但是思想改造已经五年了，五年的时间意味着思想的逐步改进，但是同时也不可能不意味着旧病复发。郑权中教授说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哪里能以诸葛亮自比呢！但是郑权中的言论完全指出我内心的痛苦。 是不是我能够期待老教师当中对我有任何支援呢？不能，这件事我是完全清楚的。老教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经过院系调整，思想改造，那些呼朋引类，吃喝玩乐的教授们没有了，各霸山头，形成割据局面的教授们即使还有，也不多了；但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教授们则比比皆是，好好先生到处皆有，他们决不希望败事，但是他们也决不愿多事。 20世纪60年代初朱东润与复旦大学师生合影可以指望副教授和讲师、助教有一些帮助。但是数量也不多，鲍正鹄正在埃及讲学，杜月村、胡裕树有一定能力，也能给我支持，但是年资尚轻，力量不大，所以我既然同意挑起中文系的担子，就必须认定主要由我挑起，然后再期待有人来支持。 那时我自信有这份力量。从1929年到这时，我在大学二十八年，担任中文系教授二十五年，虽然没有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但是贵阳师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都和我接洽过，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聘书还在我箧中。旧时代的大学中文系，我可以作为教授而存在，但是我没有担任系主任，因为教授是教师，是宾师，系主任是职员，是属员，这里有一定区别。新时代不同了，我应当尽我力所能及，贡献我的力量，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用不到计较宾师、属员的区别。 我认为我的经验、我的能力都能够胜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因此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我是理解的。旧时代的中文系几乎是一个低能系。稍为有些才具的，外交、数理成绩较优的都到理科和外文系去了，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添办哲学、教育系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减轻一部分压力。新时代也没有好多少。一次我坐在复旦大学校车里，一位数学系助教和陈建功说：“某某先生的女儿考试老是不及格，怎么办？” 陈建功说：“像她这样的糊涂脑袋只配读中文系，本来不应当到数学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