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十七节

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六时一贯制的基础是一顿干饭，不是两碗稀饭，但是教务处的先生们，所根据的指示，只是苏联经验，这里没有提到干饭、稀饭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也难怪。我心里所想到的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本是什么?是吃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和教务处谈，因为教务处处长是轻易接触不到的，至于教务处的职员，即使我告诉他们，他们被我说服，也轻易不能向处长提，提了也不听。苏联经验里没有下级可以向上级提意见这一条。 这一条可诅咒的苏联经验推行了将近二年，实在搞不下去了，才改为上午五节，下午一节，这算是改了，还没有改全。推行一年，实在行不去了，仍旧回到上午四节课的办法。但是还留一个小尾巴，本来每节上课五十分钟，学苏联改为四十五分钟，不点名。这算是纪念也实在是值得纪念的。 在授课方面，当然更要学习苏联。那时中文系主任是郭绍虞，但是郭先生主张虽多，却不轻易假手于人，平时不大过问，过问的是刘大杰。这位刘先生有才干，为郭先生做了很多事，但既不是代理主任，也不是副主任。倘使用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名词，我想也许可以称为都点检。刘先生再三吩咐我们，说是按照苏联经验，上课的时候，凡是没有成为定论的见地，一概不能提出。既然是学习苏联了，当然按照苏联经验办事，一切都有老本本，说得直率一点，这也是本本主义。解放以前，我们东奔走，西奔走，为了糊口，教授不像教授；解放以后，想不到又来一个本本主义，我们东抄抄，西抄抄，为了糊口，教授也不很像教授。 我到复旦以后，第一学期分配的两门课程，一门是为外国文学系开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门是配合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的作品选读。一次授《诗经·采薇》。这一课不难，好在有本本可据，第一是《毛传》、《郑笺》，第二是朱熹的《诗集传》，这都是公认的本本。至于什么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当然不敢问津。我已经由于读到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追求《离骚传》的问题吃过大亏，现在更加有都点检可证，不能把未经公认的见地搬进教室。 不料我按照本本讲过《采薇》以后，一位学生蓦地站起来发问。 他说：“按照讲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是上文说‘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下文又说‘岂不日戒?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 这位学生瘦瘦的个子，戴了深度近视眼镜，说话的时候，多少带些口吃，但是还不算口吃。说完以后，他好像是完成了项任务似的，安详地坐下去了。 问题提出来了，也提得很好，全班同学没想到会提出这样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一考虑，实在没有胜利的气氛。一双双眼睛都瞪起来向着讲坛上的我。 老实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使我理解到复旦大学中文学生中还有追求真相，几句空言搪塞蒙混不过去的人。在这里授课也就不枉了。 我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以前《毛传》说：“一月之中，三月胜功，谓侵也、伐也、胜也。”这是很肯定地说是三次胜利。朱熹对于这样的胜利，觉得不十分可靠，因此说得宛转一些，说是“庶乎一月之间，三战而三捷尔”。这样一来从肯定的语气说成是假定的语气，比《毛传》灵活一些，但是和全篇的气氛还是不能合拍。这都是公认的看法。我自己也有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没有正式提出来，当然不能算是定论。既然问到这里，我不妨提出来，作为参考意见。这里“一月三捷”的“捷”字，据我看，只是一个假借字，本字应当是“肔”。《说文》：“肔，居之速也。”用现代话讲，是搬家搬得很急。“一月三捷”实际是“一月三肔”，也就是说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在周宣王和狁的战争里，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连同上下文的那种气氛看，这三次据点的转移，很可能是由于战事不利，迅速向后退却的原故。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注家都说成三次胜利呢?一则作品用了假借字，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二则周宣王已成为“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的偶像，那就不能不说成三次胜利，只有朱熹用着假定的语气，说得比较灵活一些，但是也不过灵活一些而已。 最后我还郑重地指出这是我的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只是因为提出疑问，所以作为参考，希望大家好好地考虑。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章培恒，后来我在系内担负行政工作的时候，曾经对他加以着重推荐，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师。 在教学方面，苏联经验固然造成一定危害，但是在考试方面的危害，那就要更加十倍显著。解放以前，大学里也有考试，除了中大医学院坚持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以外，一般都要两门或三门不及格，才给留级的处分。考试?常都要指定范围，试题也有选择的余地，经常是五题答三题，或四题答三题。所以一般地讲，及格升级是一件寻常的事。那时经常是“前门高，后门低，中间一路笑嘻嘻”。前门是高的，因为投考的人多，容量有限，所以不得不高；但是没有录取的学生东家不要西家要，照样可以升学。 解放以后，情形不同了，有了统一招生的制度，学生可以不必东跑西跑，这是一个优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次不取，没有第二次，只可等待第二年了。入学以后，由于学习苏联期终考试，便是一道难关。经常有二十道复习题，这二十道题概括了全学期的课程，涓滴不遗。临考时候，逐一面试。我还记得到复旦以后的第一次期终考试：五十人的大教室，教师坐在角落里，四边空空如也，一位学生进来，按照二十张题签抽取一条，那就得滔滔地把答案背出来。行了吗?没有。教师还可以追问，经常是问两条，名为是在试题的范围以内，那就要看教师的认识了。考试完毕，共同商量评分。这是极民主的了，但是学生事前得到指示，不得争论分数。事实上争论也没有用，因为决定权在教师手里。经过一场考试，尽管时在严冬，学生常常搞得汗流浃背，走出教室，不管是三分五分——那时百分制废除了，用的是苏联搬来的五分制，——学生总是如释重负。 这是说的一班大学生，１９５６年以后，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这也是从老大哥那里抄来的，虽然第一班没有来得及毕业，在１９５８年已经作为助教使用，但是以后继续举行，副博士这条官衔却取消了。我手上举行过一次，按照规定，敬谨举行。那一次的严肃情况，我想不会比封建时代秋天大审差多少。事前要做毕业论文，这并不稀奇，大学生毕业要缴论文，何况研究生。出奇的是答辩。那时的规定是考试委员三人，其中一人是指导教师，一人是本系教授，一人是校外专家。三位委员，每人一张公案，都是上座，旁边一座是研究生，下面是本系听众，教师不一定都来，同学是一大群，多半是吸取经验，以供日后参考。时间到了，考试委员就座，研究生就座，情况真紧张。每一位委员都有追问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就是他的权利，问呀问呀，问得研究生满面通红。特别是校外专家，提不出问题，还算什么专家?于是也就必然地要问呀问呀。我学习很不够，因为是指导教师，所以也就滥竽充数，是一位考试委员，在其他两位委员发问，得到明确答覆以后，就匆匆地发了几个问题，匆匆地进行总结，不仅这两位研究生如释重负，我也同样地如释重负。下午二时开始进行，看看太阳已经逐步西下。研究生的学识如何，由于我的地位，不便夸许，但是他们的健康情况，居然经得起如此的折磨，也就可以推重了。 不仅如此，除了考试以外，平时也要查问。苏联是如此的，学苏联就得按照苏联的规矩办事。在每次上课之初都得就上次讲授所得对学生查问一下。据说这是为了巩固学习，完全是必要的。这个办法，我在中等学校教课时，是经常用的；后来到大学教书，总觉得一则自己要争取时间，把自己学到的一点浅薄的知识，向学生交代出来，二则也觉得大学生读书是对自己负责的事，教师用不到过分追求。当然这是由于我的躲懒，我的不负责任；但是我总觉得古人所说的“优而游之，使自求之”，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柳宗元在《桐叶封弟辨》中说“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是有他的见地的。但是在学苏联的指导原则上，这样做是不行了。我只有按照规定，在上课之初，用十分钟时间，向学生提问，要求解答。进行过一段时期，觉得是符合要求了。不料一次上课，一位学生站起来说：“这样做法不行。”我觉得这是完全按规定办事，没有什么不行的，但是不能这样说，要虚心吸取群众的意见。 我问：“怎样还是不行啊?” 学生说：“老师的作法是先提名，后提问。提到名的人是有所警惕了，没有提到名的人便放松了警惕。应当是先提问，让每个人都警惕一下，然后再提名，那就可以收到鼓励大众的实效了。”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每次上课，如临战场，问题一发，人人警戒。但是我总是粗心，有时顺口一滑，先提名后提问的老毛病发作了，只得自怨自艾，决心下次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学生们也认为不可救药，这个先提问后提名的高论也就不再提出了。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经常受到缠足穿耳的痛苦，而对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怀着一片好心，执行缠足穿耳的任务的也常常是妇女。这件事实是值得考虑的。 不仅要折磨学生、研究生，教师对于教师，也不放松。１９５７年我担任系主任以后，也常遇到这类问题。但是我懒，像父亲躲债一样，总是向后推。那时已有副系主任了，还不止一位，负责规章制度的副系主任和我说了，这一次很严重，脸色从焦急中透露一丝笑容： “助教同志和新任讲师已经由我考试过了。” “好、好，”我说，“是应当考试的，费心得很。” 这位的脸绷紧了：“但是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的考试工作要请主任今天执行一下。” 我使出从前逃学的办法，说：“好、好，能不能推迟一下?” 副主任郑重地说：“都已经通知了，就在上午。” 没有办法再推，我只有慷慨执行了，因此说?“好吧，就考试吧。” 试场安排在会议室里，讲师们和新任副教授们都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不清楚是笔试还是口试，当然我也不清楚。 没办法，我只有从容就位了，但是和副主任谈过以后，我心里已经有一个谱了。我说：“同志们：按规定，助教同志、讲师同志和新任副教授同志这学期都得经过一次考试。考什么呢?我想诸位各有专长，精心研讨，很难用同一的问题进行测验。我想能不能各人把这一学期学习的经过和研讨的心得叙述一下，作为考试?倘使诸位同意的话，就从我开始，请求诸位指教。” 这个考试方法完全出于副系主任的意外，但是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考试方式，也就不可能违反考试方式。这样我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也解除了一般讲师和新任副教授一种威胁。这项考试后来又取消了，直待“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对老教师举行了一次考试。那是后话。 １９５４年，举行了一次科学报告会，各系都有，中文系也有。刘大杰那时担任文学教研组主任，提出要我作报告。作为教授，这是推辞不得的，我讲的是《水浒人名考》。《水浒》这部小说是盛行于明代，以后通过李贽和清代金人瑞的评价，《水浒》的读者更广泛了。解放以后，聂绀弩到兴化，探访施耐庵的故乡，还看到墓碑。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施耐庵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并不是墓碑所能解决的。我看到的家谱虽不多，但是谁能相信家谱完全是可信的?泰山上的石碑，写得明明白白：“孔子小天下处。”是在这里吗?这些姑且不问，我这篇报告，完全根据历史记载，讨论《水浒》的英雄。我提出一些问题： 为什么叙述农民起义的《水浒》，撇开了应当叙述而且资料尽可供叙述的史斌、张荣，而叙述和宋江或梁山泊没有联系的民族斗争英雄，这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说，从宋江受招安，到梁山好汉的姓名绰号固定下来，中间经过的时间太长了，整个创作过程经过几个世纪，因此书中的脚色有的会走失了，而本来与故事无关的脚色又会闯进来。即在南宋亡国以后这一段不长的时期，我们还看到李横走失，和公孙胜、林冲闯进；那么从招安以后到南宋亡国以前的一百五十三年之中，可能走失了不少农民起义的勇士，而闯进了不少民族斗争的英雄。 为什么有些人会从《水浒》叙述中走失而另一部分人会闯进《水浒》叙述呢?这就决定于《水游》叙述的性质以及《水浒》叙述所存在的时代。《水浒》叙述不是革命理论，不是革命同志在地下工作中政治学习的文件，而是“说话人”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说话”，这里可能有郑重的讲谈，但是不可避免地多少带些文娱的意味，因此不可能过分强调农民暴动的意义，而且在统治者的直接监视之下，甚至革命也不宜过分暴露。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南宋是受异民族残暴压迫的时代。皇帝随时准备向异民族投降，出卖国家，官吏之中除了少数例外，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名位和生活享受，什么力量能够维持这一百五十三年的偏安局面，什么力量能够抵抗敌人向南推进的压力，又是什么力量能够在敌人内部发动对敌人的进攻?无疑的，这是人民的力量。在对敌作战中，我们必须表扬每一个斗争的勇士，鼓励他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同样地也给一般人民以良好的模范，发动广大的潜在的力量。咸淳年间（１２６５～１２７４）王六大夫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我们虽然看不到王六大夫的话本，但是可以想象到《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的内容，这些叙述是基于时代的要求，同样地也完成了时代对于这些叙述的要求。 《水浒》的叙述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水浒》的“说话人”也会受到时代的感染。同样，倘使他不能叙述时代斗争的英雄，很可能丧失广大听众，从而影响他的生活，这就注定了这些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会采取不同姿态，闯进《水浒》的叙述。 在这次报告里，我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中兴小史》、《挥麈录》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报告幸而没有得到什么呵责；而在报告以后，又没有正式发表，因此侥幸避免了无谓的风波。 是什么东西在后面支持我冒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作许多不合时宜的结论呢?有时我想到王充“疾虚妄”的精神。王充在《论衡·自纪篇》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二千年以前王充能做到的，二千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学习吗?但是即使学到王充，王充又得到了什么?虚妄可疾，但是虚妄是不断存在的，有人甚至会说“谎言说了一万遍便成为真理”，那又怎样理解呢?杜甫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倾向太阳的人，无可奈何地是倾向太阳的。 １９５７年，我又在复旦大学的科学报告会上，作过一次有关宋话本研究的报告。为了把科学报告的工作连在一处，我想把这篇报告的结论附在这里。 我们从具体的宋话本看，在反映时代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方面，我们能说话本落在南宋后期一般的诗、词、古文后面吗?话本的形式当然和诗、词、古文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诗的形式来要求词，不能以词的形式来要求古文，那么即使话本的形式和诗、词、古文不同，我们只能就话本特有的形式来衡量话本，我们要看它是不是能够畅达话本的内容，在话本的说唱中是不是能够诉说听众的情感，同时给与听众以教育。在那个时代里，诗人、词人一般地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创作，他们不习惯于走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作品，提供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因此从效果看，比之诗、词、古文，话本获得一定的优势，这是话本的作用所决定的。 从话本的发展看，在南宋后期，即使话本的出现，比较地还不算长，但是已经很丰富了。在话本的创作上，已经到了分出派别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朴素的叙述，例如《金虏海陵王荒淫》；我们看到雄直壮阔的作品，例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样地也看到细致深刻的作品，例如《杨思温燕山遇故人》。话本作者的分出派别，正看到话本的创作，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在对于宋话本作出估价的时候，我们的缺憾是对于话本作家的认识不够。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梁录》都给我们一些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只是作者的姓名，我们知道有这些作家，有这些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知道哪一位有哪些作品。研究宋话本所遇的困难，比研究宋、元杂剧所遇的困难更多更大，而且轻易不能克服的。单从这一点讲，也就必然要影响对于宋话本的认识。 是不是因为作者无可考就可以从而否定或降低作品的价值呢?《诗》三百篇的作者，我们能够指出几人呢?《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作者是谁，这是无人能够解答的问题，更不必谈《陇上歌》和《木兰诗》了。古乐府的作者无可考，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降低古乐府的价值，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宋话本的作者无可考，就从而否定或降低宋话本的价值。在宋话本的价值得到更好的认识以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提高。 《水浒人名考》、《宋话本研究》都没有出版，也没有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一则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没有成熟，二则有鉴于上次《楚辞探故》的发表，使我受到无情打击，因此也不愿意发表了。我始终感到前人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实在太模糊了，很少深入，很少追问，只是师师相传。古典不是因为古老而得到人的崇敬，只是不断地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使人愈来愈难摸索本来的真相，这实在是负责研究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倘使负责领导研究工作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反而尽力于扼杀研究事业，我只有为之长叹，?不安而已。使我终于?不安者是谁呢? 但是我还是发表了一本作品，这是我的《左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