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八节

当地人把这所学校称为大学堂，倒并不是什么讽刺，地方本来就大嘛。除了我们这些预备生根本不在话下以外，学生年龄也大，有二十乃至三十多岁的，是不是有四十岁的那就不清楚了。他们的思想有些也很落后。记得有一位姓李的，发下的数学卷子答不上来，就在上边写了两句：“欲攀天上千秋桂，须读人间万卷书”，“千秋桂”很清楚，他想做官；“万卷书”就不那么容易，因为看到万卷书的究竟不多，大约只是一句空话。 家里灶披间山墙外边还有一些空地，种着月季、川芎和藿香。灶前是一棵大石榴树，客厅前有寿星桃，都长得很好，结实累累，可惜春天是吃不到的。三月初，川芎和藿香长势也好。虽然只有三两株，母亲和我把川芎剪回来，切碎，拌着芝麻油和酱油，非常清脆和馨香。藿香的作用更大了，把叶子摘下来，蘸着白面糊，可以煎饼，听到油锅里吱吱的声音，令人垂涎，这是三月中旬的事。 1904年冬初，父亲的精力越发衰颓了。往常喜爱清晨散步，现在很少散步了，经常躺在家里。冬季是一个摧残衰年的季节，父亲更是不出去了，脸上红酣酣的，这可不是健康的表现而是衰竭的预兆，但是母亲和两位哥哥都没觉察，我也没有觉察。父亲没有病而是衰竭，衰竭，衰竭。到第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一切都枯了，萎了，死了。没有医，没有药，没有任何吩咐，父亲就这样地抛下了五十年的岁月而死去了。 这一日我还在校，清晨三哥把我喊回。怎么办呢？大哥在家，一切由大哥做主，赊了一口三三五的棺木，把父亲殡殓了。三三五是棺木的级别。泰兴棺木是有级别的。最好的称为兜底三，就是上、下、左、右都是三段杉木做成的。中等的是三三五，是上边和左右都是三段，下边是五段。下等的称为薄皮材，那就差得远了。 棺木是赊下的，到第七天还得开吊，亲戚送礼，当然也得招待。尽管我家已经精穷，招待是不能没有的，僧人的斋事也是不能没有的。头七以后还有五七，招待、斋事，一切照旧。棺木的钱还欠着。这个钱是不能拖延不还的，否则父亲睡在人家施舍的棺木里，我们拿什么脸面见人呢？大哥的办法是请会。由七家亲友共同出钱，最后由我家分年清还，这叫做至公会，确实具有支援的意义。有时亲友十家，每家出款多寡不同，从十五元到六元，一共是一百零五元。前后十年，请会的在第一年年终代头会支出十五元，以后逐年递减，至总数一百零五元为止，所以经过十年，尽管使用了一百零五元的巨额，实际上用不着支出分文的利息。我们不难看到，在执行这些会的全部过程中，请会的人固然得到极大的支援，参加的会友也没有什么损失。 父亲去世了，经过一段沉痛的日子，一切都回到正常情况。大哥仍回布庄，三哥也找到了工作，我仍然上学。母亲在家依旧纳她的鞋底。一切照旧，可是没有了父亲。我们把刻骨的悲痛，化作永远的悼念。阴雨的早晨，伏在父亲的柜子前面，是谁给我指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呢？放学回家，是谁在校门口接我，搀着我的手呢？是谁提醒我上学不是为的考状元呢？一切都感到空虚，都是那样地没有着落。而今川芎没有了，石榴没有了，寿星桃没有了。为了怀念我的父亲，我在书斋后面种着藿香，每年三四月里总要尝一尝藿香饼的滋味。 夏天到了，昂然哥毕业了。当时在襟江小学，毕业是一种特大的荣誉。送喜报的人把喜报送到二舅舅家里，首先在门外轰隆轰隆地放一阵土炮，这才跑进堂屋磕了头，把喜报贴在门口，上边写着：“捷报——学报，贵府少老爷峻基（昂然哥的学名）蒙泰兴襟江小学校长龙、堂长金考试及格，录取优等第几名。特此叩报。”这是一件喜事，送报人受赏退出以后，亲戚朋友都向二舅舅和舅母道喜，昂然哥也向他的父母道喜。在这一年夏天科举废了，但是科举的一切流毒正在借着学校的制度传播下来。 科举的流毒，经过批判，现在大家都清楚了，但是在前清末年还很不清楚。考取秀才以后便属于另一个阶级，他们算是黉门子弟，不再是小民了，见到县官的时候用不到下跪，即使犯了错误，只要没有人命关系，拼得由县官上报，革去秀才的名义，也就没有什么大罪。父亲不是为了卖房找价，被张姓喊齐狗腿子，准备给他一顿毒打吗？大哥认定这是奇耻大辱，由于他自己和三哥没有希望考秀才了，因此希望我好好上学，准备毕业以后，再给张姓一顿毒打。横竖那时高等小学毕业相当于一个秀才，见官是用不到下跪的。大约那时家中对我都抱着这个希望，我却什么都不懂，本来不认识张家人，觉得父亲既是安然走开，也就没有什么痛恨。哥哥们如若去打，要我顶名，我也会同意，可是既然根本没有什么恨，现在连这位张姓究竟叫什么也忘去了。 科举废止了，从此出路只剩得学校一条。官话虽是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前清末年，只要舍得花钱，由捐班出身的上去很快，钱出得越多，官做得越大，正同生意买卖一样，货真价实，没有丝毫犹豫。这才为清王朝的加速覆灭准备了条件。 他说：“回去未必有什么办法，那何必呢？我办了留英俭学会，在法租界贝勒路租有房子，不妨且到那里住几天再看。” 我想到俭学会也好，因此搬到贝勒路。那时留英俭学会租有两上两下的一所房子，住着办事员吴柳甫、教师马程千。楼下作为办公室和教职员宿舍，楼上客堂间是教室，东厢住有十多位学生，地方却也宽敞。柳甫是稚晖的门房兄弟（即远房兄弟），程千是他的连襟。1927年我在南京见过柳甫一面，程千却没有再见过。第三章国外三年及其后 （1913～1917）革命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事业。没有领导，群众即使有革命要求，也无从实现他们的愿望；没有群众，领导即使具有革命才能，也无从完成他们的事业。1911年的革命，通常称为辛亥革命。1913年的革命，当时称为二次革命，也有人称为癸丑革命，是一次短命的革命，现代的历史家，都很少提起了。 辛亥革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是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完成的。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很不巩固，很不得力，因此辛亥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清政府崩溃了，然而这次革命的成就到此为止，没有能推进一步。孙中山发表了《孙文学说》。我记得一位地主和高利贷剥削者指着这本书嘻嘻一笑道：“孙文还有学说呢！”再联系到刘鹗那本《老残游记》所讥刺的“北拳南革”，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地尚未稳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可以说1912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亟待巩固的一年，但是同盟会的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最大敌人，也就是人民的最大敌人袁世凯倒是看到这一点的。他盘踞最高的政治地位，抓紧当时最有组织的军队，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凭借他的政治地位，不但网罗了当时的遗老遗少，而且也吸收了他早先的政敌。梁启超应当说是他的切齿之仇，戊戌维新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终于崩溃，梁的一些深交密友不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终于断头京都的吗？然而梁启超去了。在吴长庆军中的时候，张謇不是曾因为袁世凯的飞扬跋扈而终于联同朱铭盘、张鮞去信和他绝交的吗？然而张謇去了。还有那些清时代的阁部大僚、封疆重臣，在往日和袁世凯是一殿之臣，现在也都去了。袁世凯的势力正在日长夜大地扩张起来。 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说同盟会是在那里睡大觉。就在1912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小党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和仰承袁世凯鼻息的进步党抗衡。但是就在国民党成立之日，他们立即扔掉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的招牌。当然，平均地权并不是社会主义，更远远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亨利·乔治的一句空谈，但是从平均地权的思想出发，一边认识到农民需要耕地的迫切性，一边从实践中发现均权的思想性，那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逐步发展的道路，但是现在也丢掉了。那么同盟会的精神还能保存多少呢？是不是清王朝一经推翻，同盟会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呢？倘若如此，那么还要革什么命呢？所以国民党的成立正象征着同盟会的死亡。 还有由国民党的领导自己导演的一出滑稽戏。黄兴从上海匆匆北上，遍访政府总理和各部总长，在欢迎酒宴之余，奉送每人一张入党申请书。这些达官贵人们在得到袁世凯的同意后，照章填名申请。这一下全部阁僚毫无例外地都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的领导志得意满地号称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完成。直待袁世凯独揽大权以后，他的爪牙就逐一登报声明：由于黄兴力劝，当时勉强具名，其实与国民党并无任何关系。 从这一点看，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临时参众议院成立，而孙中山、黄兴没有入选，是不可思议的。国民党的个别议员应当辞职，就在这个选区，由孙中山、黄兴参加竞选，当选以后，进入议院实行政党领导。他的见解尽管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轨，但是中国是没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在议员固然经历千辛万苦，获得国会一席，没有感到有慷慨让出的必要。在党魁也觉得没有屈尊纡贵，俯就议席的宿愿。因此章士钊的主张，竟成为旷野中的呼号。 更有意思的是，《民立报》尽管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但是当时上海又出现了《民权报》，和《民立报》唱对台戏。尤其那里的社论作者戴天仇更是凶横霸道，目空一切。章士钊是有缺点的，但是戴天仇却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对于政党政治并没有好处。后来章士钊起了个笔名叫秋桐，又称孤桐，这还不算特别；戴天仇却称为戴传贤，字孝庵，却温文尔雅得有些出人意外，可是那时他已经走到蒋介石的大营，成为反动派的上客了。 1912年是民国元年，按照历史成规，这时总应当有一些政治清明的现象，但是远远不是如此。旧官僚固然东山再起，依然故我；新官僚也亦步亦趋，毫无逊色。上海又有一批人发起了进德会。这个会也非常稀奇，对于会员的要求分为两级。甲级三项：一、不狎妓；二、不置妾；三、不赌博。乙级则除这三项外，另增五项：一、不饮酒；二、不食肉；三、不吸烟；四、不做官；五、不做议员。其实甲级拒绝的三项是文明国家应当进行法律制裁的事，谈不到什么进德不进德。乙级前三项是生活习惯问题，与进德没有关系；后两项则完全违反了进步国家的要求，假使不做官，不做议员是算进德，那么是不是专由道德败坏的人去做官做议员吗？当时的名人，进步党的严修，国民党的汪精卫都是乙级会员，严修始终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汪精卫则在抗战的第三年到东京，投靠日本首相近卫文，成为第一号汉奸。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袁世凯也在不断地变化，由一个投机的无赖变成一个血腥的凶手。他看清楚国民党要人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都不是顽强的敌人，最顽强的是宋教仁。宋是湖南人，曾在《民立报》担任社论作者，这时是农林总长。在同盟会吸收小党而成为国民党的过程中，担任组织工作的是他。严格说，他不是革命者，但他却是一个干练的政客，或政治家式的人物。袁世凯有的是钱，有钱就有人。他向死党赵秉钧授意。赵是内政总长，正是干这一行的，就把任务交给秘书洪述祖。洪述祖和上海青帮头子应桂馨联系。行凶杀人，原是应桂馨的本分，他懂得价钱，不但要钱，还要官做。洪述祖和上层联系，在获得批准以后，再通知应桂馨：“毁宋酬勋。”得到这个可靠的保证，应桂馨吩咐手下的武士英。一切布置妥当。一个夜晚，宋教仁从上海回京，正当他在北站走动时，武士英看得真切，砰、砰两声，宋教仁中弹，抢救无效，随即身死。 这是袁世凯对于国民党所开的第一枪。枪声传到上海，传到安徽，传到江西，传到广东，传到全国各地。袁世凯对当时的国民党开火了。从袁世凯、赵秉钧到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是一伙，后来都没有好下场。 到泰兴后，我们当然仍回老宅。这年夏天，我又有一次机会伺候母亲。母亲的人生观是不可能转变的。她爱我，但是她仍然是“夫死从长子”。大哥因为多年不去工作，更加没有工作的兴趣，他把自己的负担都压在我身上。有时不免有一些额外支出，还是在我身上设法。他的方法照例是一场吵闹，好在我的朋友常健东、李仁溥都在城里，我只有请他们出场，探索他的意图，这样经过几次来回，他的要求满足了，才算安顿下来。 秋天开学，我又去南通，这一次莲舫决定不再去了。两年以前，她还年青，现在她已经从两年的斗争中，摸出一些规律，因此下定了决心。我对于问题症结所在，不是没有看到，但是在我涉及到问题的边缘时，我不敢想象。大家庭是一个痛苦的渊泉，两方都在发展，必然会有无法应付的一天。可是有母亲呢。我们飘泊在外边吧，大哥会说你遗弃母亲；我们把家搁在泰兴吧，又成为无法解脱的人质。莲舫的主张是且在泰兴住一下再说。 到10月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我告假回家看视，一切依靠岳母照应，母子平安。这一夏天，大哥是应付过去了，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待到孩子满月以后，他的话又来了，不是指摘这一件，就是指摘那一件。莲舫也早已料到，并下定决心的。她看清楚，住在外边，大哥要说我们不知道伺候母亲；住在家里，他又要没事找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决心在泰兴城里赁房居住，如果母亲能来，一切解决，母亲不来，我们按月除了担负大哥一房的生活费用以外，再把母亲的赡养费送过去。事情的解决，又前进了一步。我安顿好小家以后，仍然回到南通。 南通是一个避风港，在这里不但避免了家庭风波，也在国家的大风波里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南通究竟不是死角，中国正在惊风骇浪之中颠簸飘泊，能在南通安定到底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1925年秋天，我应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之邀，到苏州去接洽。刘北禾校长很热切，希望我能在苏州教书，聘书刚刚谈妥，情况突然发生，据说沪宁铁路就要截断了，我只好仓促回沪，再回南通。原来又一次内战爆发了。1917年，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这些省份和这些省份以北的地区是属于北洋军阀和它的同盟军的，但是经过了三五年以后，这个同盟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混战不断，给人民造成极大祸害。1925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打起来了。齐燮元是直系，他背后有吴佩孚这个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卢永祥也不弱，他的前哨是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控制了大约如今上海市这个地区，背后有皖系段祺瑞的支持。战事在秋后爆发了。 在军阀混战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战术方面已经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从阵地战转向沟壕战。黄渡、安亭之间成为齐卢之战的相持地段。他们在这个地区，掘了战壕继续相持。南通属于齐燮元割据的地区，因此一般人对于齐燮元这边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战壕很深，很开阔，和西欧战线一样，也有?望哨、防空哨、交通壕等，所不同的是前线指挥部还有鸦片铺，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可以到这里休息和闲聊。 沿线人民真是遭了大劫。那时南通镇守使张仁奎也是齐燮元部下的一员大将，他的队伍不断开往前线，自己却用不到上前。虏获的物资一船一船地由江南开回南通，再由张仁奎主持分配。泰兴的一位团长，仅仅银链子就分得了斗大的一球。 南通师范的一位体育教师，安亭人，这年也在家乡，没有回校。大家都很牵挂他，后来派了代表，带了一些衣物前往慰问。10月后的天气，寒风簌簌地吹来，我们都着棉衣了，可是这位老同事还披着一件破夹袍在墙角里晒太阳。全家家具缺腿少胳臂、东倒西歪地躺在墙角里。 我从苏州回到南通时，曾向于敬之提出辞职，准备到苏州去。敬之一躬到地，他说：“去是千万去不得，如若一定要去，大家都散伙。”人情难却，我也只有写信给刘北禾，说明情况，请他另请高明，大约因为战事的关系，北禾也不便坚持了。可是这一年泰兴老家又发生了一些纠纷。 秋深的时候，大哥从泰兴赶来，这一次提出的问题更难应付了。他说莲舫为什么在外边，母亲没有人伺候，总得想个办法。 “那么母亲不是也可以住去，由她伺候吗？”我说。 “母亲哪能住到外边去呢？她一生没有赁房居住，现在更谈不上。”大哥说。 “赁房居住的人家多的是，大哥看是不是可以劝劝妈妈将就一些，问题不就解决了？” 大哥不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个答覆，却绕了一个大弯，和我谈到应当怎样孝顺老母，应当怎样安慰母心。以后再谈及他也明白兄弟既然出外工作，伺候老母的工作，便应当由弟妇担负起来。如今既然不能担负这份工作，也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怎能把这个关系继续下去？兄弟的便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解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明白了，大哥所以不辞辛苦，从泰兴赶到南通，目的在于要我离婚。 我的第二个男孩出世以后，这年又添了一个女孩，还不到半岁。我只得说：“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三个孩子的抚养怎么办呢？” 大哥泰然地说：“孩子由我们共同带啊。” 我明白地看出要是按照大哥的办法，不但我自己对于他这一房负担供养生活的责任，日后我的子女还得继续负担下去；不但我和莲舫的幸福被破坏了，日后我们的子女也有尽不完的义务，还不了的债。但是在南通师范的教师宿舍里无法说清楚，我只有沉默，不作一声。 大哥看清这次是无法达到目的了，不久就回泰兴。他准备把这个计划由母亲向我提出。母亲后来也隐隐约约提到，可是因为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出，我觉得没有必要反抗，同样地更没有必要来接受。 我是软弱的，但是在我已经退到无可再退的边缘，只有作出无言的抵抗。我自己是受过大哥一些帮助的，但是我觉得一经放弃继承权，已无责任可言；以后同意负担大哥一房的生活，更是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已经无法退让了。要是为了求得满意，把家庭幸福和子女前途全部贡献出来，是无法考虑的。 在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战争中，由于直系的又一位战将孙传芳的部队从福建打过来，在他兵出仙霞关以后，卢永祥看到两边都是敌人，自己部下的一些浙江队伍又被孙传芳拉过去，他无法支持了，只有仓皇出走，当时的名词，叫做下野。孙传芳到了杭州，自称浙闽巡阅使，按兵不动。 齐燮元是胜利了，但是胜利的好景不长，奉天——后来称为辽宁——的张作霖部下又出动了，前方的军队从山东打到南京，再从南京打到上海，齐燮元因为孙传芳按兵不动，自己又已经兵饷两空，只剩得下野的一条路可走，他也完了。 张作霖一向只是北洋军阀的同盟军，他出身于东北的胡子。胡子的来源，一部分只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但是做了胡子以后，他们固然打地主老财，有些也不免落到打家劫舍鱼肉农民的地步，这原是旧社会的产物。张作霖在清王朝末年，受了招安，做到巡防军统领。以后逐步扩展，终于成为直系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称为奉系。这一个系统的军队，最初盘踞东北三省，以后占领热河，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霸有河北、山东，夺取江苏，进窥上海。津浦、沪宁两条铁路线的两侧，到处都是一片“妈拉巴子”的呵骂声。当时有一些粗浅的军事知识的人，会看出这样的孤军深入是非常危险的，何况这片呵骂必然会带来无限的恐慌，不尽的民怨。孙传芳抓住这一点，待得齐燮元下台以后，立即全部出击，奉军没有经过鏖战，慌忙从沪宁线退出。到了南京以后，他们看看形势不稳，再由津浦线北撤，直到山东边界为止。这里已经迫近直鲁的根据地，他们不再退走了。孙传芳志得意满，一边安排浙闽后方，一边联系皖赣的地方武力，他埋头巩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的地盘，做他的五省联军总司令了。 这时张修站起准备和罗教授握手，罗教授只是唔唔一声走远了。同学什么呢？地位不同就别谈吧。这一下午张修真是气苦得十分。 罗教授上课也确实与众不同。往常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班是一班，说不定也还有三两个迟到的，甚至临时不到的。罗教授上课就完全不同了。历史系的学生全部到齐，一眼不眨地等着。那时窗台上、门框边，甚至过道里也是各院各系的学生，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这位五四运动的英雄，清华大学的旧校长，当代有名的学者。 北京大学的老传统，地位愈高的学者到堂愈迟，有的人甚至迟到二十分钟还不止。这个传统虽然武大的“中执委”们因为是办新校，故意勤勤恳恳，没有搬过来，罗教授却是不会忘去的。他由通伯伴着，踢踢达达地来了。首先是介绍，以后是鼓掌。掌声的热烈，震得玻璃窗也在格伦格伦地颤动。 “要读世界史，首先要懂得多种外文，你们的英文想必是很好的了。” 学生们瞪着眼睛，实在不敢自信。 “你们的法文怎样，能读书吗？” 法文是读过的，有陈登恪教授，还有袁昌英教授呢，但是书读得不多。学生们不做声。 “那么是不是读过德文？意大利文？” 学生们对着大学者直晃脑袋。 “不懂德文、意大利文，怎样能读好世界史呢？要读世界史，必须对于各国的语文多读，多学习，以后对近代世界史才能加深理解。” 罗教授的这一番语重心长的指导，不但教室里的学生心底佩服，连那窗台上、门框边的学生也在暗暗地喝彩。 自此以后，罗教授上课时的规矩更严肃了。学生不能迟到，不能交谈，不能咳嗽。有人违犯了这些规律，罗教授那金子一样的指导性语言便停下来，以待犯规者的反省。 但是逐步逐步地那金子一样的语言变色了。也许是合金、是铜，是比铜还要差。窗台上的学生不来了，门框边的学生不来了，甚至教室内的学生也不一定来了。是怎样一回事啊？短短的一年还没有到，罗教授到南京去了。政治工作太需要人啊，不能由他埋没在蛇山的南麓。又经历了若干年，罗教授依然到学术界来了，那时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的师生给他题了一首五言绝诗：“一声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这四句委实有些过分，在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对人是不能要求太高的。 1929年的秋天，还来了两位教师。一位是李雁晴，瑞安人，中文系教授。这一位自学出身，长于目录、校勘这套学问。对于我的帮助很大。我为了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稿，首先要搞资料。因此不断地向任戆忱、李雁晴这两位请教。任先生主要是搞版本的，李先生却更注重实用，因此对于我的帮助更大。雁晴说：“只要是必需的，无论书价多贵，就得买下。要是版本没有特别价值，那么铅印本、石印本都不妨收进。”我的余款有限，所以就跟着雁晴走，应当认为这是一位益友。那时武汉大学教师常在武昌旧书店走动的有四位：第一是任戆忱；第二是李雁晴；第三是陈登恪，买得虽不多，但非精品不买；第四是我。 新来的还有戴凝之，泰兴的镇江人。泰兴本来是一个小地方，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一批镇江人来了。穷人是不会过江的，富人过江以后便要进行经营，建设他们的金融王国。这批人有的搞盐栈，有的买田，有的开当铺、搞钱庄、放利债。总之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来。他们一般不和泰兴人通婚，也不说泰兴的方言，这样就把泰兴搞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也不一定把泰兴人当成自己的同乡。不过凝之还好，尽管他也属于新来的阶层，和我却没有什么隔阂，许多方面对我有不少照应。他在英国学成本会计，到了武大，加入了经济系，和杨端六、刘秉麟等关系较好。 由于戴凝之来校，连同叶静远、罗宣誉和我，总共有四个人是来自泰兴、泰州的，见面时都称为老乡。外地人尽管与二泰地区无关，都带姓称呼一声老乡。 我的家眷本来是赁居泰兴后隆盛巷蔡家的。房主蔡佐卿看到我在这两年中，到过南京，又到武汉，工资比在南通时高了两三倍。他认为这是走运了，因此和他的老婆共同摸索走运的原因。经过不断推考和研究，最后他们夫妇认为搞清楚了：我们所住的堂屋，正对着他家的一口井，井水汩汩地不断渗出，有时还有一些潺潺的水声。这是财源。有了这个源，朱家就开始走运了，做官、当大学教师，高工资，一切都靠着这一口井。当然有一道短墙拦住，但是短墙哪能拦住财气呢？蔡先生还抽空领我去看那潺潺的流水。不错，水是在不断地流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还是蔡婆好，她开门见山地说：“朱先生，事情是明摆着，没有这口井，你哪能到武汉大学去呢？我看就这样吧，你们愿意住呢，房租加一倍，六元改作十二元；你们不愿意呢，那也听便。” 6月里要我?搬家，当然谈不到，但是不搬也住不下去。 莲舫不知在什么时候来的，插了一句道：“十二元一月也好，总还是希望你们两位多照应些。” 从山顶下来，到了牛心石，通伯因为武大的形势已经输定了，湘军败退，只保住法学院，所以他就无心下来。我是一个无关大局的人，觉得下来也好，因此分手。我步行到峨眉县，当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三五十架飞机。飞机去后，峨眉县城发出警报，这才知道是敌机。峨眉县没有被炸，可是在我刚到苏稽，已经听说乐山被炸了。 这一次炸得真惨，乐山县城的中心几乎全部炸完了，武大还好，总算幸免，教师们没有伤亡，学生宿舍被炸，学生死了几位，其中一位是泰兴人李其昌，经济系学生，死于龙神祠学生宿舍。事后我为他权厝于护国寺，改葬于城北桐梓林，并为他作了墓志铭，写好刻石。 安居旅馆也被炸了，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已经不能住了。陈祖源带同家眷住到城外十多里的乡村。我因为学校大局已定，用不到再顾虑，因此住到半壁街陈通伯那里。生活比较安定些，用不到每天再去饭馆。 乐山城里的损失可大了，整条整条的大街被炸毁了，火还在燃烧。由于城内没有河水，也很少水井，平时都得沿着岷江、大渡河爬上爬下几十级才能搞到一挑水，这时更来不及了，只能由它燃烧。满城焦枯的臭味长达半个多月。有人炸死了，有人烧死了，也有人跳到厨房里的水池里，本来是想暂延性命的，可是房子烧了，水池的水也沸滚了，人就被沸水煮死了。 叶圣陶住在商务印书馆的堆栈里，是栈房的最后一进，堂屋有后门，本来可以进出的，可是由于新添地板，门被堵死了，看看前面已经着火，逃是逃不出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学体育的孩子，拼命把后门掇开，全家沿着墙根逃出，还得不时仰望着天空，唯恐日寇的飞贼，进行无情扫射。 经过乐山的一场轰炸，武大秋季开学的日期更推迟了。由于校长和各系系主任直接联系，文学院长的职权完全架空了，通伯没有工作可干，自己要开的课本来是教熟了的，乐得出去看看。他约我同去，因此再次出游。四川的名胜，本来是“峨眉天下雄，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壮，三峡天下奇”。我们这次准备去看青城山。从乐山县出发，首先要到成都，那时汽车票还好买，所以到成都没有困难。 成都是个好地方，位于盆地中心，地势平坦，不像重庆、乐山那样，出门就是高高低低的。1939年夏天，物价非常便宜。吴抄手的鸡汤抄手，四毛钱一碗。我们到一家饭铺吃中饭，一碗红烧肉，一大碗牛肉汤，出门的时候，只付出八毛五分。游玩的地方城内有少城公园，城外有丞相祠堂、惠陵、草堂寺、青羊宫和万里桥。环城的锦江，更是粼粼碧水，使人想起两千年以来的史迹。 从成都到青城，首先要经过灌县，我们在灌县招待所，正准备第二天上山，可是次日上午，消息到了，说是蒋介石要游青城，山路拦断，不能上去。没奈何，我们就去看离堆，看都江堰。离堆是自然现象，岷江到这里分为内江外江，尽管风景秀丽，但是还看不到人力的伟大。都江堰可真是了不起，每年把内江堵塞，先修外江；外江修好，再修内江。这就保证了水流畅通，灌溉顺利。成都平原几十县的农作物全靠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二千数百年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伟大的创造发明，这是何等的光荣；二千数百年以来，我们能把前人的劳动成果继续不断地发扬光大，这也是值得自豪的。 在招待所的第二天，我们得到通知，蒋介石不来了，山路畅通，我们随即准备进山。一路看到民夫二百多名，驮着大澡盆、洗面架、铁床、梳妆台、衣橱、红木桌椅、沙发和其他等等，从青城山一路下来，我们这才感到要人的显赫，仅仅到青城山一趟，就要浪费这样大的人力，何况这还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大员们不是成天嚷着节约救国吗？他们原来是这样节约的，那就无怪这个国家越救越难救了。 我们进入青城山上清宫，门外石壁“天下第五洞天”，每字都在一丈以外，雄伟非凡。进入山门，在客座休息，当晚就看神灯，大约和峨眉山佛灯差不多，但是不如峨眉的生动。第二天看试剑石，据说是张道陵开山的时候，妖魔和他比赛，被张道陵砍了一剑，妖魔借土遁走了。试剑石确实很壮丽，三五丈高的石壁，中间劈开，罅地不过数寸，这当然是原来的自然现象，与张道陵毫无关系。 临行的时候，老道把我们送到门外，非常恭敬。 我看到“天下第五洞天”这几个大字，向老道请教道：“青城这样的名胜，算是第五，请教第一到第四是哪些地方，日后也可以去瞻仰。” “啊”，老道说，“小道在这座荒山，应酬太多，对于那些名山，可也荒疏了。” 我真懊悔，不应当轻易发问，引起老道的不安。 我苦苦告哀地说：“我三天在南京，三天在无锡，两边教书，还要备课，坐在车厢里都在忙，哪有时间写？” “不管这些，文章总得要写的。” 军官的脸色很深沉，看来这次的差使是逃不了的，我也清楚光棍不吃眼前亏，和这批朋友是没有理讲的。我说：“那么写什么呢？” 军官也很茫然，但是他还得保持他的尊严：“你写就是了，不管写什么。” 看来是无法商量，商量也没有用处。那时我的那本《张居正大传》刚出版，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好评，因此，我说：“就写一篇《我为什么写张居正大传》行吗？” “可以，后天来取件。” 这样我就打发了这位不速之客，看来他也只是奉命而来，他进门来那一股虎势正是他受到客观形势逼迫的结果。 在无锡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件高兴的事。夜晚十点钟，我正在和君遂讨论当天的功课，莲舫来了，还带来君迈。君迈只有九岁，又没有出过门，因此非常狼狈，只有想法让他休息一下。好在我同君遂前后房，不难安排。休息一天，我们游览了无锡的名胜，以后又同往南京。这一次在南京，因为孩子多，做妈妈的，总得一个一个地看过来，所以住的时候多些，君迈比在无锡活泼多了。待到莲舫回去的时候，他总是不想走。也难怪，泰兴地方太小，因此一到都市，总会把他吸引住了。这一年之中，我在无锡、南京的路上，跑的次数多，对于中大的情况，有些模糊了。在中大，有时还要跑。那时有部分学生在三牌楼，我也得去上课。从三牌楼到丁家桥有学校的交通车，这是准备上课教师坐的，抬头一看，全部坐满了学生，我想挤进去也没有意思，因此还是走，生活正在给人以吃苦耐劳的锻炼。 教师们是在受着锻炼，其实在纸币崩溃、物价飞腾的时候，受锻炼的人正多着。还有一些人简直是我们想不到的。 文昌桥的西边，住着一位蒋政权的高级军官，是国防部作战局局长，陆军中将。按规定，他有两位勤务员，一位在家打杂，还有一位在外兜卖茶叶蛋，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谁能相信一位陆军中将竟是这样的生活，但这是事实，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可能孩子们还买过中将府上的茶叶蛋呢。 这时候，各方面正在大闹派性。国民党在号召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其实正如批评家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千奇百怪，是当时蒋政权的一个特征。 我在无锡国专，因为地方小，人少，情形了解得比较全面。中大方面就不同了。中大校长又换人了。这时来的是吴有训。吴有训是学理科的，人不坏，当时所以考虑到他，主要因为他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的校友，曾经长期在北方工作。当时中大教授，主要分为两派：南高、东大、中大一派，北大、清华一派。吴有训一来，期望他能把各派教授团结起来，但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团结，必须有争取团结的崇高理想。国民党党内不知道分成多少派，多少系，除了为狗食盆不断争吵打架以外，有什么理想？蒋政权办不到的事情，吴有训凭什么办得到？这是一点。在重庆的时候，尽管号称中央大学，清华、北大这个系统和南高、东大、中大这个系统，但是大家都不是地里生、地里长的。清华、北大派靠了蒋政权，人数虽不够多，南高、东大、中大派总还要让他们一些。一边靠政权，一边靠人数，总还算是势均力敌。现在到了南京，情况转变了，但是蒋政权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南京是南高、东大、中大的摇篮。只要接触到南京的土地，这一派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不但北大、清华派立即相形见绌，而且吴有训也完全失去了任何调和的能力。他在这个土地的气氛中，忘却自己的任务，也无法执行任务。 从中文系的方面看，情况也逐步显出对于伍叔傥不利。 中文系教师原来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系，旧中文系和国文系。旧中文系人数较少，力量不足，但是自从汪辟疆交卸了主任以后，团结在胡教授周围，人数少一些，但是更精炼，更坚决，抱做一团，成为风吹不倒，雨打不散的一个坚强堡垒。到南京以后，加上了殷教授、龚教授两位，那就成为战斗集体。殷教授是笑面虎，赢得各方面的好感，时时准备奋身扑击。龚教授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从中国到日本，从流氓到浪人，没有他不能徘徊的余地，没有他不能接触的人物。胡教授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中央大学到了南京以后，完全取得了猛虎在山的形势。 国文系教师，除了个别的本校毕业生以外，是来自各方各系的。远在重庆的时候，伍叔傥对于教师的布置，是尽量使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系统，所以教师和系主任尽管有业务上的联系，但是教师和教师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就是说，只有纵的联系，没有横的联系。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蒋介石领导的时候，类似的安排便逐步地开展了。所以伍叔傥在系务工作中，尽管国文系的旧人没有给他麻烦，可是在他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很少有人给他支持。到了南京以后，各人有自己的努力方向，也很少过问伍叔傥的斗争，他事前是理解这一点的。在旧国文系，他不是完全没有依靠，他依靠的是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的中大毕业生，他们时不时传给他一些消息，也产生了一定作用。问题在于这些人既是伍叔傥的学生，也是胡教授的学生。特别在伍叔傥倒台的前后，他们把对于伍叔傥的殷勤，转为对于胡教授的殷勤，这时真做到轩豁毕露的境地。伍叔傥的培养到这时已经是果实累累，而这个果实，正在那里由着伍叔傥自己咀嚼。 从立场看，伍叔傥是一个国民党后期产生的人物，不负责任，问题很多，是应当批判的。胡教授是学衡派，在学识方面有一些成就，在政治方面，也没有问题，可是他左右的人问题就多了，且不能不给他一些影响。 1946年开学以后的一年，伍叔傥的工作，主要是摧毁自己的信誉。校务会议是应当由他出席的，他经常不参加，学生的作业他经常不看，甚至1947年招生的语文试题他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对于摧毁自己，他做得愈多，吴有训的埋怨愈深，胡教授和他手下的努力也愈积极，最后的结果是解除伍叔傥的职务，由胡教授继任。 这个结果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旧国文系的教师从重庆以来相处五年，虽然对于伍叔傥的下台，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相处五年究竟不能没有一些惜别的感情，因此，大家置酒话别，在旧社会这原是人之常情。伍叔傥的那几位得意门生，在树倒猢狲散的时候，看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连忙走到胡教授那里告密，不但参加话别的人有了记录，而且每个人说话的神态都被作了缜密的汇报。 没有作过大学教师的人，对这项工作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幻想。我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经历过一番的，他们虽然形形色色，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正反映着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不可能特别坏，也不可能特别好。总之这个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从最好的以至最坏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那就什么也不觉得意外了。 胡教授得到这个报告以后，立即对于参加话别的教师，除了告密者以外，全部解聘。这一年中大解聘的教师一共一十二名，在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都有惊人的记载。 这次解聘，因为我在无锡还有一个立足之点，问题不大，但是也不是全无问题。秀若在市立师范特科毕业了，在挹江门外四所村小学教书，君道初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都需要照顾，但这时我照顾不了了。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和法商学院约我在南京教书，但是不能把每周工作集中在三天以内，我无法到无锡照顾君遂，因此没有接受。赵太侔也在南京，还是约我去山东大学，我因同样的理由，没有前去。对于子女，虽然我应该同样重视，但是我总觉得主要还是应当注意到最大的孩子，大的可以做个好的榜样，这个看法不是绝对的，但是不能不作这样的努力。 我收拾行李，准备去无锡了，临去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看吴有训校长，见面时很客气。 吴有训说：“我没想到朱先生还来看我哟。” 我说：“离开南京以前，我想还是看一下吴校长好。” 这样我们闲聊了一些，随后我说：“我1942年到中央大学，到今年整整五年了。中央大学学生是四年毕业的，四年之中，万一实行退学处分，学校总得给个退学的理由。我在这五年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今年给我解聘的处分，当然这是吴校长职权以内的事，我在一两天内，也一定离校。希望吴校长给我一个解聘的理由。” 我的访问完全出于吴有训的预计以外，而我的要求，更不是他能想到的。事实上，当时的中文系教师人数虽在三十左右，但是我是一位比较负责任的教师，这是了解中文系情况的人共同知道的，因此这一问完全出于吴有训的意外，他无法加以解答。一般人都知道，教师的去留完全由系主任作出决定，校长是无法左右的，但是聘书是由校长署名的，他也无法推卸责任。 吴有训感到很为难，他沉吟了半晌，最后说：“理由是说不出的，但是事情由我完全负责。” 我和吴有训的见面，说得坦白一些，是要他理解到作为大学校长，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他理解到这一点，我完全满意。因此我再寒暄几句，告别而去。这一年深秋，他到美国去了，回国以后，他没有再到中央大学，大约他的所谓负责就指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就是和乔大壮教授的谈话，我们都住在文昌桥东楼，我住底层，他住二楼，平时很少见面。见面的时候，他深深地一鞠躬，我也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气，但是也很漠然。这位乔先生写一笔很好的董字，能画，能做诗，尤其能填词，词以南宋的白石、梦窗为宗，不但讲究平仄，而且讲究到平上去入，阴阳开合，确实有些独到的工夫。可是见面的时候，总是那么深深地一鞠躬，很客气但是也很漠然。 我已经准备离开中大了，一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深深地一鞠躬以后，大壮和我说：“到二楼坐一下，谈谈，好不好？” 我说：“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