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十一节

（1907～1913）小猫开始走路的时候，孩子们把它抛到屋上，小猫在瓦面上踉踉跄跄地蹒跚，孩子们拍手欢呼：“小猫练本事。”本事是这样练出来的。当然，它也尽有摔死的可能，但是孩子们是不管的，他们只是拍手欢呼，无论小猫是灵活地觅路下来，或是折胳膊断腿地摔在地上，他们不管。天真的孩子们。 我是秋初从家中出发的。同行的人多着呢，季鹰哥和他的侄儿遗生，步二哥和他的儿子元锋，宇清哥和他的女儿蕙沅，此外还有季鹰哥的妻子翟健九，周明诚和他的弟弟明道。遗生、元锋、明道和我是去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健九、蕙沅都比我大十岁左右，是去考一所女子学校的。周明诚就是周铭，后来到美国麻省留学，回来后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从泰兴南门出发，经过大生桥，再向西南，直到天星桥，共十八里，这里是长江的一个港口，长江上下的大轮船都在此停泊。那时的长江好像是一条国际河流，除了本国的帆船经常航行以外，各国轮船都可以自由来往，军舰也不例外。客轮是中国的招商局和外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每天都有轮船上下，称为三公司。此外如日本的日清公司以及其他的野鸡班，船票就便宜多了。 天星桥有接客的栈房，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通常称为某家栈房。我们住的是蒋家栈房，在天星桥西南角上。这一带有好几里，久已坍入长江了。尽管地图上把长江画得整整齐齐的一条线，好像天生如此，一丝不能改移，其实不是的。江流滔滔滚滚，从上游冲过来，每月每日不是偏南就是偏北，没有一天是完全一样的，经过一年总会差个三五里，甚至更多。 天星桥没有码头，没有趸船，只有舢板，轮船到这里打慢车，舢板迎上去靠拢，由大轮抛下缆索系稳以后，把上轮的客家送上去，舢板空出船舱，再把下轮的客家接下来，然后开回码头，到各家栈房憩宿。这是栈房的任务。上水的轮船还有个估计，大约每天天亮以前，由上海开出来，到晚间九十点钟以后靠拢天星桥。下水的轮船就无法估计了，二十四个小时以内，任何时候都可到来，栈房的工作人员便得上下舢板，接送客家。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除了偶然打个盹以外，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制。经过一二十天以后，可以回家，有时能连续睡四五天。不同的工作制度必然养成不同的生活习惯。 我们是下午到达码头的。孩子们沿着江边东眺眺，西看看，只见到长江的浊浪排天塞地从西北直下，砰砰轰轰，浪花冲上去一二丈，然后化作飞雨，哗啦啦地向东南翻过去。这是我们从来没想到，也没看见的。长江是一阵飞跃、一阵轰鸣，竟是无法形容。我们到港口那天没有船，就在栈房里各找一个床铺耽了一下。第二天晚间上了大轮，是怡和洋行的德和轮。轮船上是有头、二、三等舱位的。头等舱由外国人住，二等舱由高级客家住，剩下的只有三等舱，称为统舱，可是统舱也轻易去不得，据说要给铺位钱，事实上在当时这个数字并不大，可是舱里的鸦片气味熏得人无从透息，扒手又多，防不胜防，因此大家只有在楼梯口或舱沿外，坐着打盹，也有人躺在那里。天亮以后，船进吴淞口，沿岸三三两两、零零落落地看到一些房子。那还离市区远着呢。待到离虹口不远的所在，跟船的栈房服务员各人手持招牌纸，连声嚷起来。船离码头还有几丈远，有些服务员持着招牌纸嚷着，跨过舢板跳上轮船。这时真是人声鼎沸。亏得季鹰哥路道熟，接过招牌纸，原来是泰安栈，在英租界三茅阁桥一条弄堂里。服务员点清了行李，替我们喊了东洋车，把我们一直拖到泰安栈。 那时上海市的中心地点是划分为租界的。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延安路以北这一大片是英租界，虽然东、南、北三边有条边线，向西号称以现今的西藏路为界，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向西延伸，直到现在的华山路为止。延安路本来是一条洋泾浜的河身，和河南北两条沿河马路的复合体。后来河填平了，沿河马路也并进来，便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称为爱德华路，林森路，最后确定为延安路。三茅阁桥是洋泾浜上的一条桥，大约在现今的江西路口。 到了栈房，分定房间。那时栈房是包饭的，每天的房饭钱并不太贵。我还记得天井里放着二三十只大缸，每天由工人把水挑满，再把明矾倒下搅清。大约栈房里没用上自来水，所以还得使用大批的人工。 离考试还有几天，季鹰哥把大家带到四马路开开眼界，这便是福州路，当时的热闹中心。大约在现今外文书店附近，有一座二层大楼，称为青莲阁。楼下有日本人在那里，坐在地上烤鸡蛋饼。楼上倒也轩敞，可是东西横排着好几大排鸦片铺，不少人在躺着抽鸦片，还有不少青年女人在那里东跑西跑。下了青莲阁，只听得不少的餐厅里胡琴之声四起，夹杂着女人的欢乐而阴森的嘶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当时却?为世界本来应当是这样的。 在栈房里，步二哥、季鹰哥、宇清哥，有时还把季鹰哥的同学陈观杓由电话里找得来打牌。宇清哥年龄较大，但是却很活跃，他对我们说：“趁现在有空，赶快学呀。”大约那时我们的兴趣不大，所以学打牌的欲望没有唤起。 考试日期到了，报了名，季鹰哥把我喊到一旁。他说：“你这次来考试，要抓机会好好地帮帮遗生的忙，有些答案通知他，最好能替他做一篇作文。”原来我这次到上海来，是专门为遗生做枪手来的。科举时代，考场作弊的情况，到这天还存在。老八股、洋八股，只要精神没有变，做什么都干不出好事的。 我这十二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拒绝吧，那我为什么到上海？答应吧，我的生活以作弊开始，自己并不甘心。但是我没有拒绝的勇气，走着看吧。 社论作家一共四名，是张继、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时间是无情的，经过三十年的考验，有的前进，有的堕落，有的得到全国的推崇，有的成为叛国的汉奸，在重温历史的时候，令人多么沉痛。张继是北方人，中等身材，温笃笃的面庞，三两天到一次，一来就打开电风扇，实际没有写过什么，吴稚晖代他写过一篇，据说在结束前，每人至少总得写一篇。汪精卫年青，三十左右，高个儿，扁脸，白白的，声音不大，精力却很饱满，间或来一下，文章写得不很多。蔡元培高高的，四十出外，声音很轻，但是很笃实，写文章很认真。吴稚晖不到五十，比一般人高些，扁圆脸，留着八字须，一口无锡口音。《金陵春梦》里把他写成矮个儿，说明作者没有和他见过面。四人之中，吴稚晖是总负责者，下午先到，总是最后一个出去。写社论，看校样，和排字房打交道，都由他一个人经手。 我住在留英俭学会，吴稚晖约我参加工作。我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我对于参加工作是没有意见的。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三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有责任继承他的事业，维护共和政权。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必然导致专制政体复辟，这是当时每个人，包括他的党羽在内，人人都知道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肯说出来罢了。所以参加这个报社的工作，我是欣然同意的。 我的工作是到报社，先把当日上海各报看一遍，考虑一下有什么议论可提，偶然也写一篇；待到大家的文章写好，发排字房排版。通常都是由我初校，由吴稚晖二校。那时的要求不高，二校已经算不错了。吴稚晖经常要在付印后回去，常常吩咐我先走，我总在十点左右仍回贝勒路。 《公论报》还没有出到十天，前线的战事已经垮了。冷?走了，黄兴也走了。吴淞口外的刘冠雄和吴淞炮台的钮永建直接联系。刘冠雄的意见是：军舰是国家的，炮台也是国家的。炮台击沉军舰，是国家的损失；军舰炸毁炮台，也是国家的损失。既然南京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守住吴淞炮台也于人民无益，因此他建议钮永建放弃炮台，安全退出，保全了炮台，也保全了军舰，其实都是保全人民的利益。钮永建一考虑，刘冠雄虽然是袁世凯派来的人，但是几天以来始终没有攻击炮台，所说的话也合情合理。总司令不知道哪里去了，自己犯不着无目的地损坏人民的利益。他接受了刘冠雄的意见，自动退出。于是上海租界里的国民党员大哗，有的不客气地说钮永建叛变投敌了。居正自荐，接替钮永建的任务，去吴淞炮台布置一下。可是刘冠雄已经登陆，去也无济了。 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何海鸣本想在南京再干，现在下台了。北方的军队进入南京，袁世凯的命令下达，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张勋白瞪眼，下令军队大掠三天，地摊上什么都有，一部宋版《陶渊明集》定价两元，一切都混乱了。上海的租界确然歌舞升平，但是南方的领导人已走空了，《大共和日报》又发表了一首五律：孙仙今又逸，黄党不能强，进秩何须伍，修仪莫问唐。陈英宁算士，夏粹已难芳，钮永如重建，河南白有狼。从这首诗，不难看到作者幸灾乐祸的心情。孙中山逸仙、黄兴克强、伍廷芳秩庸、唐绍仪、陈其美英士、钮永建下台了，完了。夏粹芳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在这短命的二次革命中，据说有人因为索诈未遂，把他暗杀了。剩余的只有白狼，正在河南、陕西一带流窜，终究成不了气候，他和这次短命的革命没有直接关系，不久他失败了，完了。 《公论报》究竟主持的是不是公论，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是《公论报》的社论作家和编辑人员也星散了。那时出国的手续很简单，用不到护照，用不到签证，只要到外国轮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达欧洲。日本船的三等舱更便宜，九十元就可以到英国。《公论报》虽然结束，凭着《公论报》的结账，买一张伦敦船票是不难的。蔡元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子女、吴稚晖和我都买了日本船票，乘着九千多吨的长崎丸出国。 早两天，文明书局的同人，由廉惠卿领导，在一枝香番菜馆为吴稚晖饯行，连我这十八岁的青年也在内。廉惠卿是无锡人，在清代有户部郎中的头衔，因此担任文明书局的领导，在当时的风气，这原是很自然的。他和吴稚晖是旧交，特别的是这一天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吴芝瑛女士和他的儿子、媳妇和女儿。这位吴芝瑛是吴长庆的女儿，写得一手瘦金体小楷。她是以不怕事出名的：秋瑾被杀，为之收敛的是吴芝瑛；袁世凯专政，一位女青年傅文郁给他去信，要他让位，惹得袁世凯下令通缉，庇护傅文郁的也是吴芝瑛。几年以后，一部《留东外史》出版，据说傅文郁曾请吴芝瑛给她写一副七言联句，后来看到是孙揆均写的，署名仍是吴芝瑛，因此大吵大闹，说我本来是请你写的，为什么却找一个臭男人。这话不知是否失实。孙揆均我也认识，字叔方，和一般前辈无锡人一样，平易近人，做事也很圆通，写的瘦金体，在神韵中更觉劲健。 那时上海妇女都还梳着发髻，上插白兰花，特别馨香。不过白兰花太娇嫩了，摘下以后，很快就要蔫萎。吴芝瑛特地从发髻中把白兰花拿出来，原来每朵花的下边都套着一个比钢笔尖还小的水管，因此插在发髻周围一圈，更显得妖艳。 惠卿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他说：“这就是朱东润。” “啊哟，”芝瑛说，“看到你的文笔雄健，我们以为你已经很老练了，原来这样年青，真不简单。” 我虽是在上海受教育的，本来是一个乡下孩子，除了鞠躬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时廉家的儿子媳妇和女儿正在另一个角落切切耳语。一席以后，1927年曾在南京看到惠卿一面，那时他是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 临行时，我写信给大哥，说明情况。我虽然出国了，但是对于母亲的生活我有责任。好在我家住屋西边，还有五间，父亲在日，虽经典出，但是产权还在。我说在家庭需要的时候，大哥可以加典或出卖，维持生活，我不过问。这封信发出以后，我仿佛已经减轻了一部分责任。 宋福田一退，泰兴立刻就起了非常的变化，一个个小围子都打开了，一般人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往靖江欢迎革命军的人们也不断地前进，沿着向南的大道，在张家桥，倒石桥，都有激奋的宣传和演讲。夜静时，我们还依稀听到孙部的炮声，但是人们只晓得沿着革命潮流亢进，把这炮声当作中宵的噩梦。4月1日，开来了一营革命军，营长姓夏，瘦瘦的面庞，骑着矮小的马，他的部下是那样的精悍和机警，真的把那些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压倒了。城南一片，只听到无边的欢唱，夹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城里满街满巷的都是人，欢迎着革命战士。尤其是妇女们，她们差不多三十几天没有露过面，这时候都出来，随带着无数的孩子们。我想如果说革命军是群众的武力，那么在这一天，这句话确切是实现的了。 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等到全部到达以后，天色渐渐暗了。军队才息下来，听得宋福田的部下，一步步地从黄桥开回，已经到了生米镇，去城二十里。夏营长立刻把大部分军队开出东门，几百名革命战士成了散兵线，伏在村庄后面，采取各项措施，尽可能地隐蔽起来，等候前线的敌人。这样宋福田部下的江西人，就和赖世璜部下的江西人，跑了一千多里以后，在江北泰兴县的东门外对垒，他们准备着热的血，要在这里交流，一切都是命运支配着啊。 夏营长的部下，一共不到五百人，和宋部的三千人比较起来，差得很远。不过从军队的素质，从民众的同情看来，革命军的胜算，是毫无问题的。一个个革命战士，散开到乡野的时候，乡间人待他们是如何的热忱啊。他们送烧饼给战士们，惟恐他们挨饿；送麦粥给战士们，惟恐干的烧饼赶不了寒气。他们看到战士们伏在田里和坟后，就连忙回去捧出被褥来，替战士们遮着俯伏的身躯。是的，烧饼、麦粥和被褥算得什么，但是这是乡间人所有的一切，他们自动地送给战士们。他们把革命战士当着亲人一样的关心，子女一样的爱护。第十四军后来不知经过几次改编，历史的洪流不知经过几次冲洗，要是当日的战士还在，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在泰兴以外，没有感受到比泰兴更深厚的热情。伟大的一日，在那天的晚间，泰兴民众和革命战士建立了深厚的认同感。 晚上各城门都紧闭了，夏营长带着马在东门城门洞里等候战斗的消息。命令传下来，要民众带灯笼到城墙上去助威。全城壮丁连同老弱，都带着大大小小的灯笼从城内各部分上了城墙。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灯会，也许以后不会看见这样的了。从西城角上已经隐约看见灯火，到北门城楼旁面，就成了一片。几百几十的灯笼簇压着，衔接着，像火龙。龙身蜿蜒着，从东北到东门，再从东门到望江楼，这里是龙的中段，少说些也有近三千的灯笼，炎炎地带着光，左右摆动着。从望江楼向西南，过了南门再向西，这里才是龙尾，还有不少的灯在那里晃。这条大龙掩护着泰兴城的三方面。火龙的下面，有几千人在那里活动。春风料峭的中间，三更以后的时候，人们一些不感觉到寒冷，只是轻轻地交谈着，估计对方军队离城的远近。他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的是热忱，他们凭仗着手中的灯笼要吓退宋福田的军队。事实是如此的，宋福田的军队没有逼近，革命的战士还伏在郊外等候着。城上的人们也因为夜深了，逐渐逐渐地回去，他们在好多天的紧张以后，要放下心思，吸着胜利的空气，去梦想明日以至从此以后无边无际的欢欣。 我当然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有同样的平凡而实在不同寻常的经过。半夜以后，我安心地睡了。但是这短短的一夜是如何长远而复杂啊！二百年前孟喜好生的游记里说，他如何在傍晚的时候，把马系在仅见的枯株上，自己躺在雪中，如何次日太阳出后，只看见自己躺在市镇当中，马却系在礼拜堂的塔尖上，原来整个的市镇隔夜被三五丈的大雪埋了，等到太阳一出，天气大变，雪都融尽，他却从三五丈的雪堆，直跌到市镇里。这自然是漫谈，可是我却身历其境。不过我是在一夜之中，从市镇上直跌到三五丈的雪堆里。 原来在天明的时候，夏营长说是接到命令要退却了。军队的行动，本来不是民众干预得了的事，而且十四军处在单独冒进的境地，当然感觉到有整理前沿阵地的必要。但是当初为什么要过江，要到泰兴呢？民众对于革命战士的同情，在军阀的眼光里，必然成为罪状，革命军退后，宋福田回来，这必然的罪状，也必然会受到处罚，所以民众就向夏营长苦苦哀求，以至跪求军队留境。一切都是空虚。我七点钟起来，只看到最后部队的退却。军队一走，什么都走了，县知事走了，警佐走了，整个泰兴城就只剩了空荡荡的千把人。东门固然是紧闭了，其余的几门也虚掩着，只有出的，没有进的。 事情出于意外，我真想不起跑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全无准?，出去又怎么样？我在大街上南走到北，东走到西地乱晃，看着最后的赶紧出城的人。我还记得曾去找朋友们商议组织维持秩序的临时机关，但是在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这都成为书生之见，不入耳之谈。其实泰兴城差不多空了，还有什么秩序要维持？我在大街上乱晃，看见什么事都干不了，也没法干，想着城破以后的扰乱，心里感觉到悠悠然的意味，谈不到愤慨，谈不到懊丧，谈不到恐惧，只是悠悠地等着早晚就要到的灾祸。 这样地过了一天，天黑以后，也还有几百人带着灯笼跑到城墙上去，一种潜意识的力量迫使我们大家在寒风砭骨时，瑟缩着，颤抖着，好像要靠灯光告诉几十里外的宋福田部下：“我们还在这里，你们不要来。”灯笼接连着，也还像条火龙，可是龙鳞已经剥去了一大半，疏疏落落地显得全无精神。这种带灯笼上城的故事，从2日晚延长到5日晚，连着1日共总是五本《空城计》。 可是3日以后渐渐地又变了，宋福田没有来，出城人的盘缠也差不多了，所以一个个又从外面回来，除了坐着小船，吃尽千辛万苦过江的不算，其余的多半回到城里。官来了，绅士来了，连带也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商会本来兼办军事招待的，所以出出进进的人整天不绝，还来了几位革命战士，报告着军队要来的消息。我的心早已悠悠地安静了，这一下又搅起了多少的希望。起初听说是十七军要来了，以后又说第二军，接连又说是三十三军，还有几个记不清的军。 抵御宋福田的军队，只需要一团人，甚至一营人都行，这是我的信念。那么要这许多干什么？军队的番号愈来愈多，军队的踪迹愈走愈远，所以不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高兴，我心里却充满了无数疑虑。后来因为听得泰州省防军张中立的军队已经改编为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我想泰州一定是没有危险的，所以和莲舫商议，先送她到泰州亲戚家里去，这样总算有一个脚踏实地的计划，不过我们对于张中立的估计还是靠不住，只有对于泰兴是看准了，才免去4月6日的惊骇。 4月5日那一天，因为全城没有开市，我和莲舫带着孩子，匆匆地出了北门，雇车先往口岸，一路也看到回城的人，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走，话也说不明白，只有各走各的路。到了口岸，才憩在一家亲戚那里，就听说泰州情形不好。傍晚以后，愈来愈不对，几大船军需品，从泰州来，经过三十几里的水道，开到口岸，再从口岸出江。显然孙部已经打进泰州，军事情形又起了变化。泰州固然去不得，就是口岸也起了莫名的恐慌。大家决定先雇船，把女人和孩子送上去再说，等到风声一紧，再行出江。这一夜就在星光闪烁之下，把女人小孩都送上船，男人还在岸上等着。6日我也上了船，可是船开到哪里去，大家一些决断也没有。老太太们又多，七嘴八舌地没办法。我和莲舫都是作客，自然没处作声，不过这样盲目地出发，实在给与我们一种很大的忧虑。我们认定动摇的生存和必然的死亡差不多，所以船回江口以后，我们带了孩子同几个人仍旧上岸，这样又在动荡中生活了一天。 宋福田的军队6日已经进城，当然带来不少灾祸，到了8日，一部分又派到口岸，人们更加恐慌。最后决定还是乘船到扬中县去。这样在满地都是狰狞地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中间，我们急急忙忙地跑到高港，上了船。同船约莫二十几位，形形色色都有。出了港口以后，大家才透了一口气。那天东南风又大，船是开不向前，长江的怒涛，一层层地从船篷上打过去，坐船的人要开江南，船却老向西北去。在和风涛挣扎以后，到晚还是被赶到江都、泰兴交界的葫芦洲。多数人问明地址，上岸去找亲友，船家也去了。可是我们人地生疏，去不了，船上只剩了莲舫和我，连带亲戚和孩子，一时的希冀已经破灭，无数的恐怖成为现实，怒潮不断从无边无际的浊浪中涌袭上来，天色越发黑暗了，我们老守在江边的一条船上。 等着，等着，我们一筹莫展。 可是这时从黑暗的密雨中涌出两盏灯来了。 岸上的人问道：“船上有李熙之家李二老太吗？” “有的，”莲舫的舅母说，“在这里。” “听说还有城里的亲戚呢。” “是二姑太的姑娘和姑爷，还带着孩子呢。”舅母说。 “好得很，那就一齐请上岸吧。” 莲舫的一位远房姨母嫁到葫芦洲陈家，丈夫死了，守着一个孩子。可这是一个大家庭，老兄弟没有分家，大老老和三老老都是很随和的。当家的是大老老的儿子钧寿，人很开明，这时带着那位堂兄弟一同来接我们。原来先上岸的那些同船的人谈起来，他们才知道消息，这就来接我们上岸。我们住在葫芦洲，前后大约二十多天。 葫芦洲是江心一座沙洲，有三道桥通到岸上。因为靠近口岸，所以和口岸的联系更密切，亲戚来往也不少。不过地形特殊，钧寿和我说：“这里什么也不要担心，宋福田能到口岸，可是不能到洲上来。我们把三道桥一拆，葫芦洲还不是浮在江中心，谁也捱不上。” 在钧寿的鼓励下，我是真的到了世外桃源。 葫芦洲有的是河豚，这是我出世以来没有尝过的。虽然已经过了清明，河豚已经不是那样娇嫩，可还是很新鲜。洲上人吃河豚，不像城里人那样费事，洗了就煮，熟了就吃，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在这里，在南通、江阴这些靠江的地方都是这样。三十年以后，我听说有个什么官儿，乘汽车到江阴，指名要吃河豚，可是又不敢吃，就让警卫员先尝一下，然后才兢兢业业地吃了一些。真是官儿大了，胆子就小了；苦的是警卫员，不但要保卫官儿的贵命，还得保卫他的肠胃。 清明过后，洲上满地都是梨花，春风吹过，一阵阵浓郁的香味，把人都吹酥了。本来泰兴乡间，多年来都可尝到作物的滋味，樊家堡、徐家桥一带，方圆一二十里之内，每家宅前宅后都栽上了银杏树，那和普通的银杏可不一样。银杏通常高达八九丈，是那么的蓬勃、苍郁，通常总得一二十年以后才能结实。可是经过培养的高不到两三丈，在离地八九尺以上，常会接上七八处枝柯，看上去就是那一大簇，三五年后就结实。一户人家有了这么几棵，一年的开支就不用担心了。直到今天，泰兴的银杏，每年统计几十万石，算是最大的银杏出产地。 葫芦洲栽的银杏树不多，可是梨树却不少。不但屋前屋后，甚至大田里也栽了梨树。每年夏天以后，金梨上市，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在农村户单干的时候，兄弟分家要分梨树，姑娘出嫁，有时也会指定梨树作为陪嫁。这倒是我在城里没有听到的。 钧寿有位远房叔叔，叫陈丽生，原来和城里李挹香是亲家。李挹香和我有些认识，因此就多了一些话题。丽生有时约我到他那里喝翠儿茶。这是当地方言，是新鲜的意思。不过泰兴不栽茶树，清明前后还吃不上当年采摘的新茶。有诗两首： 瀹水煮茗洲人呼为翠儿茶诗以记之 江边一迳是梨花，花底深深处士家，莫怪朝来频叩户，呼君共试翠儿茶。 1931年9月18日，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在沈阳爆发了一场进攻中国的战争。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由关外进入关内，在他极盛的时代，把持了半个中国，及至蒋介石进入南京，冯玉祥、阎锡山都揭出了革命的旗号，他一看情势不利，赶紧由京奉铁路退出山海关。他和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本来是有勾结有斗争的。勾结的一面，是他依靠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的枪炮和银元；斗争的一面是他还不能把东北三省连同热河全部奉献，只能零敲碎打，搞一点卖一点。事实上这也并不稀奇，由他看来，勾结就是出卖，斗争就是零售。这是完全符合他的逻辑的。可是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看，这样的卖手实在不痛快，不麻利，牵丝扳藤，麻烦太甚。因此趁着张作霖出关，还没有到沈阳的当口，在皇姑屯埋伏下爆炸物品。铁轮一到，震天轰地，把这一位大元帅送到九霄云外，终于粉身碎骨，零落在祖国的大地。 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四金刚腾云，各显神通。张作霖一死，并没有什么整个计划端出来。这就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安排了一个适当的课题。和蒋介石妥协吧，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出关？和日本人妥协吧，那么是谁把父亲炸死的呢？当时的张学良是一个未经改造的张学良，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是在最后的一刹那，民族感和正义感终于占了上风，他决定和关内合作，蒋介石也立即发表了他的东北司令长官，同时宣布了他的副总司令的官衔，副总司令当然是一条空衔，蒋介石不会把自己获得的大权和张学良共享的，但是在当时是一种荣誉。 多年以来的苦心孤诣，皇姑屯的集束爆炸，从日本反动军国主义者看来，不是为张学良挣取官衔的，何况还有那震动世界的田中奏折呢？“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本庄繁大将在沈阳准备就绪以后，炮声一响，随即占领了沈阳，转瞬之间占领了吉林，占领了长春。齐齐哈尔还多少抵抗了一下，不久也被占领了。东北三省全部由日本人占领，这个反动军国主义者的国家终于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张学良在北京，这时他还没有经过改造，在舞女的怀抱里，在吗啡的沉醉里，他对于人民寄托给他的东北三省，有时也还记得，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不是那么清楚。他清醒的时候，打电报向南京政府，也就是向蒋总司令请示。蒋总司令的指示是东北三省军政各方，不得抵抗。那时不是还有国际联盟吗？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中国千万不能抵抗，日后国际联盟进行调查，是非曲直自有定论，日本必然要把东北三省全部奉还。蒋介石严厉告诫，倘使有人妄行挑衅，轻启事端，惟有由该司令长官全部负责。这是当时有名的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几于成为张学良的别名，其实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示呢？蒋介石残酷凶横，是暴君，但并不胡涂，那么他为什么不抵抗呢？第一，东北三省本来是倘来之物，得来固不费力，失去自然也不痛心。第二，他还要保存实力应付冯玉祥，他不能为了东北，把中原丢给冯玉祥。第三，还有赣南呢，那时虽然实力还不够壮大，但是他和共产党是较量过的，他懂得明天决不是今天的继续，而是今天的壮大。他能放心吗？赣南的共产党发表通电，要求放弃成见，共赴国难，出兵东北，收回失地。蒋介石只是置之不理，正和他的不理日本一样。 9月间武汉大学开学了。历史系来了一位雷海宗，三十出外，北方人，四方脸，中等偏高的个儿，但是却少有地沉静。我们谈到东北的丧失，日本的侵略，张学良的不抵抗，蒋介石的无耻指示，和国际联盟的不可轻信。雷海宗轻易不发一言，最后只沉重地说：“将来的东北，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而是共产党的。”雷海宗的话说得很沉着，很自信，但是他的聪明正是他的自误，他不理解将来的东北是共产党的，但是依然是中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时间是无情的，也是最正确的。 武大学生的反应非常激昂，但是那时还早，还没有成熟。有的女生募捐绒线，在捐启中指出她们要凭十指的殷勤，温暖前方的将士。心是热的，但是她们的反应，还没有赶上时代。 上海方面的反应，比武汉热烈多了，究竟这里是先进地区。但是也有一些反应使人哭笑不得。当时有四位姓马的卖画的画师，他们组织了四马援马团，决定大力卖画，以卖画所得，支援黑龙江对日作战的马占山，这个号召没有什么不好，那时的马占山原是应当支援的。怎样支援呢？他们要买一口棺木，送到前线，以备马占山之需，这种想法固然过分了一些，但还不失为对于抗日将士的同情。可是他们的送法却非常稀奇了。既不交铁路托运，也不由海轮托运，一定要由四位画师共同抬起，按站北上。那时日本反动军阀，正占领着东北和东北的全部交通工具，这口棺木即使真正买了，当然无法送达，大约不知丢到哪里的山沟去腐烂，证明画师的爱国热情。 清华大学的一位讲师决心亲自到南京，面请蒋介石出兵抗日。他携同妻子和兄弟束装南下，一边绝食，一边从北京、天津、济南、徐州、蚌埠、浦口，沿路打电报到上海各报，说是某某讲师绝食到南京请愿了。当时的各家报纸立即登载，全国的心弦都紧张起来。蒋介石不能不见，可是他不但懂得应付三教九流的办法，而且绰绰有余。正当这位讲师和他的夫人、兄弟长跪请愿的时候，他说：“你们先到中山陵，拜见总理遗像之后，吃过饭再来。”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见到这位教授。 国际联盟吗？蒋介石指望它能出来说句公道话，叫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已经吞下的东北三省七十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这三省的七千万人民全部吐出来交还中国，这是梦呓，看来蒋介石未必相信，可是他得做出一个相信国联，依赖国联的样子。这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在日内瓦湖滨酒醉饭饱之余，首先派几位职员到中国来观察一下，其实是来摸底。 一位摸底的绅士到过武汉，武汉大学热烈欢迎，由校长陪同到礼堂——第二期建筑没有开始以前，饭厅就是礼堂——然后鼓掌介绍欢迎。绅士说：“中国的情况，东北的情况，国际联盟是完全了解的，也一定会妥帖处理的，一定、一定。”这时又是鼓掌，热烈的鼓掌。绅士语重心长地又说：“这里是高等学府，是理智支配感情的场所。要理智、理智，第三个还是理智。”这时候大家一怔，不知道理智是什么。七十几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七千多万人民，都被人家占有了，吞下去了，还要怎样理智！绅士很沉着，声音不高却很扎实，每一个字都像尖刀一样扎进听众的耳朵。“诸位没看到决斗场上的武士吗？个儿不高，但是很健壮，光了背脊，挺立在广场上，两只眼睛是两股利刃，向广场四周的观众瞪着，要是谁动一动，他就呼的一声，直扑过来，连人都可以吃下去。”绅士说到这里，把眼睛向礼堂四围扫了一扫，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使得听众的每一根汗毛都肃立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又说：“这就是日本。日本军队发动战争，把中国的东北三省吞下去。这是事实，诸位清楚，国际联盟也清楚，但是千万不能再刺激它，它正在广场的中心，向大家瞪着，万一刺激了它，猛扑过来，把中国吞下去，那时国联，和它现在一样，对于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就……”说到这里，绅士有些哽咽了：“……无法处理了。”绅士的言论，确确实实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听众都愣住了，但是谁知道他不是在那里表演呢？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本来就是表演技术的养成所，这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日本不断进攻，南京政府不断求援。最后国际联盟派遣了以英国贵族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了。英国是日本的同盟国，英国的贵族更是有名的表演班，李顿来了以后，在中国各处走了一遍，从长春到沈阳，从北京到南京，住的是华丽的饭店，吃的是丰富的酒席。中间也到过武汉大学，忙坏了这个学校的“中执委”，连带一般教师也得搭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巡回。贵族的风度确实与众不同，他们话不多，询问得不多，在“中执委”们的殷勤招待下，只是斜着身躯“唔……唔……”几声。他们不表态，不置可否，一切由中国人开口。他们不作记录，说了也就和没有说一样。如此如此，他们兴尽而去以后，调查报告也做了，确确实实也说过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应当把中国的东北三省退还给中国。但是不还又怎么样，总不会看到以李顿贵族为首，出兵东北吧。 群情实在安定不下来，南京政府也看到不能继续坐视了。是出兵东北吧？当然不是，蒋介石的武器和兵力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他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怎能攘外呢？必须用飞机、大炮、机关枪、卡宾枪把“内”切切实实安下来，然后才能攘外。外是不能不攘，也一定要攘，但是首先总得安内。至于什么学校在那里嚷出兵东北，那好办，由国府主席林森安抚一下也好。当时的南京政府虽然实际上只是蒋介石一人，但是已经有国民政府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之类的衙门，其实都是空的，是蒋介石安排的一些冷庙，不过冷庙的偶像有时也有用处，正和我小时所见的迎神赛会一样，为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林主席来了，在文学院开会，武大学生贴出了大幅标语：“欢迎出兵抗日的林主席”，“欢迎林主席出兵东北”，“安内必先攘外”，“不要忘去水深火热中的东北同胞”。林森和武大的“中执委”们开会以后，看到这些标语，虽然他的个儿不高，踮起脚跟，伸长两臂，把这些标语撕了个干干净净，有些委实够不到的地方，好在侍从武官还有高个儿，也献出了他们的力量。这一下却把南京政府的意图来了个彻底的大暴露。 武大表面上又安定下来了。还是正常上课，正常搞学报。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决定写《张居正传》。我想到的写法是从来没有的，而且准备写二十万字，所涉的方面多、范围大；依据古代既有《法显传》，又有《法显大传》的范例，定名为《张居正大传》。“大传”的名称，有些人看了很不习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由它去了。一切事物的出现，都要经过由不习惯而习惯的过程，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故事有一定认识的话，我们会看到从开国以来，到世宗后期，这个朝代已经是无可救药，危在旦夕了。内部是统治阶级腐朽没落，人民起义的呼声载道；外部是鞑靼破关入侵，首都北京不断地遭到包围。在这种情况之下，出路在哪里？要么是推翻当时的王朝，要么是刷新政治。推翻王朝当然是直接的，但是并不能彻底，因为在农民的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以前，旧王朝覆没了，新王朝还会走那个王朝的老路，统治阶级的人物换了，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得到改造。何况鞑靼大军正在居庸关外，他们的思想意识久已沉浸在《元秘史》的叙述里，梦想中原是他们的世袭领地，朱元璋是一个叛变的“蛮大人”，只要包围北京，把这个首都拿下来，小小的中原依然可以由他们蹂躏，那时把中原改为牧场也好，把刘、王、张、李、赵五姓全部杀尽也好。由新兴阶级出来改造旧中国，这一条路是彻底的，可是没有新兴阶级的出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新兴阶级是幻想，是不可能产生的。 《张居正大传》封面那么只有刷新政治这一条路是走得通的，但是要谈刷新政治，便得和残暴昏庸的皇帝斗，和贪污腐朽的官僚机构斗，和鱼肉乡里的刁生劣监斗。这是唯一的道路，也是艰苦的道路。张居正走的是这一条道路。从我们今天看，这是很不彻底的，很难持久的，但是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这短短的十年之间，皇帝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即使他具有残暴和昏庸这明代君主的两种特性，还不可能暴露出来；对付贪污腐朽的官僚，张居正有他的考成法；至于刁生劣监，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问题，但是张居正一则严格控制学校生员人数，肃清他们的来源，二则拆毁书院，禁止讲学，断绝他们结党荧惑的基地。当然他的工作不细致、不彻底，但是他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明王朝久已是岌岌可危，亡在旦夕了，经过他的整顿，明王朝的统治，居然延续了七十年，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家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抗战时期的大学图书馆，本来书籍就不多，何况高拱的《高忠襄集》馆中没有，谈迁的《国榷》还没有出版。不过我从任戆忱那里得到教训，要待材料收集完毕，再行撰述，那么不但撰述完成遥遥无期，就连撰述的开始，也无从估计了。 我住在竹公溪的吾庐，平时除了上课以外，难得到校，因此难得过问学校的情况，不过也不是全无所知。 由于教师的居住问题一时不易解决，武大王星拱校长决定建筑一些教师宿舍，不过他却明定了一个条件，理工学院的教师宿舍，由学校负责，文法学院教师的宿舍，一概自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条件。大约因为他自己原来是理学院教授，所以有此规定，否则不可能提出这样荒谬的主张。 文学院长陈通伯辞职了，王星拱看到刘、方这两位系主任反对陈通伯的活动太露骨了，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先生担任。高先生兴匆匆地到差了，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一切照旧，一切照旧，朱先生可以安心工作。”他的好话我领情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外，方主任的夫人是位说得出做得出的干将，她扬言道：“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两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这一位大嫂能说能行，高先生是聪明的，好在他的路道多，不久就辞职了。 我从泰兴来，到这时1942年，时间已经不短了。刘主任在珞珈山时和我还是有些来往的，没想到入川以后，他反对陈通伯，把我也带上了。带上就带上吧，经过二年半时间，他的本领我都领教过了，特别是他那拿手的两套：“恒言”和传记文学这两件，他的功夫可算是十足了。正是吴季札所说的“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因此我感觉对于武大，没有更多的留恋。同时自己对于传记文学也发生了更大的兴趣，留在武大，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正在此时，我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本来由于重庆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教授满了十年，可以提出研究课题，申请休假。我的研究传记文学的课题，是久经通过的，恰好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我便向王星拱校长提出。王星拱和我说：“朱先生的研究课题是在武大提的，现在去中央大学，部中另有规定，朱先生是知道的。” “知道的，”我说，“到中央大学去了，不会在武大领取工资的。” 我从南通师范去武大时，当月也没有领取工资。这原是做人的立身之道。第十一章中央大学前四年 （1942～1946）1939年1月11日，我到达乐山武汉大学，1942年8月，离开乐山，乘船前往重庆，同船的有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海晨、物理系教授王恒守，他们曾到峨眉游览，这次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了。 我在临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两首诗： 有感 万里西来几断肠，一生人海两茫茫，自甘蠖屈同秦赘，不道凤衰啁楚狂。披发只今多拓落，褰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 旧馆 旧馆荒残长绿苔，断云剩雨满林隈，清愁凄切谁雕管，小饮朦胧谩玉杯。颊晕忆曾烘画暖，妆新只许斗花开，可怜携手同游地，蜡烛无情泪作堆。《旧馆》这一首确实是有些哀感了，但是这样的哀感是完全出于意内的。我这一生很少掉换工作岗位，在武汉大学前后十三年，确实是很长的了。这十三年对于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培养。武汉大学的同事们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三位：第一位是闻一多，第二位是老同学陈通伯，第三位是刘赜。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从一个寻常的中学教师成为多方面发展的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应当特别感谢刘赜，要是没有他的压力，我对于那部《说文解字》可能只是一览而过，不求甚解，但是正因为要理解他的专长，我对这部书，不能不有所体会。关于传记文学提起我注意的是刘赜，促成我努力工作、把传记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还是他。 十三年的辛勤终于结束了，我的航路正指向重庆，要在中央大学找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1938年我离开泰兴的时候，莲舫和我对于抗战的前途是有不同看法的。她认定在一两年之内抗战就会结束，我认为抗战会长期抗下去，十年八年都说不定。莲舫的估计很可能实现，但是幸而没有实现，中国才从血泊中重行站起来，终于经过一次坚决的斗争，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 蒋介石在武汉的时候，看到南京丧失，他暴怒、狂躁，甚至拍桌子、打板凳，这是事实，但是这是一手，他还有另一手。他正在寻求机会和反动的日本军阀谈判。这一次谈判如若成功了，那么就不是何应钦所订的“何梅协定”，把淞沪作为双方都不驻兵的地区；更不是胡适所说的把北京作为文化城，双方都远远退出，而是把中国的心脏所在，甚至更大的地区都送给日本豺狼了。但是豺狼并不满足，无论希特勒派来的大使陶德曼如何斡旋，反动的日本军阀宣称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这才迫使蒋介石走上继续抗战的道路。历史不会同样重演，但是历史会部分重演。《大金吊伐录》恰恰给我们上了这样的一课。金人攻陷开封以后，他们号称不以赵姓为和谈对手，于是张邦昌出来了，而赵家的九大王赵构却跑出去，一边逃跑一边抵抗，同时一边乞怜。这一次历史重演了，汪精卫做了张邦昌，蒋介石却做了昏德公、重昏侯和九大王，一身而三任焉。历史是重演了，然而不是同样重演的。 蒋介石在武昌，不是没有做过一些工作的。他枪毙了破坏抗战的韩复榘，吓死了借病避战的刘湘。这两位大将的死亡，对于当时的将领是产生影响的。台儿庄的胜利，替中国争回一些面子。但是问题还是有的。南京放弃了，广州放弃了，从保定退却，一直跑过了黄河，敌人还在数百里以外，长沙已经是一片焦土了，这应该由谁负责？然而蒋介石不问了。是不是来一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降称右将军呢？没有，蒋介石没有读过《斩马谡》，也不会表演。从1938年到1942年，战争是在继续着，但是在不断地失败中。黄河以北、津浦线以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的大城市都丧失了，但是抗战还在继续，现在所争的不是大城市而是在各县各乡，准备积小胜为大胜，终于扼死这头军国主义豺狼。 1939年，由于法币在西南大面积摊开，币值不但没有低落，反而略有回升。这是一个假象。1940年以后，情形开始不妙了。最初的传说是：刘湘老婆因为刘湘之死，大量囤积粮食，准备拖垮经济大局，为刘湘报仇。这是一种传说，无论刘湘生前怎样拼命搜括，但是要凭封建剥削，拖垮现代的经济结构，这是不可能的。主要还是庞大的军队开支，不是这萎缩的地区所能胜任的。何况还有蒋介石的令亲宋子文、孔祥熙这两位经济专家，他们盘踞着财政部，不愁不把中国的膏血完全吸尽。那时四大银行都有无限制的纸币发行权，蒋介石的中央银行、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孔祥熙的交通银行、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农民银行，他们都在日夜赶印纸币，面额也在不断扩大，一元、五元、十元，进而是五十元、一百元，抗战结束以后更加是天文数字，不可胜计了。四大家族不断用纸币吸收物资，物价也就不断飞腾。1940年如此，以后更是飞速前进。 1940年，重庆的参政院开会，蒋介石出席，参政员都到会了。 张申府提出通货膨胀的问题。 蒋介石说：“是有些膨胀，但还不是恶性膨胀。” 张申府说：“是呀，即使是通货膨胀，还没有恶到满街都是钞票，人人可捡，或是天空掉下钞票打破脑袋的地步。” 蒋介石说：“抗战时期，总得大家埋头苦干呀。” 张申府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仰头乐干，一向都是埋头苦干的，但是苦总要有一个一定的限制。” 就是这样的在嬉皮笑脸中，把这个通货膨胀问题讨论了。 苦的是孔祥熙，他长期当财政部长，当时一般舆论都认定他贪污。据说，当时财政部的小官僚坚决否认这句话。这是很自然的。他担任财政部长不只一次，就职的那个月，普遍发双薪，作为开门见喜，临去的那个月，又是普遍的发了双薪，作为临别纪念。他的印刷机正在日夜不休地为他制造财富，至于封建社会的落后方式，直接贪污，孔祥熙才真没有想到呢。 由于通货飞速膨胀，大学教师的生活完全改样了。最初是教授们惟恐房价太低，后来他们的住屋越过越紧缩了。有的索性跑到对河，捡着无主的山边田角搭起草房来住。虽然还不够滚地龙那样的普罗（Poor的音译），然而这批布尔乔亚只能是“茅茨不翦”了。 在乐山还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一次中央银行招考练习生，银行职员对着一个一个的报考者进行口试的时候，忽然瞧到三位中年知识分子，把履历表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职员不胜诧异地问道：“三位先生来是干什么的？” 三位教授齐声道：“是来报考的。” “啊呀，教授先生来报考练习生，太意外了，究竟为的啥子？” 人民服务队把门反过来，果然一对就上。他搭讪着说：“我们有的是盒子炮，什么人都不怕。副师长、新四军算个什么。” 这一夜新四军没有攻城，许午言的部队陆陆续续回来了，天明以后一点数，一个不少，就是枪支没有了，衣服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大伙都在那里唉声叹气。原来昨天一出城走了个把钟头，一个新四军也没看到，可是农民背着钉钯锄头来了。他们没办法，缴了枪。人数太多了，打什么？有些还乡团，夹在士兵当中，他们还要打，大伙就骂：“打什么？老子都不打了，你们算个什么，也在这里耍威风！滚吧，老子们不干了。” 许午言手下耍笔杆的倒凶得很：巴掌大的宣传品写的是“许家军，天下强，打得敌人叫爹娘”。许家军三个字一点也不错，天下强那就不见得，至于叫爹娘的确实有，不是敌人而是许家军本身。他们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新四军，只看到东门外一带的农村妇女，用大棒打许家军的屁股。 许家军回到泰兴城，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说是军士，他们没有武器，说是老百姓，他们身上都有一身破破烂烂肮肮脏脏的老虎皮。新四军没有来，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在泰兴城里直晃。军官们，据说还是有的，但是也披着一身破虎皮，枪把子也没有。 蒋管区的后勤工作，有美国人撑腰，倒是有一招的，不过一星期，大量的新军服和武器从镇江发下来。许家军又是一支队伍了。长腿连长吃饱了泰兴的蹄膀和鳜鱼，依然挂着盒子炮，但是精神没有了，只是唉声叹气。就是这批许家军，虽然穿得也还整齐，但是每个人仿佛是破了胆的皮球，一些神气也没有了。 春节不远了，泰兴的老百姓还在照例做扁团，蒸馒头，只看到一排排的许家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泰兴城第三次解放了。 厢屋南首住的杨家说：“昨天许家军先走了，半夜还来敲门，不晓得是好是坏，没有开，他们叽叽咕咕地走了。” 我们又逃脱了一次大难。 1949年的春季开学又到了。那时君遂、清於在无锡和南京，惠如在家养病，我带着君道从泰兴赶到口岸。蒋介石的军队退出了泰兴城，却盘踞在口岸的高港一带。说也奇怪，虽然新四军占领泰兴城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但是只在城的周围驻扎，并不急于进城。高港那里，蒋介石称为桥头堡。旅客要穿过桥头堡，搭上小轮，到镇江上岸。 这种桥头堡倒是值得考察的。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之初，南宋和金人对立的时候，那时两国以淮水为界，宋人的战略是“守江必先守淮”，这是完全正确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对立的时候，攻守的形势完全反过来，太平天国取攻势，清王朝取守势，在太平天国发动进攻的过程中，雷以诚死守盐运河的万福桥，扼杀了人民的攻势。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蒋介石淮海战役大败以后，谈不到守淮了，而由于士气不振，也谈不到守盐运河，那就守江了。可是江也得有人守，这就出现了这个新战术，称为桥头堡。从武汉到长江口，三千多里水道，驻扎着二十只左右的军舰，大的二千多吨，小的几百吨，大半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破船，这是守江的海军。北岸上呢，就是这些桥头堡。 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堡是什么东西呢？我和君道一同领教过。原来在高港码头北边一二里的地方挖了三五尺不到的浅沟，大约有七八条。从这条沟到那条沟，中间有路，沿沟有七八尺高的竹笆，当路的地方都有竹门，有三两个兵把守着。这便是堡了。所谓桥头堡，就是如此。凭着竹笆和破船，要抵挡百万以上的解放大军，蒋介石的头脑也就昏愦得骇人。不久以后，他下野了。蒋介石的下野与众不同。从1927年以后，直到1949年，他下野了三四次，但是不久他就自动上台。他的下野，实际上是集中精力，考虑出路的别名。但是李宗仁真糊涂，以为蒋介石下野了，自己就自动上台，进行二次和谈，准备重开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人民政权不许可的，也是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许可的，总之是利令智昏，蒋介石固然昏愦，李宗仁也不够聪明。 我同君道到了镇江，他去南京读书，我自己却到无锡。这时冯振心病了，不久就带同家眷，仍回广西。无锡国专由严伯乔和蒋石渠这两位主持。严伯乔也是国专第一期毕业生，做过国民党教育部的什么官，蒋石渠自己让一步，主要是希望严伯乔在南京想到一些办法。他们都不明白，国专唯一的生路，是靠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子弟，进学校就是逃避拉壮丁。现在蒋介石政权完了，拉壮丁完了，国专也走上完了的道路。即使国专还有真能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学术开辟前途的人物，也必然会因为时代的激变而感到手足无措，何况国专并不是这些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3月以后，长江北岸完全解放了，竹笆被人民烧了，沟沟坎坎填平了，长江水面上的二十几条破烂兵舰开走了，李宗仁的和谈特使也带着满脸灰尘回来了。和谈结束，公立学校瓦解，中央大学的学生正在组织起来，准备卫校运动，以免蒋介石的部下又来一次迁校。 国专也在变动中挣扎，4月里，无锡解放了，大家准备迎接这个新的时代。不管时代是怎样的动荡，君遂这孩子毕竟读完了专科学校。我的子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少，但都没有像君遂这次毕业给莲舫和我的喜悦大。我为他写了四条屏幅，写的是《木芙蓉歌》，篆书，可惜是写在蜡笺纸上，不能经久。同时我为他同班毕业的同学，每人都写了一幅立轴，或篆或隶。我总感到一个人能够好好读完高等学校的课程，不但需要自己努力，还需要同学的帮助。 这一年暑假前，君遂结婚了，娶的是秦允明，无锡人，国专同班同学，也是这一年毕业。子女的婚姻，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秋天以后，我脱离了无锡国专，在江南大学开课，人也住到荣巷。那时江南大学的校本部在后山湾，教师宿舍分在荣巷和梅园两处，无形之中把教师分成两派。我这个新来的人分配在荣巷。 文学院院长钱穆在解放以前跑了，两位系主任也解聘了，因此文学院是涣散的。理学院长顾心一是无锡人，和荣家的关系不够密切，农学院长郭孝纯虽然是广东人，和荣家关系好，但是在校的威信差一些。荣毅仁虽然担负着主任委员的名义，工作却交给沈位。 解放军进入无锡以后，建立了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行政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苏北行政区并立，江苏省一时还没有合并。苏南行政区以管文蔚为首，下设文教处，处长刘季平，副处长陶白。那时上海解放虽然迟到5月，但是特别市的形势已经确定，所以苏南文教处的管辖范围不大，刘季平、陶白的眼光也就集中到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的成立是荣一心的主动，荣一心气魄大、事业心强，而且江南大学实际上费钱不多，名誉极好，因此更配合了荣一心的胃口。荣一心死了以后，由荣毅仁主持。从1949年的秋天到1950年的夏天这整整一年中，学校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这个情况在1949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到次年春间便更加显著了。江南大学的办法是紧缩教师的工资，有时发三成，有时发二成。沈位担负着副主任委员的名义，执行着校长的工作，每周自上海来三天。 1950年劳动节，苏南文教处刘季平处长来校作报告，那时是解放之初，一般报告通常是五小时到六小时。刘季平也是精力饱满，始终不懈，看到听众有些厌倦的时候，不免还要批评。 报告完毕，刘季平处长慷慨地提出江南大学经费短绌，这是一时的现象，要大家对于学校的前途提高信心，特别是老教师，更要感到责任重大，要加强努力，为国家培养新人才。他同时还提出：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由江南文教处捐赠江南大学二千折实单位，和全校师生共同维持学校。 折实单位是解放之初为了应付蒋政权遗下的经济烂摊子而提出的一种计算方法，大约相当于一斤米、一尺龙头细布等等五种日用物品的价值。数字虽然不大，但是已经使一般人民的生活获得初步稳定，是应付通货膨胀后遗症的一种措施，在中国现代经济史里有着光辉的一页。 苏南文教处干部吴鹗这时担任江南大学物理系助教，是文教处的联络员，邀请江南大学教师五人赴文教处商谈具体办法。五人之中有电机系教授毕仲翰，化学系副教授杨晟，也有我。我们去的时候，由刘季平处长、陶白副处长接待。他们的态度，非常诚恳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于江南大学的前途，既寄以极大的希望，同时也抱有高度的热情。 两位处长对于我们极其亲切和蔼。他们希望我们帮助党，帮助国家，把江南大学办好。 “从哪里入手呢？”我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