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十五节

双木递给我一张名片，中间四个三号字“双木并明”，右边是六个五号字“《中华新报》社长”。 原来那时在上海开报馆，也和泰兴开当铺一样，总要有人作为外管，准备由他出面应付租界当局。好在这位双木先生态度很谦和，要求也不太高，对于报社的一切，他是不过问的。 再过些时，天津的张季鸾来了，这是北方的一位报界老手，他来是为了接办《中华新报》。有人在他面前为我吹嘘。我想大家分手，一个人留着也没意思，因此谢谢大家的好意，暂时仍回到剑农那里。 剑农的住处差不多是湖南会馆，来往的人客着实不少。一天，我在房里看到宁楚禅。他踅进房来，大家问过好。楚禅和我谈起，新从广西来。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一位中学校长托他到上海找英文教师。他问我道：“有空吗，到那边去看看也好。” “在这里横竖没多事，去一下也不妨。”我说。 这位宁先生交游真广，他经过梧州，认识了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陈柱尊。柱尊新近接事，人手不够，托宁先生到上海的时候，代聘中文、英文教师各一人。和我说定以后，宁先生随即填好聘书送来。我和大哥通信，说明情况，不久就去梧州了。这时我二十二岁，实际还没有满二十一岁。 我自己的知识很不够，英文也懂得很有限，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养活母亲和帮助大哥，只得前去担任教师。当然，我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我相信我能够抽出时间学习。 我曾经学过一些逻辑，现在全搁下了。这并不可惜，因为我们吃饭以后，碗虽搁下，饭已变为养料，到肠胃去了，不能说饭没有用。倒是我多年希望当新闻记者，从此完全彻底放手了，不无惆怅。但是在那时的中国，新闻界也简陋得可怜，脱离了也不妨说是扔去一个包袱。 惭愧的是我只是一个大孩子，现在要去当教师，实在不相称。解放前的社会是这样的，一切凭自己去和命运战斗，命运把我抛在海里，沉也好，浮也好，她是不管的。我还有两条手臂、两条大腿，就去泅水吧。战斗是战斗，我这一生是从这样的无后方战斗中过来的。第四章广西二年 （1917～1919）这年秋天，我从上海乘轮前往香港，上船以后来了一位翩翩少年，三十左右，随带有人，把行李送进房舱，送客也就去了。所好同在一房，说起情况，才知他也是去广西第二中学的，姓程名演生。他这一去是教中文，总算是同行，他话虽不多，见闻很广，因此一路并不寂寞。到香港以后，随即转船开往梧州。这一类船称为西江船，很宽敞，也很干净，和长江船大不相同。经过一晚到达梧州，挑夫把行李挑往考棚街，我们随后步行，不久就到了梧州中学，原来是梧州的考棚，校址宽大，绿阴满地，令人神爽。 陈校长一见我，哈哈一笑，他说：“想不到你也来了。” “是郁常兄啊，”我说，“真想不到。” 通伯是老同学了，他和徐志摩同来。徐志摩是以新诗作家出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诗的出现是以旧诗的解放为形式的，因此多少带些小脚改大脚的姿态，总是那么摇摇摆摆、立脚不稳的样子。待到三四年后，发展了，形式多种多样了，然而旧诗的无聊又通过新诗的形式而出现。“听听清泉，听听它滴的是什么调子。”这里玩的是“听它滴调”四个双声字，新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远远落在白居易的诗具六义的主张之后。徐志摩到欧洲去镀过金后，回来生搬硬套，把西洋诗的形式套到中国诗的脑袋上，什么十四行诗，什么“商籁体”，真是泰兴人的俗话“异样骡子学马叫”。十四行还有数可稽。为什么一定要十四行，多一行少一行不行吗？这些规矩有什么意义？“商籁体”更别致，不知道是中文、是外文。作为中文，谁也不懂什么商籁。算是外文，那么“上来”、“伤癞”都一样，为什么要“商籁”呢？一句话，这是文人的病态。徐志摩中等个儿，雪白的脸庞，走起路来，先把左脚沿地面平拖半步，再把右脚拖过来，并齐了，然后再向前拖。这样的走法平时很难看到，可能是一种革新。 还有一位是杨杏佛，这是在双兰并蕙馆看到的，高高的个儿，一脸的大麻子。他是东南大学的教授，但是和东大校长郭秉文、农学院长邹秉文都合不来。这两位秉文先生也真正了不起，据说一位乡村妇女在东大校园外面逗留了一下，一位秉文先生就向江苏督军李纯提出，好好给她收拾一番，真想不到这样地办学还有什么几微的意义。他们和杨杏佛在排课方面开了一次玩笑，要他开一门选修课，森林灭火学，当然这是一门送行课，准备在学生拒绝听课以后，给他饯行的。可是杨杏佛也真有本领，居然讲得天花乱坠，反而提高了威信。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由张静江的侄儿张乃燕任校长，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任农学院长，学校情况变了，杨杏佛也逐步走上政治的道路，最后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宋庆龄、蔡元培一道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由宋任主席、杨任干事长。终于为蒋介石暗杀，这是后话。 这一年7月间，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过着太平的岁月，尽管南京政府的政权所及，北不过徐州，西不过九江，但是城里正是六朝金粉的所在，阴沟一样的秦淮河，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般女士们，头发久已剪短了，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尤其在政府机关，有了这样的女同事，那时粉香四溢，格里罗嗦的字句变得清真雅正，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男士们更英俊，不问是不是军官，除了个别的畸人以外，一般都是军装，笔挺的武装带斜挂在肩膀上，手里还得带上一根皮鞭，尽管并不骑马，鞭子是少不得的，又像是宝剑，又像是马鞭，威武得出奇。 蒋介石正忙着谈恋爱。对象是宋美龄，宋氏三姊妹中最小的一位。当然蒋介石不是没有老婆，否则哪里会有蒋经国呢？当时谈恋爱，据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总理式，一种是总裁式。总理式是两位，总裁式是四位。总理是怎样的，不谈了。总裁是蒋介石，那时他在国民党内的身分，因为不便上承孙中山的传统，所以撇开总理，称为总裁，以前有过三位夫人了，现在是第四位，但是经过宗教洗礼，不是第四而是惟一，这里更见到宗教的妙用。原来宋家三姊妹的母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士的管家，信了教以后，也经常在妇女中传教，获得教士的信任，这就为她的几位令郎令爱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特别是美国的威斯里学院，成了中国贵妇人的养成所。长女蔼龄是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次女庆龄是孙中山夫人，三女美龄在这一年是蒋介石追求的对象。美龄的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信仰基督教，参加卫理公会。据说宋家还有一位小妹妹，名幼龄，是准备许给武汉方面高级将领唐生智的，这是谣言。 恋爱成熟，条件商妥，蒋介石还发表了一通宣言，大意是说他的恋爱，是为了加强革命意志，鼓舞革命决心，誓为全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等等。他在卫理公会的教堂里接受洗礼，最后由卫理公会的教士为他们举行婚礼，蒋介石、宋美龄双双跪在上帝面前默祷，一切按照宗教仪式进行。 宗教是一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圣典，特别是在遇到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宋美龄是他的第四位夫人，这和宋美龄的坚决要求、蒋介石的精神状态是很不相称的。经过基督教教士证婚，那么蒋介石以前的结婚娶妾都是非法的，上帝是不予承认的，所以宋美龄的地位不是第四而是第一，并且是惟一。其他的关系都是非法关系，所有子女也是非法的子女。倘使我们读过英王亨利八世的历史，那会看到每次结婚以前的关系都是非法的关系，那些曾经获得王后荣誉的贵妇人还要以热血洗涤自己诱惑英王的罪行。亨利八世在新教旧教中间的翻滚，不止一次，除了乘机没收教会财产、丰富自己的金库以外，还满足了自己蹂躏女性，渴爱流血的兽欲。宗教的神圣意义是值得我们深刻体会的。 正在蒋介石加强革命意志、鼓舞革命决心的时候，他的军事布置出现了极大疏忽。分共是一句轻松的语言，南京政府已经进一步提出清共，这里就隐藏着杀机。可是武汉方面还是容共，尽管汪精卫日后曾到东京近卫文首相的官邸卖国投降，但是在1927年，他自称是最革命的，甚至提出“真革命的向左”这句高昂的口号。蒋介石看到形势不对，就把大部分军队调到西线，防备武汉军队东下。 孙传芳正在山东、江苏边界上伺候着。孙传芳是军阀，但他机警灵活，一般军阀望尘莫及。他在苏浙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待齐燮元倒台；及至齐燮元失败，奉天张作霖的军队长驱直入，他又趁着吴佩孚在津浦线右侧出动，不费吹灰之力，把张作霖的部下完全掀翻，占据了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宝座。从此他和奉系结下了不解之仇。当吴佩孚和北伐军在湘鄂边界上拼命作战的时候，他不是不想再玩他在苏浙边界按兵不动的一着，但是这次他失算了，蒋介石从江西、何应钦从福建打过来，经过几度鏖战之后，他不得不退到山东、江苏的边界。这时是四面楚歌了。北面是张作霖，西面是冯玉祥，南面是蒋介石，都和他打过交手，怎么办呢？孙传芳向哪里跑呢？他说：“咱北边人，是吃惯馍馍的。”他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直跑到沈阳，和张作霖办交涉。张作霖也是一个老油子，他不会替孙传芳打冲锋，何况还曾经吃过他的大亏，可是他也清楚，自己究竟也是吃馍馍的，有孙传芳挡前锋，比没有人挡前锋，究竟好得多。这就决定了合作的形势。孙传芳的后路已经站稳，就一心一意养精蓄锐，同时把作战不力的部下宋福田、施从宾枪毙，振作士气，等待蒋介石的机会。 蒋介石的算盘里没有孙传芳这笔账，在他军队西调时，孙传芳的军队打过来，一下就把徐州拿过去。蒋介石没办法，丢下宋美龄，自己赶上前线，一直冲到徐州郊外，眼睁睁地看到徐州火车站，但是军队已经无法前进了。没有办法，他只有把军事交给部下，自己回到南京。我在《金陵杂感》里有两首诗是有所指的：弘光时事太纷纭，马阮犹争拥戴勋，四镇何需勤斥候，安危不系左家军。 壮岁功名付劫灰，八千子弟过江来，他时回首应狂笑，曾指宝刀戏马台。就在这个时候，泰兴的沈毅发动了对泰兴城的进攻。沈毅是泰州人，共产党员，他的根据地是泰兴东北乡的古溪、刁家网子。这一带处于泰兴、泰县、如皋三县交界处，是三不管的。盘剥特别残酷，因此激发了贫下中农的革命要求。终于在沈毅的领导下，一万多人掮着钉耙锄头向泰兴县城进攻。老实讲，这一次的准备是不够的，组织也很涣散，因此没有经过多少战斗，沈毅、刘伯厚、生宝俭，还有其他二人都被逮捕，递押到南京。 沈毅等到了南京，押送特别法庭。这时在京的泰兴人纷纷议论开了。 泰兴同乡在周序千的诊所开会。序千是我在泰兴襟江小学的老同学，后来在陆军军医学校毕业，这时正在南京开业。他的诊所比较宽敞，因此家乡人来往也很多。前面所说的孙星盘就是在这里遇到的，大约因为他“工作”积极，精神振作，县长的任命宣布了，正在打点行李，准备动身。我的寓所在老虎桥公寓，贴邻就是李昂然表兄，他在第一监狱担任科长，相去也不远，因此同来了。到会的还有朱健人，我的远房侄儿，南通师范毕业生，在东南大学农科肄业，毕业后由我介绍给东南大学农学院长蔡无忌，这时是农学院助教。那天到会的还有东南大学法律系学生陈耀东，眼光炯炯，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健将。 这一天虽然不是大会，到会的也有二三十人。由序千主持。他谈到泰兴的情况，和这次五人解京的经过。 陈耀东迫不及待地说：“我们应当有所表示。” 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主要是管统计的，不过长时期在武大，担任法学院长。大家和他谈起南京城南三十里的中央机构和苏嘉防线，杨端六满脸的疙瘩红得出奇，他说：“没听过什么特别的中央机构。苏嘉线的布置有这一个说法，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 戴凝之是杨端六的助手，也到过南京。由于他不是什么官，说话更没有拘束。他说：“什么三十里不三十里，谁知道。要说苏嘉线的水泥钢板，老蒋自己常去看的地方，有这一段水泥钢板，也说不定。老蒋不去的地方，那里木板是会有的，涂上一层水泥就是水泥板了，难道老蒋自己去掂一掂分量！苏嘉线就是有，看来士兵也不会去蹲着送死，何况并不一定有。” 抗战时期，在南翔、安亭失守以后，前线大崩溃，并没有听到死守苏嘉线的消息。后来听到本来打算死守苏嘉线的，士兵们退到这里的时候，由于保管防空壕钥匙的负责人不在场，一时无从找起，于是放弃苏嘉线，向后撤退。这是小道消息，当时又称路透社消息，究竟怎样，实在无线查考了。 1936年夏天我在泰兴，经亲戚介绍，买下了城南文明桥北堍的一方地，大约不足六亩，作为日后建筑住宅的所在。莲舫和我考虑，要是只建五间堂屋，带一排厢屋，也就够住了。戴家的房屋本来是由栾金魁包工的，经凝之介绍，我们也找金魁接洽。金魁主张既建堂屋，不能不建厅屋。要是一时来不及，可以先把地工做好，留下磉棵，日后随时可以续建。我们夫妇一计算，总觉得地方比较偏僻，没有邻居，不很放心。最后决定厅屋堂屋同时建筑，自己居住；西厢另建十间，平时出赁，有了邻居，究竟有一层保障。同时我们还估计到泰兴的发展势在必然，我们那座宅基，北邻泰兴中学、泰兴公园，将来城市发展，修筑马路，在定线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放弃西厢屋。因此同时修建东厢屋四间，作为厨房。后边的这个估计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从建筑房屋到今天四十年了，城内除了把穿城四条大街，东西南北改筑马路外，其余没有显著的变动。我的估计经常是朝发展的方面看，没有考虑到发展以外还有不发展的一面。我这种错误估计太多了，以致经常处于不能适应的地位。 这一年秋天以后，大家都感到心头不安。北方的情况更紧急了，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压迫更甚了。张学良出国就医以后，精神焕发，不断向南京政府请求抗战，收复失地。西北军的杨虎城也在热烈请求抗日。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恰好陕北的共产党也提出精诚团结，共同抗日。蒋介石的办法又来了，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西，会同陕西的西北军，把矛头指向陕北。他的如意算盘是东北、西北两军打胜了最好，可以消灭共产党；打败了也好，可以消灭东北、西北军。但是不幸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认为大敌当前，只能争取团结，不能自相残杀。他们开到边区的南缘，把自己的主张直接向南京提出。 蒋介石看到情况不对，随即率同幕僚，在警卫营的保卫下开向西安，他估计只有坐镇西安，掌握情况，才能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开向前方，这一次不仅是一石二鸟，而是一石三鸟。正在他布置周密，对于前途有充分信心的时候，他带同警卫营开向临潼。临潼的飞霜殿、华清池正在那里赶紧打扫，准备接待这位党国要人。他的幕僚邵元冲是听到一些情况的，也和蒋介石提到过，但是蒋介石认为是书生之见，看不到国家的大局——其实是说看不到蒋某的威严，有蒋某在这里，谁敢！ 但是张学良竟敢了，杨虎城也敢了。杨虎城一向在西北以大胆泼辣出名的。张学良呢，不再是在北京城里跳舞的张少帅，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把脑袋提在手里，敢说敢干的大将。二话没说，他们星夜把军队开向临潼，警卫营要抵抗也来不及，蒋介石光杆一个，仓皇失措地朝外逃，他想只要逃出临潼，依然可以号召部下，重整大局。但是，来不及了。在他逃上骊山，正盘伏在山石背后的时候，他被俘了。全国解放以后，在骊山建筑了一座捉蒋亭，为这位大独裁者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蒋介石被俘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议把他枪毙，以解决当前问题。也有人考虑最好先和陕北商量一下，那里人才多，目光远，也许有更周密的办法。南京方面听到蒋介石被俘，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国防部长何应钦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不怕张、杨不把蒋介石交出。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打算，能交出蒋介石最好，不交出还有南京政府，东南总有一个独立的局面。但是还有宋子文、宋美龄这兄妹俩呢，他们怕在轰炸中，不是连蒋介石也炸死，就是加紧刺激张、杨两位，蒋介石也难免死在枪弹之下。 问题的焦点留给陕北解决。周恩来乘飞机到达西安，传达陕北的主张。他们认为现在是大敌当前，不是计较?派或个人恩怨的时候。把蒋介石杀了，全国势必分裂，更利于日本反动军阀的各个击破。把蒋介石留下，只要他承认不再压迫异己，全国一致，共同对外，有利于抗日大局。张、杨两位自认是胆力有余，机智不足，完全接受了陕北的主张。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了条件，蒋介石完全承认，不但保证积极准备，同时也保证释放全国政治犯。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乘飞机回到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随即把张学良扣留，以后蒋介石到哪里，张学良也扣留在哪里，直到全国解放，蒋介石逃到台湾，也没有忘却把张学良带去。据说张学良去了以后，进行明史研究。张学良是不断发展的，可惜在他去南京的一刹那，没有考虑蒋介石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1936年除夕，武大的教师们在前山阳坡的半山亭晚餐，又是一年了，我们正在送走旧年迎接新年的时候，门外汽车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蒋介石部下的大将陈诚。陈诚也是去西安的幕僚之一，对当时的情形知道很多，他的来到，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洗盏更酌之际，他叙述了当时情况，当然他对于蒋介石要加上若干不必要的描绘，至于骊山山腰捉蒋的一幕，他是不会提到的。他特殊着力的是蒋介石解往西安后和张学良、杨虎城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样地有声有色，责以大义——其实这只是文学作品中常常运用的一幕虚构。 次年春节以后，莲舫和我共同计划，要在这一年的暑假前开始动工造房，一切监工照料的事情，主要由我负责，但是事前的筹划和购料，由莲舫负责。在不足二十年内，她由一个寻常的女青年发展成为一个勇于负责、长于负责的家庭主妇，这是多大的进展。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莲舫一人而是中国家庭中千千万万常见的现象，但是在文字记载中这样的叙述就不多，有时还认为家庭妇女只是“三绺梳发、两截穿衣”的形象，这是莫大的错误。 春天到了，我到武大去教课，过着黄字斋的书斋生活。莲舫和栾金魁订了合同，主要是包工不包料。料由我们自己洽购，工由金魁负责。木工、泥水工全是由泰州来的，这就为这所房子的如期完成创造了条件。事前我也看到一些例证。二姑母家里在堂屋东首接出一间，包给泰兴的工人。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在别处有工作就做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来干一下，因此小小的一间屋就拖了大半年。对于我这是一种教育，因此我不愿轻言建筑。后来戴凝之创造新例，把泰州的木工、泥水工包了来，工价比泰兴的工人多三分之一，但是他们都在这里干，干完了就走，工作就完成得快了。 我们自己购买木料，由莲舫的舅舅李熙之介绍，到三江营去洽购。莲舫自己去了，以后大排大排地从大江过来，直泊在工地的河下。5月间开工，那天是由周润甫老师帮同照料的。周老师教过我，也教过莲舫，这两个学生成家立业，他感到特别愉快，因此来了。好在老师自己新盖一座宅子，因此经验丰富，照料也特别周到。 6月底，我回家，地已经都开好了，正在打桩，这是所谓梅花桩。柱子下面特别要用碎砖碎瓦夯实。碎砖碎瓦哪里来呢？我们央了一位亲戚收买。碎砖瓦堆得小山一样。有时砖瓦到了城外，我还得去点料装运，由大船装过水关，通过文明桥直到工地。自己忙，莲舫也忙。忙不过来的时候，君遂已经十五岁了，也来忙，甚至十二岁的清於偶然也来工地帮忙。家里还有十一岁的秀若，就照料着八岁的惠如、六岁的君道和四岁的瑞允。秀若还小呢，可是招呼小妹、小弟也还有她的一套办法。我在百忙之中和惠如说：“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秀若也得到工地去，小弟、小妹就得由你招呼了。”惠如这胖娃娃说：“招呼小弟、小妹我搞不了，我也不需他们的招呼。”这只赢得我的一笑，谁能把招呼孩子的事交给胖娃娃呢？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墙脚是一尺一尺掘的，梅花桩是一个一个灌浆的，梁柱檩条是一根一根整理的。工棚里的三十余位木工、泥水工都在坚持着工作。但是首先还得树立工棚，安排厨灶，工作只能逐步进展。栾金魁是领队，泥木工师傅是官长，徒工是士兵，但是总后方是莲舫。伙食是由工房自炊的，但是隔三五日总得送给他们十斤八斤肉。天热了，有时送一担，有时送两担西瓜。这样地坚持工作，从6月底直至8月。 8月6日一场大风雨，九级十级的台风把工棚周围的竹笆都吹倒了，师傅和徒工们还得首先下木桩，把竹笆重行扶起。就在这一天，南京政府的要人和重要将领正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向中国进逼，人民的抗日呼声已经高入云霄，忍让已经到了无可再忍的地步。这次会议由蒋介石自己主持。 蒋介石宣布开会后一言不发。 国防部长何应钦是主要发言人。手上是一张发言稿，何应钦说：“中国的陆军最近正在整编，经过整编的若干师，未经整编的若干师，未经整编的数字远远超过已经整编的。海军是不是能够防卫？海口还有问题，当然谈不上出海作战。空军的飞机总共二百几十架，还有一些因为缺乏零件不能起飞。这是国防方面的具体情况。一切还得坚持抗战的主张，不断准备。就目前的情况讲，还没有作战的条件。” 何应钦不是长于演讲的人，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最大的努力，摆脱了期期艾艾的障碍。 ?　“财政的情况怎样呢？”蒋介石问。 财政部长说：“财政方面一向是存在问题的。由于军费庞大，久已入不敷出，全仗发行公债以资弥补。战争一经发动，公债猛跌，交易所还得停拍，发行新公债更加没有指望。” “是不是可以对外借款呢？”蒋介石问。 “在战争情况下，没有参战的国家必然严守中立，外债是没有指望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实行不换纸币的政策下，发行纸币也必须严格控制，以防币值暴跌，全国沦入经济恐慌的漩涡。” “大家看怎么样？” 这时全场都在发言，但是主要还是说要忍耐，要继续准备。 喀嗒一声，白崇禧起立，拉着李宗仁的臂膊，他说：“走吧。我们来是为了主张抗战，参加抗战，现在既然在会场上主张不抗战，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走，且回广西。” 李宗仁起立了，会场的空气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蒋介石站起来，他一边宣布休会，一边拉着李宗仁、白崇禧到会场左侧的休息室去。他们去了，会场上大家松了一口气，由严肃、紧张转变为轻松，甚至活跃。交通部长吴鼎昌笔头很健，顺手取一张纸片，写下“战必败，和必乱”六个大字。这是会场群众的心底话。他们是高级军政人员嘛，不能不考虑国家的安危，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他们都认定情况已经到了这一步。主张求和但不敢冒投降的唾骂，主张作战又不敢担亡国的风险，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国要人。 正在这一群军国要人嘁嘁喳喳的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自休息室来了，宣布复会。 好是好的，但是我和王世杰搞不来，他从东门进，我从西门出，所以我这主任是搞不下去的。你在武大多年了，和王世杰总有一些关系，还是你来好。” 事实上，柏溪的国文系新生全部是我教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些已经到沙坪坝，看到也还熟悉。本系教师一大半在柏溪，问题不大，因此我也无法推出，不过这一次是虚声。不久以后，却有一个实在的推荐。武大内部形势又变了，这一次是在王世杰的推动下，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由周鲠先出任武大校长。在武大，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王星拱辛辛苦苦培植起来的淮军，现在垮了，还得由湘军掌握武大的大权。中山大学在广东的声誉当然在武大以上，但是王星拱这一去，一切都凌空，还得重新布置，是不是搞得出一个局面，没有把握。王星拱路过重庆的时候，对于伍叔傥这样的政客兼教授，是不能不来往的。 伍叔傥问我：“我推荐你到中山大学担任系主任，行吗？” 当时我在中大已经有了一些地位，心想一则去了以后，伍叔傥可以安心，二则一去便可以为国文系的学生开辟一条出路，这正是伍叔傥日夜企望的事，因此就答应了，不过我也明知王星拱口头必然接受，事实上是另外一件事。 一切都如我所预料，我所没有料到的，是王星拱到了中山大学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平心讲，王星拱在武大的一切，一大半是由一些人搞对立的结果，以致武大初上轨道，随即形成内部斗争，学校受了最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惋惜的。 1943年冬天，中大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曲折。文学院有中文系，师范学院有国文系，这两系的分别在哪里谁也说不上来，说也感到别扭。因此，秋天以后，两系合并的呼声喊出来了。合并就合并吧，教书总得要教师，因此大家倒也笃定。问题是由谁当系主任呢？汪辟疆资格老，人缘也不错，但是伍叔傥有政治背景，国文系实力强。问题存在好久了，决定还是没有。最后还是汪辟疆的名士风度决定一切。他不干，伍叔傥担任了系主任，国文系取消，全部教师都作为中文系教师。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解决。原来的中文系主任本来有两派，汪辟疆的一派是倒了，胡先生的一派还在，人数少，但是很精练，斗争能力强。还有一件，他们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嫡系。这一着在汪辟疆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没有作用，因为汪也是这一系的，可是汪辟疆一去，胡先生顶着这块招牌，号召南高、东大的全部校友，作为支援，进行一次派系的决斗。 事实上，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师，除了一些杂牌队伍以外，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这是当权派，但是人数究竟不多；一派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来的，这是基层派，人数庞大，而且因为一向受到压抑，团结紧，报复性特别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胡先生的资格特别老，他是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的前身毕业的。 不过伍叔傥并没有畏惧，他能斗，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又是朱家骅的连襟，这些都是他的斗争资本。但是他最后却失败在战略上。他拉拢了一些学生，他的本钱完全靠他为学生介绍工作的能力，失败也就在这方面。学生毕业了，有了工作，得为自己的工作努力，为自己的前途斗争，对于母校，对于母校的系主任，他们管不到，何况伍叔傥在学术方面，并没有任何成就呢。 至于原来国文系的教师，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为私人斗争的。伍叔傥一向没有把我们作为他的斗士，因此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这是伍叔傥的一件好处，但是在斗争中很不得力，最后在伍叔傥失败以后，落得一个各找出路，卷堂大散。这一切都是后话。 我除了教课以外，主要精力还是安排在传记文学方面。我的那部《读诗四论》是1940年出版的，那时币值不断贬低，出版商的原则是把稿费的结算尽量推迟，所以我到中大以后，虽然也和出版商联系，待到那天从邮政局领回稿费的时候，到合作社买了两双线袜。重庆政府的行政院有一个出版委员会，曾经给作家们一封信，问及稿费的情况，要大家提供办法，以便保护作家的利益。当然这是装模作样，没有一些诚意的。我的答覆是：“最好作家不再撰述，以免耗损自己的精力，有烦出版商。” 话虽如此，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张居正大传》正在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开明究竟开明一些，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把精力集中在商务方面。 张居正是一位实行家，他夺取政权，主要是为了掌握政权，使垂尽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他整顿内政，抵抗外侮，打击了一些贪官污吏、刁生劣监，在某些方面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安定了这个垂危的国家。我认为这本书对于当时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的。 《张居正大传》脱稿之后?我考虑到怎样把人的思想从固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从宋代起，人的思想束缚在客观唯心派的框框之中。人们想象的不是自己所见的是非，而是孔子孟子所见的是非，特别是所谓圣经贤传的是非。一个问题来了，人们考虑的不是怎样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孔子孟子怎样认识这问题、解决这问题的。这就是说不是以自己所见的是非而是以孔子孟子、圣经贤传所见的是非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就造成了宋、明的一再亡国，元、清的一再压迫。这个根子完全是由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所播种、所培植的。 这就使我联想到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出来了，反对朱熹的那一套客观唯心主义。他提倡良知良能，提倡良心，认为只要不去昧没自己的良心，良心自然会告诉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要的是良心所见的是非，而不是孔子孟子、圣经贤传所见的是非。日本明治时代的维新，主要是得力于阳明学说。其实明代末年认为洪水猛兽的李贽的《童心说》，也是从王守仁的良心派生的。这就使我考虑到要写《王守仁大传》。 但是正和我写《张居正大传》一样，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连这部《王文成公全书》，我还得向缪教授转借。承他的大力协助，从借满三间房屋的资料中捡出来借给我，并且讲清只能借看一月，期满之后，必须缴还。就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我进行校集材料，编排整理，终于写出我那部《王守仁大传》。 王守仁是主观唯心的，但是在反对客观唯心论方面，不能说没有一定成就，这样的理论为他的事业创造了条件。宸濠之变，从本质上讲，和燕王棣之变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燕王棣成功了，巩固了中央政权，而宸濠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叛乱，只是搞地方割据，破坏统一，制造分裂，因而平宸濠之变就是巩固中央集权，是值得推崇的。广西的瑶、僮之变，是搞民族分裂，破坏统一，因而也是错误的。平瑶、僮之变同样也是巩固中央，是值得推崇的。这就是说，在十六世纪，王守仁的学术，以及由此学术而形成的他的事业，是这样的。 历史是历史，不是现代，地主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只是明代地主阶级的主观唯心论，这样的理论是和现代不适应的。要是在今天，再把地主阶级的人物及其理论重行拿出来，这是极大的错误。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把过去的时代强加给现在。这部《王守仁大传》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完成的，那时的出版家，即使如开明书店那样的开明，也没有承担出版这部著作的经济力量。有人曾为正中书局向我征求这部作品，我因为知道正中书局的后台是陈立夫，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没有同意。 1944年的春天，我们为通货的不断膨胀而感到生活艰苦。柏溪中大分校的教职员除了单独生活者以外，参加教职员伙食堂的，大约有十桌人。1942年我初到的时候，每月还经常吃到十斤肉，到这时只剩得不足二斤了。物价不断上涨，工资不断低落，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一些米贴。由沙坪坝运来的米更坏了，不但五子俱全，而且五子很多了。这些米卖给当地的富裕农民。买的人并不讨厌质量太低，他们说：“这种米我们自己并不想吃，是买去喂猪的。”这个结论是生物系的一个教师告诉我的。他很生气，我好像也无所谓，因为我在新港船上曾经看到要求旅客给猪让座，在那批轮船流氓的眼光里，人比猪还不如，现在总算是平等吧，那也就不生气了。 中国抗战的形势是不妙的，但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局却逐步好转了。在湛江陷落以后，中国对外的通道只剩了一条滇缅公路。一切物资武器都靠这一条路。英国政府对于我们是同情的，所以路虽只剩一条，希望并没有断绝。可是反动日本军阀是看到这一点的，他们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认识比我们高明得多。大英帝国主义是文明的，高超的，富有同情心，而且能够支援被压迫的国家的。不错，但是这是假象。我们正在以这个帝国主义的假象安慰自己的时候，反动的日本军阀便要他们自己剥开画皮，让我们认识认识这个文明高超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东西。反动的日本军阀向大英帝国主义提出抗议，要他们立即封锁滇缅线。那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紧张。北方的八路军早已理解到这一点，他们的供应完全取给于反动的日本军阀，只要反动的日本军阀存在一天，他们这一边便不愁没有供应。没有枪炮，从敌人手里夺取枪炮，没有给养，从敌人手里夺取给养。这一点是重庆政府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滇缅路一经截断，不但反动的日本军阀坐待我们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战友，也准备拍手称快，和日本的反动军阀共进鸡尾酒，庆祝胜利。我想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大英帝国的邱吉尔首相和中国的蒋介石大元帅在开罗会议以后的玉照，实在不胜慨然。我看到的真正陆稿荐、张小泉和老牌金德孟，眼下这种情形只能给我一些凭吊的感想。 反动的日本军阀并不以封锁滇缅线为满足，他们轰炸香港，轰炸新加坡，再进一步轰炸缅甸，英国无力抵抗，还亏得这个被他们出卖的中国军队，出国支援，多少打了几次胜仗。记得那时成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张英雄射日图的漫画，这位英雄一边跨马逃跑，一边还用唐吉诃德的姿态对准太阳射了一箭。 但是1944年上半年确实是一个苦撑待变的时代。苦的是人民，重庆的大人物并不苦，他们正在巴西购?咖啡园、甘蔗园，准备下半世的及时行乐，享受人世的幸福，也准备坐到耶和华的椅子旁边，共进糖果。有时报上还发表在日本飞贼轰炸的时候，大元帅的轿车在上清寺帮同疏散人民的美德。真是活见鬼，大元帅不去发动飞机进行阻击，即使从早到晚这部轿车不停运转，能疏散几许人民呢！报刊歌颂总也有个歌颂的道理，总不能像地府小鬼在阎王放屁的时候，高喊一声“恭维大王，宏宣宝屁”吧。 战争确实是很艰苦的。教师们只感到生活的艰苦，人民的艰苦可多啦。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这是一件，人民还有一层拉壮丁的苦难，这是重庆政府的管辖区域特有的。我初到乐山时所看到的乞丐没有了，爬在地下背上水船的也不多了。他们是作为壮丁拉去了，或是得到一些代价替人当壮丁去了。我在《后西征赋》所说的“衣不蔽覭之壮，年及中男之丁”的情形更普遍了。押送壮丁的下级军官不把人当人，因此也不把自己当人。这些不能算人的两脚动物，有时押送二三百壮丁的行程，到重庆时只剩不到一百人，有些是得钱卖放了，有些是中途脱逃了，也有一些竟是生死莫卜了。因此，到1944年的春天，人力也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的一般估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有望了，问题是重庆政府是不是能够支持到那一天。所以这是一场长距离赛跑，是世界大战先结局呢，还是重庆政府先结局？我们的估计是如若重庆政府不把全力应付战争而还是在那里蝇营狗苟，鸡争鹅斗，那么这场赛跑结局的时候，很可能是重庆政府先到达终点。 这个估计，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但是我没有告诉莲舫。尽管那时的邮件还能七曲八折地找到一条到达的道路，不过并不稳定，一个月到的也有，三个月到的也有。信件是通的，写得也很详细。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出通信集赚取稿费的幻梦，但是每次总是七八页，每页三四百字，对于自己的生活写了不少，可是对于抗战的前途，我是不应当说，也是不敢说的。一位家庭妇女带着七个孩子在沦陷区苦撑，我没有权利再使她丧失信心了。 现在家信来了，清於从泰兴出发，准备在到达重庆以后升学。 在莲舫主持工作的过程中，我是极力支持的。因为她能力比我强，我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在她需要我帮助时，无论是怎样的琐碎，我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现在这一场打算结束了，我们只当是一场幻梦，去了就算了，也不因此而惋惜。 莲舫去了以后，我在沪江大学的工作一切照旧，寒假中我照例回到泰兴度过春节。 1952年开始了，我赶紧回到上海。 一切工作都为了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以前，第一步是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完全是必要的。教师们是从旧社会来的，思想面貌都是旧社会的。和新社会不适应，不经过改造怎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呢？要改造思想，第一是转变立场。但是在1952年我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在那年之初，院系调整的蓝图久已制成，但是还没有宣布，所宣布的是思想改造。第一步是树立典型，先在复旦大学进行工作。 典型确定了，一共三位，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经济系教授夏炎德和数学系教授李锐夫。夏、李二人所言平平，刘大杰的报告精彩极了。大杰在复旦授中国文学史，所作《中国文学发展史》颇有名，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名人，在抗战以前提倡公安派文学得名。 这一年，刘大杰走遍了上海各个高等学校，叙述了他自己思想改造的经过。特别是他谈到上海赌窟中的生活，如何进行轮盘赌博，如何有各式各样的招待，烟酒和招待女郎。听他的报告，好比读到《楚辞》里的《招魂》和《大招》。我们所想到的是抗战期中有的人士生活的腐化、堕落、无耻和没有出路。中国经过抗战八年的痛苦，又经了内战的痛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象征着凤凰涅?，从毁灭中得到新生。 这三位教授的报告是启发性的，以后就是沪江大学教师们进行改造。当时成立了思想改造指挥部，以沪江大学的余日宣为总指挥，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王零为副总指挥，当然，一切领导工作都由副总指挥负责。指挥是一种军事体制，思想改造原来有一些作战的意义。 此后便是分组进行了。上课教学是由教师主持的，思想改造是由学生主持的。当时认为学生年青，受社会熏染不多，因此由学生主持思想改造比较合适。经过解放二十多年以来的事实教育，大家看到这样的假定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学生和教师同样来自旧社会，同样受到旧社会的熏染。 教师的学习是分系进行的。中文系教授六人，助教二人，成为一组，另有学生一二人参加。在这个组织中，因为学生是轮流来的，实际上不可能成为正式的主持者，领导权落在助教刘某某身上。 这位助教新毕业，二十出外，说话流畅，确实是一位干才。 在交代主导思想中，每个人都得深思冥想，追想哪一种思想是主导思想，有时想了好多，经过大家讨论，觉得还不是主导的，于是再进一步深思冥想，所得的是不是主导的，还有待于大家的帮助。这一番工作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不会知道的。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斯特朗博士踽踽独行，追求英语每个词的词根，其苦未必有加于此。每个人都做了斯特朗博士，每个人都在穷搜自己的思想根源。 为了更好地找出思想根源，首先必得交代自己的罪过，这在当时称为“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在我们这一组，应当说是余先生的问题最多了。政治问题、私生活问题、作风问题一切都纠缠在一处。余先生是机灵的，把这些问题全部交代了，而且由于他在戏剧表演方面有过具体实践，他搞得那么有声有色，生动活泼，他经过三天把问题交代清楚以后，居然成为学习的榜样，成为小组中的狮子，成为交代之王。从领导到成员，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目瞪口呆，认为这样的交代是不可多得的。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章教务长的办法又不同，他带着小本本，到小组每个成员那里，请求对他提出意见。 待到你把意见提了，他还是苦苦请求，直到你把肚肠角落的意见都提得干干净净，没得再说了，然后他把每个成员的意见集中起来，归纳消化，组织成为自己的交代。小组学习时，他这番交代，能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感到更无意见可提，轻松爽利地通过了。徐中玉在中文系是一员名将了，维之、上沅、蛰存和我本来是东西南北，毫不相关的人物，他不是系主任，但是他能把大家团结在一处，不能不算是一个能人。总的印象是章靳以的交代，没有意见可提；徐中玉的交代，大家意见很多。中玉最后只能垂头丧气，慨叹一声：“我太老实了，吃了别人的大亏。” 交代问题时，问题愈多愈好，鸡毛蒜皮的问题，政治方面的问题，只要交代，一概不予追究，但是必须交代，不交代是不行的。我的苦恼是没有什么可交代。贪污吧，我没有经手公款；腐化吧，倘使我稍有问题，我相信即使远在四川，莲舫也会不顾一切赶到四川的；至于反党叛国吧，我不是共产党员，谈不到反党，我远在四川，也没有叛国的可能。困难呀！真是困难，我只有穷搜。最后找到了，解放初期，我在泰兴时，耿?宽因为经营米店，向我借了二百万元（旧币）资本，后来按照一分四厘的利率，连本带利还了我。这算是违犯了解放初期私人不能贷款的规定，作为贪污交代了，并且订明赔偿日期，讲在下月发放工资时照扣。 问题交代了，心里感到轻松。这时中文系学生的头头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一个人年龄愈大，问题愈多，希望我把问题交代出来，由大家帮助解决。我看到“年龄愈大问题愈多”的提法，感到非常激动，觉得这是一个机械的提法。我想今年固然不小了，明年还要大，年龄愈来愈大，问题必然愈来愈多，那还要改造什么？后面这几句，我是说出来了。我说的时候，经济系教授丁先生和施蛰存都在座。丁先生在经济系小组会上也提到。他并没有造谣。 问题张扬开了，中玉问我，我把情况告诉他。后来我在小组上也提到。中玉据实向王零反映。这一次王零却谨慎，调阅经济系小组纪录，发现丁先生虽然多事，话却没有传错。问题解决了，我对于某些人却不能不存有戒心。大学教授也是社会的成员，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不能不反映到大学中来，这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点也不稀奇。 交代问题以后，我还在苦心搜索我的指导思想，但是总抓不住要点。我和斯特朗博士一样，都在苦苦地向下面追求，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经过指挥部成员的个别帮助，原来是超政治、超阶级。在各个小组交代问题，互相追问，有的造谣生事，有的垂头丧气，有的踏着人头前进的过程中，指挥部其实久已做好分门别类的工作。小组的讨论、纪录、攻击、反驳，一切的一切，只是为指挥部提供核实订正的资料。平心而论，无论对沪江大学思想改造指挥部最后的评价如何，我认为大体上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没有发生打架的事，自杀的事。这倒不是领导沪江大学思想改造者的特长，而是他们已在复旦大学进行过工作，取得经验的缘故。领导革命是一份艰苦的工作，没有经验是不行的，但是全凭经验也不行，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没有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无法获得共产主义社会的经验，只能逐步前进，逐步探索，从一个点出发，然后全面铺开，善于取得经验，推广经验，这里需要大量细微工作。要稳妥，要细致，尤其要有坚强的领导。 沪江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这还是很初步的，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深化，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告了结束，大家都考虑到了院系调整、分配工作的问题。复旦大学是华东重点学校，一般的估计是要求高，斗争剧烈，因此都不希望调进复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许杰和中玉熟识，他常来沪江，大家都还认识，他提出要求，希望中文系全部调往华东师大。我觉得调华东师大也好，不可能的话，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也可以，因为扬州离泰兴九十里，长途汽车两小时可以直达。但是一切都由华东局领导考虑，谁也不能提出主观要求，因此大家都在等着。这一年各校开学很迟，一时也无从着急。 从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来，到１９５２年秋季已经三年了，政局逐步稳定。１９５１年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息每月百分之一点八，如不要求保本保值，那还可以增加一半，就是说年息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点四，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在蒋政权那样一个通货飞涨的烂摊子上，不大量吸收存款，就无法维持币值。这一着非常有效，到１９５２年以后，存款利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十，物价大体保持稳定。 在国家税收方面，那时火车、轮船票价一律附加百分之三，称为保险费，其实是一种交通税。这个规定到１９５２年以后，也逐步取消了。 由于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兴趣不断提高，各党各派也开始活跃了。各党各派的成立，有一些是在抗战后期的，例如中国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成立更早。抗战结束的时候，逐步形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战友，民社党和青年党则完全蜕化为国民党的附庸。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参加国民党的政府，作为国府委员，他那“一入朝堂双泪垂”的诗句，成为文坛嗤笑的话柄，只有民主同盟作为党外的战友坚定地跟共产党走。 解放以后，民社党和青年党都完了，国民党左派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存在，其他有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台湾民主同盟，这许多党派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存在的。当然，在解放之初，这里面是有一些人希望借此作为政治资本，争取个人地位的。 一天，中玉和我说：“民主同盟沪江支部提出请你参加民盟，已经取得共产党同意了，你自己的看法怎样？” 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要像以前那样置身于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要参加共产党，那是最理想的了，但是自己的政治认识太差，条件不够。一般的民主党派吧，实在有一些是鱼龙混杂，也不愿意参加。民主同盟在抗战后期对于国家和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当前的领导人也有不足之处，在川汉铁路的问题上，张澜有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罗隆基在西南联大时期名声很不好，因此我很?豫，把这些问题都和中玉谈了。 中玉说：“现在一切都由共产党领导，个人的问题不大。” 于是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补习学校，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想争取什么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