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十三节

在沈、陆两位老师以外，我还记得有汤贻孙、张韵笙、沈云衢三位国文老师，吴采人地理老师，张益三图画老师，吴叔厘数学老师，祝良若英文老师，沈近勇体操老师，此外还有几位老师是后来陆续加入的。总的来说，老师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虽然他们只是小学老师，但是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我们这一班同学三十多人，到现在我仿佛还听到吴采人老师那清脆的崇明话抑扬顿挫地点名：钱锦来、陈文钰、林仲、盛守璋。可是这许多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只记得钱锦来出身于地主家庭，家里除了厅堂以外，还有专备阅报的阅览室，想来是一定非常宽敞的。郑东启和我关系较深，后来成为亲家。陆鼎、金翔鸾家在邻近的法华镇，两人早已去世了。此外还有两对兄弟：康时敏、康时达；沈学仁、沈学文，大致是叔伯兄弟吧，不一定是亲兄弟。康时达后来我遇见过一次。沈学仁的遭际更特别，他在上海搞过一份漫画杂志，以后到过沈阳开了一家豪华的理发厅，专为贵妇人服务，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去过，沈学仁就此顺竿爬上，这是东北事变以前的故事。还有陈洪、陈沅，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可是看来却很相像。陈洪做过扬由关监督。陈沅改名陈源，字通伯，又称陈西滢，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和凌叔华女士结婚。我还记得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时候，曾去陈家，萧乾先生走了进来。萧先生非常客气，望着陈源夫妇说：“你们两位，将来一定在文学史里留名了。”这话不知道是奉承，还是讽刺，因为陈源和鲁迅的笔战，一定会在文学史里传下，可是不一定于陈源有利。有两位做官的，李熙谋、胡鸿基，解放前做过上海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局长。还有两位常州人：沈奎、刘顺孙。顺孙后来学飞行，可惜早死了。同学少年，今天所剩无几。杜甫说：“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只活到五十九岁，倘使再活二十年，他的惊呼，那可更动人了。 小学一共四班，除了同班的，其余记得的却寥寥无几了。大约我在三年级的时候，蒙古喀喇沁旗派了三位来学习：一位姓汪，一位姓杨，还有一位记不清了。他们是蒙古人，临时改了汉姓，据说在蒙古是三四品的官员，看来只是些平常百姓，没有什么出奇。还有一位小同学，姓陈，瘦小得可怜，据说是邮传部尚书陈璧的孙子。究竟陈璧这个人怎么样，那时也不知道，可是大家老指着孩子骂：“贪官污吏。”最后这孩子自动退学了。 我们有几次远足。一次到曹家渡，在小万柳堂浏览，这是无锡的一位官老爷廉惠卿的别墅。我只记得那里有一座水榭，临着苏州河。躺在藤椅里，看那袅娜的柳枝，披拂在澄蓝的河水上面，那种生活和我们这群打打闹闹的孩子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到佘山去看天文台，从那个之字形的山路上去，台上的观察员也给我们说了一些关于星象的记载，这就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不少。 最后的一次是到苏州。我们从上海搭火车到苏州，在范氏义庄住下。以后叫了小船，直开天平山。这里是相传的万笏朝天，每块大石都向天空撑持着。我们开始爬山，穿过一线天，直到山顶。虽然，天平山不是什么高山，在江南一带还是有一点名气的。这几次远足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育。 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1908年，南洋公学的领导又实行新办法。原来的堂长换人，新来的官衔可大了，他是农工商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籍，遂派来办学。这位是太仓人，姓唐名文治，字蔚芝。唐老师在当时是比较接近新派的。在桐城派古文方面，是有切实成就的，特别在文论方面，有独到的看法。唐老师一到校，就在这方面做了些领导工作。对于小学，他也没有放过。1909年秋天，他提出要在8月里开一次国文大会，大学和中学部合办，小学单独办。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写作文了，一共两道题目，我只记得一篇是《关讥而不征论》。这两道题可以只做一篇，也可以兼做两篇。我写完一篇以后，接下便做第二篇，最后指出在理想的时代，统治者对于人民固然要在国境上，做些检查工作，但不一定是横征暴敛；可是遇到专制的君主，那就不仅是横征暴敛，甚至要把人民的一切都供他们吞噬。这一篇写得很流畅，也很大胆。文章缴上，小学老师们给了好评，连同其他的九本，一并送给唐老师，由他评定名次。唐老师很高兴，给我取了第一名。那次我们是在专科礼堂里颁奖的，我得了奖金四元，随即买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我对于文章的写作，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件事督促我进取向上。 正在我有些糊涂看法的时候，沈老师给我一次教育。他指出在得到表扬的时候，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各人的前途远得很，要看清道路，奋勇前进，不可自满。这一场教育，好比是一盆冷水，淋得我浑身颤抖。但是冷水的后面，是满腔热情，是要我不断提高，不能满足于一些浅薄的成就。我说过，这座小学像一座模范监狱，意思是说老师的眼睛决不放过任何缺点，但是在他们看到某些缺点或是有出现缺点的可能时，他们随时会给你指出来，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帮助。 从整个国家来说，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但是下坡路的尽头也正是上坡路的开始。局面要变了，而且也正在变，正在准备着大变。清政府的最后一位独裁者，历史上称为慈禧皇太后，口头称为西太后，是一位机灵多变、不顾一切的统治者。为了个人的享受，她把海军经费提出来盖造颐和园，以致造成甲午战争的失败。失败以后，为了报复日本人的进攻，为了报复帝国主义者对于戊戌维新的支持，她支持了义和团的运动。及至义和团失败了，她扔掉封建帝王的虚诞，跨着骡车逃出北京城。这一下一切都完了，然而不然，牺牲了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和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她从西安回来了。从开封开回的专车，车厢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珍宝古董和书画，还有躺着抽鸦片的床铺。她回到北京，依然做她的最高统治者。她接见驻京的各国公使和公使夫人。她不怕鬼子了，而且和他们处得很好，非常好。这就难怪日本新闻记者说，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夫人能玩西太后于股掌之上了。其实日本人并不理解，事实是西太后玩内田康哉于股掌之上。浅见的新闻记者，能理解这个戴着皇冠的恶鬼吗？1908年10月下旬，她明白自己就得去见上帝了，但是她没有忘却先要看到她切齿痛恨的光绪帝的死亡。这是一位险狠凶横毒辣的统治者。在她临死的时候，她毕竟把行政大权集中到清统治者的手里。她巩固了清统治者的大权，但是她不理解一条真理：一切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违反原有的愿望，走到自己的反面。清王朝的崩溃，已经可以计日而待了。 二十世纪初期，上海是中国的中心，除了政治机构以外，经济、文化、工商业的中心都在这里，特别是革命。租界是坏事，然而也是好事，因为多次的革命活动都以上海为中心。同盟会的本部在国外，但是在革命洪流输入中国的时候，香港只能通向广东、广西，可是上海通向长江两岸，更能透过运河通向华北，所以上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香港，何况香港究竟在英国政权统治之下，而上海则由于清统治者和租界当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产生互相牵制、互相推诿的形势，更成了革命的温床。 我在泰兴的时候，还不懂得看报，到了上海，懂得看报了。最初报纸印在单面的有光纸上，老师们还珍贵地保藏起来，不给孩子们看。以后不行了，报纸印在新闻纸上，而且逐步地普遍了，保藏固然不需要，而且也藏不起来了。老师们是开明的，索性把报纸公开阅览。形形色色的派系，有形形式式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这些商人的报纸，也有《舆论报》、《时事报》、《神州报》这些维新派的报纸，后来又有了《民呼报》这张同盟会的报纸。当时的报纸家数很多，但是对于新闻的来源重视不够，本钱大的在北京和其他几个重要省份和城市还有些新闻通讯员，在其他地方，只能将当地的报纸剪贴应用了。一般都是倚靠邮递信件，偶尔也有电讯，因为本钱大，所以只有很少几个字，没有长篇电讯。至于国外的消息，那就没有了，即使有了，也得不到重视。好多新闻来自路透社，不少是捕风捉影，以后上海方言里对于来历不明的消息，通常称为路透社消息，或者马路新闻。 《民呼报》是上海报业的一个新品种。《申报》、《新闻报》是老牌大报，不和它打笔墨官司的。《舆论报》和《时事报》已经合并了，称为《舆论时事日报》，它们原来标榜维新，就是靠皇帝吃饭的，现在看到一个主张不要皇帝的报纸出来，那还了得，于是哇里哇啦，把《民呼报》骂得一塌糊涂。《民呼报》对付了几下，最后写着：“《舆论时事日报》：你的本钱多，你的势力大，我不和你辩论了。”这是认输的语言，也是胜利的语言，因为读者更加看清《舆论时事日报》的面貌。 我们对于日本人所抱的幻想现在完全破碎了。日本人不是说过同文同种吗？不是说过他们的文化是由中国传去的吗？我们期待他们珍视这个传统，珍视这个同文同种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幻想却由日本人的双手亲自打破。我到上海的第二年，日本人就为了二辰丸事件向中国讹诈，他们把假面具亲手撕下，要我们对他们不再存丝毫的幻想。日本的浪人还在为同盟会输送军械，但是中国的同盟会员看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要给中国制造分裂，以便他们分而治之，因之虽然利用他们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一面，同时也痛恨他们企图分裂中国的一面。 这个同盟会的刊物就曾说到一个故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刚到东京，看到商店大减价，这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一种经营方式，店门口横写着“本日大卖出”五个大字。可是这位初次出国的朋友还没有摆脱自右而左书写文字的习惯，惊骇地道：“啊哟！怎能说‘出卖大日本’呢！”《民呼报》据此出了一个上联“本日日本卖日本”，要读者对下联。过了几天，在没有收到答案的情况下，报社自己提出“日本”可对“天皇”。以后又说“卖”可以对“讨”。就这样指出是“皇天天皇讨天皇”。报社这样做，反映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怨恨，而报社不能直捷痛快地提出答案，更反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以致中国的报社只能曲折地道出自己的怨恨。但是报社的负责者也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侵略中国，完全是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无论你怎样地讨伐天皇，其实不能损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根毫毛。 汪精卫的岳家有的是海轮，他到巴黎作客，后来到伦敦来了，带着岳母、陈璧君和一大群小姨子、外甥女。当然他来时还是平民身份，可是这一大群女人、孩子也就够热闹了。吴稚晖看到，虽然也是欢迎，但是私下里和人说起：“你看汪精卫还有什么前途，他交往的不过是这群人。” 钮永建也到过伦敦，他和吴稚晖都是江阴南菁书院的肄业生。他们自负为一将一相，可惜两人最后都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有他自己夹袋中的人物，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安排。钮永建在伦敦的时候，成天在那里计算每师要多少人，多少枪支，几门大炮，几匹马，每月要多少给养、枪弹，以及其他一切。真正是纸上谈兵。吴淞那一次没有开火的战役，固然不算什么叛变，但是他后来也确实没有什么建树。 还有一位湖南人宁楚禅。这人可也真特别。从中国远远地带着妻子到伦敦，住在一家宿舍里。他既不读书，也不经商，好像是专门为了写游记来的。他经常到一所公园里坐下，招呼一声照相师，这时公园里有的是退休的老店员、老工人，和他们的老伴，连带孙男孙女一大群来一个围观。宁先生也真好，连忙搬动坐具，招呼坐下，照相师格登一声，全部摄下。后来楚禅的《西行游记》出版，第一幅就是《伦敦人士欢迎图》。这位先生回国以后，因为那部《西行游记》出了名，在北京当过教授，置过房产，抗战末期，因为通货膨胀，潦倒而死。 我进了伦敦西南学院这所学店以后，一边听课，一边译书，可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大战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大战的规模，大约以人类认识为基础。古代的中国本来限于河北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历代把黄帝与蚩尤之战，宣传为古史里的一次大战，其实有限得很。后来有什么垓下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到唐代的河阳之战，邺城之战，规模确实是大了，但是人类的视野久已扩大得多了，总算不得世界大战。不但那几次，就连后来的松山之战，天京之战，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人类认识的规模久已超过这些战役的范围，所以不能称为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确确实实是一次世界大战，七大洲、四大洋的人民全部投入这次大战，这真是人类的浩劫。不但这一次，我这一生还经历过第二次，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经历第三次。古代诗人说过：“哀人生之多艰”，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 为什么会有这次大战？当时的宣传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因为奥匈帝国的太子在塞尔维亚被暗杀了，所以奥匈帝国大兴问罪之师。有的说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所以英法为了维持均势，不得不向德意志帝国宣战。其实这都是胡说。老子说过：“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却切切实实地说出了统治者的真心话，他们不是要人民明白，而是要愚弄人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三五年，各国的参谋本部久已把军事路线弄清楚了，那时谁知道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太子要到塞尔维亚送命呢?除了德意志参谋本部，又有谁知道德国的陆军要冲过比利时王国，抄英法联军的后路呢？愚民政策在平时固然是帝国主义者的传家宝，在战时尤其是他们的护身符。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地从欧洲杀到亚洲，然后蔓延开来，影响到整个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因此必然要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 一切事情都不是片面的。对于中国，世界大战有有利的一面。当时的列强，除了日本以外，都忙于战争，因此减轻了对于中国的压迫。特别在工商业方面，中国的新兴工业获得了一定的成长。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减轻了西来的政治压迫。这原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多难的国家，好事有时却变成坏事。 国民党垮了，袁世凯把对着“乱党”的屠刀转向“暴民”，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更多了。但是他不是不要人民，北京的流氓无产者被他的爪牙组织起来，称为“人民请愿团”。几千人的“人民请愿团”，拥进国会，要求修改宪法，逮捕乱党，这一来，残余的国民党议员被逮了，宪法经过修改，袁世凯不再是临时大总统而是大总统了。有人在副总统的选举中投了他的儿子袁克定一票，不过这是一种讽刺，主要还是投了黎元洪的票。是不是袁世凯对于大总统就满意了？当然不是，那时受到津贴的报纸已经很少称他为总统了，一般都称为“元首”。奇怪得很，当时的人民都忽然高雅起来，用起《尚书》的语言。 不但如此，连外国的什么博士对于中国的国体也突然感到兴趣，北京政府的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博士发表了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的高论。1915年，北京发动了筹安会，发起人是杨度，参加的有汉学家刘师培、革命党人孙毓筠、胡瑛、李燮和与提倡民权的严复，这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六君子。他们主张“筹一国之治安”，为袁世凯称帝进行鼓吹。 袁世凯究竟还不是胡涂到底，他也注意到舆论，特别是各地的报纸。《申报》、《新闻报》和北京的《顺天时报》都引起他的注意，《顺天时报》是日本人主持的，不但显示了舆论动向，同时也显示了国际动向。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每日照排《顺天时报》，中间插进了若干拥护帝制的语言，送进新华门。袁世凯看到了以后，更加定心了。 但是也有使他不能定心的地方。世界大战一起，欧美各国都忙于战争，远东的均势动摇了。日本获得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也就确实为所欲为，一边表示支持袁世凯，一边却向袁世凯提出五号要求二十一条。这是1915年1月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的。这个要求把中国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但是日本也同意拥护袁世凯称帝。经过几次磋商，5月9日，除了第五号的一部分留待日后协商外，袁世凯完全接受。 中国人是不甘心屈服的，不但孙中山不甘心，连同进步党和旧时的老官僚也不甘心。当时号称各派大团结。袁世凯部下的得力干将冯国璋也不同意。袁世凯称帝，把民国五年改称洪宪元年。伦敦的报纸也登了袁世凯的照片，称为“总统皇帝”。 （1927年6～9月）1927年6月下旬，吴稚晖从南京来信，约我到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这是一件出其不意的函件，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意外，因为在主办《公论报》的时候，我做过他的助手；在编辑《中华新报》的时候，他是主编，我是地方新闻的编辑。 我和南通师范的负责人于敬之商量，那时因为政局变化，通师的经费来源——通海垦牧公司的股票发生问题，他正要到南京和江苏教育厅商量，因此约定同行。我们由芦泾港搭长江轮上水，第二天中午到达南京。 吴稚晖那时住在铁汤池丁启扬宅，是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所在地。进门以后，直接到传达室，传达看见名片，递给我一封信，原来吴稚晖已经到徐州去了，留信给我，吩咐直接住到他的房间，待他回宁面谈。好在他就住在里面一座小小的书斋里，称为双兰并蕙之馆，布置得非常精巧。迎面是一所客座，里面是卧室。丁启扬在前清做过盐运使，用清王朝的语言，这是非常有名的肥缺，因此有这座非常阔绰的住宅，有门房、轿厅、大厅、会议室、书房、大大小小的书斋、花园和其他一切，因此在这段时期提供了一座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我到得这座书斋的时候，迎面是一位年青人，吴稚晖的亲戚，他早已知道我的来意，约我暂在这里住下，待吴稚晖来后，再行安排。我既然来了，当然也就留下。那天晚上和这青年一同便饭，名目虽然只是便饭，其实四大四小，是一桌不菲的席面。饭后青年谈到南京的娱乐，话题落到看戏。最后说到他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律诗，问我能不能唱和一下。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在革命中心，听到作诗去捧女演员，这还不稀奇吗？稀奇的事还多呢，不久以后，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蒋介石招待过电影女明星；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河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 当时的大局是蒋介石把军事重心安在南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有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等，军力以何应钦的第一军、李宗仁的第七军为中心。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军事重心，同样也有国民政府，有国民政府委员谭延、孙科等，军力以唐生智的第九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为重心。这两个政府是对立的。南京已经清共了，武汉暂时还挂着国共合作的招牌，看到蒋介石用清共的名义抓实权，也在那里眼红，暗地里也准备来一手。在这对立的两个政府之北，山西太原的阎锡山、河南郑州的冯玉祥都已经挂出革命的旗号，但是究竟联蒋联汪，还没有表态。此外，江苏、山东边界上的孙传芳，北京的张学良都拥有重兵，都是不革命的，特别是孙传芳，虽然失败了，但他是位健将，还能打好几个回合。 我到达南京之前，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徐州会议。那次会议由吴稚晖主持，名义上是商讨军政大局，实际上是拉拢蒋冯合作，对付武汉。冯玉祥的宗旨是宁汉双方都不得罪，顾全大局，对付北方的威胁，实际上是想乘机扩充实力。所以这次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还得分散部分兵力镇守九江，以防武汉势力东下。 不久以后，吴稚晖从徐州回来了。见面后，他给我介绍了政治会议的秘书长叶楚伧，秘书处就在丁宅一幢大楼的下面，说也简单，只是一间大屋子，大家在一处工作。秘书三人：狄君武、胡立吴和我，干事有一位杨某，楚伧的亲戚；一位陆云章，我在南洋的同级同学，不过不是同班。此外还有几位文书。 楚伧曾经看到我的作品，因此认为我在工作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是初到，所以安排先读一些会议记录，了解情况，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工作也就逐步上路。政治会议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间的一座桥梁。重要问题的解决、人员的任免，都得经过政治会议。每次会议以前，秘书处就得准备议案。当时是草创时期，工作程序的简单，真是有些不能想象。就从议案来说，每项议案的前后，文件只有一份，这一份在主席手里，与会的人只能凭秘书处的摘由进行议论。当然与会者有十多人，可是这十多人对于事件的结果并不了解。他们进入会场以前，总得到秘书处打听一下。他们的忧喜，常常按照议案的多少而变化。有时案由搞得太长了，他们会向秘书长提意见：“怎么这样长啊！要是二三十件议案，光摘由就要五六页怎么看得完。前清公文的摘由，通常不过十字左右，有时少到四字。看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还得好好学习。”这一来就忙坏了叶楚伧，他经常向工作人员传达：“要紧缩紧缩，太长了大家看不完。” 可是秘书处的人员也不是没有意见。大家觉得会议成员手中没有文件，只能凭摘由了解情况，要是把摘由搞成十字八字，怎能说明问题呢，工作人员要秘书长顶住，这就给叶楚伧出了难题。 一切都在草创阶段。不要说十字八字，即使把每件议案摘成三五十字，也难搞出一个原委。从当时条件谈，把每件议案的原委，全部复写，分送成员，其实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不然的话，只有主席一人了解情况，那不是包办代替，才是怪事呢。在现代当然更容易，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议案原委可以全部打清，分别送出，临时讨论，才能切实了解情况，不至随声附和，作出错误决定。但这是说的现代，当时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秘书处人员不多，因此工作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工作本身却有不少问题。最显著的是档案没有分类，因此一件事件提出以后，例如淮水的治理方案吧，那就得询问一下：“这件事以前曾经讨论过吗？” “不很清楚。是不是在第二十三次会议时讨论过？” 我在《诗心论发凡》中说：“知（诗）三百五篇之诗心，而后可以与论中国之诗心，知中国之诗心，而后可与论中国之文学。《诗》三百五篇不必尽以美刺言诗也，齐鲁毛韩之说作而《诗》三百五篇遂若尽，以美刺言诗者，于是而中国之诗歌，泰半为伤时感事之作；《诗》三百五篇不必以正变言诗也，《毛序》、《郑笺》之说作，而变风变雅之说兴，于是论者往往求礼义政教之得失于吟咏情性之中。此言诗者之一厄也。”最后我说：吾尝讽诵《诗》三百五篇而觉有不能已于言者，《诗》三百五篇之中，忧生叹世之作，不绝于目，然犹未尽至于怨，尽至于怒也。何则，其人大抵皆统治阶级之流亚，生活纵不尽裕，尚未濒绝境，故《权舆》虽有“不承”之欢，而兴嗟犹在“每食”之后。假令全国人士泰半皆有一饱无时之感，而其人又向无素养，既不能如《衡门》之作者，泌水疗饥，怡然自乐，又不甘如《苕之华》之作者，鲜可以饱，自咎其生，则其郁结之忧思，浸假而为怨毒，浸假而为愤怒，又浸假而由思想及于行动，如水时至，如火燎原，将何以善其后？观今日之诗坛，趋势已如此矣，善后之说，此吾之所欲闻也。在这里，我指出《诗》三百篇的作者，生活还没有到绝境，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已经面临绝境，应当考虑怎样善后，这是当时面临的课题，我提出了这个警告，但是荒漠中的呼号，是不会得到反应的。 在《古诗说摭遗》里，我指出古代儒家言诗三百，墨家也言诗三百，则此三百篇之诗，通行于春秋间可知。我又指出《论语》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就是说在他未反鲁之前，《雅》、《颂》之不得其所者已多，而在他既没以后，《雅》、《颂》是否仍能得所，也未敢必。我又指出《左传》宣十二年楚子称《诗》，谓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如何，其三章如何，其六章如何，这就是说以楚子之说考之，《大武》一篇，至少当有七章，今其诗分载《武》、《赉》、《桓》诸篇，此又古代传本篇次不同之证。 《诗大小雅说臆》指出“《大小雅》为周诗，与《周南》、《召南》等十五国并列，《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或曰，今谓《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影印件《大小雅》为周诗，则所谓《王风》者何指？曰《大小雅》为西周诗，《王风》为东周诗，东周都于王城，地以城名，诗以地名也”。我又指出“持《小雅》与《大雅》比，则《小雅》多言人事，而《大雅》多言祖宗，以《鹿鸣之什》与《文王之什》相比可知。即同一言征伐，《小雅》所言者为将士行役之事，而《大雅》所言者为命将出征之事，《六月》、《采芑》与《江汉》、《常武》之所以不同者在此。要之《大雅》为岐周之诗，《小雅》为一般周人之诗，对岐周言，亦不妨谓为京周之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指出，“《大小雅》既为西周之诗，然则，何以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应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犹言大夏、小夏之诗云尔。《管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雅、夏互通，因此大夏不妨称《大雅》，小夏也就不妨称为《小雅》。” 最重要的一篇是《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我从《国风》百六十篇所言的名物章句，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凡八十篇，皆有明证。更以类推之法言之，自《螽斯》、《桃夭》以降，共二十篇，皆可自统治阶级之诗而推定。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我的结论是《国风》百六十篇，可以断言其中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 同时我还举出主张《国风》出于民间的六种不同言论，加以驳斥。最后我说：“大抵民间文学之立足点，在将来而不在过去，与其争不可必信之传说，何如作前途无限之展望？吾人果能溯已往以衡将来，则知今后之民间文学，其发展乃正无穷。何则？凡一种阶级能为文学上之表现者，其人必有相当之素养，与最低限度之余裕，而其中必有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然后始能见之于文学。自文体解放以后，劳苦大众已与文字歌曲有长足之接近，而其人又以社会组织之变更，自乡村流入都会，自田间流入工厂，接近知识之机会已多，其生事虽未必较优，然正以此不可终日之生活，更增进其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凡此种种文学上必需之条件已略备，一旦其生活略有余裕，无论其于文字方面，歌曲方面，定有必然之表现。”这是预言。 在这四篇文章中，特别是第一篇，我花费了两年的业余时间。对于写作，我是不吝惜精力的。最后我把这四篇集中了，加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绪言，成为《读诗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出版?第一部著作，也是支出最大精力的著作。 陈通伯看到以后说：“这本书老先生不要看，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新看法；青年人也不要看，因为用文言文写的，他们不习惯。”他的估计是正确的，特别因为出版的时期是1940年10月，那时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更没有人理会这本平凡的作品。 1935年深秋是我的第四十个生日，莲舫和九岁的秀若从泰兴来了。临行的时候，她打了电报给我，至时我到汉口接她。同行的还有汉口中华书局一位店员的妻子和孩子，因此并不寂寞。那时武大在前山右侧建了二区和三区的家属宿舍，戴凝之在三区租有一所宿舍，临时让出，连他的厨工，也由我们雇用。这一个月时间中，我除了按时上课以外，什么事都不做，偶然也和莲舫带孩子到汉口游览或作些必要的应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有时两人各占一张藤椅，几乎是一无所事。我们就这样坐着看着，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伏在桌上，用她那方方正正的字体，写道：父亲朱东润 母亲邹莲舫 女儿朱秀若 厨工李伯勋我们结婚十数年了，孩子已有六七个，但是像这样的安静舒适、无忧无虑的年月，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多。这也是我们之间的蜜月。谁想到蜜月的来临，在结婚以后的若干年呢。我那首小诗“安得一邱壑，相与忘名姓，不饿亦不寒，晤对成啸咏”，还说得不够完整，沉浸在蜜月中的时光里，啸咏也是一种劳累，最理想的生活是兀坐相对，一无所事，这是一种幸福，是用生命追求的幸福。 但也不是完全一无所事。我们是沙洲飘泊的旅客，四周的惊涛骇浪正在汹涌澎湃。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中国的前途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变革。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向河北和察哈尔进逼，汉奸殷汝耕制造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了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南京政府不是完全没有准备，英国经济专家李兹罗斯来华以后，正在向南京政府提出不换纸币的政策，为对日抗战作好经济准备。同时南方九省也在准备公路联运。1935年深秋正是多事的时期。 我在报上看到李兹罗斯的建议时，和莲舫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对日全面抗战，看来是必然的了。” 凝之是经济系教授，对于即将发生的事很敏感。一天他和我说：“老乡，情况很清楚了，不换纸币的政策一经执行，物价必然暴涨，总得有个准备。我是久已准备盖房子的，你也可以早作打算。我那所房子是包给栾金魁建筑的。合同、图样、施工计划都是现成的，可以供你参考。” 凝之的好意，提出不只一次，他那座房子就在泰兴公园后面，五开间堂屋，高大、轩敞，堂屋前面一方天井，六丈见方，也很开阔，其他附属的房屋更不必说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栾金魁包工，建筑完工，几乎可以计日而待，和泰兴一般土木工的拖延时日，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得好好地考虑。 时间是快的，莲舫来了一个月，她很惦记家中孩子们。他们也来信催促妈妈和妹妹回去，终于包定三北公司轮船的房舱，由我送她们回去。三北公司的船和三公司——招商局、太古和怡和两家洋行——有所不同，舱位很宽，很干净，一日三餐的丰富自不必说，外加一顿点心，但是船票票价只有三公司的三分之二。太古、怡和本来是剥削中国人的，原不奇怪，奇怪的是招商局，大约是因为官办企业，机构龙钟人员庞杂，贪污腐化，一切都转嫁到乘客的头上。 下水船很快，过南京以后，刮起七八级大风，眼看高港不能靠岸，我们就在镇江下了划子，我抱住秀若，莲舫照管行李，在镇江江边的旅店里住了一夜，次日回泰兴。到家的时候，所幸一切都好，大小平安。君遂、清於、惠如都好，小女儿瑞允刚刚两岁，因为长日立在站桶里，腿都肿了，莲舫看到以后，十分怜惜。还有那四岁的男孩君道，这是一个顽强的孩子，因为妈妈去武昌的时候，没有让他知道，所以老是埋怨，一句话没有说，莲舫只有好好安抚一番。大家安定下来，我也匆匆地到母亲和岳母那里告别，不再担搁，就赶快回武汉去了。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进逼，国民党也在那里提出“精诚团结”的口号，对象当然是指国民党的党内。从人民看到的，也居然做到了，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担任了行政院长。国民党有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是理论上的，五权是政治上的，其实大权集中在行政院，可是行政院实际上还得受蒋介石领导。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了，不是总司令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长其实是凌驾一切的，不过汪精卫回国的时候不太清楚，所以表面上尽管团结，精神上不太精诚。 汪精卫回国，对武汉大学确实起了一定影响。那时武大的新校舍基本上已经落成，校舍的图片在国内各地陆续发表，各种学术刊物，不论内容精粗，也在国内获得一定声誉。这就为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创造了条件。那时的交通部长顾孟余，在汪系当中算是有些时望的人物，为了照顾武大的发展，指定平汉铁路局按月拨款四千元，作为武大代为检查器材的费用，武大用特定存款的名义专案保存，不需申报教育部。 蒋介石知道这是学校，究竟和衙门不一样，因此也还和气，只是说：“没啥，没啥。”他把手一扬：“请吧！” 朱经农和手下三位首长领路，后面簇拥着一批副官、侍卫之类，一路走上松林坡，不料斜刺里冲上一位学生，脚上一双草鞋，拍哒拍哒地打着石子路。 蒋介石看到这双草鞋，实在不成体统，气得脸色发青，但是很懂得容忍，没有发作。只是对着这学生说：“干什么穿草鞋，这是什么样子？” 青年人想不到草鞋犯了讳，正要发作。朱经农一付调解的架势，说：“这是校长。” 不说犹可，一说到校长，青年人的话来了：“校长，请你替我计算一下。我从家乡，千里迢迢地投到重庆，无亲无友，虽说考上了中央大学，按月领到贷金，要缴饭费、买书、买笔墨纸张，算一下，钱已经用完了，谈不上买皮鞋，布鞋也不想了，个把月不剪发，买了这双草鞋，还要靠它爬上爬下。松林坡的碎石又多，我正愁草鞋破了，没钱重买一双。校长，请你替我算一下，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的脸色更难看了，没有答话，教育长出来打圆场，他说：“这问题提出也好，校长会考虑的。” 朱经农领路，蒋介石上了松林坡，正在向右转，不料又冲出一位青年，上身罩着一件汗背心，短裤，赤脚、草鞋。满脸都是汗，背心和短裤都湿透了，还在往外沁。蒋校长满肚皮不舒服，吆喝着：“站住站住。” 这位青年头也不回，一径走了。蒋校长气得直哆嗦。 朱教育长连忙说：“这是教师。” 蒋校长说：“啊，这是教师！教师怎么搞成这样子！” 教务长开口说：“他们是在那里打球，这一位打完了去休息的。” 蒋介石向前一看，果然还有一些人在打篮球，这才平了气，只和朱经农说：“不看了，今天我还有事，再见吧！” 朱经农巴不得这一声，一下心定了，还没有出什么大事。他和教务长们把蒋校长送下山坡，看他上了汽车，这才抹一下满脸的汗：今天过了一关。 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柏溪接到教育长办公室的通知：“径启者：顷接电谕，定于某日下午二时，召集全体师生员工，在校本部大礼堂，由校长训话，务祈准时出席为荷！”下边还盖着教育长办公室的公章。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书，还没有听过校长对教师训话的事，这倒是新闻。要是以政府主席的身分训话，当官的不听也得去听，可是校长训教师，那只能由爱听的人去了。好在各人自由行动，并不排队，落得在柏溪听结果。 那天晚上，只听得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回来。一位女生尖声尖气地嚷着：“今天校长可把大家骂苦了，说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骂就由他骂吧，最后的结果他自己会好好地回味。 第二年的暑假到了，要举行毕业仪式。朱经农恭恭敬敬地给蒋介石一封呈文，请求莅校参加，发给毕业证书。 在大学里，这是一个盛典。在蒋介石，这也是一个机会。从他手里接过毕业证书的学生，这才是真正的及门弟子，日后酌量重用，当然感恩戴德。 那一次没有通知柏溪分校，因此没有人去参加这个盛会。 校本部参加这个典礼的人倒不少，学校负责人都到齐了。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蒋介石长衫马褂，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准备发毕业证书了。 教务长呈上一叠毕业证书，朱教育长捡着第一张按着姓名直嚷。 蒋校长正在准备哈腰发给证件。 全场寂然，没有一个人起立，也没有一个人做声。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蒋介石的发青的脸对着迎面的挂钟，挂钟也对着蒋介石，悠悠然地踢哒踢哒。 一位懂事的青年站起来道：“某人因事没有到场，是不是可以由我代领？” 朱教育长看到蒋校长的脸色松了一下，连忙说：“可以可以。” 蒋介石把毕业证书交给这位学生，他准备好的那一番训诫高论只得留给第二位了。可是第二位依然没有到场，还是由另一位代领。 这个情况重演了四五遍，太乏味了。蒋介石挺一挺身，说：“走吧。” 朱教育长连忙吩咐教务长留下，代发毕业证书，一边向蒋介石说：“会议厅里四百多位教师还在那里候着，欢迎校长训话，准备着茶点，是不是可以请校长到会议厅？” 蒋介石正下不了台，一想到会议厅和教师们见见面，也好，因此略微点一下头。 朱教育长高高兴兴地在前引路，想到会议室这四百份茶点，是由重庆西菜馆精心准备的，只要教师们客气一些，今天这一场没趣，是可以挽回的。他领着蒋介石傍着山路向前，得力的工作人员早已一溜烟地跑向会议室。 重庆的天气，下午比较烦热，好在蒋校长带兵久了，倒也不太为难。教育长的嘴巴又甜，训导长也能凑趣，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地已到了会议厅。 厅门打开，迎面?的约莫四五十位，都是精练爽利，间或也有三两个头童齿豁，原来都是临时拉来的职员。蒋介石朝里面一看，半个教师也没有，有的是排得整整齐齐的条桌，盖着雪白的台布，四百份点心，还有牛奶咖啡送来一阵阵的香味。 朱教育长这时才大惊失色，训导长和总务长也慌了手脚。蒋介石血红的眼珠瞪着侍从武官：“干什么，还不赶快叫汽车开上来！” 一阵喇叭声送走了蒋校长，朱经农和那两位首长瞪大了眼睛直叹气，职员们正在估计如何分配这四百份精制的茶点。 新学年开始了，接到聘书的教师夹着皮包到后山湾上课去了。我们领着半薪住在荣巷宿舍。 不久以后，苏南文教处搬回无锡了。待到传闻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再从城内搬到蠡园附近办公。 这批解聘教授又去文教处了。接见的换了人，文教处的工作实在忙，处长没有空，副处长没有空，现在科长也没有空。不要紧，科长以下还有科员，科员之外还有干部。好在我们也不拘，谁接见就和谁谈。文教处这几位的语调也逐步地松动了，他们要我们体谅文教处的为难，苏南行政区管辖范围只有江苏省的一半，上海已经分出了，南京也不一定不分出，能管到几处地方，几处高等学校呢？困难得很，总要大家体谅。 我们十分体谅。 那时大约半个月总要去一次，有时他们也会通个信来约期会见。 有一次去的时候，接见的是一位科员，姓朱，他说：“当干部有什么好处？一年就是两套衣服，还要忙这忙那，为人民服务，还顾得上自己吗？”最后他和我说：“解放军有一座进修学校，需要语文教师，你愿意去吗？” 时代变了，一切都有统一领导，苏南文教处是领导文教工作的，他们提得出的，我当然接受得了。因此我决定去一下。 这一座进修学校倒不远，在无锡市区附近。负责的军官，三十出头一点，见到我，留下吃中饭，热情得很，青菜以外，还临时炒个蛋。 他说：“朱教授能来，好极了。我们这里只有两班，一班是扫盲班，一班是为小学三四年级程度的战士开的，工作不重。朱教授平时研究些什么？” 这一点却使我为难了，我不能说假话，特别在解放以后更不应当说假话。那时我虽然读过一些传记文学作品，还没有一定的成就，因此我只能说：“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军官说：“高明得很，我们以后再行联系吧。” 在我辞别的时候，军官把我送到门外，举手敬礼，我也很客气地鞠躬还礼。 在江南大学领取半薪三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处的安排，继续领薪三个月，这不是半薪了，而是四分之一。看情况，大约可能还要领取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由于莲舫的安排，家庭生活还可以维持。君遂结婚以后，独立生活。惠如病好以后，勉强可以兼课，每月工资不足二百斤米，自给以外，还可以津贴家用。清於已经读到医学院六年级了，就要分科，她来信问我：“由于教师的指导，自己的志愿，想专攻病理科，是不是同意？”我的答覆是：“一般人学医，主要考虑到日后的待遇问题。六年毕业，希望待遇好一些，这原是人情之常。病理科可不同，不和病人直接接触，除了固定工资以外，没有任何收入。不过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要读病理我完全同意。”话虽如此，不久以后她就毕业，对于家庭总会有些帮助的。 10月以后，我到后山湾领取工资，回来的时候，乘着江南大学的交通船，数学系教师金教授看到我，连忙把凳子掇过去，面向着河水。我还记得上学期的后期，金教授上课，因为受到学生奚落，回到房间生气的时候，我们还对他深表同情，没想到现在竟是“相君之背”了。不过我知道，学校里的屠维岳正在找机会向吴荪甫打报告，那么金教授的态度倒是应当体谅的。 荣巷的教师虽然不过二三十位，也有一个食堂。本来我是在食堂包饭的，现在一想，何必使金教授以及其他教授为难，不招呼又不好，招呼更不好。屠维岳在此，还是由他们各保前途为妙。因此我决定退伙，自己做饭。 惭愧得很，活了五十多年，小时在父母庇护之下，大了又有炊事员服务，自己竟不知道怎样自炊。不过我的要求不高，勉强也有个对付的办法。第一次水少了，饭太硬；第二次水多一些，饭又太烂。到第三次以后，就可以做到不硬不烂的地步。当然，每次买米的时候，由于米的性质不同，难免还需要一些调整，不过问题不大。至于吃的菜肴，更好应付。第一天是红烧肉；第二天买一斤青菜，青菜脍肉；第三天再买一斤面条，汤汤水水，来一个杂脍面。好在我不要求什么变化，三天一轮回，完全可以应付。 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但是对于中国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研讨很不够。《诗经》还算写过一本《读诗四论》，勉强应付。《楚辞》呢，我是有一些看法的，不一定正确，但是应当提出自己的看法，向学术界请教。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一则没有时间搞，二则我的意见和一般看法相去太远，提出来可能会引起无谓的纠纷。因此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住着江南大学的宿舍，窗明几净，不受任何干扰，更没有开课的麻烦。文教处不免要去一下，十朝半月也说不定，不过也没有多少需要费劲的。因此决定把《楚辞》的问题，好好考虑一下，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了《公羊传》的问题，我在国?的时候，写过一篇《公羊传探故》，大意是说《公羊传》的写定，已经在战国时代的后期，主要是要求统一，统一了就可以应付南蛮北狄的侵略，统一了就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这个看法，在春秋时代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这样的意见还不可能成熟。 现在考虑《楚辞》，首先必须知道《楚辞》写定的时代，然后才能理解《楚辞》的思想意识。我一共写了四篇文章： 一、《楚歌及楚辞》 二、《离骚的作者》 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 四、《离骚以外的屈赋》。 据高诱《淮南子叙》和荀悦《汉纪》的说法，《离骚》是淮南王刘安作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同样也认为这是刘安的作品。尽管多数人都认定《楚辞》是屈原和宋玉、景招这些人作的，但是我相信高诱、荀悦的主张，我相信王念孙的考证。 《离骚》所述的人物，除了丰隆、宓妃这些幻想的人物之外，其余历史的或传说的人物，都是中原民族的人物，我们看不到任何楚国的先主先公，以及名公巨卿。传说中的屈原，正如《史记·屈原传》所言，是一个出使齐国，因此也必然接触到中原文化的人物，他的历举中原人物，原在意内，但是完全抹杀楚人物，不能不说是意外。《离骚》所述的地名，除了幻想的昆仑、阆风、不周、赤水等以外，只有江、沅、湘、九嶷，这都的的确确是南方的地名。假如我们再看一下篇中所述的江离、壁芷、木兰、宿莽、申椒、菌桂、留夷、揭车，我们会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南方的草木。所以倘使我们打破一切的依傍和传说，我们会看到《离骚》的作者一定是一位认识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是对于南方情事相当熟悉的人物，这是一个结论，不过在打破一切的依傍和传说的时候，我们还得十分审慎。 据《汉书·淮南王安传》和《汉纪》、《离骚赋》（汉书作“傅”，讹作“传”）为刘安作，事在孝武帝时；据《淮南子叙》，事在孝文帝时。按孝文十六年，淮南王安年十六岁，受封；孝文后七年，文帝崩，淮南王安二十三岁。此七年中，《史记》、《汉书》皆无淮南王安入朝的记载，《淮南子叙》之言不可信，不独《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一语，与情事不相合。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淮南王安入朝，见《史记》：“是年十月，太尉田羛罢。”是时在太初改历以前，每年以十月为岁首，太尉田羛迎淮南王至灞上，见《史记·武安侯传》及《汉书》；若在十月以后，田羛已罢太尉，无须出迎，所以淮南王安入朝之时为武帝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十月，其作《离骚赋》亦当在是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月份。 《离骚》是《楚辞》里最重要的一篇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中最重要作品之一，我们有必要了解作者的身分和这篇作品的创作年月。１９５０年秋天，我的时间主要花在这里，到１９５１年１月写定。 １９５１年１月，君遂的孩子邦华出世，是第三代的第一个。这时我还住在荣巷，准备随时接受苏南文教处的安排。 天气已经很冷，正在大风雪的前夕，莲舫突然自泰兴来了。 她和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泰然地说：“这是服从组织安排啊。” “服从安排，说起来倒好听，安排了什么？春节到了，回家去过春节，过了节再听安排也不迟。” 说来可笑，我在江南大学荣巷宿舍听候半年了，再等也没意思，因此和莲舫一同回去。风雪来了，不久苏南文教处又来了通知，约我谈话，但是雨雪载途，无法前往，只能先去一信，约定过了春节再去。这一次春节，惠如、君道、瑞允、君迈都在。君遂在无锡，清於在南京。瑞允读南京幼儿师范，和君道一同回家。 春节以后，北京来信，约我参加文学出版社工作，我想这样也好，对于北京多一些亲切的体会。我到无锡，依然先到文教处。 这次接见的还是那位秋天见到的程科长。 我先说明了春节前后，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没有到文教处接洽。 程科长很蔼然地说：“没关系，原来只是节前布置，了解具体情况。” 我随即向他请示，北京文学出版社约我去京工作，是不是可以同意？ 这一问有些出乎程科长的意外，他很客气地说：“朱教授，江苏本来是人才输出的地区，要到北京，好得很，好得很，我们完全同意。” 为了江南大学的问题，从１９５０年劳动节起，前后九个月，我和苏南文教处打了九个月的交道，到现在，我才对于当前的情况，有了一些粗浅的体会，但是还很粗浅，很不深入。这当然是由于我学习不够，不能理解“当前”和“以往”的关系。“当前”是对于“以往”的革命，必须把“以往”的一切完全革去，才能开辟“将来”，但是“当前”又是对于“以往”的继续，仍然有不少“以往”的东西要继承下来，关系是切不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怎样切断？怎样继承？是不是在切断之中还有一些必须继承，或是无须继承而仍然不免有些继承?这些问题多呢，解放以后到今天二十七年了，有些人是解决了，但是对于学习不够的我，是没有解决的。 从上海到北京，由于长江大桥的建成和铁路运输的调整，现在只需要二十四小时了，那时还要三十八九小时。到了北京以后，我住在一位同乡那里，随即到中央宣传部去接洽。文学出版社也很欢迎，但是由于他们还在创办阶段，宿舍没有，伙房没有，图书更没有，一切都处于白手起家的情况中。 经过一度接洽，我去看叶圣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实际上担任了署长的任务。在他那里的时候，恰巧邮局转来一封家信，附上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事情有些两难了：留在北京，文学出版社正处于白手起家的过程，工作不易开展；径往济南，又觉来信在后。我请圣陶代我出个主意。 “当然还是到济南为是。”圣陶说。 “那么文学出版社呢？”我问。 圣陶说：“文学出版社的事，出版总署做得一半主，问题不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摆脱了文学出版社，没有在北京逗留，径往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