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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１９５５年前后，民主党派有一次交心运动，交心就是把心交给共产党，表示全心全意竭诚合作，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接受领导，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这次交心运动中，从外滩排起，列了长队，一直到延安东路共产党市委会。交心的过程，经常是由两个人领队，抬着一张大纸板，中间写一个十分巨大的心字，有的是画个心脏，也还十分得体，有的把心脏涂得鲜红，这符合实际，但是有的却画得更精彩了，一道一道的花纹，一种一种的颜色，把心画得光怪陆离，似心非心，这就未免过分重视形式，反而不像是忠诚老实的心了。 此后又有反胡风运动。胡风是个作家，他的文字诘屈聱牙。解放之初，我也曾经读过他的论文学作品的文章，感到无法看懂，也只能搁置了。 莲舫在１９５２年来过复旦，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年都来过。１９５５年以后，我们决定在复旦安家了，住在第四宿舍，最初是Ａ区６号，以后是Ｄ区３６号楼下。 １９５４年夏间，我到过南京，那时清於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去是为了检查身体。那年长江下游大水，医院里到处都是水，院子里搭上了跳板。 检查以后，我回到泰兴，从天星桥进城，一路都得踹水，南门新宅初建的时候，我看到右邻茅家墙上旧时大水留下的水渍，因此吸取了教训，把地基垫得比那道水渍高上五寸。因此新宅本身幸而免去了水淹，但是门外的道路和宅北的田地完全变成了水网。乍一看，新宅竟似一叶扁舟浮荡在湖泊之上。 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小县，倘使仅仅是长江发生大水，其实还不至于发生水灾，因为靠江近，上游的水来了，很快就会沿着江溜，冲入大海。可是倘使江水大至的时候，恰恰遇到大潮，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潮势顶住，江水没有去路，势必造成水灾。就是这样，只要淮水不从大运河和盐运河灌下来，水灾还不至于十分严重。１９５４年的大水，是三方并涨，江水下来了，高潮把江水顶住，已经没有办法了，而高邮、兴化、盐城、泰县的水又不断南下，这时泰兴城就成为湖底了。 这一年泰兴的大水，固然是天灾，但是有一半是出于人为。由于确保兴化、海安一带的粮仓，这才堵塞高邮东流的堤坝，让大水向南横流入江，泰县、泰兴大水横流，这是水灾主要的原因。这一点泰兴人是认识到的，但是也认识到确保粮仓的重要意义，两泰区域的人民，没有一句怨言。 水退以后，路出现了，路边的低田里，尺把长的大鱼几于俯拾即是，这也是从来没有的。这一年，莲舫还是在上海、泰兴之间常川往来，直到１９５５年这才定居上海。邦薇四岁，也一同来了。君迈在泰兴读高级中学，一时还没有来。在我们决定迁出的时候，把宅后的三亩地和南门大街的六间房屋全部献给地方。我们已经迁 朱东润将房屋赠献家乡的《赠与书》、《公证书》及泰兴县人民政府接受函 出了。新宅的二十五间房屋，除了保留堂屋五间，灶屋三间，安置书籍家具以外，其余的由泰兴粮食公司承租。粮食公司迁出以后，转租泰兴报社，及至报社停业，由地方干部住进。 在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７年之间，三个女儿的婚事都有了定局。惠如和苏北地方法院的学习法官泰县汪彝鼎订婚，在１９５４年之前，仪式都还隆重。订婚以后，她到扬州梅花岭小学教书，以后转到南京，那时彝鼎任南京地方法院法官，因此在南京结婚了。长女清於在朝鲜战争中，评为三等功臣，事后仍回南京军区总医院任职。她和总院外科医师安徽含山人金崇厚订婚以后，不久也结婚了。幼女瑞允尚小，在南京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在南京上新河幼儿园任教，不久也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杨春元订婚，订婚的仪式在复旦大学宿舍，虽然很简单，但是很亲切。 20世纪50年代朱东润夫妇与子女合影１９５６年春节之前，因为清於临产，莲舫到南京去照应，这一次又是孪生女婴，取名邦荃、邦萱。和邦蔚、邦薇，我家到这时已经有四个孙女了，都是女婴，特别得到莲舫的宠爱，我也喜欢她们。 此时我家从四舍迁到二舍２７号，房间宽大一些，宅前还有一方空地，可以种花木。那时二舍住家不多，比较安静，右邻崔明奇先生，数学系教授，这位先生特别爱栽花木，每遇一家迁来的新户，照例奉送花木两株，几年一过，把第二宿舍搞成了一所别致的花园。三四月间，看花的人络绎不绝。崔先生去世以后，二舍住户更多，但是花木却少了。 １９５５年暑假前后，郭绍虞病了，到太湖疗养院休养，学校指定刘大杰代理系主任职务。大杰一见我，就说：“郭先生去了，系里的事大家共同担负，希望多多帮助。”我和大杰的关系虽然不深，但是相信他是一位可以共事的人，头脑清楚，能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也乐于共事。 一天我在课后到办公室，大杰一见把?拉到他的房间里，他说：“朱先生，你看怎样办?”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一篇讨论《诗经》的论文，送给指导教师蒋天枢，蒋先生看到文章很不中意，因此提起朱笔，把一篇文章涂抹得全无是处。洪某某不服，把涂抹过的论文和蒋天枢的批语一齐送到办公室，请求解决。 大杰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事不难，但是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你看怎样?” 刘大杰接受这个意见，这个满手荆棘的问题没有损害一个人。 那时每年除夕，学校举行聚餐。１９５５年岁暮，聚集在第三宿舍的大饭厅，各归各系，郭绍虞也到了，正在谈着在无锡疗养的经过，同人也为他的健康恢复而高兴。这时各单位的负责人开始祝酒，校长、党委书记、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教务处、总务处，都在祝酒，眼看要轮到中文系了。刘大杰拼命推郭绍虞登台祝酒，大家总觉得绍虞初回，立即要他离座祝酒，未免有些过急，但是大杰还是拼命推，绍虞也就不再客气了，直接登台致祝辞。 １９５６年６月初，莲舫因为暑假已经不远，惦念君迈，带着邦薇回去了。她去的时候，约好学期结束，同在泰兴见面。经过考试，买好船票，我准备回家了，上午十时刘大杰到二舍来了，约我同到郭家吃中饭。 “啊呀，船票买好了，下午就要上船，郭先生家的中饭，请代为谢谢吧。”我说。 大杰问：“什么时候开船?” 我说：“这倒是在夜间，不过早些上船好一些。” “那更不用着急了，我们去吧，和郭先生谈谈。” 这样大杰和我同到郭家，绍虞住在一舍１５号，相去不远，几分钟内就到。那天的午餐很不错，郭先生苏州人，一切都很精致，餐具就不同，一式的江西细瓷，捧到手里就是一件艺术品，和泰兴人的粗疏犷野完全两样。品过阳羡细茶以后，然后用酒，三人浅斟细酌。 绍虞说：“刘先生就要在这几天去北京开会了。” “是吧?”我说。 “就是要去，”大杰说，“教育部要开会讨论大学课程设置的事。讨论的事多呢，可能要两个月。正为着这件事和郭先生商议。” “是呀，系里的事多，刘先生又不能不去。我们正在讨论文学教研组应当怎样安排。” 大杰接着说：“我和郭先生考虑，请朱先生暂行代理文学教研组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多则三个月。中间隔着一个暑假，其实不过一个多月。” 绍虞说：“一个多月，尤其是开学之初，事情并不多。” 他们两位一再指出名为两三个月，其实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何况开学工作，已经有了布置。 我说：“话虽如此，可是船票已买，下午就得上船。请你们两位另行考虑吧。” 大杰说：“上船还是上船。教研组的事不多，郭先生和我先行布置着。” 当天下午，我上了船。第二天到达，好在莲舫先行到家，整理就绪，安心过了一个暑假。秋后我们带同邦薇仍回复旦第二宿舍。 刘大杰久已去北京了，学校正在准备开学，由陈望道校长召集各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开会讨论秋天开学布置，我是以中文系文学教研组主任的名义被召的。我已经上了虎背，要下也无从下了。会上，陈校长宣布了秋天的开学方案。散会的时候，说明由各系主任当晚召集教研组主任商定汇报。 那时中文系语言教研组主任已经改由吴文祺担任了。我和吴文祺在下午七时同到郭家，好在我们住得很近，我在二舍，吴文祺就在一舍，用不到几步就到了。 郭绍虞把中文系开学方案拟好了，正要我们共同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