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五节

那时教课的顺序，是抄教材，教师讲授，讲授完毕，孩子们按次排立，由教师逐一问询，对答不上的就排到后边去。以后就照新排的次序就位。一天的功课完毕，每人的座位也就不免有个升降。那天的结果，我是排在第二名。 当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把情况都向父亲说了。父亲说：“明天到学堂去，就按照今天的位次坐吧。” 第二天我一进学堂，就坐在乙班的第二位。原来的耿平修不同意，就去禀告李老师。 老师问：“昨天你哪儿去了？” “去看会了。” “我没有答应你去呵。暂时你还是坐在后边，待今天答问以后重新排定吧。” 从此以后，我坐定在乙班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薛汝汉。同班的除了薛、耿以外还有伯父的孩子本君哥，比我大两岁，坐的位置却不很高。 那时我们已开始作文，后来称为缀法、写作或创作，主题却很不一样。因为科举还没有废，我们的习题经常出在常读的《论语》、《孟子》里。文章怎样作，我全然不理解，有人发现只要抄朱注或是什么章旨、节旨之类，老师总是满意的，因此作文课题出过以后，大家就一味抄书，闯过了这道难关。 家里的经济情况，越发困难了，由于袁森记歇业，大哥遭到解雇，困难更严重了。除了自己的住房以外，更没有什么可典可卖的，父亲只有靠当铺生活了。 当铺是旧社会落后地区的一种盘剥人民的营业场所。泰兴城里有三家，乡间有七八家，他们内部组织非常严密，有保卫自己的炮楼、鸟枪，所以实际上是一种武装组织。一般是徽州人开设的，后来也有一些扬镇帮参加，不过经常以徽帮为主，里面经常说徽州话，他们的衣服也和当地人不一样，因此他们是社会里的一个独立组织。可是他们也得雇用一位当地的绅士作为名义上的管事人，简称外管。泰兴的一位退居的翰林公就是这十几家的外管，他的工资是每家银圆一百元，每年年初他到各典所供的财神老爷前面磕一个头，其任务只有在各典出了问题的时候，和知县官去通通声气，给当铺一些好处。因此他的工作称为“磕头饭”。 当铺的内部组织是非常严密的，最上一层称为三大宪：管事、管钱、管楼，而以管事总其成。管钱专管银钱往来，管楼专管堆栈进出。以下是五六位站柜台的，称为头柜、二柜不等，名义上是头柜领班，但是并不一定，因为各人的收入完全是按照所经管的事务提成，所以有时末柜经营得法，他的收入也就超过头柜。除了这些营业员以外，都是学徒。学徒之中资格最老的四位专管开发当票，称为中班。中班所写的字体，像是草书又不一定是草书，是当铺中特有的字体；所用的语言也不一样，例如当进一件皮袍，照例写上“虫蛀”，当进一件农具，照例写上“破损”，这样即使把东西搞坏了，他们会说当票上本来写明；你如说是字迹不清，他们会说这是当铺的字体。万一你要闹到县官那里，那时外管的翰林公便起了作用，县官的私囊原来是指望当铺接济的，何况对于翰林公还要卖一个面子。中班之下是一般的学徒，他们的人数和职务也有规定，主要是跑后楼，爬衣架，因此每人都练得猴子一样的本领，最末的一位专管饲养猫儿，称为拌猫儿鱼的。这样的工作可不能看轻，一则当铺里全靠猫儿灭鼠，二则那批大肚皮的、一口徽腔的朋友们，哪一位不是从拌猫儿鱼起家的？ 当铺工作有一定的制度，只要没有特大的纰漏，一进典当，终身生活便有了保障。但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少年进入了那死气沉沉的窟窿，准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成为徽帮或扬镇帮的奴隶，久而久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人老是竖起大拇指，喊一声“我们东家”。我的叔伯兄弟本君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在小纪当铺里从拌猫儿鱼饭起，一直搞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总共积蓄了一两万现金。本二哥本来不甚聪明，在当铺里和社会隔绝了三四十年，越发变得半呆半痴。当铺就是这样地剥削人民，同时也摧残雇员。 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幕，以第三镇兵变，袁世凯不能南来而告终。于是一切的一切，仍回到原先的轨道。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是没有准备，也不是没有领导的，但是软弱异常，软弱到几乎没有脊梁的骨架。黄兴任南京留守也没有多久，因为南方军队欠饷已多，他向中央领款无着，只能辞职下台。 从太平天国的失败，经过兴中会、同盟会到南京政府的成立，也就是说从1864年到1912年，前后四十九年，时间太短了，还来不及产生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也就来不及产生一个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党。革命力量太软弱了，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袁世凯是地主阶级、政治骗子、心中只有个人利益的政治扒手。最初他以候补同知的名义混进吴长庆军中，1894年到朝鲜，他的野心得到初步的发展，此后练兵小站，做直隶按察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外交大臣、内阁总理，一步步地踏着血迹高升，终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他还要发展。他在每一步前进的时候，都留下新的血迹，终于以中国人民的鲜血，换取了封建帝王的尊号。这一切都是后话。在1912年，我们所看到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树立了中华民国的招牌而下台。沾满血污的地主阶级政治扒手正挥舞着指挥刀前进。 事物正在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短短的时期内已经妥协了，不革命了。到北京迎接袁世凯的代表们打电报到南京，提出北京兵变和北方岌岌不安的情况，为了大局安定起见，他们提出总统不必到南京就职。南京当局也感觉到应以大局安定为重，不坚持袁世凯南来宣誓。一切商量妥协，中华民国终于在不损及政治机器的一丝一毫的情况下在北京安顿下来。 血不是白流的，然而血终于是白流的了。三哥的鲜血染红了南京小营的刑场，虽然在1913年得到政府的抚恤金，母亲、大哥和我都很痛苦。母亲因为无人报仇而感到失望，大哥被生活压得麻木了，我感觉到共和制是三哥参加过的遗产，自己有维护这份遗产的责任。 时代停顿了，然而也在转变。内阁成立了，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总理之下有各部总长：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为内务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南来的要人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政治是一列火车，正在寻觅一条适应自己的轨道以便前进。可是内阁制是一种外来事物，要适应中国的惯例，还需要漫长的过程。袁世凯和唐绍仪是北洋政治机构的旧人，碰到内阁制这个新鲜事物，就不能适应。尽管唐绍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究竟喝过洋水，知道责任内阁必须、也只能由内阁总理负起领导责任来。可是这一来总统干什么呢？外国的总统也许有宪法可遵，可是中国的总统不来统率，那由谁来统率呢？这个矛盾就无法解决。总理之下有各部总长：有的是总统领导惯了的，他们能搁下总统而由总理领导吗？还有南来的几位总长呢？早几时还是对立的，在南北议和的时候，唐绍仪代表袁世凯站在这方，他们代表南京站在那方，现在要服从总理领导，事情行得通吗？问题多着呢！ 政党的问题也多。同盟会由革命党转变为政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旧官僚和一切与旧官僚有血缘关系的人有一个统一党，统一就是统一于原来的体系，他们总认为同盟会闹分裂，破坏国家的体系是不好的。此外还有自由党，即《阿Q正传》里的“柿油党”，这个党的领导人李怀霜，后来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和他同船，他在新加坡带着他同行的花枝招展的小脚女人上岸了，以后没有听说过。既然共和了，因此也有共和党。此外还有许多党。 同盟会刊物《民立报》，在一般人民中威信较高。1912年间，社论作家的名字也很特别：一位徐血儿，以后不知哪里去了；一位邵力子，后来在蒋介石手下做过甘肃省长。比较更有名的是章行严。他到过英国，文笔很健，拥有大量读者。1912年他写的有名的几篇文章是《论萨威棱帖》、《毁党造党论》。毁党造党是说要破除一切拉关系、搞传统的政党，树立政见一致、旗帜鲜明的党。这确实是新鲜的见解，但是一时还行不通。那时报纸发表的社论，首先都是密圈密点，以后觉得密圈还不够，索性每一个字的旁边都用套圈。好在既然每个字都用套圈，在排字工作方面倒是简单明了，可惜是无缘无故要糟蹋不少的版面。科举闱墨的恶习，是轻易死不了的，不料却在民国初元，复活在当时的舆论界。 袁世凯掌握政权，控制行政机构，一边把当时的所谓革命党人用大勋位、勋一位、勋二位的名义供养起来，一边却用种种方法，收买、拉拢、乃至撤除南方掌握军权的人物。这一切都看在一般人士眼里。湖南的一位老名士王运，当然是地主阶级一分子，但是他对于袁世凯是不满的。袁世凯为他设置了国史馆，安排他任国史馆馆长。王运到北京了，谒见了大总?，并且还带了一位身分不明的周妈。他访问当时要人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大红名帖以外，还带上一个小巧玲珑的名片，中间印着欧底赵面的“周氏”二字，这可算是玩世不恭了。运还有一副联语是传诵一时的。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是二十世纪的祢衡了，袁世凯在这一点上，不让曹操，当时也没有黄祖那样的蠢物。 1912年上半年，我在南洋公学中学部读完了二年级，但是学期终了，我的学籍也中断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家住朝北的五间屋，那朝南的六间屋，是伯父家的，里面三间是堂屋，外面靠西两间是厨房，最东一间是门堂。里面三间虽然陈旧，却也古色古香。据说梁柱都是楠木建筑的，都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款式。外面三间很平常，可是那门堂却有一些气派。大门外是三层石阶，两扇黑漆大门，再里面是六扇屏门，虽然黑漆全部剥落了，究竟是六扇屏门。一望多少有些与普通家宅不同。这一年，伯母去世了；三位同堂姊姊，一位嫁了，一位死了，还有一位住到李家堂舅舅家去了；两位堂兄，大的死了，小的就是本君哥，到小纪镇一家当铺做学徒了。所以只剩伯父一位单身汉。这年端午左右，一位单干的车床木工在得到伯父同意后，把车床安排到屏门后边。大哥一看就恼了。他和伯父说： “伯父，这样合适吗？是不是可以招呼一声，让他撤出去？” 南通师范学校是1903年开办的，地点在城南三元桥，千佛寺废址。东西三大排房屋，左为学生宿舍及膳堂、厨房，右为教室。中间前后五进。第一进为大门、传达室、事务室。第二进为办公室。第三进为礼堂，其上为图画室。第四进为时孙堂，下面住着敬之、吾、怡生、辛伯，上面住着篑庵、浩然和国文教师张梅庵、曹勋阁。第五进为寿松堂，并排五大间，中三间为会客厅和教师饭厅，右边住着国文教师徐九镛、历史教师李小云，左边住着体育教师项翔高、武术教师黄照临。楼上中三间为会议室，左右住着美术教师陈效韩，国文教师李湘侨，教育学教师陈挺生。我住的是寿松堂靠教室的一间过道楼，前面直看到十余里外的狼山，后面是一株银杏树，树上覆盖着数十年的凌霄，再后面是十亩荷花池，池外是一望无际的城河。整个校址轩敞，开阔，雄伟，所差的是夏天的蚊子多到无法应付，白天也得燃着艾绳，才能办事。我到的时候虽然荷花已经渐衰，但是凌霄花正盛开，满树繁华，照耀着盛秋的艳色。寿松堂前的四棵大树，白皮松、罗汉松、杉树、桧树更是干霄卓立，苍翠欲滴，远处的狼山，青岚塞空。我到过不少地方，也住过许多学校，最值得怀念的还是南通师范。 朱东润青年时期所书“做人六要”那时我正在学篆书，主要是走李斯、李阳冰的道路，总觉得只有二李才是真正的大家。对于近代书法家，我推崇钱坫、杨沂孙。我很重视邓石如，不但他的书法值得推重，他的人品也是不同凡俗，可是我总觉得他是由隶入篆，雄强有余，温厚不足，这可能是我的一偏之见，不一定正确。陈效韩是两江师范毕业的，那座学校的校长是李瑞清，别号清道人，是以篆书和北魏名家出名的。效韩说起李瑞清的大篆，在一直一横相交的所在，经常在落笔以后，中间停顿一下，待墨色蟬开，再行接下，这样相交之处墨色成为小围，便得到金文的神似。神似哪能说不是神似，但是这就把书写和浇铸混同起来，我总有些不很同意。 除了自己苦学以外，我还从师范的黄吾、中学的石又新领会一些书写的方法。吾是临摹《西狭颂》和《华山碑》的，因此下笔雄强，厚重，可惜不足四十岁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完成隶书方面的工力。又新是写《书谱》的，很熟练，但是结字太扁，没有考虑到唐人结体是从六朝来的，结体略长，直到宋代以后，结体才开始扁平。不但如此，即如汉隶，初看是略扁了，但是只要我们从计白当黑的原则考虑，那么汉隶的结体，实际还是略长。以汉人遗简考之，是确然可信的。唐宋之间是一条界线，唐以上，结体以长为主；宋以下，结体以扁为主。翁方纲的结体，不论大小，都觉得略长，这正是他的朴茂所在。 但是我的本分工作不是书法而是教书，所以我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怎样把英文教好，特别是把师范生的英文教好。 我在省立第七中学教书，但是住在南通师范，对于两方情况都有些认识。 当时的规定是中学和师范同样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四年毕业，毕业后可以报考高等学校；师范生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毕业，毕业后当小学教师。这是明文规定。事实上中学生毕业后同样可当小学教师，师范生毕业后也不妨投考高等学校。所不同的是中学生要缴学费、膳食费，师范生完全免费，这一点很重要。由于缴费和不缴费的差别，师范生和中学生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从大体看，师范生的来源，属于小地主、自耕农和店员等阶层，以自耕农为主，佃农阶层的子女很少能读中等学校的。中学生的来源属于大、中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层，以大、中地主为主。总的说来，师范生和中学生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 由于课程的规定，师范生和中学生有很大的区别。即以英文而论，中学四个年级，每周八学时，以每年实际授课四十周计算，共计一千二百八十学时；师范预科生不学英文，本科四个年级，每周三学时，以每年四十周计算，即使不扣去教学实习时间，最多不过四百八十学时。以四百八十学时和一千二百八十学时相比，师范生处于不可克服的劣势。因此师范学校的英文教师有责任帮助在校学生克服这个显然不易排除的困难。不但从升学的方面应当如此考虑，即从日后在小学担任英文教学的任务考虑问题，师范生的英文素养，不在原有学时的范围内设法提高，必然不能胜任。 我在南通中学，只是许多教师之一，而且中学生据有显然的优势，所以我在教学工作上，主要是随同大众，亦步亦趋，问题不大。但是在南通师范，我是唯一的英文教师，我不在教学中努力设法，使学生在毕业时能够基本上克服这个不可克服的劣势，我便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泰兴人对于一位不能完成自己任务的人，常说这样的人的工资，买盐也不咸的。我总是希望吃咸盐的。 我在梧州中学和何孔褒谈到直接教学法以后，曾经在上海市上尽量搜购外文教学的书籍。那时在上海要想购买这样的书籍是不易的，中文的外语教学法一本也没有，外文书要向伊文思书店不断地打听。但是最后总算找到几本，即使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作为启发性的读物，还是够用的。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直接教学法克服当前的困难。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 第一，自从中国学校开始教授英文以来，一直都是用的翻译教学法，一般人不了解什么是直接教学法，他们不理解自己学习本国语文也是用直接教学法的，因此只觉得这是一种异端，是必须排斥的。 第二，初学的时候，必然有一些无可避免的困难，加以每周三时，照例分作三天，因此多少有些像间日发作的疟疾，简直是昨天学了，今天忘了，没有连续不间断的学习机会。 第三，学校负责人于敬之对于英文教学的认识实在太差，据说他到日本参观，一位日本教师问他可曾读过英文。他说读过的。问他读过什么书的时候，他无法回覆，只说读过一本绿壳子的书。 尽管如此，我也看到还有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南通师范的英文教师只有我一人，因此我可以大胆放手地去改变教学方法，不受他人牵制。 第二，敬之、怡生都是本校第一期毕业生，和霁澄同班，总要给霁澄一些面子；对于省视学，他们不免要敷衍。 第三，那时周越然的模范英文读本已经陆续出版，虽然这部书的第三册和第二册之间看不到有什么进展，第四册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但是第一、第二册都编得很好，在进行直接教学的时候，有不少的便利。 怎么办呢？ 我没有权利去领导学生共同改变现实，我没有力量去单独改变现实，我认为我只有决心脱离现实。 我把我的决心和莲舫谈清楚，最后认定惟一的办法是到寒假的时候向学校辞职，由学校另行派人接替。 当时的计划是这样的。结婚以前的一点储蓄，因为买屋和结婚都花完了。结婚以后，到这时是九年，九年之中，母亲和大哥的开支算一份，小家庭的开支算一份，自己在校的开支算一份，虽然没有什么浪费，但是积蓄很有限，大约在二千元左右。这是手中的一点老底。 辞职以后，估计未必有另行就职的机会。第一，我于1927年离开南京，这件事实决定我以后没有回到南京的理由。第二，当时的中等学校，一般都是由一群人共同活动，任命了一位校长，经常有若干带肚子教师同时到校，因此我不可能改就他校工作。第三，倘使在泰兴担任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二十元，供给母亲和大哥还不够，自己生活无着。因此我们的计划是开一爿零售小店，好在我还有所房子，后面三间住家，前面三间市房，有现成的店面，稍为收拾一下，总还可以应付。店员两人，由莲舫和我担任，用不到雇佣外人。估计只要顺手的话，大约总可以将就生活下去。 这一年寒假，我把在南通师范的书籍铺盖衣服杂件一齐带回，安心度过春节。 到家以后，我发信给南通，请求准予辞职。 没有几天，心斋来信，坚决要我回南通，并且指出在必要的时候，共同进退。同时回乡过节的篑庵，也从黄桥来信，支持心斋的主张，约定节后大家返校，共同进退。 半年以前，我们约好共同努力，支持学校，务必把学校撑住一个时期；现在他们两位还在坚持，我一定要退出，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已经看清时局，一时没有稳定的可能，因此在复信中同意暂时回校，同时仍请物色替身，以便我个人退出。 春节以后，除铺盖外，我只带了一只旅行箱回到南通师范。 这一次到南通，行李很轻松，心理也很轻松。虽然我对于日常的工作，由于十一二年已经养成的习惯，按部就班，不敢有一毫疏忽，但是心里总觉得我已经准备随时撤退，只要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学校，我决不留恋，决不含糊。 奇怪的是这一年春天，学校竟是异常安定。大局方面，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江西的共产党，自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正在赣南一带巩固阵地，因此蒋介石放开手来扩张势力。他在重行登台以后，把自己的部队编为第一集团军，以下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还有一个孙传芳呢，他的军队虽然退到山东边界上，但是还有十万枝枪，他要求改编。蒋介石倒不计较孙传芳对人民欠下的血债，更不计较他曾因为搜到一本印有孙中山照片的书籍而枪决人的罪状，可是他要考虑孙传芳日后可能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只能给他编一个军。这和孙传芳要求的第五集团军相差太远了。结果是孙传芳下野，部队解散。从蒋介石看来，革命和反革命，只是一个利害关系，没有什么原则差别。 1929年春天，正酝酿着一场第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战斗。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在武汉，他们称为桂系，军队是精练的，能打硬仗，但是后方广西地瘠民贫，供应不上大批的人力和武装；蒋介石占据着江浙的财赋之区，正在假借中央的名义，除了第一集团军以外，又在新编中央军。在蒋介石固然是卧榻之旁不能容他人酣睡，在李宗仁呢，也觉得拖得愈久，会给蒋介石以一个坐大的机会。在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一战的时候，战争终于爆发了。冯玉祥把军队调到武胜关，他不表态，但是准备着坐收渔人之利。回想一年以前，蒋介石和冯、阎、李三位全副武装同到北京西山向孙中山的灵柩进谒的时候，竟是形同隔世了。鲁迅的那首“南京民谣”：大家来谒陵，强盗装正经，静穆十分钟，各自念拳经。是说的孙中山遗体到南京奉安以后，1931年谒陵的情况。其实1928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战争是战争，学校还是学校。在学校以内，一切还是正常进行。 1929年4月下旬的一天，篑庵把一封电报交给我。我一看，是武汉来的，大意是要我去武汉大学，担任英文特约讲师，具名的是陈通伯。因为有“函详”的字样，所以一时还不着急。 “心斋和我本来打算迟一些再给你，可是现在我们也不准备担搁了，看来还是由你自己考虑吧。” 武汉的来信一两天内也到了。原来通伯和他在北京的一批同事已经离开北京到武汉大学了。大学一年级和预科都需要英文讲师，希望我即日前往。由于战争关系，他对我的通信地址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是问了郑东启兄才知道的。 对于南通师范，心斋、篑庵和我是下过决心要办好，但是我们的办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是办不通的。也许在安定的时代，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贡献，但?现在是战争的时代，不仅是蒋介石和其他军阀混战的时代，而且是革命和反革命搏斗的时代。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应付得了的。十年以前，缪敏之因为应付不了时代而离开南通中学，心斋、篑庵和我的能力不一定比得过缪敏之，缪敏之久已下台了，无论我们三人怎样无私合作，但是时代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我们是不肯；但是站在革命的一边我们又不敢。我们总想找一个安全的场所，既不挫伤青年要革命的锐气，同时又不坐视青年冒革命的风险。有这样的场所吗？这正是当时学衡派所说的“乌托之邦”了。因此无论我们下过什么决心，结果是必然失败的。类似于此，但是不一定完全同样的失败，我以后还要遇到，而且不止一次遇到，但是要求这样同心合作的伙伴是不容易的了。 我在1929年4月离开南通师范，心斋和篑庵在暑假中也离开学校。 心斋是学工科的，离校以后到上海一家建筑公司担任设计绘图的工作，不久就去世了，我和他一别以后没有见过。 篑庵是学地理的，1927年后有人推荐他到大学担任地理讲师，但是由于大学希望看到他的讲稿，他觉得既然古代有人不当“呈身御史”，他也不愿当“呈身讲师”，因此没有去。1929年后他到江阴，担任南菁中学教师。后来回到南通中学担任教师，我见过他两次。他在三十年代暑假中去世，那时泰兴城区和黄桥中间交通阻塞，因此没有见面，是一个很大的憾事。 我们离校以后，校事仍由于敬之接办，在左支右绌、万分为难的时刻，他还是支撑着直到抗战为止。抗战中，日本反动军阀的恶势力到达南通，把这座中国首先创办的师范学校烧毁了，敬之从各方捐款，居然在原址重新盖起三层楼的校舍。想起三元桥侧募化建塔的灵源和尚，不能不承认他就是现代的灵源和尚，尽管他们之间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毅力却是一样的。 和敬之主张不同，动辄掣肘，以致南通师范上了轨道，不能大步前进的顾怡生也是一位洁身自好的教师。日本的反动军人到了，学校烧了，但是怡生到南通海门中间的瓯脱地区，仍旧把南通师范办起来，为解放区培养小学教师，他是有贡献的。解放以后，他还是参加这所学校，那时的校长是张梅庵，也是南通师范的旧人。 泰兴的丁皓琰是地主，解放以后，他的田产受到合法的处理，但是南通师范的校友，并没有因此完全抹杀他对学校的贡献，最后由南通教育局为他安排了数学顾问的位置，让他仍在南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离开南通将近五十年了，其间我到过不少学校，但是我永远怀念着南通师范，怀念着我所住过的场所，怀念着那里共事的人。第八章武汉大学前八年 一切事态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一向对于政治关心不够，所以都不清楚。我总以为抗战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超过一切的大事。为了抗战的要求，为了共同努力于大后方的事业，我离开家乡，离开老母、妻子和小儿小女，只身独行，走到七千里以外。现在说是中日的问题很简单，那我这样的奔走，又是为的什么？ 那时正是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以后，我想汪既然是国民党副总裁，据说要和蒋介石合作抗日，这时出走为的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吴说： “那还不是由于陈果夫、陈立夫这两弟兄的排挤，汪精卫看到无法和蒋介石这位总裁合作，这才走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不来，这原不是意外。孙中山在日，左右两位高参，胡汉民和汪精卫就合不来，所以孙中山一死，他们就分了家。汪精卫和胡汉民合作不来，也就注定和蒋介石合作不来。现在分手，由滇越路出走，这件事我在昆明就听说过，不过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东京，干出卖国投敌的勾当。 汪精卫走了，只要国共双方精诚合作，那时一个人出走，倒也无关大局。但是为什么国共合作的前途未可乐观呢？ 各种问题搅乱我的心绪。 乐山的汽车票既然难买，我也就不着急；在重庆街上乱逛。我信步走去，抬头一看，是民航公司。进门问起，原来从重庆到乐山，水上飞机已经通航。我问了一声，11日开航，票价一百二十元。我身边恰恰剩有一百多元，随即买了乐山的飞机票。 11、　12两日，连日大雾，13日开航抵达乐山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钟。 我知道戴凝之住在果腹商店，随即去找他。七千里以外遇到这位老同事，大家都很高兴。凝之招待我吃过晚饭，随后和我谈起：果腹这地方太偏僻，不方便，要找一个合适的所在。凝之这人本来有些古怪的，我拗不过他，随即由他领到城中心的安居旅馆住下。许熙生、陈祖源都在那里，陈祖源全家都来了，熙生只是单身。 我在安居旅馆包了长期的房间，伙食就包在玉堂街的一家饭店，每月十二元，中晚两顿，价钱不算贵。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那时武汉大学就办在文庙里，中间的大殿是图书馆，两庑是教室。校长室、教务长室及其他办公室在后面。各院办公室在钟鼓楼，好在那时助教不多，勉强可以安排。 在武汉的时候，湘军、淮军的斗争在暗地进行，进入四川，一切都表面化了。淮军的领袖是校长王抚五，湘军的领袖是教务长周鲠生，他们都是从北京大学来的，但是到了现在，老兵新传，各有各的天下了。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维持着绅士架子。绅士，是英语的汉义译，和中国古代笏垂绅的原意没有多大关系。在北京他们大多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有人称他们为“吉祥君子”。君子们把绅士的英语音译为“金德孟”，既然是“金德”，而且又“孟”，当然总有些望之俨然的。可是也有人把它译为“尖头鳗”，那就不够高雅了，“尖头”已经不可，何况还是“鳗”呢？ 但是到了乐山，金德的光辉已经黯然失色。绅士们的头，不期然而然地尖起来了，而且大有鳗气！ 那时淮军的地盘主要在鼓楼街、半壁街，湘军的地盘在玉堂街、丁东街。当然这是指的将士们的所在，主帅是深居简出的。凝之兄替我考虑的住处在府街安居旅馆，可算是既不偏东，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他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当时大学师资队伍中，校长是一级，教务长、院长是二级，系主任是三级，教授、讲师是四级。助教是由系主任指挥的，不成为单独的一级。王抚五的策略是尽量拉拢系主任，周鲠生的策略是巩固院长级，但是经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文学院这方面。陈通伯由于平时把持文学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这三系的主任刘、方、高三位。高翰这位福建人比较策略些，尽管对通伯很不满，但是没有表面化，刘、方两位就把浩然巾揭开了。在武汉的时候还不显眼，现在就完全不同，教授、讲师们平时的怨气经过系主任的挑拨，一齐向陈通伯扑来。 就在这时，中文系来了两位教授，一位是叶圣陶，一位是高晋生，都是陈通伯推荐的。高晋生来了，刘主任知道他的教师和自己是同学，因此攻击得不那么露骨。叶圣陶可苦了，不是什么大学毕业，和刘主任的祖师爷章太炎、黄季刚都没有关系，而且曾经写过几本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刘先生不是有句名言吗？白话不算是文学，因此圣陶的作品便成为他的包袱。 刘主任的得意门生朱某某留系当助教，这时正派上用场。圣陶上课的时候，朱随班听课。在大学里，这本是常事，圣陶也没有注意。事实上，这样的事，什么人也不会注意的，可是助教是奉了系主任之命来的，他总得做出一些成绩。在中国大学里，教师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一向是注意不够的，圣陶的苏州腔，也不免有些期期艾艾，这一切都被助教逐字逐句录下来，每周向系主任汇报。每周每月，积少成多，刘主任手中的材料已经够了，他把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了圣陶不通的罪名。刘先生还好，那位王校长的贵同乡、中文系教授徐先生更是如获至宝，到处为圣陶的不通，进行义务宣传。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徐中舒路过乐山。他是搞文史的，刘赜请他吃饭，同席的人不多，是刘先生、徐先生两位。他们又把圣陶取笑一番。 徐中舒说：“不说了，叶先生还有几本著作，究竟是有一番成绩的。” 把著作算作成绩，两位刘先生和徐先生都有些不安了，还是刘主任开口：“那也不一定。有些人的著作只是没有出版，其实还是有的。要是把白话小说也当作成绩，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徐先生，你看怎么样？” 徐中舒本来是局外人，犯不上搅进武大的漩涡，但是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他说：“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怕三二十年以后，大家知道有叶圣陶，可是有些人的名字谁也不知道。” 正在中文系几位教授搞内部斗争的时候，通伯提出邀我回校，王校长不便拒绝，深刻地加上必须在1月15日以前到校的限制。偏偏我这个七千里以外的懵懂汉，不知其中奥妙，居然来了；而且在汽车票如此难买的时候，居然搭水上飞机到了。王校长如法炮制的闭门羹，无法端出，实在是出于他的意外。事后工学院的丁教授问我是哪一天到的，我说是13日。 丁教授“唔唔”的两声，又问：“是不是星期五？” 我说：“是呀。” 周校长不在场，他到南京去了，在场的是他的夫人，别号大公夫人。抗战以前，周先生是有名的幕后人物，别号西园寺公座，这位夫人当然是大公夫人。先生倒还平和，可是这位夫人是一位将种，满脸威严，不要说先生，就是一般教师，看到以后没有不毛发悚然的。 周先生是长沙的一位劳动人民的儿子，从小聪明，那时还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巡防军黄统领就非常赏识他，竟把女儿许给周先生，这就是大公夫人了。武昌起义以后，接下便是长沙起义，黄统领的地位本来不低，终于以一死报答了爱新觉罗的深恩厚泽。可是周先生早已获得了留英的官费，终于一步步地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武大的这些夫人们一向有名，她们对于武汉大学那种重视女权的风气，程度不同地都做出了贡献。最有名的是四位，至于王世杰和淮军领导人王星拱、湘军领导人皮宗石的夫人们都不在其列，因为她们都是夫唱妇随，落后于时代了。 这四位夫人我都认识，却不一定都很熟悉。 一位是陈通伯夫人凌叔华，写得一手瘦金体的寸楷，她写一些随笔和小说之类，这完全是五四时代培养出来的女性。 第二位是杨端六教授的夫人袁昌英教授，这也是一位作家，同样是五四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因此也常有那个时代许多有名女性的特点。人是热情诚恳的，她的特点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参加了国大代表的竞选运动。 以上两位和周夫人应当说是属于湘军系统。不过湘军、淮军经常都指男人，对夫人们是不能适用的。第三位是方夫人叶女士。这一位圆圆脸，要是不知道她的姓名简直会认为她是陈璧君的妹妹。 第四位便是这位大公夫人了。 这四位夫人确实对于武汉大学做出了贡献。一般人都说武汉大学特别尊重女权，这四位都有一定的功劳。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位苦学生，全靠一位嫠妇接济，腕上的金钏化为新时代的束。这位先生毕业了，那时还在五四以后不久，《古史辨》上的几篇文章，赢得了讲师的聘书。不久以后讲师病了，住医院，结识了一位护士，这才看清楚那位嫠妇是衰老了，头发白了，皮肤也松弛了。人生的前途是这样注定的吧！他要努力，为自己争取新鲜而光明的前途。最后决定在武汉结婚，为了郑重起见，恭而敬之的请王星拱校长到场证婚。 这件事给这些夫人们知道了。那时恰好这位讲师的朋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罗北辰在武汉，她们便托辞要搞人寿保险，请这位讲师来和罗经理接洽一下。讲师高高兴兴地舞动着拐棍来了。一进了方家客厅，叶女士拖过一把藤椅把门封住，几位夫人，还有她们的伙伴们把这位讲师骂得个狗血喷头。讲师说也说不清，逃又逃不了，连忙和凌叔华说：“陈太太，你是搞文学的，对于家庭的复杂，人生的苦难，是深有体会的。我这一点内心的困惑，在你的作品里是有所理解的，你是体谅我的了。” 凌叔华是在高楼深院长大的，这时顾不得了，连忙说：“呸，谁会体谅你，你是蹂躏女性的恶棍，今天大家教训教训你，真是活该。” 经过这次教训，讲师解聘了；不过同时他也离婚了，回到北京，找到新聘书，也找到新伴侣，戴金钏的旧交扔下了，连打针的新友也顾不上。北京有的是活泼的姑娘，文章已经做到第三篇了。 我到珞珈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十多年的工作地点，和我寄顿那里的三箱书，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也看到一些以前认识的旧人，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因此我离开武大，回到船上，两天以后，到达南京。 南京的中央大学以前没有去过。现在看到学校的布置：农学院、医学院，都分配在三牌楼，文学院和其他各院在丁家桥。丁家桥的分配也复杂，部分教师的宿舍在文昌桥，我是指定在文昌桥的，因为除了随身所带的旅行箱外，其他没有到达，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先回泰兴一次。 那天到家的时候是在下午，天气很热，我从凤凰天迤东，一路向前，莲舫正坐在靠门的方桌旁边，是她看见我的。孩子们都来了，君遂、秀若、惠如，还有瑞允。都长高了，比八年前高多了。最小的君迈，我离家的时候还不到两个月呢，现在九岁了，躲在桌子下边，还是瑞允把他拖了出来。清於呢，她是从成都复员的，早十天先到家，可是恰值二次解放，屋上枪弹飞过的声音像冰雹一样，所以早两天又走了。她住在丁家桥校内，我们没有看到。 正在这时猛不防屋后梧桐树上跳下一个孩子，很茁壮，十四五岁，个儿不太高，原来是君道。 君道说：“父亲到家，是我第一个看到的。”这孩子最爱动，不是爬树，就是泅水。初中的课还能对付，可是功课一完，他就去活动，老是让莲舫牵肠挂肚的，不过问题不大，莲舫对他总有些偏爱。 四个女儿，清於已经去南京了，剩下三个，恰好高中、初中、小学各有一个毕业的。秀若最活泼，什么事都有一个计较；惠如是笨一点，但是家务事挺能干。剩下的是瑞允，这是一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下面又有一个君迈，她算不得最小的孩子，因此支配她的人多，怜惜她的人少，有些怯生。 君遂呢，是最大的男孩子，因此莲舫和我对他的要求总觉是太高了。要求高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人上进，但是要求太高便不容易满足，其结果不是促成上进而是形成一种压力，会使一个孩子在无形之中，对于自己丧失了一定的信心。 孩子们都看到了，那时我们的住宅应当说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时期。厢屋里虽然住了一位常家——不是原来的常先生——可是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是一位老孀妇，爱伺候花花草草的，所以收拾得非常整洁，令人有一些尘外之想，女儿也大了，因为伺候一位衰年的母亲，所以没有订婚，年龄大了，家务搞得很安静。 我们住的是五间厅屋，五间堂屋。东边还有灶屋，一切都是有条有理。我到的时候恰在大伏天里，因为厅屋和堂屋全部打开，空气对流，特别感到凉爽。中国的旧式住宅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后来住的人家多了，东一割，西一割，空气不能畅通，人又嘈杂，这样的住宅便完全不适用了。 1945年敌人投降之后，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泰兴县城曾经三次解放。第一次是在1945年反动日本军阀向中国投降的前后，第二次在1946年，第三次在1949年春初，那一次我恰恰在泰兴。 泰兴的蔡鑫元伪军盘踞在城的时候，说也奇怪，一支游击队的领导竟会急速堕落，终于成了伪军。但是这样的人不只一个，《沙家浜》的胡传魁正是这样的人物。蔡鑫元逐步成为司令、师长；他的手下旅长、团长、参谋长都是全的。此外还有清客，有篾片，这些是文官。文官的作用特别大，他们能为他找女人，办学校，搜字画，抢古董。这样就给蔡鑫元修饰打扮，完全不是一个蔡家巷农民的样子了。 8月15日，敌军对中国投降了，日本军队从泰兴乡间收回，龟缩在佘将军庙的军营里，泰兴城的守城工作，完全交由蔡鑫元自己负责。蔡鑫元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的准备是把他横取滥夺的金条、首饰全部熔化，装在不大的箱子里，由新夫人陆舜卿带出，送到上海，顺便就住在上海，待蔡鑫元退到上海的时候，共享晚年清福。泰兴虽然不大富庶，但是翻箱倒笼，最后还是能够供养这位师长和师长太太的。不幸的是师长没有来得及退到上海，师长太太看看一个妇道人家掌握着偌大的家业，究竟撑不下去，最后只得改嫁，在港澳一带奔波，做了一段时期的华侨，最后还回到泰兴，经过改造，参加劳动，结束了这一段纸醉金迷的汉奸生活。 蔡鑫元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到泰兴城里，吩咐他们上城死守，他自己却在公馆里把几张八仙桌拼起，严严地盖上三层棉被，以防流弹。他在八仙桌下安排了鸦片铺，呼哧呼哧地抽个不停，长足了精神，同时却吩咐大厨房成担的酸汤面挑到城上慰劳守城的伪军。伪军虽然挂着伪字头衔，人是真的，他们也知道酸汤面填不了空肚皮。可能他们不知道，鸦片烟是什么好东西，想来蔡鑫元总不会一个人躲在桌下吃坏东西的。他们的心境是乱的，蔡鑫元的这一番布置更把他们的心思一条条地撕碎。 人民的军队在郊外，人数不多，枪支也少，子弹更不充足，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夜晚了，萤火虫正在城外的草丛里一霎一霎地照亮着浑浊的泥水，妈妈们的声音喊起来了。 “乖乖，下来吧。下了城墙，打开城门，跟妈妈回去吧！你当和平军，是为了躲公粮的，不是为蔡鑫元拼命的。强盗们在那里抽鸦片，吃什么酸汤面？跟妈妈回去。妈妈给你摊一锅薄烧饼。炒烧饼也有。乖乖，下来吧。” 大批的妈妈们，这个喊完，那个再喊。东边喊完，西边再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