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十节

后来，才知道青帮是一种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即使在明清之际，多少有些进步的作用，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初，已经纯粹成为反动派，或反动派的帮凶。徐宝山、徐宝珍是青帮，黄金荣、蒋介石也是青帮，泰兴的蔡鑫元是青帮，忠义救国军是青帮。在清王朝崩溃前夕，徐宝山这一伙，盘踞在泰兴的口岸和江都的沿江一带，是这里的大害。凡是得罪了他们的，就会有人暗地里把他背到江边，扔下大江。三哥肃清青帮的主张确是有鉴于泰兴的具体情况，但是他的视野，这时还仅仅限于泰兴，没有看到中国，没有看到世界。他对于阶级社会的祸害，更没有认识。人的视野是不断扩大，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 大哥名世淦，字丽生；三哥名世潆，因为他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闰四月，所以字闰生。我们这一辈是世字辈，因此我名世溱，在幼幼小学读书的时候，汪老师用“东里子产润色之”这句成语，字为东润。征兵出江的时候，各校学生全部出发，送到城外，给他们全部赠予红旗，在前清的时候，这样的欢送是非常罕见的。 我在幼幼初级小学毕业以后，1907年春天，襟江小学招生，我去应考，这一次录取第一名，实在有些意外。那次的试题非常特别，大意是问孔子在陈蔡的时候，历举门徒十名，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曾参不与其列，为什么后来说唯有曾参把他的一套本领接下来呢？我因为读过一本《四书义》，那里提到曾参那时年龄还小，不在门弟子之列，后来才把儒家那一套理论接过去的。这个问题，全场都没有答上，我凭着那本书居然答上了，所以在同班中得到一些重视，其实是偶然的。 这次同班同学有丁西林、张迭生、梅澹若、李仁溥、蔡荫溥等。丁西林考的第二，后来留学英国，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但是却以独幕剧《一只马蜂》得名，解放以后，做过对外友谊协会的副主任。张迭生也到过英国，回国以后，办过光中染织厂。梅澹若、李仁溥，还有不同班的常健东都在无锡读第三师范，后来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师，都很有名。此外还有一位杨叔鼐读过兵工学校，我离开广西第二中学工作的时候，推荐他去接班。 大约在这一年，龙璋已经离开泰兴，金先生也到外省做官去了，因此小学里的五位领导也起了变动。堂长是另一位翰林公沈海邱。这位堂长也不常到校，他白天在家里埋头抽鸦片，把校务交给吴筱山，吴的地位相当于后来一般学校的监学或教务主任。我们这一班分在两个自修室里读书，由学校另派两位高班生来照应一切：一位是周之德，一位是李煦春。煦春在解放以后，做过泰兴的副县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把他当作老师，他把我当作同班，总算是各尽其道了。周之德后来担任过乡长，多少有些鱼肉乡里的恶名。那时我们的国文教师是一位卞老师，据说本来和周之德同班，后来调作新生的老师，可是周之德还只是一个学生呢，妒忌、仇恨都在那里煎熬着。恰好这位卞老师给我改作文的时候，改了一个字，却没有把原字涂去。机会到了，周之德决不放松，他把这个字挂了一钩，改上的和原有的连在一处，句子不通了。他撮弄我去向卞老师请教。除了目瞪口呆以外，卞老师一句话也说不出。这还行吗？由周之德为首，这批大学生一直闹到沈翰林家里，终于把卞老师撤职，把蒙学堂的李燕贻老师调来，一切才得太平。我对于李老师是尊敬的，但是我对于周之德的作风却非常痛恨。 暑假快到了，仁溥哥和我从小是一起玩的，现在同学了，但是依然是小孩。学期考试前夕，我们约好要好好读一下夜书，可是六月中旬的月光特别吸引人。我们想一下，看看月亮，也没有大关系，因此同到操场去。跳远、跳高、赛跑，好玩的事情多得很。纺织娘也在叫唤，去看一下吧。我们听着听着，总想去捉几只玩耍。一只、两只，我们捉了好多。月光还那样皎洁，把我们的影子照在地上。真有意思，我们不是读过吗？“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时光已经不早了，还得读夜书呢？赶忙跑回自修室，大伙已经去睡了，还有一两个没睡的，也正在收拾书包。明天要考试，书是不是还要读？是要读的，但是自修室的灯就要灭了，总得趁没有熄灯以前走回宿舍吧。疲倦啊，可是还有明天。明天怎行？不要紧，在到教室应考以前，不是还有一些时间？总不会来不及看一看吧。这一晚我们表兄弟就是这样读夜书的。第二天早晨，考试之前，收拾笔墨，实在挤不出时间看书了。算了吧，我们本来不一定要考第一。 我们就是这样准备考试的。幸亏老师照顾，考试成绩还不太差。现在回想起来，孩子只是孩子，太高的要求有什么必要呢？ 暑假开始了，我又到鞠家巷季鹰哥那里去补习。季鹰哥是一位远房弟兄，和步二哥一样。他是在上海南洋公学中学部读书的，暑假回来，搞了这个补习社，主要还是?他的嫡亲侄子遗生。季鹰哥亲兄弟四人：老大伯雄哥在山西做官，那时还没有孩子；老二早死了，因此遗生算是两房共有的孩子；老三住在乡下，我没见过；老四是季鹰哥。这一支由于出了一个做官的，大家都让他们三分。季鹰哥一边上学，一边还得经管家务，所以特别忙。关于季鹰哥还有一段故事，因为他是个大麻子，所以又称四麻子。一次他去照相，取回相片以后，一看麻疤满面，他发急了，决心要去捣毁照相馆。做官的人家这样做，在当时并不算意外，幸亏他的二嫂出来力阻，照相馆才算免了一场灾祸。 补习社并没有什么学的，不过读三两篇古文，交两篇作文，此外便是读英文了，英文在襟江小学已经读过，并不太难。只记得有一篇说什么一位广西人遇到一位广东人，这位广东人是带着老虎耍杂技的，如此等等。我总觉得好好的中国老百姓，偏是那么“旷洞、旷晒”的，有些别扭。 在秋初的时候，季鹰哥和大哥说开了。他再三指出在泰兴上学没意思，不如到上海去，南洋公学，是如何如何地有名，附属小学又是如何如何地出色。大哥是店员，工资有限，即使三哥便中带一些钱回家，那更是微薄得可怜。我在襟江小学也是一样读书，首先不用缴学费，即使伙食比两年前差一些，每天还有两干一稀，早晨外加四个烧饼，都由学校免费供给。此外，笔墨纸张，再加几本书，总还有限。因此大哥很踌躇。季鹰哥两片厚唇皮一上一下地纠缠着：“丽生哥，你为什么这样烦心呢？到上海去，老六可以进一个好学校，这不是很好吗？至于用费有限得很。我们弟兄，虽远不远，大家帮助些，不成问题的。” 大哥是一向固执的，但经季鹰哥的再三劝导，却不由他不同意。好在还早呢，入学以前还要经过一番考试，是不是考得取，谁都没有数，因此同意先去试一试。第二章上?海?六?年 奋勇的青年跳过制造局的围墙，龙华的枪声像冰雹一样冲破了昏沉的天空。有人从龙华来，说是看到苍白的薄皮棺材停在马路旁边，暗红的血液还在一丝一缕地从棺材缝隙里渗出。 是谁指挥这场战斗？ 是陈其美。江苏都督府成立以后，久已撤消了陈其美的沪军教督。他被任命为工商总长，不过没有到职。现在由他重新指挥这一场战斗。 由于进步党和接受袁世凯津贴的报纸的反宣传，陈其美是不得人心的。是不是他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问题，没有证实，但是作为革命军的一位指挥官，他的形象是不够好的。 夺上海就得守上海，守上海就得守吴淞。从后来的经验看，我们懂得夺上海不一定要先夺吴淞，敌人不是从白茆港、从金山卫都可以登陆吗？历史上也有教训。夺南京的有几次是从挹江门外登陆的？相反，倒是从采石矶过来的，历史上就有好几次。 但是，那时革命党人的眼光却注视到吴淞。吴淞在袁世凯的军队手里，怎么办？先去夺吴淞。这一件事倒是顺手的。可不得不防备北来海军的进攻。谁去？钮永建去。这位矮墩墩、面色苍黑的上海县俞塘人去。钮永建在南菁书院读书时，就自诩为将才，到日本留学以后更加强了自信。他到吴淞，整顿一下炮位，计算了弹药，准备迎头痛击南下的海军总长刘冠雄所率的舰队。 对于制造局和龙华的袭击虽然没有得手，讨袁军的檄文已经发出了。黄兴赶到南京，他是讨袁军总司令，第一步是指挥徐州的江苏第三师冷?向北进军。冷?的对面是张勋，河南、安徽的边界上还有倪嗣冲。冷?不是他们的对手，阵脚没有站稳，已经没有撑得住的锐气。 黄兴是号召革命的勇士，但是长于号召不一定长于作战。敌人的声气正在逐步向南推进，他们说是讨伐乱党，安定国家首先必须统一，要统一首先必须讨伐乱党。 孙中山懂得要进行战争，首先必须制造舆论。《民立报》空论太多了，“萨威棱帖”的口号同“普提萨摩诃”一样佶屈聱牙，实在不得人心。《民权报》呢，骂是会骂的，但是谩骂不是战斗，要有理论，能战斗，才顶得住袁世凯南下的攻势。 这就为《公论报》的出版准备了条件。 《公论报》是一张四开报，每天只出四页，虽有电报和新闻，主要是社论和短评。这家报社是在江西路福州路口以南的一家歇业报馆的原址办的，因此印刷厂和排字房都现成，只待社论作家和编辑进驻，就可以立即刊发。 《公论报》的论坛，在当时的国民党可以说是齐整的，但是由于后来的不断转变，他们的结局完全不同了。 从南通市到唐家闸，总算坐了十几里路的车。在唐家闸遇到一位同乡，说是他听到泰兴城全给烧了。烧了以后还怎样呢？所以一位学生就不去了，我们一行剩得六人。我想就是泰兴城全给烧成灰，我也要从灰烬里看个究竟。出了唐家闸，车是雇不到了，乡里人不要钱，就是怕拉夫，所以我们还是走。背着包袱，提着伞，六个人一路走，这时候，我想学校上课的办法可以应用到走路上来。我们走五十分钟，坐下，歇十分钟再走。这样走路就变成了很规律的动作，路也走快了，也不觉得疲劳。年青人究竟是年青人，我们一路说着、笑着，甚至唱着，忧愁只搁在各人心上。 在薛家窑吃了中饭以后，我们还是走，一直走到石庄。远远看到孙传芳的军队，我们就绕到镇后去。这时一位学生到家了，我们还剩五人。时间已是下午四五点钟，我想离家还有九十里，不如趁第一天有劲的时候，多走一些。3月里天黑得早，我们摸着黑，七高八低地走到西来岸——泰兴、如皋、靖江三县交界的一个小镇。勉勉强强找到一家宿店，吃了晚饭，洗了脚，这一天的路程走完，我们放了心。店里的人问我们外间的消息，我们有什么好话告诉呢？大家抱着郁塞的心理，可是我们五人还是谈着一路的经过。 睡了一晚甜蜜的觉，第二天一天亮大家起来，总算雇到小车。车上人说只能送八里。好，八里就八里。过了这一段，我们还是走。半路上又和两位分了手，到季家市只剩我和另外两位。季家市住着我的一位亲戚，不过还没有会过面，恐怕初次会面，他要强留，所以我们先到小馆子吃了东西，再去看他。从他那里听到泰兴城还没有给烧去，但是城里究竟怎么样，因为电话打不通，路上又没人走，所以还是不清楚。亲戚是开铺子的，我托他先找两辆小车把两位学生送回家，以后他又派了一辆车子送我进城。临行承他之情，送了我两包点心。 季家市离城五十里，车上人送我四十里以后，到了十里店，不敢再走，就让他回去了。这里是泰兴通黄桥的一条大道，往常每天总有几千人来来往往，再热闹不过的，可是现在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十里店向西这十里路，我竟没有看见一个男人。后来在离城三四里的地方，才看见一位老婆婆，手里拿着铁拐棍，这是我所见的唯一的人类。天上的鸟也是一只没有，什么都是死静静的，村庄、大道和城郭。这是怎样的境界啊！ 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太阳在天上照耀着，我背着包袱，提着伞，捧着点心，一步步往前走。好几次想把点心扔掉，可是不忍辜负亲戚的好意，还是带着走。到了郭外，只见一路红旗：“欢迎白军长，欢迎郑军长，欢迎宋师长。”可是到处静悄悄，还没见到一个人。直到城边，才看到宋福田的军队。因为十五师不是孙传芳嫡系军队，所以兵士特别褴褛肮脏。他们的军帽真怪，好像是半截五升米的布袋，顶头还缀个英雄结，歪戴在脑袋上，差不多是戏台上打虎武松的兄弟。兵士有的还有步枪，多数只有手枪或小刀，刀柄上缀着一圈红绿布，真是野蛮人的色彩。他们有一切旧时代兵士们的恶习，酗酒、打架、斗骂和赌博。特别因为他们是败兵，说不上军纪，但是他们也有一切兵士们的好处，他们黄瘦枯槁的脸上，贪馋的眼眶中，还能看到一些朴素的意味，因为他们还是人。他们一共三团，差不多三千人，不过他们向商会要给养的时候，报数一万四千，大半的军队驻在城里，还有小半驻在口岸。 我到达城门时，就遇到一排这么套着半截布袋的灰色兵士。他们要查包袱，当然请查；后来他们又问纸袋里是什么，我就请他们尝尝季家市的点心。也许他们一向只看到人和人的关系永远是斗争，所以见我坦率，倒反而觉得意外，黄瘦的脸上，露出一丝丝笑意，好好地让我走了。托着亲戚的照应，总算两包点心打破了一道难关。进了城，还是一路的红旗，“欢迎，欢迎”，但是看不见一般居民，只看见无数士兵骑着马，背着枪，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卖烧烤肉的摊子，十步一处，二十步一处，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 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想着前门好歹是打不开的，绕了路去打后门，打着打着一边还不断地报着自己的名字。好久以后，才听到开堂门，搬家具，拖杂物，拉门闩的声音。我进门以后看着，原来大门和后门都堵塞了。我们差不多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围子里。泰兴城里就有这么几千个围子，大家都堵塞在围子里，把一切的街道、公署、祠宇、学校，都交给兵士们，让无数红旗挂在大街小巷里去欢迎他们，但是人们轻易不和兵士见面，这样泰兴城里就有两个国都：兵士的国都和居民的国都。每一个围子和另一个围子接界的地方，要是只隔一道墙，就在墙上打个洞，这样万一兵士们闯进一个围子的时候，居民就可以乱窜，窜得他莫名其妙。至于临街门窗，那是都堵塞了。这两个国都里，一边是马蹄声、枪声、刀声、打架声，一切都有；一边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说话，好像是都死去了一样。就是在兵士的国都里，万分嘈杂之中，也都是一股杀气，什么生气都没有。所以整个的泰兴，就在1927年的春天，直沉到坟墓里去。 到家以后，看见妻子，看见孩子们，看见其他一切的人们。谢谢，总算亲人都健在，但是一时还想不到脱险的法子。莲舫显然是病了，面色黄澄澄的，流露出无穷尽的忧愁、焦虑和烦闷，不时呕吐，已经够使她精神失常了，何况加了这样一种围城的威胁。我这次归来，显然是她没有预想到的，因为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多时，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她的意外，因为她明白要是我知道家乡危急，一定会回来的。总之我的归来，好像给了她一重保障，但是我有什么力量呢？尤其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外边的情形一天天坏下去，军阀部下的兵士们本来是穷人，全无出路以后才披上了老虎皮。再加这一次宋福田的部下，从江西跑安徽，从安徽跑江南，从江南再跑江北，一路受到革命军的威胁，使得他们气都透不上来，茫茫如丧家之犬。可是他们一路发的财真是不少，有的把成串的金戒指当作带，有的手臂上套着好几副金手镯，有的把银元成排地钉在贴肉的背心上，有的钞票多得没法数，就只知道一共有几个卷儿。他们受了伤怕进医院，惟恐医生会把手臂割去，连带金镯也不得回来。他们中间最普遍的娱乐，自然是牌九。“朋友，你的庄，我押两卷票子。”就是这样把日子混过去。输了以后，他们会抢、会偷，不一定到外面去，就是他们自己的伙伴里，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争执。有时我们遥遥地听得他们的中间砰砰两下，就猜到也许兵士们自相残杀了。里面情形如此，外面更可想而知，这样杀，杀，杀，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 宋福田并不是挺坏的人，他曾经因为河南故居被土匪烧杀而痛哭悔恨，他曾经召集全师在公共体育场垂泪告诫，就是5月他最后离开泰兴的时候，他在开拔的密令里还曾再三叮嘱部下要维持军纪，不要闹乱子，这是在他走了以后，我们搜查军官住所时看见的。所以后来1928年他在山东因为作战不力被孙传芳枪毙的时候，我们真不禁为之慨然。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宋福田躺在司令部鸦片榻上，只知道向商会要给养，根本就压服不了团、营长，团、营长压服不了连、排长，连、排长压服不了士兵，成天乱哄哄地就像死了蜂王的蜂窝。 我到家以后，莲舫算是可以睡了，就这样衣不解带地躺在铺上，在多少天目不交睫以后，这是一种休息。我把煤油灯卷低了，坐在阴沉沉的光线中等待着一切。这时地方上什么保障都没有，巡士不敢上街，连打更的更夫，也因为有一个被兵士揍了几下，大家不敢出动。更漏是没有了，只有时辰钟的钟摆“的搭的搭”向两边晃，连长针都懒得向前拖。远远地只听得马嘶，枪拐子响，有时还会“砰”的一声，接着也许是一阵神号鬼哭。有什么法子打破眼前的困苦呢？我还是坐在阴沉沉的光线中期待着一切。 最后，我们期待的风暴毕竟来了。在沉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无尽的愤慨和郁怒，慢慢地形成了意志，意志又化为力量，以后毕竟趁着外来的机会，一齐爆发了，这样就给1927年，留下一些痕迹。 宋福田占据泰兴的时候，泰兴民众就在做反对军阀的秘密工作。这一群民众当中，有知识分子，也有非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1927年以后，他们有的做了官，有的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有的堕落了成为地痞和流氓，有的埋没到黜陟不闻、理乱不知的地步，可是在1927年3月底，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一致的努力，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同一的压力。 宋福田的军队在泰兴造成恐怖以后，民众随即组织民团，他们没有现代武器，但是他们有广大的人群，在偏僻的场所，割断电线、拆毁桥梁，到处妨害部队的交通。城里有几架印刷机秘密地加紧工作，天黑以后，不断地向各处播散宣传品，传着人们所期望的革命军的消息。所以宋福田的部下也陷在恐慌之中。恰好这时赖世璜的十四军已经从江阴陆续开到靖江。赖部的北进，据说是出于靖江人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是无论如何，革命的威胁已经过了长江，孙部愈加感到恐慌。所以到3月底，宋福田的军队就从泰兴向黄桥退却，此时孙传芳的大队尚在姜堰，这样他们就结集在姜堰、黄桥、蒋垛一带，再次造成了负隅的局势。 我赶到庆云寺。钟鼓楼下面，正寄顿着孩子的棺柩。莲舫看见我到了，眼泪像雨水一样地直泻，号啕大哭。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直泻下来。我们都觉得前途完了，没有了。十一年以来，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达身上。其他还有四个孩子，但是总觉得女孩子要脆弱些，经不起风雨；君遂是男孩子，可是比君达差多了。我们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这个小小的家庭，总觉得是一个特大的打击。 那天下午，我到苏家巷去。君达在校，是一个有名的顽强而又努力的学生，有时也到奶奶和伯伯家去，因此母亲和大哥都很关切。 我只有安慰母亲说：“孩子去是去了。这是逆事，妈妈不必苦恼。” 大哥说：“那位张先生是泰兴城里有名的火星菩萨。大剂的热药，不知害过了多少性命。” 这位张先生后来我也看到。在我问到为什么要用大剂的热药，他很沉着地说：“书上都是这样说的。不相信尽管拿书看。” 我没有看过这些医书，但是从这位张先生我却认识了自古相传的一条真理：“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那大舅，莲舫的哥哥霁澄更加出奇。他和我说：“君达的情况我知道的。那时戴凝之的老四也搞上了脑膜炎，戴家专人到镇江找着脑膜炎专家来泰，进行治疗，效果很好。情况我都清楚，可是病不荐医，我没有和莲舫说。” 我结婚的时候，霁澄到美国去考察教育，回来的时候，到过南通。那天去访我们，恰值我正上课，事后才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不够理想的，经过这次言论，我对他的看法更差。以后我们的关系更疏远了，直到抗战以后，那时他的事业在各方面都失败了，他的气焰也差不多都消除了，我们才逐步地接近起来。 城中小学的校长邵渐逵总结了这两个月来的损失，他说：“今年城中小学失去了一位好教师，也失去了一个好学生。”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慰了莲舫，还是回到武大。 那时正在开工建设新校舍。图样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在颐和园，漂亮是漂亮，可是这是宫殿和庭园的复合体，不够雄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是旧式房屋，反映不出时代的新貌。武大的蓝图确确实实是雄壮、伟大。除了前山安排了十八栋小洋房，作为“中执委”们颐养的所在，学校的重心安排在珞珈后山。中间的大平川，经过整理，作为体育场。面南的高坡上安排着四座四层建筑物作为宿舍。宿舍之间是一道直上山顶的石阶，共有三道，每道四层。从阶道上去，是广阔的山顶，安排了三座大楼，东是文学院，西是法学院，中间是图书馆。图书馆中间是大厅，作为阅览室，这座阅览室可真伟大，下边是几百人的座位，上边是穹顶，中间没有一根庭柱，更显得宽敞雄伟。从这三座大楼向前看，是水泥的广场，靠南端，正当三道石阶的顶端是三座厅屋，可以作会议室和报纸阅览室。三座大楼是正屋。斜坡向左是理学院，建筑得更玲珑，有阶梯教室，也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可惜的是设计得太巧、太漂亮了，因此必须花费很多钱，而实际可以利用的面积却不够大。斜坡向右是饭厅和厨房。第一期建筑里没有安排工学院，只在湖滨建筑一座小型的工场，暂时在那里安排教室。 这幅蓝图是大家都看到的，特别吸引人的是那宿舍和三座大楼，远看竟是八九层的大型建筑。最后决定由汉口几家建筑公司公开投标。得标的是六合公司。 六合公司是中国人办的，他们经过审查，觉得别的问题不大，只有图书馆的大厅太大了，又没有一根柱子，惟恐负担不起那个大型的穹顶。 “这是德国建筑工程师设计的，安排柱子就怕破坏结构的形象。”武大的“中执委”对于中国人的建筑公司并不十分相信。 “要是不安排柱子，那时穹顶万一掉下来由谁负责？六合公司没有负担这个责任的气魄。”六合公司的经理说。 德国工程师的设计，他们是重视的，但是“中执委”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三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建立在校舍建筑上的。北大、清华，乃至浙大，这些学校的声誉是建筑在学术成就上的，武大呢？除了这座新校舍，还有什么可以提出来，这是关系到学校前途和“中执委”们自己前途的。经过郑重考虑，他们决定还是安全第一，终于采用了六合公司的建议，在图书馆的穹顶下，加了四根巨大的水泥柱子。 还有那前山的十八栋呢，这是“中执委”们的菟裘，他们在学术上、事业上、声望上有了宏伟的成就，总不能和一般人一样，住在简陋的蜗居棚里吧。好在这些小洋房花钱不多，设计不难，在校舍落成以前，早在前山建筑好了，到1931年的夏天，权贵们带同他们的妻室儿女，箱笼瓶罐，乘着学校的汽车陆续搬进。 1931年的夏天又添了一位老乡，丁燮和，燮林的弟弟，工学院教授。家乡人更多了。燮林和“中执委”们的关系特别密?，因此也住到十八栋。戴铭巽、罗树声、叶静远还住在单身宿舍。宿舍本来是四栋四层，按千字文分列斋号。教师们住在天、地、玄、黄这四个斋号里。我住在黄字斋。这里还有历史系陈祖源，苏州人，化学系许熙生，宜兴人。我们常在一处闲聊，许熙生眼看着新校舍和十八栋，叹了一口气：“快乐环境啊。” 我们也得公道一些。“中执委”们的伟大前途，虽然局限于建筑起来的画栋雕梁方面，究竟还没有忘去所谓的学术成就，这就是要办刊物。《文哲季刊》、《理工季刊》、《法学季刊》就是这样陆续出笼的。主编的是“中执委”，执笔的就是教师。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写，不过主编们点名的也很少不给写，好在名为季刊，其实每年出一本的也有，出到两本就算很不错了。每期印五六百册，大约赠送和卖出的不到一百册，其余搁在仓库里，好在房子多，还有地下室，不愁没有去处。季刊有了，这就无形地为学校的学术地位撑了腰，至于季刊的不足之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正如古人说过的“茂林多枯枝”，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 自1929年以来，各系都有了三四年级，一位院长已经忙不过来，因此各系都设置了系主任。文学院共四位系主任：中文系刘赜，外文系方重，教育系高翰，历史系李剑农，但是大权都抓在院长手里。历史系的李剑农是老朋友了，外加是湖南人，总是大局为重，但是在知己朋友面前，有时说起：“给人当系主任，要人负责，可是一些权也没有，教人怎样办！”刘、方、高三位都没有意见。校务会议的时候，各系负责人都要出席，发言的除“中执委”外，人数不多。 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英文国学论著以外，又开大一写作课，因此确定是中文系教授了，同系的还有周子、游国恩、刘永济、刘豢龙、徐天闵、张西堂、钱南扬和老同学谭戒甫。子不久去世，国恩、豢龙、西堂、南扬先后他去。刘赜是黄侃的学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虽然没有新的成就，但是多少也传了黄侃的一些门径。由他当系主任，这里正见到通伯究竟在学术上是外行，和闻一多语文分家的主张完全不同了。我曾问过戒甫，刘赜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戎甫说：“刘赜吗，那是我们湖南人说的‘昧子’啊。”看来通伯把刘赜提出来，主要是因为他听话，不多提主张。 那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新课，一般学术界没有什么论文发表，因此我陆续把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论文写出发表，主要是借此求得一个请教的机会。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和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都用文言写出来，多少有些脱离时代。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我所以用文言写论文和讲稿，只是告诉他们一声：“‘之乎也者’并没有什么奥妙，大家一样地写出来。”在这里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唐老师。不过我除散文以外，同样写过诗词，写过骈文，所以，“桐城谬种”这个雅号，对我并不适用。 搬到新校舍以后，那位胡博士来了。这时他还没有把那“只谈问题，不提主义”的理论提出来，平时总在表现他的历史癖。博士一来，震动了全校，“中执委”们忙得屁滚尿流，又是演讲，又是座谈，热闹非凡。这个声势，比罗教授更加喧赫。学校为他安排的是中国史六讲，地点在大饭厅，时间是晚饭后七时开讲。这个安排是为了全校学生，文法理工各学院的师生们都有机会听到博士的崇论宏议。我还记得第三讲的标题是“老英雄裹创思再战”，主要是讲的南北宋。只要看看题目，就可以理解到博士把中国历史局限于赵姓王朝的兴废，而对于当时国内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并没有大致的概念。我年龄虽不大，饭厅也不远，可是把一晚的工作时间，消耗在博士的长篇宏论方面，实在并不值得，因此不再奉陪。 但是“中执委”们并不放手。在珞珈前山北麓的招待所又安排了一次文学院教师座谈会。设计并不错，在松林之下，三人一堆，五人一丛地坐着，陈通伯陪着博士走来。通伯在前面吆喝着：“今天的座谈，不拘形式，在这里大家随便谈呀。”我因为英文国学论著的问题，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和他见过一面。后来陈登恪告诉我，那里的一切开销全是由宋子文承担的，所以那一天尽管到场，终于是无话可说。 那时我已从半壁街搬出来，住在圣陶的对河，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的。 竹公溪是乐山城北的一条小溪，从绵竹铺下来，汇合了江公堰的堰水，再向东南流，到张公堰的口外，倾入岷江。这是长江支流中的支流，河口有六七丈宽，上面很窄，有时只有一两丈光景。冬季水涸的时候，只有尺把深，水清见底，但是到了夏天，白崖一带的山水冲来，可以涨到两丈以外，两旁的低田，有时浸到水里，于是浩浩荡荡，成为一片巨浸，水也混浊到发红，这是山溪的本色，不过在平时总还是静静地流过，只有夜深以后，或许在一两里内，你会听到张公桥下面的水声。 圣陶住在竹公溪右边，我住在左边，是当地陈姓的别院，由经济系的钟兆租下来，分给历史系的陶音、法律系的李浩培和我同住。经济系的一位讲师彭迪先也在这里包伙，因此平时是很热闹的。 我住的那一间特别暗淡，下午以后，光线就很不够了，可是工作很多，不免要坚持下去。记得一次大雨以后，墙壁上破了一块，这种情况，在我们家乡不多，在四川也许因为经常雨泽滂沱，倒是常有的。这一堵破壁有时迎来了阳光，反而有利于工作。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物或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切的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的看法便得要灵活一些。 助教朱某某到西北大学去了，中文系出了助教一缺，那时本系毕业生周大璞，河南固始人，正在乐山盘桓，没有工作。这是一位老实人，我把情况和通伯提出，那时他的文学院长职务还没有解除，因此向校方提出，刘主任没有异议，这一来系内解除了朱某某的搬弄，没有添出新的枝节，确是一件好事。在以后的岁月中，周大璞对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叶圣陶是在1938年来校的，那年因为他在9月份到校，所以这一个年度，校中只给了十一个月工资。现在他准备离校了，和校中结算，提出这个月的工资问题。王星拱在覆信中说是9月份到校，只能由九月起支薪，并且郑重地说起：“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语气着实严重。圣陶非常气愤，一边放弃要求，一边提出质问，大意是说一般教师都是8月份学年度开始领薪，9月份开课，为什么对他有这样不同的待遇。他把信稿给我看过，我提出补充二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圣陶看了大为高兴，随即补上，这就清脆地给王星拱以一个教训。 事实上，在解放前的机关里，以公帑为馈物，是常见的事。在腐败的官僚机构中，固然是毫不足怪，在这些自命的“金德孟”中，也随时如此。某先生出国，已经在武汉大学领取一份官费，浙江建设厅再给一份官费，这是“以公帑为馈物”。某某到西北大学，由助教而给与讲师的聘书；某先生来武汉大学，由讲师冒称副教授，随即由王星拱发给教授聘书，这也是“以公帑为馈物”。还有那号称清廉的顾某某，在交通部长任内，指定平汉铁路局按月拨款四千元给武汉大学作为材料检验费，武大当即作为专款保存。其后顾某某下台，以两袖清风为理由，向武大提取五万元。什么“不以公帑为馈物”，什么“金德孟”，我在武汉大学都亲身领教过的。 不久以后，圣陶辞职了，由四川教育厅长郭有守安排了语文视察员的名义前去成都。晋生也辞职了，去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学工作。他们两位去了以后，也给我安排了外语视察员和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工作。对于朋友们的好意我是感激的，但是我一时不想离开。 1939年来武大的时候，我是准备好好地工作的，不料遇到的不是工作而是斗争。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斗争要有一个斗争的架势。泰兴人有句话：“打死不离战场。”才交手三五回合，就赶紧退却，给人看脚板底，当然这与外国商标的“金德孟”无关，但是这种国货的君子之风，也实在窝囊得令人发笑。斗争就是要扎硬寨，打死仗，固然在必要的时候，不妨作一定的退却，但是退却是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而不是逃跑，更谈不上把战场交给共同作战的朋友，而自己跑到太平的角落里自鸣清高。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力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命运是注定了，没有必要退却时，我是不会退却的。 但是我还有个家呢，那里有我的妻室和我的七个子女。在南通的时候，我在每学期的中间都要回去一次。在武汉的时候，因为路程太远，谈不上在学期中间回去，但是每学期最长不过十八九星期，我在书架上贴着一幅登楼图，上楼九级，中间停顿一下，下楼还是九级。虽然对于工作，对于读书，不容许有任何放松，但是我在每周每周的进行中，总要看一看登楼图，九周一过，已经上楼，?过九周，就是温暖的家庭，亲爱的人了。一周一周的过去，我是如何的盼望。但是现在不同了，虽然邮件还能辗转到达，很少失落，但是有时二十天来一次，有时三个月来一次，望穿双眸，依然是“断肠人在天涯”。 是不是可以回去呢？可以的，从乐山到成都，从成都到西安，以后经过洛阳、开封、商丘、十字河，还是可以乘津浦路火车的。但是也许有人可以，我不能。因为我那位老同学，在梧州省立第二中学同事，我这次入川时还在上海见面的陈柱尊已经由南京伪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长进为校长了。他对于我是了解的。那时由十字河向东，只要一上火车，敌伪的特务没有不了解的，万一我到下关车站，不愁陈柱尊不会来找我，那时我能接受他的聘书，到伪中央大学去教书吗？父母生我的时候，不是准备我去当汉奸的；三哥在南京为革命杀头的时候，不是为我这小弟弟作出这个榜样的；即使我的大哥，无论他对于兄弟曾经进行好的和不好的种种不同的处理时，也没有给我这样的范例。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但是我不能不怀念我这个家庭。平时做诗，这时也做诗；平时不填词，这时偶然也填几阕。这里录存几阕：浣溪纱 小字红笺望更赊，谁怜飘泊又天涯，薄寒轻袂一些些。还是赢来河满字，可曾闰得海棠花，朝来山馆雨风斜。 阮郎归 十年万事海茫茫，天涯神久伤，萧条两鬓欲成霜，秋来漏更长。数落叶，倚回廊，月明正绕墙，引杯那得不思量，风光最断肠。 减?字?木?兰?花 归心渐懒，憔悴情怀天不管，无限凄凉，紫陌春风日夜长。小园依旧，独对寒香镫影瘦，最是江声，流尽年华白发生。 踏莎行 短睡瞢腾，轻寒倚侧，归心欲度春无力，别时容易说明年，可怜一路邯郸直。水阁重临，山楼小立，飞鸿尽处望难极，斜阳颇奈又黄昏，梦魂不到华胥国。 清平乐 倩怜密爱，往事分明在，一寸芳心愁欲碎，记得那人眉黛。柳梢小蒂春融，梅花浅蕊香红，莫遣夜阑镫永，轻寒湿透帘栊。在这时期中，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来了，他为西南师范学院约人。贵阳师范学院约我去当系主任。谭戒甫也从西北大学来信，谈起他自己要南来，希望我去接他的系主任职务。但是武大中文系的情况未定，我想在这里多耽搁几天，见识见识。 1940年秋天，那位专家徐教授好久还没有专课，恰好重庆教育部的新章，大学中文系可开传记研究这一课。传记研究是什么东西呢，可恨那位南关祭酒许慎先生在那本万宝全书《说文解字》里没有明白交代，这可苦了我们这位《说文》专家。翻翻别的书吧，可是刘主任是不读那些歪门邪道的。但是刘主任毕竟是有才学的，想起传记必然是什么古文之类，于是搬动这位专家徐教授开传记研究这一课，而且为了慎重起见，在传记研究下面注明本年度开韩柳文。这就是说这一年是韩柳，以后是欧苏，是王曾，总而言之，都是传记，由徐教授以专家身分包下来。 有什么办法呢？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无奇不有的，而专读《说文解字》的刘主任居然想到古文八家，作为传记研究来开课，已经很不容易了。《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说：“瞿太太广有才情，于是拿别条来比拟。”这原是兴国州的故事，好在那里离刘主任的家乡广济不远，流风余韵，宛然犹在，这也算是“拿来比拟”吧！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故，我对于传记文学却感到一种爱好，从那时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里。不但是业余，有时竟把传记文学作为正业。我的遗憾是我读的外国传记著作不多，没有能够充分吸收他们的写作经验；同时我的写作能力也很差，没有能够写出较高水平的作品。 在这次决定以前，我曾经对于《诗经》、对于《史记》、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过一些工夫，现在看来这方面的成就很有限，因此都放弃了，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是有不少的列传，但是那是史传，每一篇传的写作无论怎样高明，都是为说明这部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文学作家所作的传记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长到宋人所作的行状，也不过几万字，写了人物，但是没有交代时代背景，脱离了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韩柳欧苏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其实际只是速写，不是传记。 《译尼古尔逊英国传叙之发展第六讲》手稿这就迫使我不能不沉下心来仔细研读西方作家的作品，从罗马的勃路泰哲到英国的斯塔雷奇、法国的莫洛亚。莫洛亚的一本传记文学理论，是我所见的唯一的理论书，但是武大图书馆只能借出一个月，而不断学习是完全必要的。我没有打字机，因此我连读带译，在一个月内，把这部理论掌握了。经过刻苦钻研，我才认识到在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在读书方面，我决心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 读了外国的作品，不能不知道中国的作品。我早年曾经浏览过二十四史的史传，对文?的作品，多少也有些认识。我连道家的什么内传、外传，佛家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也不敢放过，最后写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古代的作品。 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为对于汉魏六朝的叙述太简略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叙述也就必然地简略。这样我就开始了辑佚的工作。我从《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以及类似的畸零琐碎的著作里搜求古代传记的残篇断简。有时只是几个字、十几个字；有时多至几万字。我利用这些材料和道家、佛家的材料写成一部《八代传记文学叙论》。记得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吾庐里抄集的时候，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惠远传》，作为这部作品的附录。 《传记文学与真实的人》手稿外国的作品和古代的作品是读过一些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的中国人。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必须自己能写出一部有阅读价值的中国人的传记。写谁呢？最好是写现代人，但是有困难。首先，时代距离太近，是非没有定论。这还不要紧，我写的东西，主要由我自己负责，有定论固好，没有定论也不妨，即使我的结论错了，把这部作品扔到垃圾堆里，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不够。公开的材料不够详细，私家的撰述也不尽可靠。国外的大人物常有保存来往信札和当年报刊的习惯，中国的大人物对于这样的习惯还有待于养成。即使有了一些材料，家属又视同祖传奇珍，轻易不能外传，更谈不到容许无名少姓的人参加这份工作。所以，要搞传记，依然不能不从古人中着手。这是一种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经过较长的时期是不可能克服的。 但是写古人，也有很大问题。古人是过去了，过去的史实，倘使和现代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一切没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时代不需要的。所以这里的难关是既没有叙述现代人物的条件，同时又必须具有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考虑到历史人物，而这个人物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倘使这是一般读者熟见习闻的，那么即使我们辛勤叙述，意义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你的作品没有特定价值，所以也就不能具有存在的理由。 在没有动手以前，问题一大堆，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然后才能进行工作。 “什么价值？” “十瓶就是黄金一两。”我说。 “哪有这样的道理！倒要问一问卫生局。我替你去买。”伍说。 “不用费心了，动官动府的也是麻烦。” “我们也会去找个官儿对付他们的。” 我看到伍叔傥的样子做得逼真，但是我也知道他决不会去做的，因此谢谢他的好意，经过一番寒暄，我们分手了。以后没有看到他，只知道第二年他也被解聘了。解放初期，听说到过上海，以后就不清楚了。 我没有在南京耽搁，随即回到无锡。惠如在中大医学院，病情没有好转，以后送到泰兴。清於那时在中大医学院，只是实习生，总觉得医师的话没有错的。惠如的前途是很渺茫了，没料到最后在泰兴的一个学徒出身的医师手里居然好转，这里主要在于惠如的坚强的求生意志和莲舫的精心调理。 物价飞涨，生活煎熬，1948年上半年真是不容易度过。无锡的商店并没有关门，但是每个人都感到苦难的压迫。有时下午四五点钟，店门还开着，只要听到火车汽笛一响，立即打烊，把门板关得严严的。火车一到，上海来客像发疯一样，朝街市里面狂奔，只要有一家商店没有来得及关门，他们就迈进来，东张西望。 “先生，你要买什么？”店员们神情不安地问着。 “唔？都要都要。”上海来的顾客说。 他们的钞票，五万面额的，十万面额的，多到数不清，会把店里的存底统统买去，有的甚至连模特儿身上的衣服也剥个精光。 一切都在洗劫之中，生活就是痛苦。可是南京正在表演一出选举总统的喜剧。怎能不表演呢？制订宪法为的什么？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为的什么？那时竞选国大代表经常和棺材联系在一处。有的地方选举是公开的，你爱投哪一位当代表都可以，选举完毕，当场把选票柜封好，送到县政府，第二天公开计数。封是封好了，早一晚在县政府把柜底拆开，将选票全部换过。这一套办法称为“倒棺材”。南京有一位竞选人往选举场抬进一具棺材，声称如不当选，立即自杀，棺材就是证明。这件事当时拍成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外国新闻记者还用传真电影把照片寄回去，作为中国人热心选举的证明。 国民大会代表全部决定了，在南京开会，进行选举大总统和副总统。大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但是要经过选举的手续，还得配上司法院长居正，作为竞选人。选举的结果是蒋介石当选。 副总统的竞选可热闹了。当时竞选人有三位。第一位孙科，是蒋介石指定的，又是孙中山的儿子。第二位李宗仁，桂系领导人。第三位程潜，广东出兵北伐时的第六军军长，蒋介石部下的高级将领大半是程潜的湖南同乡。在第一轮选举中，三位候选人都不能获得过半数，蒋介石有的是枪炮，孙科有的是黄金、美钞；但是李、程两位也都有，一齐亮出了法宝，南京城里的菜馆，真热闹，除了半夜以后勉强能交睫以外，成日成夜地忙着。 枪炮是能起作用的，蒋介石对李宗仁，并不吝惜子弹，有时也确能解决问题，但是把枪炮拖进选举场的事究竟是不多的，蒋介石还没有决心开创这个先例。对付程潜，那就是困难了，支持他的人都是蒋介石的得力将领，蒋介石总不能要他们把枪炮对准自己人啊。南京城里的菜馆，即使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工作，都不能解决问题。 多一次选举，多一次胶着。三位候选人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最后还是由程潜出面解围，他看到自己的选票不足三分之一，当选的希望本来就不多，在向同乡的高级将领们面致谢忱以后，正式声明退出竞选。 竞选者剩下两位，蒋介石因为孙科的选票虽然不足二分之一，却一直领先，看到程潜退出竞选，胜利在望，特别高兴。不料孙科的声誉实在太糟了，甚至在蒋介石严令禁止囤积以后，他还囤积着四百万斤大米，不问多寡，有钱就要。这样的副总统，实在上不得台盘，于是大家一致公举李宗仁。 孙科落选了，他倒还看得开，可是蒋介石却气坏了。多年以前，当李宗仁落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本来预备结束李宗仁的生命，不料留到今朝，作为执政的伙伴，这一气险些把他气个半死。李宗仁多年以来久已学乖了，他想总得设法赢取蒋介石的好感。总统就职日期已经不远了，他派人专程到上海西装铺订置大元帅和副元帅的军装，先期把大元帅的军装奉上蒋介石。总算好，全部赏收了。不料到总统就职那一天，李宗仁全副武装，披着副元帅的军服伺候着，蒋介石却是长袍马褂，一步一步地登上高台。那一天他们两位这一出哑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秋天，我在江南大学兼课，教的是文学概论。那时钱穆是江南大学文学院长，李雁晴是中文系主任。 江南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太湖边上的后塘湾，小矶山的对岸。当时很有名，主要是因为肯出高工资，吸收上海一带各大学的优师资。事实上那时的大学久已不像大学，教授也不像教授，为学术而工作的没有了，主要是为工资而工作。我也是这样的一员。这里只是列举事实，没有一些贬低的成分。 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以面粉厂起家的，以后又办纱厂。他们遭到绑票以后，家族四出申请，提到办私立大学。好心的人为他们奔走，肉票赎出，大学居然办起，有声有色，荣家的声望顿时突上，由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主持校务。 我到江南大学那一年荣一心已经死了，由荣毅仁任江南大学主任委员，申新纱厂的一位高级职员沈位任副主任委员。这座大学有三个院：文学院长钱穆、工学院长顾心一、农学院长郭孝纯。文学院有两个系：中文系主任李雁晴；外文系主任张云鹤，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兼任的。这个院和那个院，这个系和那个系，这位教授和那位教授之间都有一些摩擦。在解放以前的蒋管区，这是毫不为奇的。 1948年寒假到了，我匆促地回到泰兴，那时正是三次解放的前夕，家里到处都是蒋介石的队伍，据说是一位许午言师长的部下，这位师长始终住在镇江，没有见过，他的队伍可真散漫，满地的传单，满地的便溺。他们经常去乡间布防，战事倒不多，一到村上把农村的东西都作为战利品带上来了，肉也有鸡也有，乡间土布也有，甚至连乡间人的二轮车、水烟袋也缴上来了。这个师的人民服务队住在我们的厅屋里，一天到晚抄抄写写的不知搞些什么。堂屋、灶屋都有士兵住着，厢屋里住着连长，堂屋里的士兵们搞到猪大肠，倒了满杯的酒，请房东参加他们的宴会，我只有忍着猪大肠的臊气，和他们喝酒。 连长是四川人，瘦瘦的，很精灵，可是和一般四川人不同，高高的个儿，有时走到我书房里直叹气。 “真背时，”他说，“军校的同班同学当营长的，不知多少，当团长的也有，可是我到今天还是连长。” 我一边安慰他，一边说：“事情也说不定。今天是连长，过了十天八天，当上营长也是有的。” 连长把长腿一伸，他说：“是呀，什么事都说不定。房东先生，你看仗还要打多少次？” “那怎能有个数？就是打来打去，还不都是苦兄弟遭殃，有什么打头呢？” “都是苦兄弟遭殃。”连长似乎很有感触，他苦着脸，把长腿一收缩，挺起身来，到厢屋里去了。 约摸到了阴历十二月半以后，一个早晨，士兵们蹦蹦跳跳地高兴起来，他们准备出东门去和新四军作战了。看他们那快活样子，大约认为新四军是来摆样子的，没有什么真仗好打，这次出了东门，准有些外快，因此每个士兵都露出了准备发财的脸色。我和莲舫说：“我看他们八成要失望的。” 莲舫没说什么，看来是同意的。 喇叭的声音哇打打、哇打打地一直在号哭着，不久也停止了。 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一个兵士回来了，没有了枪，军装也是披一片挂一片的。进得房屋，首先便去找同伴们的包袱，拣值钱的塞进自己的口袋，以后直到天黑，又来了三五个，一直没有到全。 早些时候，厅上的人民服务队还沉得住气，天一黑，有些沉不住气了，走到堂屋问莲舫说：“前面的两扇门哪里去了？” “不是你们的副师长拿去做铺板吗？”莲舫说。 “拿回来。” “是副师长拿去的，我们能拿回吗？” “不管是谁，我们都拿得回。在哪里？” “在对面茅家堂屋里。” 人民服务队果然有一套，大门拿回来，可是上来上去都对不上门枢。他愤愤地对莲舫说：“怎么搞的？对不上号呀？” “你心慌，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