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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报名的是季鹰哥。入场那一天，学校是按照报名单排座位的，我编在第二排的最后，遗生、元锋、明道都排在第三排的前面。我和遗生声息不能相通，他固然不能要我帮助，我也无法声援。考试结束，第二天公布了录取名单，我被编入二年级，其余的都被刷下了。健九、蕙沅两位考女校的也没有被录取。宇清哥心情安定地说：“我们住泰安栈，本来不很合适。这是三人下水，女不出头呀。” 就在三人下水的情况下，我必得到南洋附小读书了。在大哥固然是心情沉重；在季鹰哥也觉得毫无意义。为了在考场里帮忙，这才找到我，忙没有帮到，却带来一个沉重的包袱。对于大哥也是包袱：在襟江小学不是很好吗？花钱不多，同样也是上学，为什么要出一趟远门呢？我自己虽然对于日后的负担还不理解，但是对于换一个生疏的地方，结识一些摸不清底细的伙伴，也实在有些胆怯。 我在一位同乡家里耽搁几天后，大哥把行李送来了。大哥和我搭着一部独轮车从宝昌路——现在的淮海西路——向西，一路荒凉异常。这里是法租界向西扩展的地段，一时还来不及新建，但是马路已经向前延伸了。越过金神父路——现在的康定路——便是南洋公学。门外一道三五丈长的大桥，迎面是一座门楼，上面“农工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横匾使我理解到原来南洋公学已经换了头衔。进校以后，向前有一段马路，马路南边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道小桥，迎着桥坡又有一道门。门里是小学的所在，四周都是小河。原来这座小学只有一道小桥通向公学本部，还要再通过大桥才能和外面的人间来往。小学的规定是私越小桥有禁，私越大桥更有禁，除了星期日准过小桥，三节和放学准过大桥以外，一概不许来往。我到今天还在怀疑这所小学的建筑设计是模仿国外的监狱搞的，不然不会搞得这样周密。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办学本来是一件新鲜事，因此学校建筑是多种多样的。据武汉大学的刘秉麟和我说起，在通令办学的时候，由北京通令陕西，再由西安通令各县。一位县官老爷根本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办的，连忙找一位幕僚老夫子商议。老夫子原来也不知道，可是犯不着说句老实话来引起县官的轻视，他捧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一阵子，才慢吞吞地说：“办学吗，首先总得有座学堂。”县官老爷一想，老夫子果然高明，没有学堂那办什么学呢？但是学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还得请教。老夫子眼睛一闭，计上心来，顺手朝窗外一指，他说：“就是那个样子。”原来陕西的这个县份，虽然比较闭塞，帝国主义分子早已着手经营，在高敞的地方建立了天主教堂，迎门是山墙，上边安上了十字架。县官看到这个榜样，连忙照办，星夜宅成，陕西那个县份的学校，当时都安上十字架，装出一副不中不西、不教不民的架势，就是这个来历。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我在解放初期，在济南亲自看到的。那里的齐鲁大学是由各国教会捐款创办的。因为各国情况不同，教会也是分门别户，可是在这座大学里，对于教室总要维持一个大概相似的情状。至于教授住宅那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中国教师住宅，尤其拥挤阴森以外，有意大利式的、西班牙式的、澳大利亚式的、新西兰式的、加拿大式的、美国式的，各式各样，真是各式建筑的展览馆。 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办学总难免有一些殖民地的遗迹，这并不稀奇，我们本来是从那条道路上来的。到小学入学，第一件事是缴费。收款单子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龙洋贴水”四个字。在中国境内，中国人办的学校不能使用中国货币，否则就要贴补一些费用，真奇怪。 这是一种殖民地习气，也可能是一种剥削心理。但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这是相当普遍的。那时使用的是现大洋，大洋以下又有小洋，有意思的是大洋一元可换十一个小洋角子，再加几个铜元，这个兑换率是经常变动的。不过变动不大。除了小洋角子确实有这样的硬币以外，还有一种不具体的货币，例如大洋一元，可换大洋十角。这个大洋角子实际是没有的，但是计算的时候却有，特别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例如在轮船上买船票，泰兴到上海，统舱定价七角，倘使你给他七个角子，这不行，因为这是小洋，必得贴水。倘使你给他一元大洋，他很坦然地给你三个角子，万一你要他贴水，他眼珠向上，哼一声：“那不是三角吗，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办法特别灵，我还记得我十八岁那年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账房发工资就是这样办的。我已经被解雇了，连几个铜元还要剥削。 这种殖民地习气，在南洋公学的中学部还要严重。那时除小学外，上面还有专科部、中学部。专科部我没有机会读，中学部是读过两年的。英文固然要读英文课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也要读英文课本，特别是那些外国教科书又没有替中国留下什么体面。例如我们?地理，不须注意中国有些什么省，可是美国的那些州，什么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必须记清，一个也不能忘。读历史那就得从埃及、巴比伦读起，还有希腊、罗马、恺撒、夏尔曼，至于什么秦皇、汉武，我们那课本里是没有的。当然，我们有时也读些中国东西。可是教务处发出的功课表，照例是中、英两份。我们从此却学到一些特别的名词。我们读的是《说文解字》，英文功课表叫做爱提摩逻辑；我们读的是《曲礼》，英文功课表又叫做爱摄克斯。诸如此类，乱七八糟，这也难怪，我们的学校，本来是模仿帝国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的方式的。 我们那座小学虽然是有些像模范监狱，不过到底是模范，帝国主义或是殖民地成分不算太多。首先我们也有堂长，一年能看到三两次，他是林康侯，后来堕落成为上海的大汉奸。为什么他当这个挂名堂长，我不理解，也许由于他有一些帮会势力，可以担当风险。实际负责人是沈叔达老师，沈老师是南洋公学师范班毕业的，到日本留过学，大约那时日本学校就是这个样子，沈老师照样搬过来。他抓得很紧，也抓得有些成绩。我们的卧室每间住十八个人，挂帐子、摺被都有一定格式，夜晚睡觉不许赤膊、不许说话。沈老师大约是受过特务训练的，不但窃听，也随时要检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到校以后，除了学膳费以外，还得缴代办费，这样手中真是分文不名。代办费是这样的：学校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夹七带八，一齐都准备好，每天午后，我们开单写明，由庶务顾馨一老师查阅，他同意了，就照单发出，替我们记上一笔账。这是一件非常琐碎的工作，但是办得很好。 除了沈老师以外，还有一位监学陆慧刚老师。沈老师精明，陆老师浑厚。对于我们确实做到照料备至。我还记得在我到校一年以后，得过脚气病，这在当时算是非常严重的。陆老师对我的关心，至今想起来还能给我很好的印象。冬天到了，我穿着夹袍子在寒风中锻炼。陆老师不同意，他非常和缓地坚持着，直到我把棉袍穿上为止。 我们是经常在老师监视之下度日的。箱子可以锁着，但是钥匙交给老师。上自修的时候，老师查衣箱，每件衣服都得好好叠起。睡觉了，老师查书箱，也得按照卷帙、顺序排好。我们时时都被监视着。不过这里也得指出，老师从来没有鼓励互相监察和检举告密这一类行为，因此大家的心情还不太紧张。 从外地来的同学要想带进零食是不容易的，但是本地的同学也不缺少，零食的来路不易截断，因此老师索性规定每日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以后开放十分钟，大家可以吃零食。学校备了一百多只小铁桶，每人一只，按时开放。吃过以后，仍由学校锁好。 最麻烦的是看课外读物，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开放又觉得流弊太大，不易控制。老师便把学生所有的读物全部收起，经过检查，淘汰了一些，也添置了一些。每晚自修完毕以后，全部开放，任人借阅。那时最风行的是林纾译的小说，在这个办法之下，我几乎读完了一大半。 这次大撤退，应当说是聪明的。不但何海鸣的死守南京，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所谓二次革命，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从辛亥革命开始，袁世凯始终谋定后动。南方政权的成立，主要倚仗着民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但是1912年以后，每次变动都在那里泄气，及至宣布了上海、九江两地镇守使以后，棋局的胜算完全操在袁世凯手里，三都督的撤职，是棋局的结束而不是开始，袁世凯完全掌握了局势，还有什么可争的？当然，革命者是不会轻易退让的，但是他尽管可以化整为零，从全面对抗转为游击战争，打得胜就打，打不胜就走，这样就可以掌握形势，待到最有利的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国民党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一个能斗争的革命党，始终只有松散的组织形式，谈不上全盘计划。 我们在船上并不寂寞，蔡家的男孩无忌，已经十五六岁了，还有一女一男：威廉、柏林，只有六七岁。蔡元培始终是一本正经，也还和气。我和无忌闲聊的时候较多。特别是三等舱的两位日本服务员，一个我们称为阎王，一个称为小鬼，成为我们闲谈的对象。看来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还要经过一番扎扎实实的斗争，然后才能取得真正的认识，由相互理解进而取得真正的友谊。 长崎丸经过香港、新加坡，已经到达热带了。天是那么热，船上既无大树的嘉荫，又少清流的荡漾，只是赤日经天，浊浪排空，确实有些闷人。再向西就到达槟榔屿，这是一个小岛，那里的华侨不少，最有名的陈家，是当地的殷实华侨，开着轮船公司，诸葛亮、周瑜和不少三国演义的名人都以艨艟巨轮而出现。这位陈家就是汪精卫的岳家，汪妻陈璧君是有名的雌老虎，令人一见悚然。抗战结束后，陈璧君因为是汉奸而被捕，关在苏州监狱。那个监狱里，犯人可以打牌消遣，泰兴南门的一位地摊商人，就曾以和陈璧君打过牌向人夸耀过。 从槟榔屿再向西，船在锡兰停泊，我们上去瞻仰过一座佛教大寺，那里有释迦牟尼像，进去的人都得脱鞋，表示钦敬，这就是《法显游记》所说的狮子国。法显和尚看到商人供佛的晋地白绢扇而流泪，现在想来可能因为法显出外多年，所以油然生了故国之思。我们可只是一过而已。一切宗教难免分出流派，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基督教有新派、旧派，佛教有大乘、小乘，看来道理正是一样，大家都说货真价实，其实不过如此。 锡兰以后，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路程更长，停泊的地点相去更远。一天，吴稚晖和我说：“你知道那天廉惠卿为什么请你吃饭啊？” “啊，那还不是为了请你，把我带上的。” “不是这样。惠卿夫妇看到你的文章，要我做媒。他们的女儿你是看到的，怎么样？” 我是一个穷学生，家里只有五间破屋，还是兄弟共有的，凭什么谈订婚，因此只有谢谢他们的好意。 1913年的俭学会，有留英的，有留法的。留法的还好办，因为法国工人排外性不强，所以中国学生登岸以后，不久可以找到工作，问题基本上解决。英国工人是不容许外国人参加他们劳动的，所以勤工俭学只是一句空话。没奈何，只有在留英俭学会住下来。俭学会的办事处就在吴稚晖家里，一时还找不到其他的去处。 旅费是凭着《公论报》的余款开支的，吃饭一时也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工作。到哪里找呢？只有仍向中国设法。唯一的办法是译书，书译成了，寄到中国，换成外汇，寄到伦敦，那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的英文程度本来很有限，到得英国可能有一些长进。翻译的问题是可大可小。严复翻译的时候，有时要踌躇多日才能下笔，但是“拓都”、“公匿”、“”、“版克”之类，高雅尽管高雅，却真可翻破古今字书，找不到意义所在。林纾的翻译就顺理成章了，一些碧眼金发的外国人，说的全是史汉文辞，方姚笔调。尽管林纾对于外文一字不识，可是林译小说，那时是到处风行的。 我的文笔是粗浅的，但是在唐老师的培养下，多少也懂得一些。对于英文，那么不用客气，多少总比林纾高明些，所以比较之下，只是有长有短。在经过一两次失败以后，我的译稿居然也能寄到上海换取外汇。虽然我是署的真名真姓，好在原作多半是一些三流以下的作家，既没有玷辱他们的名姓，而且不久以后，这些译述也迅速烟飞烬灭，一些也不值得惋惜。 英国留学时期，朱东润(左)与同学合影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这也许是《公论报》给我的一点暗示吧。我译了一本《英国报业述略》，寄到中国，承蒙《申报》馆好意，把稿子收下了，在头版头条的地位，每天登载三五百字，为了吸引读者，还把“英国”二字改作“欧西”，招牌放大了好多。其实这只是一种噱头，不过这是为了帮助国外的穷学生，意思还是厚道的。对于当时上海报界的主持者，我们应当分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 译书的道路打通了，就学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伦敦的西南学院，地点在伦敦郊区。中国在抗战后期，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当时人给这些学校题了一个别号，称为学店。这样的实事求是，淋漓尽致，正是五千年文明的遗泽。外国人的文明史究竟短得多，没有这个尊称，不过学店照样是有的。 在这个时期还看到一些故事。 避兵居葫芦洲 江波流天地，万马为崩奔，避兵干艰险，存亡安足论。挂帆前更却，苦奈风尘昏，日暮倾半樯，小泊绿杨树。舟人各有适，觅食声始喧，我独顾妻子，宿此待朝暾。庸知造物厚，端倪不可扪，陈丈静者徒，容色悴而温。钧寿独好我，视我如弟昆，然脂导我行，击鲜谋我飧，不意飘泊际，得此慰魄魄。晨起看桃李，烂漫已满园，金梨垂到地，花碎枝柯繁。有鸟不知名，振翼向天翻，晴沙映修翎，浅绛带水痕。干戈方满眼，偷息偶然存，安得谢尘俗，相携老桃源。不久以后，岳母带着我的第二个孩子从泰州来了。她们是到泰州栾家的，那里是十里铺，离泰州城还有十里，因此在张中立退出、孙传芳进入泰州的时候，她们没有受到什么惊扰。可是栾家靠近大路，军队出出进进，究竟不能安身。后来听说莲舫和我已经到了葫芦洲，因此，就取道口岸，沿江到洲上来了。她和陈二奶奶说远不远，究竟是老姊妹了，她们有谈有说地讲到过去的生活和近来的情况，时间就是这样地消磨了。莲舫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感到安慰。特别是那个七岁的，已经上学了，能认识不少字，得空就爬在书案上看小人书。这孩子叫君达。小的叫君遂，五岁，是婆婆的宠儿，总是爬在婆婆面前，要这要那。 葫芦洲上日子好过，一晃就半个多月。宋福田的军队没有来，事实上他也派不出人来。就是口岸街上也还安静，比清明前的泰兴城好得多。事实上这一次宋福田再到泰兴城，就没有以前那股气焰。是不是乡间的保卫团的势力逐渐扩大了，他不敢过于放肆；还是他有意要作一些长久打算，故意收拾人心，一时还不清楚。原来的县长跑了，他派闻继绳出来担任县长。算来这也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不过一向很少来往。他在外边久了，参加过北洋军队，当过县长，早些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经常在商会来往，有时在方桌上画个地图，指出孙传芳部队出出进进的形势，是有一些阅历的。他当县长时，由杨静山出任商会会长，自从孙部到达以后，商会久已成为军队招待所。现在和闻继绳一配合，他们考虑到按照商店的资本，地主的土地，计成筹款，负担确实是很重，但是比开始时，由兵士们哄哄抢抢，究竟有了一些秩序，因此在宋福田再到泰兴城以后，地方反而安定了一些，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 寄居沙洲固然好，但是总不能老住在这里，我和莲舫计较了一下，先回口岸住几天，待到情况稳定以后，再回泰兴城。事实上我对于母亲的情况，也实在放心不下，虽然有大哥负责，可是我总不能全不过问。 我们和陈家告别，和口岸李家告别，终于又回到泰兴城周围。由于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一时没有进城，权且住在离城三四里的房家庄。我们住下来，只有六七平方米的一小间，外边就是猪圈。人和猪的生活，究竟是不同的，实在有些不习惯。孩子们倒不在乎，小兄弟和房东家的孩子一下就搞熟了，他们在外边跳跳蹦蹦，全不感到陌生。 我一个人先进城，到苏家巷看母亲。母亲在紧急的时候，曾到城北三里庙金叔连家住了几天，现在久已回家了，没有受到惊吓。金家就是伯父家三姊的婆家。三姊在家本来有些麻辣，出嫁以后，反平和了许多。我回国以后去看过，她也曾到隆盛巷蔡家那里看过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惜不久以后她去世了。那位金叔连，虽然是乡间人，但是不做乡间人的本分生活，在北门外的一家粮食店当店员，所以在乡间人质朴的方面，多了一些市井气，无形中有了一些距离。 当然，我也到隆盛巷我们那所新居去看过，一切都还好。地方的情形逐步稳定，最后莲舫带着孩子也回来了，岳母也回到鹰扬巷。还有我那小女儿，事前是跟奶妈下乡的，现在奶妈听到我们回来，她也带着孩子来了，这是清於，是我们的第一个女孩。 人总是要生活的，要生活就得摸出一定的规律、一定的秩序。尽管街上有的是套着半截米袋的兵士，可是他们也不能专靠闹闹哄哄活下去。因此必然要找出一种相互适应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没有建立以前，要争吵、要打要骂，甚至要抢，但是他们发现这样吵闹抢掠下去，连自己也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于是就要找一个适应的方式。无论是怎样的不协调、不适合，最后总会发现一个比较适应的道路。我在四川看多了，大水暴涨以后，大大小小的石块，方的、三角的、七棱八角的，从上游冲下到一处浅滩沉积起来，经过几千百年冲击相荡以后，棱角终于磨得差不多了，这就成为我们所看到的石堆。在四川每一个交流地点，常有这样方圆几里的石堆，石堆中多少还有一些棱角，究竟不多了。待到流转到长江下游，那已经很圆了，我们叫它做鹅卵石，从七棱八角的碎片转变，成为鹅卵石，这要经过几千百年，然而终于变了。要得相处，便有这个磨棱角的过程，然而终于变了。人生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带那些戴着半截米袋的朋友在内，他们终于要找出一个相处的道路来。 不过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他们来不及完成，终于要调走了。这一走是肯定的。孙传芳的全部向北撤退了，撤到江苏山东的边界。宋福田也去了，不再回来了。这件事是我们在他撤退以后，才完全了解的，时间大约在5月初。 宋福田走了，地方上安定下来。新县长从南京来了，人民还是人民，完粮纳税依旧完粮纳税，只是收粮收税的换了班。我清楚地看到我还得到南通去，那里有我的工作。所以作好安排，和母亲、大哥告别，把家务交给莲舫，搭乘重行开放的长江轮回到南通。 南通师范也曾来过一些军队，所好影响不大，校舍依然如故，学生也陆续回校了。从2月到现在，大约三个多月没有看报，这时才知道大局完全不同了。南京由蒋介石领导了。他的名义是总司令，主持行政的是国民政府委员会。这时的口号不是国共合作了，而是分共。什么是分共？就是说国民党不再和共产党合作而要各行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从小读《三国演义》就熟悉的词句。既有合作，就有分开，道理原很简单。但是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久以后，不是分共而是清共了。分共是双方同意，分道进行；清共便是有些人不愿分开而要经过清查分别的意思。不过这个情况只是5月后期的认识。 这时学校里已经挂出孙中山的遗像了。遗像上是一条横幅，印的是中山墨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署名孙文。这四个字我看了好多遍，好多遍，终于使我理解到所谓“天下为公”，只是因为没有人有力量搞出一个天下为私。有力量据一校的是一校为私，据一县的是一县为私，乃至据一省、一国的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搞割据的人明明在那里霸着地盘而揭出来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意义只说明力所能及的是一切为私，力所不及的是天下为公。是不是这样呢？孙中山已经死了，来不及给我们一个答覆。第六章南?京?八?十?日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我写过八九篇论文，这时我想到中国文学主要是从《诗》三百篇和《楚辞》发源的，因此我想把这两部书扎扎实实读一下。 那时这两部书都有人开课，因此我只能自己苦读，不便去向人家请教。我读《诗》三百篇的方法也有些和人不同之处。例如《关雎》一篇吧，我要把齐、鲁、韩三家诗的看法，《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陈奂、马瑞辰、龚橙这些人的看法一一读过来，没有把《关雎》这首诗的看法搞清楚以前，决不读第二篇。 教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教授听到以后，骇然地说：“这样的读法，要到哪一年才把这三百篇读完啊。” 谢谢苏教授，我还是按照我的办法进行。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断地读书；我有的是工资，可以尽量买书。 那时的寒暑假是长，连带学期初的缴费、注册，学期末的考试、结算这些无须授课的时间在内，暑假大约近三个月，寒假大约近一个月。因此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到上海一次，因为那时上海究竟是书籍的集中地，武汉买不到的书，上海都有机会找到。北京当然更好，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住处，路费又贵，所以直到1951年才去，那是解放以后的事了。 1932年1月，我到上海买书。一切手续办妥、准备上船以前，我到福建路买雨衣，那时霹霹拍拍，轰轰隆隆地一阵枪炮声来了，原来淞沪战争开始了。十九路军开到上海以后，和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立着，南京的蒋介石惟恐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要闯乱子，特地派遣张治中的第五军驻扎在十九路军的后面进行牵制。蔡廷锴有些心灰意懒，在公共租界一家大旅舍开了房间，正在打牌。可是副官们接二连三地报告，日本军队进逼，竟是荷枪实弹，就要动手了。蔡廷锴把牌一推，喊着：“打就打吧。”他带同随从，疾风暴雨似地开车赶到现场，淞沪战争开始了。第五军是来监视十九路军的，但是第五军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豢养的奴才，他们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战争从闸北直延到吴淞。 那晚我上了大达轮船，但是因为吴淞一带情况不明，船没有开出。第二天船上的来客更多了，更拥挤了，我住的是房舱，但是过道里都是人，动都很难动一下。大达码头上的纸灰铺了寸把厚，原来宝山路的东方图书馆被反动的日本军队烧毁了，铺天盖地都是纸灰。这次战争把反动的日本军队打慌了，他们换了四次指挥官，拖了一个多月，最后由浏河登陆，抄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后路，战事急转直下，不是进行全面抗战，就得停止战争。蒋介石走了后面一条路，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但是这时已经与东北情况不同，中国人敢于打，能打，即使在胜利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敌人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花岗岩脑袋的反动日本军人却下定决心，准备战争到底，夺取全中国；而花岗岩脑袋的蒋介石更下定决心，准备支付最大的力量，先行安内。在江西境内，从对于共产党的第一次围剿一直进行到第五次围剿。他下的赌注更大、更厉害，心眼更死。 蒋介石把总司令部安排到庐山，直接指挥，他的秘书长杨永泰当然也在那里协助着一切。这位秘书长是进步党政学系的一员，心眼细，考虑周到。他能够把蒋介石每天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接见些什么人，会谈多久，谈些什么，搞得一清二楚。他成为蒋介石的一刻离不开的助手，因此也成为蒋介石死党中其他成员的眼中钉。 将近春节的一天，蒋介石侍卫的一个连长呈请给假一月，回籍结婚，呈文由杨永泰送进。蒋介石随手批道：“立即枪毙。” 这位连长原以为事属平常，想不到获得枪毙的批示，他哭丧着脸，请求秘书长恳情，他不敢说回去结婚了，只要不枪毙，坐禁闭都行。那时蒋介石的部下，大大小小的军官，倒有三分之一是他的同乡，大家都为他即将来临的遭遇而同情，有的甚至有些愤慨。杨永泰看到情形不稳，主动地承担责任，向蒋介石进言。 “在战争紧张的当中，侍卫连长请假回家，确实是不应当的，但是现在是用人之际，总座是不是可以把处分减轻一些，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唔，”蒋介石说，“请假回家，只要如期归队，处分不处分关系不大。” 杨永泰把他的批示，请蒋介石看。 “是看错文件了。”蒋介石说。 他随即把“立即枪毙”的批示改为“照准，并给予一千元”。 一天乌云立即消散，这位侍卫连长高高兴兴地领着一千元回乡了，杨永泰总算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谁知道在蒋介石昏天黑地的批示中，委屈了多少人呢？不久以后，这位秘书长被任命为湖北省长，不过还没有到任便被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特务头子暗杀了。 在国家大局暂时胶着的当中，武汉大学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虽然苏雪林教授认为按照我的规划无法把《诗》三百篇读完，但是笨人有笨办法，终于给我读完了。最后我写成了四篇论文，先后在武大《文哲季刊》发表： 一、《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二、《诗大小雅说臆》 三、《古诗说摭遗》 四、《诗心论发凡》 “那还不是为的银行里的衣服费、烤火费、鞋袜费，甚至跑警报还有警报费。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待遇强多了。” 这个消息，后来我到中央大学曾经仔细问过，据说并不确实。不过银行练习生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强得多，这是事实，因此乐山还流行着这样的一首神童诗：天子重银行，待遇特别强，万般皆上品，饿死读书郎。其实这也靠不住。银行的待遇特别强是确实的，但是挨饿的人可多了。凌叔华到过重庆，回乐山时买了汽车票，看到一位少将由于买不起车票，只能在车尘滚滚中垂头步行。重庆还有一位科员，夫妇在跑警报时，带着自裹的粽子。回来后，因为没有吃完，搁在门口出卖，居然利市三倍，全部售完。后来这位科员官也不做了，索性夫妇合作，在门口搞了一个熟食小铺。 一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米贴的，总算照顾知识分子，连着家属，每人津贴白米二斗。我到重庆时，重庆大学的朱森教授，因为在中央大学兼课，两校都领了米贴，这件事给教育部知道了，给他一顿狠狠的批评。不久朱森死了。在追悼会上，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得到批评，认作是为了二斗白米，逼死一位教授。 我这次到中央大学是由于该校农学院教授朱健人和外文系教授徐仲年向国文系主任伍叔傥推荐。徐仲年和通伯是表兄弟，这次是由通伯的弟弟次仲促成的；健人和我一家，因此我到重庆的时候，先到沙坪坝找到了健人。那时他父亲迂生也在重庆，是族长兄，见面时很关切，对我有不少帮助。 那时中央大学分为两部，一年级新生全在柏溪，二年级以上的除医学院借住成都华西大学以外，全部在沙坪坝。沙坪坝虽然在重庆郊外，但是交通便利，来往杂沓，人手特别混乱，历史系的缪凤林称之为“水陆码头”，倒是千真万确的。茅盾的《腐蚀》就以沙坪坝为背景。柏溪在嘉陵江上游，三十里的路程，除了木船和滑竿以外，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因此来往人少，也比较安静。我因为两边有课，但是柏溪课多，所以常住柏溪，每周去沙坪坝一次。 抗战以前，中央大学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是一般性的。抗战初期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联立，声誉远出各校之上。可是到了1942年，中国对外的出路只剩了一条滇缅路，而后来英国人又封锁了滇缅路，昆明的情况反而更加危急。知识分子集中到重庆，中央大学的地位，不期然而然地高起来，组织庞大，人员也特别复杂；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还附带一个牙科学校。学校的组织，上层是校长和教务、训导、总务三长，院长是空的，实权完全在四十几位系主任手里，每位系主任都握有进退教师的大权，因此这个学校成为四十几个土司的联合衙门。 当时的文学院有中文系，系主任汪辟疆；师范学院有国文系，系主任伍叔傥。中文系人才较多，重心是汪辟疆和胡教授两人，他们都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旧人，汪的名士习气较重，胡开通一些，但是对人较忮刻，因此情绪对立，中文系也不易进展。师范学院是新办的，国文系只有伍叔傥、罗雨亭两人，伍是国民党健将朱家骅的连襟，本人是一个党混子，自己认为懂得政治，罗雨亭是罗家伦介绍的，因此伍叔傥疑心他是派来监视自己行动的，同时又认为他的文采不足，多少有些轻视，不过因为系内只此两人，不愿再把矛盾激化。 1942年春初，在校务会议上，汪辟疆的名士脾气又发了，他说：“大一国文这个课，实在没有意思。中文系管不了，我也不想管。” 伍叔傥一眼看清这是上门的买卖，随即说道：“既然中文系不管大一国文，这个责任，我们国文系是责无旁贷的了。” 这一年秋天国文系本身添办了四年级，共有四个班级，外加各院各系的大一国文，一共几十个班级，每位教师担任三班课，共计增添教师一二十人，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教师添了不少，突然成为大系，声名远出中文系之上。在这里可以看到党混子的手腕切切实实地远在斗方名士之上。 从此以后，国文系的教师超过中文系了。在沙坪坝的先后有孙鹰若、徐英、杨晦、乔大壮；在柏溪的除我以外有罗雨亭、孙雨廷、卫仲蕃、魏兴南、魏建猷、王仲荦、吴组缃、管雄、陈行素这一批人。伍叔傥是一位有名的斗将，他在学校中能够独立作战，并不要求教师们助威；教师们也乐得有这样的系主任，明知他不过是一位党混子，只要他对于教师们不加妨害，由他自己混去。 国文系的学生是不是知道他是党混子？知道的，但是抗战中的学生，大多数是只身在外，无依无靠，没有考取的只望考取，一经考取，可以不费分文吃到三顿饱饭，只要毕业以后，系主任代他找到工作，那时即使系主任是文盲，也不愁无人崇拜。人们已经到了生存的边缘地带时，是没有选择的。 伍叔傥每学期总有两三次从沙坪坝赶到柏溪。他看到国文系学生总要殷勤接待，嘘寒问暖，有时问他们爱读些什么书，有什么作品。学生有的把自己的作品给主任看，伍叔傥总是说在柏溪一时也不能细阅，要带到沙坪坝仔细看，看看他们日后适宜于怎样的工作。这些作品后来我在沙坪坝伍叔傥的房里看到，久已尘封累载，估计始终没有经过什么人的阅读。 伍叔傥的一手绝招是他的《后汉书》。他看到学生的时候，总是要他们读《后汉书》。他把这部作品吹得神乎其神，好像读了《后汉书》以后，什么都能解决。我是读过《史记》的，因此也就把《后汉书》仔细读了一下。读过以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范晔作书的时候，关于后汉的各种不同史书还存在，这些他都可以参考。他并没有发现新材料，甚至在引用前人作品的时候，有时还不免有些脱误。但是这都无损于《后汉书》的价值。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在后汉时代，除了光武、明帝、章帝这几位君主以外，有些皇帝是昏君，有些是孩子，有些自己不能执政，由着太后、外戚或是宦官执政，这个朝代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君主的英明，而是由于“仁人君子”的努力。这些人有些是大臣，固然可以提供他们的才能；有些只是小官，甚至连小官也不是，同样也可以主持清议，维持国家的存在。假如联系了作者范晔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他的政治主张。一系列东晋皇帝不是庸才就是白痴，这些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代替东晋的刘裕，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他从出卖他的上级刘牢之开始，以后北伐南燕、后秦，确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胜利是建筑在人民的血泊之上的。为了赶回建业，争夺帝位，他可以抛弃整个关中和自己的十万部下。帝位到手了，传给儿子了，但是他的那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行为，也传给他的子孙，每个继承者总得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一个地杀尽灭绝，而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再由他们重演这血腥的屠杀。皇家帝室既然是一批血腥的屠户和犬豕，那么谁来维持这个苦难的社会呢？范晔这就想起自己所属的大地主阶级，他称这些人为“志士仁人”。他在《陈蕃传》里说：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俗。而驱驰险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范晔当然有他的局限，他所希望的只是他出身的那个大地主阶级，他相信只有这个阶级的人出来，才能撑起这个国家。这部《后汉书》就是他的阶级意识的表现。后来他在政治上有一系列的活动，而这时的最大的屠户终于把他杀了，其实杀人的没有错，被杀的也没有错，这只是斗争的表现形式。 我把《后汉书》仔细读过，才明白伍叔傥的盛称《后汉书》的文采，并没有理解这部书，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买椟还珠。他所看到的是装潢美丽的外壳，但他并没有理解这部作品的精神面貌，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一切我都没有说破，只是把我自己的见解，写了一部《后汉书考索》，这部书已经探讨到作者的思想意识，比《史记考索》进了一步。 伍叔傥对于我们的要求，只是把课教好。我的课是一年级的大一国文、《毛诗》和三年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本来要我开文学史，我看到这会挤去罗雨亭的课程，因此没有同意。雨亭是开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问我为什么开文学批评史呢？我说：要是不开，那就很少可开的课了。一般地讲，我和国文系的教师相处得很好。 那时的中央大学，由于院系繁多，组织庞大，因此到处出现了无人过问、无人负责的现象。可能这是由于我们的老传统，大家都有些不亲细务，因此乱七八糟，贪污蒙蔽也就习以为常了。即如我们吃的米，一直是由沙坪坝发来的。从沙坪坝上船，逆水行舟，三十里的路程要分作两天走，当夜在磁器口上游住夜。住夜的时候，就会有人挑去十石八石。一船的米少去十石八石不是件小事，但是不要紧，嘉陵江里有的是江水，如法泡制，第二天下午船到柏溪，大斛小斗，一量还是这些，并没有什么欠缺，可是米是烫手的，日久了还要粘结成块。我们吃的米，是沙子、石子、谷子、瘪子、稗子，有名的五子俱全，但是无人过问。 有趣的是有一次校长顾孟余换了，那时柏溪的教师食堂里，一夜之间来一个大动乱。第二天大家看到标语：“我们的顾校长劳苦功高。”“我们为顾校长而欢呼。”最妙的还有一张是发动教师的：“教授们啊，你们拿了这么多的工资，为什么不起来挽留顾校长啊！”这一张最滑稽。我是接了顾孟余的聘书的，但是我来是为国家教书，不是替顾孟余捧场的，因此只有置之不理。看来一般教师也都置之不理。大约这些标语是顾孟余在柏溪安排的亲信干的，但是并不顶用。 在重庆政府里，顾孟余一向是作为汪精卫的嫡系存在的，汪精卫投敌了，他并没有投敌，于是就在罗家伦出国担任驻印大使以后，由他担任中大校长。这几年来，他总算没有失业。但是这几年来，他的能力，由于惰性作用也就所存无几了。他的下台，正是一种物理现象，可是由于他的下台，问题来了：谁来当中大校长？ 蒋介石看到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在抗战后期中央大学的地位提高了，学生多，教师多，四十几个系把中大推到高教界的前列。他想抓到了中央大学就抓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抗战以前的蔡元培不是那样吗？抓到北京大学，就抓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己是抓到中国的军队了，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把握。因此顾孟余下台的时候，他有些犹豫。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到这种情况，就说：“中央大学的情况很复杂，为了把这个学校好好整顿一下，立夫顾不得劳累，是不是可以由立夫兼任，让主席可以把旺盛的精力主持国家大事，应付更重大的需要。” 这时林森久已死了，蒋介石正赤膊上阵，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因此陈立夫有这一番话。听到陈立夫自告奋勇，蒋介石手按在桌子上说：“且慢，大家好好考虑一下。” 陈立夫是聪明的，他不再坚持了。最后的决定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分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日常事务，另设教育长，由朱经农主持。 朱经农是学教育的，教育学主要是搞中、小学的，对于怎样主持一个大学校，鼓舞大家在学术方面的努力，其实并不内行，不过在蒋介石校长的领导下，大学本来与鼓舞学术无关，最大的要求，只是如何应付现实，以免出现意外局面。就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蒋介石对于大学生的要求，只是满脑子的洒扫应对，而这套洒扫应对的工夫，不要说抗战中的大学生对此不感兴趣，朱经农教育长也是满肚皮的嘀咕。 一天，朱经农教育长接到电话，说是校长要来视察学校了。仲秋天气，炎威还没有消除，教育长带着教务、训导、总务三位首长，光着脑袋，远远地在松林坡下面伺候。听着听着，远远地来了一阵喇叭的嘶嚎，知道校长的汽车要到了，大家屏着气，目不转睛地伺候着。一部先行的汽车停下以后，过了令人窒息的几分钟，校长的汽车到了。教育长光着脑袋带着三位首长，弯腰低头走上去，然后仰起挂着笑容的面孔，郑重地说： “校长辛苦了，欢迎欢迎。” “当然从对于旧江南大学进行检讨入手。”刘季平处长说。 我们回到江南大学，那时正是众望喁喁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应当按照江南文教处的指示，提出检讨。 问题在于由谁提出对于江南大学进行检讨的要求。 教师们在荣巷、梅园两处分头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公推我担任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荣誉而又艰巨的工作，为什么落到一个新来的、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我的头上呢？ 事情拆穿了也很简单。这项工作是荣誉的，因此两派都不愿意落在对方头上，同时又是艰巨的，因此也不愿意落在自己人头上。因此这个工作不期然而然地落到我的头上了。成功了，我是一个孤立的人，不可能垄断任何好处；失败了，我本来是一个新来的，谁也不感觉心痛。 这一切都看在我的眼中，但是既然两派公推，我推卸不了，因此索性承担这项工作，只要求教授会给我一个书面提纲，由我准备。 在检讨会那一天，苏南文教处的两位处长来了，沈位来了，全体师生来了；教授会主席宣布开会，接下来由我提出江南大学的问题，要求学校当局负责检讨。 我没有刘季平处长那样的才具，也没有占据五六小时的欲望，因此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把问题全部提出。我说过后，也有学生继续发言。 最后由沈位检讨。他说：“我是一个病人，浑身是病，诸位都是最好的医师，给我指出各项症状，我一定要好好考虑，好好治疗，决不辜负诸位医师的诊断。” 经过这次大会，江南大学起了一次突变。 教授会改组，由农学院的蒋涤旧、理学院的张泽尧和我担任理事。三位理事互推，蒋涤旧为主席，我为文书，张为干事。 学生会成立了，职工会也成立了，最后经过教授会的同意，成立了师生员工联席会议，由我担任联席会议主席。正是程咬金到瓦岗寨，我成了江南大学的造反头头，但基础是异常薄弱的。我没有教师的支持，也没有学生和员工的支持。 这个师生员工联席会议存在了一个多月，7月初，突然由于部分教授的要求，教授会召开临时会议。在那一天，好多向来不出席会议的人都来了，各式各样的人，三山五岳的人都来了。我到会场看出了问题，立即通知毕仲翰、诸祖耿等人，希望他们和朋友们不必出席，给教授会一个不足法定人数，散会大吉的结果。但是他们昂然地来了，法定人数已满，准时开会，没有经过多大的讨论，以一面倒的形势作出了退出师生员工联席会议的决定。 这批奉命出席的人当然是奉命以拆散联席会议为职责的。各有各的使命，在斗争中是毫不足怪的。问题在于毕仲翰、诸祖耿两位。毕是以主张正义出名的，事实上他也确实主张正义，但是主张正义不等于不要策略，既然不顾策略的要求，和一些主张斗争的人来了，就完全有责任领导斗争，避免失败，争取胜利。但是毕仲翰来了，又不能仗义执言，领导斗争，具体的结果是为反对派凑足法定人数，绞死了师生员工联席会议。对此，毕仲翰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在斗争初期，诸祖耿是以足智多谋，为毕仲翰出谋划策出名的，他出席可能是不懂策略，也可能是别有意图，但是结果是同归于尽。 教授会的临时召开，苏南文教处事前是知道的，江南大学的斗争是他们发动的，斗争发动后，一切要求进步的教师和愿意接受文教处领导的教师都不能不期待他们的指示，但是在这次斗争中，他们放弃领导。及至教授会临时会议散会的时候，我在最后出场，一眼看到文教处的干部孙东。 孙东热切地问我：“结果怎样？” 我说：“结果是失败了，教授会的议决是退出师生员工联席会议。” “还有办法补救吗？”孙东问。 “补救的办法已经不是教授会做得到的了。”我说。 在学生会和员工会议还没有得到领导，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教授会是大学里唯一的有斗争力的力量。因此如何抓紧教授会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我是没有斗争经验的，但是我对于斗争的重要性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在这个环境中，我终于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我是有责任的，特别由于我对于斗争伙伴的认识不足，失败是必然的。对于江大事件的领导，苏南文教处是不是有责任，这是他们应当考虑的。我现在执笔的时候，苏南文教处久已并入江苏教育厅了，是不是保有纪录，我不了解。 7月是教师聘书满期的月份，大家对于日后的工作，不能没有挂念。毕仲翰是参加校务会议的，他说：“下学年教师的名单已经全部送到苏南文教处，虽然没有批出来，问题是不会有的，大家可以安心。” 教师们都在等待，毕仲翰的说法，虽然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最后必须通过文教处，这是共同的认识。 7月30日，主任委员自上海回到无锡，31日他到苏南文教处，和刘季平处长讨论江南大学的解决办法。 刘季平处长立即接见，陶白副处长也出席。 主任委员说：“目前江南大学已经成为僵局，解决的办法有三条路可走。” 刘处长问：“哪三条呢？” 主任委员说：“第一条路是立即停办。” 刘处长说：“把一所好好的大学停办，是政策不许可的。请问第二条。” 主任委员说：“第二条路是由苏南文教处接办。” 刘季平处长沉吟了一下，他估计到解放初期的经济情况，负担不了一所大学的开支，因此说：“那么第三条呢？” 主任委员说：“既然江南文教处不准备接办，那么就完全交由我办。” 苏南文教处接受了他的要求，和早已准备好的方案。他担任董事长，沈位担任江南大学主任委员，毕仲翰担任副主任委员，解聘顾心一、诸祖耿、杨晟、吴锷和其他十几名教师，其中当然有我。 在这一个关节上，毕仲翰比伍叔傥高出一筹，他决定退出江南大学，同时也把副主任委员的聘书退回。主任委员立即补上了朱燮元教授。 1962年我在苏州师范学院讲学，师院请我吃饭，和我说起：“你和朱燮元教授同过事，是不是要见一见。” “他工作忙，不必烦扰他吧。”我说。 次年我在合肥讲学，住在稻香村，恰好朱燮元教授也在那里开会，知道我在那里，临行的时候，他特地来看了我，我只有和他寒暄，并且一直送他出门上车，挥手告别。 江南大学把教授名单送到苏南文教处。那年文教处因为工作方面的缘故，暑假中改驻苏州。 江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到苏州去，这一次据说刘季平有任务，陶白也有任务，不接见了，由一位程科长代见。 程科长一见如故，非常谦虚地代两位处长道了歉。他说：“两位处长实在忙，工作太重了，分不开身，只能由兄弟代见。” “刘处长和陶副处长的工作重，实在不应当惊动他们两位。我们能向程科长请教，已经非常好了。” “诸位到苏州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说，“听说江南大学最近又有教授名单送到文教处，是不是已经批准了？” 程科长非常爽快，他说：“是的，江南大学是有一份名单送来的，我们没有批准，也没有不批准。” 这是一个非常明朗的答覆，但是究竟准呢还是不准，我们心里没有底。 程科长虽然是江南人，但是亢爽异常，他说：“诸位的工作问题，政府是有具体指示的，一切都由我们包下来。” 我们高高兴兴地由苏州回到无锡，仍然住在荣巷江南大学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