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七节

射诗行 东风醉射窗间绿，紫暖红酣睡未足，金猊细飘龙脑香，梦魂乍醒楚江曲。城南李二踉跄来，春城小巷相追陪，豪情动宵酒能赌，逸兴凌云诗可猜。六字常易一字难，安排妥帖别辛酸，刳肝抉肾不足计，镂金错玉等闲看。一客高吟忽搔首，一客攒眉仍箝口，摩挲弥明侯喜鼎，斟酌龟蒙袭美酒。字险句僻人不知，袒臂赤手捉蛟螭，有时会心忽相顾，举子欲下未下时。胜固可喜败不耻，笑骂今人真竖子，平生心折李杜韩，后有贤者贾岛耳。回首却怜熹桓中，汉家儒生动上公，三十雕虫不称意，明朝还卧洛阳东。话得说回来，在我十岁那一年，正月中间，三哥从姜堰被解雇回来了。据说是他孩子气太重，因此老板把他解雇。孩子气是有的，这应当是上一年的事，那时他实际刚满十八岁，为什么要断送他的前途呢？穷人家的孩子，总得装死，做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否则就要请你站开，多么稀奇的社会！ 泰兴县办有襟江小学，一所高等小学。因为办在东门，学生多半是二十几岁死气沉沉的半老头子，一般人都把这所小学称为东门大学堂。蒙学堂办满一年，那里来招预备班，甲班学生全部升送，连带乙班的前二名也送去了。这一来，我的同班生除了薛汝汉以外，还有金书樵、闻季绳、孙超俊、杨鑫源、周序千、耿?宽、张维翰、戴谐等。金书樵是金冶卿老师的儿子，后来做过吴江师范校长。闻季绳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人物，在北洋军阀的时候，做过河北省的县长，及至孙传芳过江，他正在家，因此又做过泰兴县长；下台以后，在家闲居无聊，他又要搞书法了，曾来找我谈篆隶；及至解放据说是自杀了。孙超俊学陆军，戴谐学海军，以后都失去了联系。杨鑫源是一位代书的儿子，同班的时候，好打架，树立了一定的威信，引起耿?宽的不满。耿?宽也是打架能手，尤其他那高耸的额角，在顶牛的时候，起了极大的作用，最后终于把杨鑫源打败；耿?宽后来曾到当铺里拌过猫儿鱼，认识到这是摧毁青春的牢狱，终于自我解放出来。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直到今天。周序千是周润甫老师的儿子，后来学医，做过后方陆军医院的院长，在抗日战争初期，安排医院迁出以后，自己来不及退却，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获，他宁死不屈，日寇把他系在马腿后面，纵马狂奔，使他遍体鳞伤，终于为敌人所杀，这是一位爱国烈士。张维翰在同班的时候，功课最好，和薛汝汉一样下落不明。我在同班中年龄最小，在斗争中是弱者，只能起一些摇旗呐喊的作用。我能盘腿打坐，是孙超俊教的，到今天还能做到。 襟江小学(时称泰兴大学堂，前身襟江书院)我的参加预备班，还有一些曲折。父亲听说要到学校寄宿，心想孩子名为十岁，其实只有八岁三个月，自己都不知道寒暖，那怎么成呢？二舅舅的大孩子李昂然也在上学，有个照应，这一层也还好办。可是他听到不但不收学费，还由学校供给三餐干饭，就很不愿意，他想我的孩子怎能平白地吃人家的干饭呢？他老是不肯放手，最后还是周老师派他的儿子序千到父亲那里再三动员，他这才同意。 襟江小学虽然只是一所小学，可是因为是官办的，无论知县官怎样开明，总是官气十足。领导就有好几位，最高的是校长，由龙璋兼任，在开学那一天到堂，戴着墨晶眼镜，满口的“学同学同”——学堂。其次是堂长，就是那位到十几家当铺吃磕头饭的翰林公。这一位有时也来，可是我只看到一次，其时一位理发师在那里剃他那肉光光的大脑袋。第三位是提调，堰头的绅士陈雨人，胖乎乎的，并不管什么事。第四位是稽查，本城的俞瑟兮，七十左右了，因为他排到第四，所以也还到场，在四周打一转，算是职守所在，尽心尽力。第五位是监督，大约是实际负责人了，是周润甫老师。周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除了关心校务以外，还得为日本老师当翻译。平时开饭的时候，他和我们同席，对于学生，尤其是我，也很照应。后来我从四川回来，已经五十开外了，他还是念着我这个学生。 那时由高等小学生里派来三位兼任我们的教师，一位张于琦老师，一位季老师，名字记不清了，一位季述先老师。虽说他们只是高等小学的学生，但年龄久已超过二十岁，而且在钻研业务方面，也各有成就，尤其那位季老师，经常捧着一本日文字典进行翻译，这是很少见的。 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位日本人铃木老师，他教日文、体育、音乐。铃木老师来此的时候，还带着妻子，他们住在学校河东的一所宿舍，收拾得很干净。我们曾去拜访过，铃木夫妇都很和气，还请我们吃鸡蛋饼，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异国风味。甲午战争至此已经十一年，辛丑条约至此也已经六年，但是那时的青年们总觉得和日本人是同文同种，尽管他们打败了我们，割去台湾，还向我们索要巨额赔款，青年们总觉得这是清王朝不争气。就是我们所听到的那首《天下荣》的歌词，也只说“天下荣，丈夫争战功；天下乐，英雄破敌国。……最可尊，一种爱国心；小日本，与俄战东北……”当时有人总是希望日本出来领导东亚，对于欧美的进攻，作顽强的抵抗。这不是我们的屈辱心理，在普鲁士制止巴登、符腾堡，击败奥地利以后，就是它领导德意志民族，击溃拿破仑第三的。当然，事情不是这样的简单，中国是那样庞大，清政府是那样腐败，不是区区日本三岛领导得了的，但是在甲午战后，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有些人总是向往日本，每年成万成十万的学生到日本留学，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有日本的鸡蛋饼而且有对于日本的殷切属望。日本人应当如何地珍惜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厚望！相反，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却挥着沾满血污的屠刀，进攻中国，首先是跟着欧美后面，舔着腥臊的残血，后来是张着充血的凶眼，吞下一颗定时炸弹，终于备尝屈服投降的奇耻大辱。我这一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见证，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殷切属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拒绝中国人民充满友谊的握手，报以残忍的屠刀，我都是亲眼看到而且切齿痛恨的。 襟江小学把它的前身襟江书院的书斋保留下来，作为学生卧室。中间的大楼作为藏书楼，楼下是办公大厅，前面是礼堂，大体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向西拐角是两进自修室，都很宽敞。前面是六座大教室，左右各三室，中间一道风雨走廊。教室也很宽大，桌椅是新式的，尤其是那两块大黑板，用木葫芦悬着，一上一下地推动，竟和七十年后有些大学的情况一模一样。如此说来，似乎不能取信，但是实有其事，不能不信的。 从礼堂向东，拐角是一片大操场，靠河边是观象台，大约一丈多高，四丈多宽，这只是一座空阔的高台，给大家开开眼界，没有什么设备。操场北边是膳堂和厨房，中间隔着一段空地以免尘埃侵入。厨房向左是浴室，这是完全中国式的，有大池、二池、小池，外边还有衣帽间。 商务印书馆的总办事处在宝山路，规模之大当然不可与文明书局同日而语了。有印刷厂、编辑部，还有涵芬楼，那里有不少老版本书。那时张元济是编辑部长，像我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和他是不会有什么接触的，不过他是随时在那里督察我们。 那时的《小说月报》还没有改组，由一位常州人恽铁樵担任编辑。这一位虽然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但是毕竟还没有接触到任何现实意义的小说。有时也有翻译小说，大致和林纾的翻译差不多。 这位恽先生处事接物的态度是好的，精明也确实精明。一次来了一篇投稿，是短篇创作。用的是孩子的语气，叙述一位私塾教师的教书生活。恽先生看了着实称赞。不久以后，他去信给作者，约他到编辑部面谈，作者如期来了。恽先生后来谈起： “作者着了一件蓝布大褂，好像是从乡间来的。这篇小说写的那位老塾师，光光的脑袋，大近视眼，把头埋在书里，咿呀咿呀地读着读着，声音越来越小了。孩子们看着看着，后来只看到一个大脑袋，苍蝇还在那里哼哼地徘徊。小说写得很生动。我和作者说：‘稿费就作千字二元计算吧。’” 听着的人也许出于对作者的同情，说道：“那么生动的描写，千字二元太苛刻些，怕作者不会同意吧。” “哪能不同意？”恽先生说，“不同意底关系？我估可以重写一篇，这故事大估偕可以听到吧。”在得意中他的常州口音不由地都出来了。 当然这位作者也不是不了解情况的。千字三元在当时已经是高价了，就是两元也不算少，作品在人家手里，不同意也没有用。从1913年直到解放，物价不断飞腾，但是除了有特别关系的人以外，千字三元的定价没有变过。 作为小说月报的助理，首先便得试用两月。我是经过这两个月的试用期的。那天账房通知我去结账。试用期满，我得另找出路了。 我去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有一只箱子寄在文明书局，因此我准备先去把箱子取出，重行回家，至于回家以后的打算，还来不及考虑。 到了文明书局，恰巧隔壁房间的吴稚晖因病在家，因此打了招呼。他是陈仲英的表弟，和俞仲还、丁云轩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早年入过学，考过秀才，发达得早一些，中过举人。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当时的青年分成两派，一派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党，一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到过日本，是参加同盟会的，后来到过法国和英国。这时正在上海，寄寓在文明书局，平时却经常在外边活动。 吴稚晖看到我取箱子，问起我的打算。我说先回泰兴再说。 在旧时代，礼教、制度，都是为一般人民而设的，在一般人民之外，另外有一套规律，一些特等人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正如大海中的鱼类一样，有浅水鱼层，也有深水鱼层。鱼层和鱼层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不同层次中，回游着不同的鱼类，一些也不容紊乱的。张季直和沈寿当然是属于深水鱼层的，因此一般人只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生活规律，谁也不能用一般规律对于他们生搬硬套。沈寿也有一个别号，叫雪宦。有一年沈寿病了，季直在南通博物苑内拨出一所房子给她养病，就把这所房子称为味雪斋，自题数句：雪何味，不可说，不可说。味雪斋前是一塘池水，水上养着不少的鸳鸯。水边栽着满堤的杨柳，季直题了一首诗：杨枝丝短柳枝长，旋绾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覆鸳鸯。无论人情是怎样地希望花好月圆，毕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沈寿终于在一个秋深叶落的时候死了，季直为她在军山附近买好墓地，棺柩入土，四围用水泥沙石封固。墓门题着“世界美术家沈寿之墓”。墓道旁题着“江淮男子张謇为世界美术家沈寿买地若干亩，葬于此地”。 张季直对于自己和沈寿的关系，不但不讳言，而且到处宣扬，惟恐人不知，真是所谓“礼法岂为吾辈而设”。这位余恪，由季直安排在资生铁厂当厂长，讨了两位姨太太，住在南通城内，大门上的春联写着“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似乎对于生活的安排不太满意，但是也觉得无可奈何。沈寿死后，他的厂长解职了，这才想到运柩回乡，可是水泥凝固，结成一两丈周围的整块。怎样办呢？只有印成冤状，说张季直如何霸占等等。知道的只作为南通的一件韵事，终于不了了之。我的《南通杂诗》里有一首：绝代容华绝世才，金卮玉暂追配，无端却入披香殿，从此争呼薛夜来。是影射这个故事的。 在文化事业上，南通有图书馆、博物苑，可是对外经常不开放，因此对于市民不起作用。和刺绣传习所齐名的还有伶工学社，这是培养表演人才的场所。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培养出新时代的艺术家，不过比旧社会的科班，究竟进了一步。艺徒们有一定的文化教育，但仍以表演为主。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尽管内部已在发展变化，准备着迎接新的社会变革，但是浮渣弃物还有一定的市场。这所伶工学社就是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的。 现在很少有人谈到什么男演员扮女角的事了，但是那时正是四大名旦的极盛时期。旦角早在十二世纪就在中国舞台上出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们最时行。四大名旦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慧生我没有看见过。砚秋在抗战前，曾经便服到过武汉大学，那时我正在休息室看报，有人介绍，我只是招呼一声，没有接谈。小云在六十年代之初在西安见过，那时他正在指导青年人表演古装戏。惟有梅兰芳在南通看到他的表演，以后1961年我在北京参加教材工作会议，沈雁冰招待文教界人士晚宴，我又见他一面，前后时间要算是很长的了。梅兰芳曾到美国表演，获得了名誉学衔，在鲁迅笔下多次以“梅兰芳博士”的名义出现。解放以后，到苏联演出过，热烈鼓掌之后，有人问苏联的一位艺术评论作家，感想如何。这位作家老实地说：“我们对于假嗓子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为了伶工学社的演出，张季直建筑了更俗剧场，1922年，梅兰芳特地到南通演出，由学社的社长欧阳予倩陪同。季直特地在剧场一角，开辟了梅欧阁，作为欢宴场所，即席赋诗，梅兰芳的诗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清楚。欧阳予倩的一联却很清新贴切：早时梅二前欧九，今日后生接庾公。这就把梅欧的先后，和他们对张季直的关系都写出了。予倩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体会，和梅兰芳还是有所不同的。 更俗剧场在南通市区之西，地点比较冷僻。南通地方小，观众本来不多，在名角来南通的时候，固然座无虚席，可是遇到风风雨雨的夜晚，就不容易满座了。有一年冬天，寒风峭厉，夜晚雨雪交加，剧场上上下下，观众不过一二十人，可是海报已经出了，不能停演。台上的人越唱越不得劲，观众直嘘气，草草了场，结果是不欢而散。剧场的人说：“观众总是怪我们不卖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好几倍。”地方小，这样的情况不是很罕见的。 南通文教界也有一些罕见人物。中学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孙伯龙，年龄六十出外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深刻的造诣，所著《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确实有本有源，不同凡俗，但是在教学方面问题不少。一次作文课上，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犁星没水生骨说”，学生实在做不下去，班长请求在课后写作，由教务室代收。过了几天，孙先生又来了，教务主任搭讪着说：“老先生出的题目太难了，学生做不出。”好在孙先生很圆通，这一次就大家不追究了。 还有一位李虎臣先生，和孙先生齐名，是张门的一龙一虎。这位李先生长于校勘，有一天他搞到一些发现，兴匆匆地直奔季直内室和他商议，不意迎面而来的却是沈寿，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虎臣拨头就走，奔回图书馆收拾行李，当天回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虎臣说：“不得了，今晚季直会派人来杀我。”这位李先生就此心慌意乱地回去。可是季直全不介意，后来东南大学成立，还推荐他去教书。李先生到校之后，那时正为男女能否同学的问题展开争论，李先生大言侃侃地说：“千万办不得。” 有人说：“外国不是久已男女同学了吗？为什么中国办不得？” “外国是可以的，你看外国女子一头黄毛，绿眼睛，谁还要她？可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女学生那可完全不同了，男女同学，还能读书么？” 一般教师和工作人员当然不至于和龙虎两位一样，可是思想上不一定都开展。学校负责人是勤勤恳恳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朱东润与邹莲舫青年时期纺织专科的主持人马伯便很有意思。他经常卖弄他和叔俨、季直兄弟的关系。对他们总是称“三大人”、“四大人”。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三大人叫我去，痛骂了一顿。”不然就是“四大人派人叫我，没来得及说出个为什么，就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他说到这样的关系，总感到得意非凡，直待大家实在给他纠缠得吃不消，这才给他一个“马大人”的外号，这在南通教育界倒是非常有名的。 我是在1920年春间和莲舫住在南通的，暑假一到，我们一同赶回，仍到本宅伺候母亲。这一个暑假不是白过的。兄弟关系已经转变为定期付款的关系，在支出方面感到负担甚重，在接受方面也感到不易满足。情况逐步严重，秋天我借着开学的由头回到南通，由莲舫在家支持一切。待到她感到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南通，幸亏原来租的房子还空着，并不感到为难。 聪明的人会随机应变，愚笨的人只会抄老文章。1921年我们又把1920年的经过重新演一遍。这一次确实是准备在泰兴坚持下去。暑假之初，我们雇了一条小船把两年来陆续置办的一些家具全部运回。小船经过盐运河，由南通开过如皋、海安、白米、姜堰，直到泰州。在白米还经过厘卡，好在我们是轻载，没有遇到什么为难，轻易地放过了。 厘卡是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国作战的时期，新兴的一种经过税。税务人员在旱路、水路用栅栏截断交通，这叫做卡。车船被卡住的时候，就得按货物价值纳税百分之几，这叫做厘。一般人民经常受到税务人员的留难，不过也有例外。科举时代，泰兴考生到南通去应考，有时竟是带着货物，扬帆而去。如果税务人员稍加留难，他们会高声大呼：“你们竟敢耽误国家抡才大典吗？”税卡只能白白放行，背后不免要骂两声“生番”。泰兴人在这方面是有些经验的，有些南通人称我们为生番，是从这里来的。 到泰州后，我们在十里铺栾家住了三四天，这是莲舫的大姨家，她小时是在这里住惯的，因此趁便探望一下。栾家本来是开木行的，这时中落了，可是派头还是不小，这是旧时大家庭没落必经的过程。 他到校以 与武汉大学同事合影后工作非常积极，天不亮就起来，查看气象记录，因此在学校负责人的眼光里，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府上是有名的东阳火腿出产地，寒假回校后，总得吩咐校工挑上二三十只火腿，向权要家里分送。火腿总是能博人喜爱的，最后由学校申请批准，保送英国留学，恰巧那时工学院长石瑛外放浙江建设厅长，再补上一份浙江官费，他就拿着双料官费到伦敦找到寓所，由私人教师从哥德貌林（英语“早安”的音译）学起。 时昭瀛、陈登恪这两位是由文学院长闻一多介绍来的。时教授是湖北国会议员时功玖的儿子，在美国留过学，能说能写，人是干练极了。他自己看清楚他和武大校长王世杰是棋逢敌手，武汉大学不是他的容身之所，后来到加拿大去当了总领事，以后就不知道了。陈登恪更是家世显赫，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赫赫有名的维新派，同光派诗人的领袖，哥哥有好几位，大哥衡恪是文学家、书画家，五哥寅恪是学术界的先进，在清华研究院和梁启超、王国维齐名。登恪在法国留学，回国以后写了一部《留西外史》，虽然不过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当时也有一些声名。他在武大开法文课，从字母教起，并不费力，可是这就养成他那信口开河的习气，有时他会到你房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漫谈，搅得东西南北莫名其妙，上午谈，下午谈，晚饭以后再谈，甚至熄灯以后（那时武大是十时熄灯的）燃着蜡烛还要谈。后来我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每周要写五六千字的讲义，查对资料不在其内，实在有苦难言，但是人情难处，只有勉力奉陪。有时只能待他去后，对烛写稿，三四点钟方能就枕，稍事休息，第二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红涨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东楼住的教师有二三十位，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公共食堂。有的人在学生食堂包饭，至时送来，但是更多的人是三个一组，五位一群，雇了厨师，各自办起食堂。三餐之前，真是炊烟四起，各奔前程。1929年上半年我是在学生食堂包饭的，下半年和数学系教授叶静远等一处搞了一个厨房，厨工名罗中山，人很老实，名字特别响亮。 武汉大学是1928年开办的，由湖北建设厅长刘树杞担任校长，原是挂名差使，后来刘树杞调任福建建设厅长，武汉大学的班底就形成了。这个班底一般教师称它为“中执委”，是以北京大学部分教授为基础，吸收了清华大学一些人士联合组成的。校长王世杰、教务长王星拱，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共四院，院长是闻一多、皮宗石、王星拱、石瑛。各院之中又有重心人物，为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任戆忱、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法学院是武大的重心，而法学院的皮、周、任、杨都是湖南人，更成为重心的重心，因此武大开办时的湖南教授特别引人注目，时人称为湘军。 文学院开办时有三系：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闻一多的主张是把中文系办成一个现代化的中文系。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眼光的。 但是当时的中文系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文系。说来也很稀奇，尽管一个大学里各系都向前看，惟有中文系是向后看，并且认为各系不妨向前，惟有中文系必须向后，这是中国的国粹，轻易碰不得的。 东南大学李虎臣教授的妙论，前面已经说过了。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版本目录方面，不能不说有所成就，但是上课时一定要学生手执墨盒毛笔，偶然发现有人居然带着钢笔走进教室，他可能要叫闹一个小时，最后气咻咻地下课。 三十年代前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初办时的中文系，最孚众望的是王教授。每星期到校两次，并且叮嘱闻一多要把课时排在下午，因为……说时他把右手大拇指含在嘴里，中间三指拳着，小拇指对外一伸。原来上午他得在家抽鸦片。那时还没有系主任，某教授正在动脑筋，联络中文系有影响的学生，一边把自己的亲妹妹许给他，并且允诺以五十亩良田作为嫁妆。后来因为系主任没有到手，某教授悔婚，学生便画了一张钟馗嫁妹图贴到西院此教授的宿舍。 大学不是没有落后的一面，但是不能由中文系永远落后。无奈中文系好像是注定要落后的，特别因为中文系不读数理，不读外文，因此轻轻松松。对不愿费神的高中毕业生特别具有吸引力。闻一多坚持文学院要办哲学教育系，这就把不愿费心的学生吸去了一半，同时要中文系学生读外文，接受现代知识。他极力主张要开设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时北京虽有人开课，市面上只出了一本陈钟凡的作品，虽然不够深入，却算是开山的著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一门课更特别，称为英文国学论著，专门选读一些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考古、艺术这一类的作品。坦白讲，英文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重要著作，开课的意图是期望学生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多少看到西方学者治学的方法。 武汉大学约我前去的时候，主要是要我在预科教英文的。那时学校开办虽然不足一年，预科的英文教师已经被学生轰去四五位。闻一多和陈通伯共同考虑，非得找一位有经验的英文教师，才能过关，这才想起了找我。我因为一则南通师范无法应付，久已准备脱离，二则对于武大的轰走教师，全不清楚，所以也就冒昧前往了。倘使南通师范能够安定下来，我是不会去武汉大学的，因为我认为大学教师的光荣称号，应当属于渊博学者，与我无关。即使南通师范不够安定，倘使我知道武汉大学预科教师已经有四五位被学生轰走，我也不会去武汉大学的，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超过那四五位教师，自己也不愿意作为第六位而进行尝试。但是我在南通师范既然不愿呆下去，又不了解武汉大学具体情况，所以我这次进入高等学校，实际上只是一种盲目尝试。 在轰走五位教师以后，学生也有些厌倦了，因此我在武大预科讲坛上居然站稳了。这完全不是由于我的能力，而是由于学生不愿意对教师继续进行打击。一经站定，一多随即向我提出新的任务。他希望我在秋季开学以后，担任大学一年级英文教学，同时准备英文国学论著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门课。 中国语言里有骑虎难下这句非常生动形象的成语，因为骑虎的人一经骑上只有继续向前，下来就有被虎吃掉的危险。当时的我就是如此。我指出英文国学论著这一门课还可以应付，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得好好准备资料，下半年是来不及的。一多说那没关系，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安排在中文系四年级，本来可以迟一年的，因此我在准备功课中就有一个先后缓急。 闻一多在国外是学艺术的，也搞一些外国文学，回国以后，他开始搞中国文学，后来搞《诗经》、《楚辞》，搞《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都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这样的文学研究者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倘使他能在武大多做几年工作，势必对于这个学校有不少贡献，但是，1929年秋后，他就离开学校了，这实在是很大的损失。时昭瀛、陈登恪都和一多关系较深，他们因为王世杰、陈通伯没有竭力支援一多而深为不快，特别对于陈通伯继任文学院长，更表现出由衷的不满。事实上，一多虽然是湖北人，担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但是究竟不是所谓武大核心成员，所以他提出辞职，王世杰没有出面挽留，这就造成他不能不去的局面。离开武大以后，他到过山东大学，到过清华大学。抗战时期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因为反对蒋介石，被蒋介石暗杀，为国家民主献出了最后一滴血。 一多对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中外合作，语文分家的主张。这就是说中文系和外文系不应当分成两个系，而应当合为一个文学系。同时中文系不应当把文学和语言、修辞、声韵、训诂合在一处，而应当把那些另外成立一个语言学系，包括汉语和外语。这是一个大胆而富于建设性的建议。文学只是文学，无论是“选学余孽”、“桐城谬种”，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都不能独占文学的讲坛，至于语言、音韵这类学问，是和文学分门别户，另成一家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一多的看法其实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时没有得到重视。他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长任内，也没有正式提出，他的挚友时昭瀛、陈登恪和他虽有深切的友谊，但是没有学术上的支持，结果他的主张只成为旷野中的呼号。我对他是同情的，但是我在武汉大学，虽然接触到个别“中执委”的人物，却和整个的集团没有联系，也不愿意联系，所以提不出支持一多的语言。解放以后，中国文学系分为文学专业、语言专业，语文确实是分家了，但是中文、外文的门户还没有打破。无论在中文系怎样提倡要学外文，二十年来还是没有取得成果。 在学术界，正和在其他各界一样，有埋头苦干的实行家，同样也有招摇撞骗的流浪汉。在武汉大学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罗教授就是一个。五四运动发生于北京大学，当时有好多苦干的人，一般人连名字都没有人知道，但是罗教授在这次运动中，却获得了政治资本。1927年夏天，他在南京混了一段时期，当时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什么，可是也没有否定他在五四运动中有一定的贡献。不久他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校长，清华有清华的传统，多少有些排他性。一年以后，他来到武汉大学，武大的“中执委”们本来都是北大的旧人，因此他来的时候，还是声势喧赫的。临到以后，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到武汉大学”。大意是说尽管有人诧异大学校长为什么要到他校教书，这在外国是常有的，例如美国某校长某人曾到某校开课等等。其实这些话恰恰是“拉着虎皮当大旗”，只能博识者一笑。大学校长不是官，即使是官，也不能证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能在大学教课只说明他的学术成就，既不必夸耀，也未必显得他纡尊降贵。至于引证外国的某甲某乙，只能证实他的心虚。 罗教授来了，担任历史系教授，由陈通伯主持欢迎会。到会的还有张修，大一英文教师，和我一样。他和我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是外文系代表，罗先生是中文系代表，经常在一起开会的，今天他来，气焰不同了，和他招呼不好，不招呼又不好。”我说：“这样吧，我和通伯提一提，要他和罗先生说。” 通伯对罗教授说：“你还有一位同学在这里。” 这篇赋长约五千字，在古赋中也可算是长篇了。写好以后，只给很少几位看到。那时武大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先生看到了，颇为欣赏，就给上海的一家杂志社寄去，居然刊出。大家知道，上海的杂志对于辞赋不可能很内行，因此笔划凌乱，标点讹误，都是意中之事。这里录出重庆和航空的两部分。美哉城乎！巴子于斯建国，李斯之所经营；右大江而左涪万，故奇险而崇闳；真武缙云之高标，佛图阳关之峥嵘；太平储奇之旁达，都邮苍坪之精英。别有地称曾崖，寺名上清，建崇号于国府，卜一战于横庚。昔寇气之逼南都也，乃率众而西迁，譬黄鹄之高举，览天地之方圆；心游乎八表，机发乎九天，将远?而高掌，故一览而得全。驱庸蜀羌?之众，用微庐彭濮之贤；方谋新而舍旧，物有爱而必捐。夫临危则侧席求才，图治则发愤自励，彼往哲之成规，非所望于当世，若乃金张许史之擅权，音凤恭显之得势，丰亨豫大之专佞，心腹肾肠之便嬖，持论则宇宙未宏，挟隙则秋毫匪细，临大江而长叹，吾属其将安侪？ 亦有椎埋发邱之雄，吹箫屠狗之丑，报睚眦于偶语，伺消息于杯酒，以杀戮为耕作，或叹息于畎亩，鋢掩目而捕爵，咸结舌而箝口，譬九四之自王，聚二五而成偶，黄雀之捕螳螂，祸于何而不有？赴邦家之急难，扬祖宗之威灵，光国则责在匹士，苟免则邦有常经，然而用君之意，齐之以刑，衣不蔽覭之壮，年及中男之丁；若无罪而就死地，宣王为之涕零，生何恩而杀何辜，李华所不忍听！ 若夫燕喜之俦，鸿渐之族，退食自公，天锡百禄，蒙茸狐裘，厌饫梁肉；论事则自具肺肠，御冬则我有旨畜；人嚣嚣而难知，理翳翳而愈伏，天道之不敢言，孰剥极而能复？别有院号参政，职在风义，过天阍而叩关，谒纳言而投刺，方欲陈民生之多艰，邦家之憔悴，不无献纳之言，宁有出位之思？彼方褒如充耳，我则愧而入地，始知夏虫之不能语冰，肉食之未可与议。在叙述重庆的这一部分，我把当时的政权和人民所受的痛苦都写到了。拉壮丁已经成为普遍的艰难，但是壮丁其实并不壮，当时称为瘦丁。“报睚眦于偶语，伺消息于杯酒”，这在1939年还刚刚开始，以后特务横行，祸变更烈，写这篇赋时，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但是国家政治，完全利用这批地痞、流氓，盯梢、告密，实在不成其为国家。参政院自有它的地位，当时虽然不是民意机构，但是总算是表达民意的渠道。从我和王世杰的谈话中，我对参政院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借着表达民意的招牌，实际窒息民意的场合。 关于飞行的叙述，古代有过，但是不够具体，李汝珍的《镜花缘》讲到一些，当然还是虚构，鲁迅提出奇肱国飞车运粮的故事，但是主要在于讽刺那时北京的一批自封的学者，都和这篇赋里所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当然那时我不可能看到什么图104、三叉戟、波音式，我只能就我所看到的留下一些踪迹。于是翱翔徘徊，从容天半；驾飞机而西行，望万象之弥漫；初敛翼而低昂，忽奋迅而泮涣；摩埃于九霄，摘星斗于天汉；山蜂拥而群飞，川倒流而相乱；过泸叙而一窥，曾不知其畔岸。峰回路转，云树纠，岁暮而沙渚尽寒，水落而乱州竞出，其上则有离堆之天险，三江之，巨岷演衍而逶迤，沫吞吐而横溢，凌云左峙而幽深，二峨右抱而；回吾轸于西州，挹征尘而若失。从这一段里，可以看清这一次的飞行是由重庆向上，倘使是由乐山下航，叙述当然是完全不同。 马先生把这篇文章寄到上海发表，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但是既经发表，也就无可奈何。最初我还担心要是给重庆政府的人看到，官司有得吃的，经过几个月以后，才发现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不能说重庆政府的人都看不懂，但是他们正忙于内部火并，升官发财，对于这一类骈四俪六，抑扬掩露的文字，他们是不耐烦理会的。 为了准备开六朝文这一课，我是费了一些气力的，但是一年以后，武汉大学的情势变了，六朝文不开了，我的准备工作，只留下《后西征赋》这个痕迹。刘先生作为中文系主任，掌握着排课的大权，他要我开《史记》这一课。好吧，《史记》就《史记》。在编写讲义以前，我写出了《史记考索》这一本书。 1939年，我和陈通伯同游峨眉山。峨眉山在峨眉县，是乐山县的邻县，相去不远。那时的交通工具是滑竿。这是两根毛竹扎《史记考索》(外二种)封面好的担架，中间一个竹篼，垫上棉被，躺上去倒也舒服。那时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滑竿，抬滑竿的人，少说也在十万以上，他们都是单身汉，没有家，可是走到任何一县都有相识的女人，生命就是这样的消耗了，待到老了，病了，生活也就结束了。他们为旧社会劳动，也终于为旧社会所抛弃。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消耗，而澌灭。 从乐山出发，不久就到苏稽，再下一站就是峨眉县，县城不大，比乐山差多了。在这里停了一晚，第二天上山。峨眉山号称高六十里，大约这是就往来的道路计算在内，其实海拔只有三千公尺，高虽是高，可是远远不到六十里。上山要走三天，下山快些也要走两天，主要是为了游客可以到寺庙里休息。寺庙现在当然是没有了，但是那时却尽多，主要是为旅游服务的。僧人是有的，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招待来宾，有时甚至可以上锅炒菜，提供方便。 我们上山的时候，在牛心石、洗象池各休息了一晚。洗象池的僧人说起一件故事。一位游客看到来往的猴子很多，捕获了一只。这一下不得了，满山的猴子都来了，大殿上、休息室里、房间里都是猴子。它们把窗棂摇撼得震天响。游客看看情况不对，央请僧人出来调解，把小猴子放了，同时挑来两担包谷，分给大众。猴子们看到小猴回来，各自捡了一些包谷，这才欢欢喜喜地散去。 从洗象池向上，直到山顶，这时是下午二点。靠近山顶，已经没有大树，都是六七尺的小树，看来到了三千公尺左右，是不会长成大树的。峨眉山顶三件奇观：（一）佛光，（二）佛灯，（三）雪山；这三件我们当天都看到了。据说苏雪林上山的时候，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阴雨，什么都没有看到。 佛光最引人注意，但是要看到佛光，有两个条件：（一）上午必须小雨，雨后水蒸气腾上，成为山谷间的云雾。没雨不行，但雨太大也不行。（二）下午必须放晴。阳光把人影倒射到云雾里，那时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放得特别大，四边罩上几道不同色彩的光圈。这就是佛光。峨眉山有三个顶峰，相去各二三里，称为金顶、千佛顶、万佛顶。我们在三处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一下午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是佛灯。夜晚的灯光，忽明忽昧，忽聚忽散，忽多忽少。这个我们也都看到。其实这是远山的灯火，因为山峰和山峰中间，隔着浓淡聚散的阵云，云动荡不定，也就形成灯火的动荡不定。看来非常神奇，其实一点神奇也没有。 最后是雪山。白天是看不到的，必须在下半夜起来，趁着夜色已散，晨光未动的时候，可以看到遥远的瓦屋山、二郎山，雪色皑皑，矗立在半空里。不但这两座山，四望都是雪山，远近高低完全不同。天色可是冷得很，在盛夏的清晨也必须着了棉衣，最好把棉被也披在身上。 山顶空气稀薄，寒威逼人，因此饭烧不熟，房间里还得经常燃着炭火，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我们就下山了。中间路过一个山洞，进去看了一看，大约有两三里深，高的所在约莫有三四丈，洞的尽头还有三四个小洞，高约三四尺，已经堵塞。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但是看不到了。 出洞看见猴子，大约三四十只，不多。正在那里跳跳蹦蹦，看到人并不畏惧。在我们给予食品的时候，照例是老的在前，小的在后。这不是什么猴子的礼节，而是老的凶悍有力，所以小猴只能远远让开，必待老的吃饱，它们才敢按次挤进。 我看到这孩子已经认识到读书的必要，但是我还想考验他的志愿是不是坚定，因此我说：“可以的。那是一座私立学校，补考也不难，但是首先你得经我考试一下。考及格了，我去买火车票，明天我们一同去无锡。” “怎样考法呢？” “拿一张一千二百字的稿纸来，给我抄《大公报》社论。要注意，不能错一字，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 君遂欣然地说：“这不难。” 他捡了稿纸，埋头抄写。 我在检点第二天带去无锡的杂物。蓦然间回头一看，君遂正在那里挖补呢。我连忙说：“这不行。挖补是不容许的。” 君遂茫然地说：“那怎办呢？我不去无锡了。” 我说：“也好。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我不勉强你。” 僵持了不足半小时，我还在检点杂物，君遂闷着。 君遂这时又问起：“我能不能重写？” “当然可以，”我说，“第二张写错了，还可以写第三张、第四张。总之要一张只字不错的抄本。” 君遂的第二张错了，重写第三张，这一次通过了。 我随即给钱，让他买了两张车票，第二天同到无锡。给振心说清楚，通过考试，正式入学。父子二人同处一室。我本来是约定每两周去无锡一次的，因为君遂去了，我不放心，改为每周一次。这样就成为每周三天在宁，三天在锡。准备功课的时间多半在车厢里。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1921年办起来的，那时唐蔚芝老师的目力已经十分衰退了，因此交卸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在无锡学宫左侧办起了这个学校。唐老师对于八家古文，继承了张裕钊、吴汝纶的传统，是有独到成就的，办学以后吸收了当时的一些名士，因此无锡国专确有一些声誉，但是主要的任务还是落在南洋公学的学生，如陈柱尊、冯振心身上，后来也吸收了一些国专的校友。抗战时期，这个学校一度内迁到广西，直到抗战结束为止，彼时唐老师已经先回上海了。 抗战结束，唐老师准备把无锡国专恢复起来，首先在上海办了上海分校，以后又恢复了无锡本校。这样一来，这个学校便有了锡校和沪校两部分。四十年代后期正是派系活动亢进异常的时期，沪校因为是直接秉承唐老师的，准备随时并吞锡校。上海派来的王蘧常经过振心的介绍，和我打过招呼。好在从国专两校的关系看来，我是外人，因此乐得不管闲事，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泾渭的，这次王蘧常来锡接管的使命，究竟没有完成。 但是无锡本部也不是没有派系之争的。冯振心、欧阳先生、梁某和会计陈某是一系，这是桂系。总务主任蒋石渠、蒋庭荣、蒋子敬是一系，这是常州系。就是学生中也显然看到广西和常州两帮，一切都以封建地区关系联系在一处。我是应振心的邀请而来的，因此在常州系的眼中，仿佛我也成为桂系了。 还有第三者，这是泰兴的丁书堂，他和蒋石渠一样，是国专第一批毕业生，现任图书馆主任。因为国专的泰兴学生不少，又吸收了若干苏北学生，所以稳稳地成为第三势力。丁书堂的计划是把我捧出来，在广西派、常州派之外，成立一个派系。因此我对他是亲而远之，亲他那乡音无改的一面，远他那合纵连横的一面。 事实上，我对于什么是国学就不感兴趣。文学是文学，哲学是哲学，民俗学是民俗学，语言学是语言学，既然没有日本学、朝鲜学、英吉利学、法兰西学，哪来什么中国的国学呢？我是教过“国学论著”的，现在又在“国学专修学校”教书，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旧社会里还是为的吃饭，并不等于说我承认有所谓“国学”。那么我为什么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呢？最初是因为我托冯振心招呼秀若投考，我不能拒绝，现在是因为照应君遂读书，我不能脱离，当时我的想法是君遂毕业以后，立即离开国专，不去为这个不能满意的“国学”浪费自己的岁月。 在谈国专内部派系斗争的时候，也许可以把1948年初的一幕提前说一下吧。冯振心感到蒋石渠压迫太过。他和我说：“东润兄，我身体不好，是油干灯尽的时候了，我想把校务主任放下来，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帮忙？” 振心是以教务主任兼任校务主任的，因此我说：“这个学校我看事情不复杂，是不是你自己努力一下？接的人不容易，哪里去找教务主任呢？” “教务主任由欧阳先生担负就是了。”振心说。 这一来我看清楚振心的计划是把实权抓在桂系手里，由我担任校务主任，去当常州系蒋石渠的第一炮。这又是何苦呢？ 可是无锡国专还在那里发展。无论内部怎样人手不齐，斗争不息，学生还是源源而来。这个学校也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店，有三年制的，五年制的，这是专门学校；也有两年制的，是附属的文书科。有春季始业的，也有秋季始业的，可算是来者不拒。开课以选修为主，所以各班人数不齐，程度不齐，经常有二三百学生，单凭他们所交的学费应付一切开支。 学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许多人注意到所谓国学？其实是为了躲避兵役。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可以从此安定了吧？然而不是的。中国的大屠杀正在开始。抗战后期，大量的美式配备和美军人员，没日没夜地从国外输入，但是都没有动，这些不是为了抗日战争，而是为了反共战争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当时有两句有名的语言，称为“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当然是“谈谈打打谈谈打，打打谈谈打打谈”了。 这样的关系，从抗战后期一直拖到抗战胜利以后，和谈是外壳，备战是内容。共产党方面，是发动全民战争。国民党虽然没有这个号召能力，地主还乡团是有的，而且也确实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地主永远是少数，因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反动军阀投降以后，反而毫无顾忌地大拉壮丁。拉的方法也是愈出愈奇，有时竟是深更半夜伏在沟坎里等候，偶然有麻木无知的人走过，他们从沟坎里跳出来，三个服侍一个，这个壮丁到手了，嘴巴里塞上一块手帕，送到上级机关交差。有时等候了大半夜，竟没有行人经过，那也不妨，他们在四更天的时候冲到村庄敲门，只要有一个男人开门，保证也会把他送到招兵机关，去给蒋介石卖命。 事情的发展到了一经天黑，村上的男人都躲到高粱田里过夜。夏天的中夜露水下来倒也凉滋滋的。朦胧一憩，天大亮了，大家见面相庆，又过了恐慌的一夜。为了躲避拉夫，不知有多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辛苦。 但是也有一条出路，只要能证明你是大专学校学生，拉夫的人照例是不能拉的，那时国立大学的录取是要经过千艰百难的，可是私立学校却可以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无锡国专这样的学校，无论它的成就如何，始终不愁没有学生。每学期缴了六百斤大米的学费，这一学期就算进了保险柜，用不到去替蒋介石卖命了。 国专这座学校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可是每周我在无锡的日期只有三天，其余就要到南京去。文昌桥宿舍里还有秀若和承德，星期天惠如是要来的，有时清於也来，不过医学院功课重，来的次数不多。 一个星期三下午，我刚从下关匆匆赶到宿舍，孩子还没有回家，蒋介石的一位尉级军官到了，他一进门，一只脚踏着板凳，掏出一支纸烟，划火柴燃上了，给我一顿埋怨： “我找你好多次了，都没碰到，怎么搞的？总算今天给找到了。” 我对于这位不速之客感到非常茫然，只好说：“我去无锡三天，今天刚刚回来。对不起得很。有什么贵干？” 军官喷了一口烟，把手一扬，他说：“不谈这些。替我写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