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四节

父亲每天一早就要出去散步，因此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父亲外出的时候发生的。偶然父亲不出去了，这就是我的幸运。我因逃学而被母亲拖住辫子的时候，父亲会出来喊一声：“不用拖了，孩子不准备考状元呀。”这时母亲才肯放手，我便跑到父亲的那六平方米的小间里，趴在柜子上看《三国演义》的画像。“不准备考状元”对于我实在是一种教育，是要我在一般人拼命向上爬的时候，停下一步，这对于我的一生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约经过半年以后，我对于上学逐步地习惯了，不再逃学了；字也会写，用不到把笔了。我记不清楚是不是读过《百家姓》、《千字文》；但是记得读过《龙文鞭影》，那里说：“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读着这样的句子，确是怪有意思的。 八岁那一年，我开始读《四书》了。保三叔一直要我们读熟、背诵，但是始终不给我们讲解。有时他为一些大学生——年龄大一些的——讲解，我在旁边听讲。大学生回讲不来的时候，我不免要插上三两句，因此在那私塾里引起一些注意。 最苦的是在保三叔出街有事的时候，要我代他维持秩序。这座私塾，虽然不大，学生总有二三十位。除了年龄小的和女生以外，十几岁的总还有七八个。他们见到保三叔一出门，看清楚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了。口角的、相骂的，这还算是文戏。更多的是武戏，他们使拳弄棒，最后经常以打架而告终。凳子踢翻了，书桌也搞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保三叔回来了，大家来不及整理，只得勉强就位。保三叔一肚皮不高兴，那就要问我这个维持秩序的人是怎样维持的，有时还得狠狠地教育一下。尽管我那时只有八岁，我和父亲说起希望换一个地方读书。 1904年，泰兴果然办起第一所初等小学，那时称为蒙学堂，办在广福寺大殿东首华严境的三进屋子里。现在广福寺全部改造了，成为泰兴县第一招待所，十年前我回去的时候，还看到剩下一所东边的钟鼓楼。蒙学堂招生三班：主持人是王馨堂老师，此外甲、乙、丙三班的教师是金冶卿、李燕贻、张子伟三位老师。开学那天，学生到了，各人拣一个座位坐下。老师们按照事前准备的名单点名。乙班的李老师点到我的时候，丙班的张老师说：“已经在这里了。”我就在丙班上课。那时用的课本是无锡两等小学编印的，老师写在黑板上，孩子们便照抄。第一课是“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几十年以后，我曾和人谈起：“什么人在孩子入学第一天，就要他读这样的课文，真可怪。” 那位无锡人说：“课本是我编写的，主要是为了掩盖清政府的耳目。”我这才知道这原来是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业绩。自从庚子事变以来，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已经肯定了，问题在于是让它带着中国一同灭亡呢，还是由中国抛去清王朝而争取存在。同盟会是决定采取后一条道路的。《老残游记》是一部观点很不正确的小说，但是作者指出“北拳南革”，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一些线索的。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正是同盟会最活跃的十年，连泰兴这个小小的县份，也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那时的知县官龙璋就是同盟会员。尽管他是水晶顶子、蓝翎、墨晶眼镜、马蹄袖，一身老官僚的打扮，但是他是一位革命党，同盟会副会长黄兴就曾在他的衙门里留下脚印。龙璋在任上，办学校，派留学生，也着实做了些革命的启蒙事业。我们这些小学生虽然在那里读着“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但是也唱着这样的歌曲：进兮进兮进进进进进，谁谓黄人大梦犹未醒？精神一到何事不可为，化作英魂保障我国民。死兮不退好个壮男儿，为国为家为我众苍生。这是一首进行曲，已经鼓足了人民的斗志。另外一首歌说：“谁为我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这就是要追究庚子事变、辛丑条约的责任，要追究个水落石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在一个九岁孩子的头脑里究竟不能十分清楚。 在蒙学堂里还有一个插曲影响到我以后的生活。 四五月里，泰兴有一次迎神赛会。那时人民还是相信神道的：城隍、关公、东岳、药王、都天、禅师这些不伦不类、乱七八糟的神道要搞一次大集会，还有旗伞执事、吹打锣鼓、平台秋千、拜香凳、烧肉香、踹高跷各式各样的玩意儿。这一天蒙学堂的学生一大半都去看会了，稀稀落落的剩得几位老师和三五十个小孩子。 王老师是主要负责人，看看实在不像样子，他说：“这样吧，甲班照旧上课，乙班丙班并在一处上吧。”这样我就到李老师教室去了。 这不是说孙中山个人软弱，而是说整个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家乡的朱大宝和我家住在同一条巷子，论辈分还比我低一辈，年龄却比我大十岁左右。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在总统府担任守卫，一天他看到孙中山从门外进来，可是没有佩带符号，他坚持不让进。一位侍从官从旁面招呼：“这是大总统。”他才放行。孙中山只笑了一笑，没有其他表示。孙中山有坚强的自信心，并不软弱。 十一月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宣誓就位，改用世界通行的阳历，以是日为1月1日。从这一天起，全国改用阳历，但是阴历还在民间流传着，称为古历、夏历、农历，直到今天，阴历岁首称为春节，在民间还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临时政府成立了，各省的革命秩序没有安定，军队来不及统一指挥。北伐的呼声虽然高亢，但是盘踞在山东、江苏边界的张勋依然虎视眈眈，成为革命发展的第一方绊脚石。袁世凯是清王朝的内阁总理，他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发展成为北洋六镇，是他手中的王牌，他以此对抗南京临时政府，也以此威胁清统治者。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袁世凯作为革命的动力，经过协商，同意在清王朝退位以后，由袁世凯到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世续、徐世昌进入清宫请求隆裕皇太后——光绪帝的皇后，由宣统帝推尊为皇太后——下诏退位，在订明每年优待清皇室四百万元的条件后，清王朝下诏退位了。剩余的一步是袁世凯前来南京，宣誓就位。南京政府惟恐袁世凯不能及时南下，派汪精卫、蔡元培等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来。一边欢迎，一边南来，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就绪。革命的成就是这样地如火炎上，如水就下，轻而易举吗？ 历史无情，事情不是这样。 正当汪精卫、蔡元培到了北京，受到隆重欢迎，住进张灯结彩的宾馆以后，当晚还有隆重的招待，他们正在计划怎样欢迎袁大总统南来就职，感情热烈，商讨周密。他们有些倦了，难怪，时间不是已经午夜了吗？还是休息罢，明天可以讨论一切。 下半夜，枪声响了，一响、两响、杂乱的、无休无止的辟辟拍拍，特别是在宾馆的附近。南方的使者是经过一些锻炼的，但是也难免有些紧张，他们从床上起来，胡乱着上衣服，抓紧机会隐蔽。还好，枪声不是针对宾馆的，没有流弹。但是毕竟是在附近啊。那怎么好呢？待天明问一下。可是早春时候，天明太迟了，而且春寒料峭。代表们默然相对。等啊，等啊，东方发白，鸡叫的声音从不知哪家的后院透过来。 好久啊，最后朱启钤来了，他代表袁大总统向南来的代表进行慰问。进门的时候，他双手一拱：“代表们吃惊了，大总统派鄙人来进行慰问。昨天深夜，由于曹锟曹镇统出差，第三镇的一部分哗变了。防范不周，发生事变，大总统很抱歉，务请代表们原谅。” 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北方人心浮动，袁世凯一时不能南下，只可暂留北京，宣誓就职，同时发表黄兴为南京留守，镇守南方。 野樵哥哈哈一笑道：“这问题还不好解决？邹霁澄是省视学，由他出面，总不会没有办法的。”事实也确是如此，1919年暑假结束以前，我约定到江苏南通师范教书，同时兼任省立第七中学教师。 经过不断磋商，并答应推荐适当人选取代，终于获得柱尊的同意。我和梧州中学的师生告别，在这年暑假回到家乡。我在上海求学的时候，房族中的伯雄、野樵、宇清、季鹰哥们对于我的资助，这时已全部还清，我准备在成家后，把原有房屋交给大哥，自己摆脱一切拖累，奋勇前进。第五章南?通?前?八?年 （1919～1927）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经过一年的善后安排，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在大战后期参加协约国的，就是说，是在英法一方最吃紧的时期参加的。中国兵力不够，但是人力无穷。在法国作战、生产双方人力紧张的时候，中国工人到了，便可以腾出人力，参加作战，所以，中国对于打垮德国和奥匈的同盟国军力，是有贡献的。北京公园中“公理战胜”的牌坊，可笑尽管可笑，却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公理究竟战胜吗？不见得。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抗议。他们指出：日本在大战中，胁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这是必须废止的。他们也指出：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应当由中国收回，而不是由日本继承。中国代表指出的是公理，但是公理不是没有偏见的，有正义感的公理，也有强盗的公理。巴黎和会是豺狼主持的公理，正义感者主张的公理，在巴黎和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这一次讨论的结果，中国代表没有签字，而豺狼们获得他们的要求，欣然而去。 5月4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三千余人游行示威，他们烧毁了汉奸曹汝霖的住宅，殴打了汉奸章宗祥。24日，上海学生全体罢课。6月11日，曹汝霖等免职令下，这次运动获得了初步胜利，运动告一段落。这是有名的五四运动。运动的最大收获，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从这个口号引申出来的正面要求，当时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德是德模克拉西、赛是赛因斯——民主和科学。1919年，中国人民已认清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但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心脏，从这个心脏流出的血液必然要贯彻全身，但是也还有一些差别，从大动脉到血管、小血管，乃至毛细管，血液是同样的，但是压力和流量是不一致的。南京的情况不同于北京，南通的情况更不同于南京，尽管整个面貌是一致的。 南通是江苏的一个县，在当时以地方自治著名。有时只称南通，有时更称为通崇海泰，这就包括了南通、海门、崇明的外沙和泰县等地。这不是国家的行政专区，而是南通的张季直和他的三兄张叔俨所控制的区域。是怎样地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为张家没有军队，而是经济力的控制，因为张氏兄弟已经形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这个广大地区的经济命脉，垦牧、纺织、盐、棉花都在他们操纵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通过特殊形式的推举，张叔俨是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控制了当地的司法权，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时竟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出示立案。什么地方自治？简直是地方张治，是那个特殊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南通教育界完全由张家把持着。医科、纺织科、农科、商科等专科学校都由张氏兄弟分任校长。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也是这样。南通中学初建的时候，南通、崇明、海门、如皋、泰兴都分担了部分经费，当时称为五属中学，后来由江苏省接管，称为省立第七中学，由江苏省教育厅任命校长，但是来的依然是张季直的门徒，所以南通的教育机构，整个地为张季直所控制。他经常的语言是“家庭无共和，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甚至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已经提出以后，他指出“说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是帝国主义还可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可以，因为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度的国家”。从他的语言里看到当时的无知，但是在运动初期，他还得到某些人士的信任。 南通师范学校校长是张季直自己，实际负责人是总务主任于敬之。此外有教务主任黄吾、总务主任王辛伯，但是他们并没有实权。同样地没有实权但是能和敬之抗衡的是曾任教务主任的教育学教师顾怡生。敬之、怡生都是南通师范第一期毕业生，在旧社会里都可以称为好人，但是由于情绪上有抵触，两人相互牵掣，因此这个学校尽管是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却始终停滞不前，没有取得应得的地位。在这所学校里，泰兴教师原有地理学教师何篑庵、数学教师丁浩然，我到以后，连同何、丁两位称为何番、丁番、朱番。番是生番，南通人一向认为泰兴人固执，都称为番。这原是一种地方偏见。 我住在南通师范学校，每周虽去南通中学四次，但是兼课教师，因此对中学情况不很清楚。那里的校长是缪?之，也是南通师范毕业的。这位校长对己对人都非常严格，有时竟有些不通情理。在他未担任行政工作以前，校中订有《申报》、《时报》，可是他却爱读《时事新报》。接任以后，所订《时事新报》的报费，仍由自己支付。校中原定每晚十时熄灯，作为校长，十时以后还有许多必须处理的工作，他燃的蜡烛，也由自己支付。这些原是律己从严，不是什么错误。但他规定教师因事请假，必须按时补足课时，不能及时补足者，在支付工资时按钟点扣除工资。本来教师请假，在学生久已视为临时放假，相安无事，及至定期补课，学生竟认为是保全工资的行动。有一次一位教师补课时，学生在教桌上安放银圆一枚。从此以后，全校教师竟没有人再行补课。在这些地方，敏之就有些未免太刻板了。 1919年夏天，敏之在校接到家乡来的电报，他的夫人病故了，他只有赶紧把校事料理一下，交给监学史价人代理，自己雇了民船连夜向如皋拼茶出发。第二天下午，距家还远呢，他坐在舱口东张西望，心急如焚。这时从北面来了一条大船，远远听得妇人子女呼天号哭。敏之觉得声音很熟，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夫人和儿女。他还不相信呢，那妇人喉咙哽咽，带着哭声问道：“是敏之吗？怎么会在这里看到呢？”原来他的夫人也接到电报，说是敏之在南通死了，才从家乡前来治丧的。事情的原委很清楚，他在校太认真，因此有人给他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所幸中途相遇，还没有搅出更大的麻烦。 通过这次的事故，敏之对于校务心灰意懒，随即向江苏教育厅申请辞职。经过一两次挽留无效以后，教育厅准如所请，由史价人继任校长。中学的国文教师，我记得徐亦轩在音韵训诂方面有一些成绩，蔡尔文也是学有根底的。此外有英文教师濮进，是南洋的同学，比我高一班；有图画教师王个鋎，后来我到上海教书的时候，遇见多次，那时他在上海画院，因为是吴昌硕的学生，有一些声名。我对吴昌硕的书法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对于他的画，因为自己不能画，所以没有意见。 敬之这一次的退让，是极其诚恳的，他改任校董会秘书以后，自己搬到一个小房间，表明自己不直接过问校务了，但是对于学校他是尽力支持的。只要是在校董会秘书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他决不推辞；甚至只要不是影响心斋威信的事，他也乐于协助。在敬之当权的时候，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所在；可是在他解职之后，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敬意。 心斋担起校长职务以后，首先把学校的办公厅搬到迎门第二进的平房内，这一来凡是校中出入的人，都得由办公厅前经过。本来进门以后，向右转是学生宿舍和饭厅，向左转是教室，现在把右转的门堵塞了，大家都由一个方向出入。 篑庵一向是住在第四进楼上的，现在搬到第二进平房的一个小间内，白天在办公厅，夜晚一呼可到。王辛伯是担任事务主任的，现在工作照旧，人也住到事务室。总之在这一次的布置中，看得清楚的是学校负责人全部身临前线，大家都担起责任来。 我还是教师，不担任什么职务，可是我讲清楚是支持篑庵的，因此以教师的身分支持他。作为训育主任，篑庵每天三顿都到饭厅吃饭，我本来无须去，但是也经常去。在旧社会的学校里，饭厅是一所战场。学生的伙食费，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但是厨房不一定没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每日的饭菜也不一定能使学生满意，所以问题就在这里经常发生。何况厨房向财务科领经费要经过不少手续，每次手续能保证没有问题吗？而最后的结论，一般都在饭厅表现出来。 1928年度开学以后，一切都太平过去了。11月初，狼山一带的红叶红得特别可爱。这是很自然的。泰兴也有乌梅，可是老岸田，一般是不够肥美的，农村的肥料供应大田还很勉强，顾不上田埂上的乌梅了。狼山一带不是这样的，这里有不少是新涨的圩田，肥料足，一到秋天，乌梅都红得发紫，满山发出招人怜爱的气息。我同篑庵去玩了大半天，兴致盎然，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学校。 这一秋天学校的秩序原是很好的，可是那天一到学校，就有人告知我们，中午饭厅发生问题，楼上楼下打碎的饭碗成了堆。 篑庵和我一商量，这事情不好办。是谁带头打的？也许在别的学校，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学生中本来布置了耳目，几个人一报告，除了他们中间自相倾轧，挟嫌载诬以外不难找出带头的人。线索有了，然后顺藤摸瓜，就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布置耳目，这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我们还不至于如此。可是不知道是谁带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就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不愿意布置，就使我们处在黑暗当中，事前既不能预防，事后也无从弥补。当时这件事使我们手足无措。我离开南通师范以后若干年，经历过若干学校，也担任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我始终没有做过布置耳目的事。一切盯梢、侦察、窃听、告密，以及利诱、威吓的事，都和我无关。我不是不懂得做，而是不屑去做。失败是人所难免的，但是不但胜利要胜利得光明磊落，失败也要失败得光明磊落。 这一天饭碗打碎得成了堆，追究是我们力所不及，无法追究的。篑庵和我商量以后，征取心斋的同意，贴出了布告，大意是说这天我们到狼山去了，因此没有到饭厅，以致发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终于引起事故，一切责任由我们负担，所有打碎的饭碗，由我们负责赔偿。 那天晚间，学生代表来了。他们说，由于厨房饭菜不好，久已准备给他们处分，可是老师们在这里，没有机会。今天老师上狼山去了，恰巧这天饭菜又不够好，以致造成这次事故。现在看清事件的性质，我们有责任，赔偿的事情由同学全体负责。 在双方引咎的情况下，我们把道理说清楚，最后由学校在经费中设法处理。 师生关系是圆满的，但是政治形势的激变，左倾势力的鼓动，终于使我们感到力不胜任。 大约在饭厅事件一个月以后，当地的部队荷枪实弹地来了。好在办公厅正对着大门，他们一径走到办公厅说明来意。由于张季直去世不久，他在地方上的声望还在，因此军人还有些顾忌，说话还很从容，没有造次。到这时才觉得暑假中对于办公地点的安排，左右过道的布置都起了作用。来人是无法到校乱窜，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的。 正在心斋、篑庵和来人商谈的时候，部分教师和我都到教室、自修室先行检查，把一些激动人心的文件掩饰一下。这时心斋、篑庵和来人到了。总在我们检查过一两排房子以后，他们才到。如此一排又一排，我们总是先行一步，待到全部教室、自修室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什么，他们感到心灰意懒：尽管心斋还准备和他们同到寝室去，他们开口告辞了。 这次搜查，就这样地烟消云散了。我们紧张的心情虽然暂时松弛，但是我们重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每个教室里激昂慷慨的文件依然是满满的。这就很清楚，这次事件是三步走：第一次是教师们尽量掩饰，第二次是搜查人员完全扑空，第三次是重行布置。是不是左倾势力抬头，故意布置，以期导致严重后果呢？很难确定，但是这个第三步使我们感到非常紧张。 当时的我们，心斋、篑庵、我和一般的教师都认为学校是求学的场所，学生们来的目的是求学，党派之事，是国家的大事，不是说学生们可以不过问，而是说他们不妨在学成以后过问。但学校不能脱离社会，不是真空，国家大事谁能说可以不管呢！但是在二十年代，我们的水平只有这么高，只觉得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知识，尽管少得可怜，好好地交给年青人，让他们接受，至于日后到社会上怎样应付，我们就管不到了。 我们对于青年人，只觉得应当尽量爱护，加以培养，但是学校不是真空，不能脱离社会，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更没有看到，把学生安排在真空里，不但对于国家不利，对于社会不利，同样地对于学生也不利，没有经风雨见世面的他们日后在生活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重重困难，无法应付，更谈不上推动社会前进，保证国家发展了。 从那一次的搜查，我们忧心忡忡地感到社会的不安定，必然引起学校的不安定。学生们要求改变现实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要求改变现实，很可能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三哥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送命，我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失学，对此我是有亲身体会的。现在，是我的学生要求改变现实了。我不应当阻止他们的要求，但是倘使他们为了要求改变现实而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我能说没有责任吗？我又怎样担负起这个责任呢？ 从搜查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在那里日夜啃啮我的心。 我说：“战事还在撑持中，是不是拖个八九年，还不知道，我们必须估计这是一次长期的抗战。经过十年八年的战争，我们是不是还能见面，没有数。” “不是这样，”莲舫说，“我见的战争次数多了，多则两年，少则一年之内就要结束。国民党能坚持下去吗？我看不见得。” 我也和朋友们商议，?宽、健东都感到很难下决定。梅澹若平时很少坚决的主张，这次却很肯定。他说：“要去四川的人多着，没有工作的也要去，何况那里有现成的工作，与其在泰兴苦撑，不如去四川工作。” “这样吧，我先到上海去，拍电报到武大，他们找到人替最好，否则就直接去四川。” 莲舫同意这个办法，因此我决定动身了。我到母亲那里去，把事情说清以后，就考虑到结伴同行的事。 凝之的大哥为正准备到上海，因此决定同去，时间是1938年12月2日。 为也是南洋附小出身的，比我小几岁，所以没有同学。那时张迭生在上海办光中染织厂，约为去当人事科长，因此他高高兴兴地去了。到了上海，同寓在汉口路一家旅馆。我去打电报，为去光中厂接洽，好在厂本部就在北京路，相距不远。 电报打了，那时要等待覆电，总得三五天，因此我的心境反而平静，顺路走到七重天，就是现在的上海医药公司的所在地。七重天久已停办了，我那老同学陈柱尊在这里搞一个书法展览。柱尊这个人才气是有的，就是有些不修边幅，目空一切。四壁展出的多半是用毛公鼎、盂鼎、散氏盘、石鼓的笔法写的屏、联、堂、条，看得实在不耐烦，我自己在家里，有时因为亲友的要求，他们动辄就是四条篆书屏幅，实在干不了的时候，我也替他们这样写过，真是满目龙蛇，不晓得是什么，看到柱尊的作品，只有下定决心，从此不再为人写这一类的东西。那时柱尊住在法租界，因此约定日期过访。 回到旅馆，不久为也回来了，进门以后，气咻咻地在藤椅上一躺。他说：“不干了，我还得留几根骨头回去见老祖宗呢？” 为他对于新事物，常常有对立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对于日本人的侵略，他是痛恨的，不可调和的。迭生就不同了，他是对于本人的利益，一些不肯放松，但是民族感情却很淡薄，淡薄到只要不触犯他的利益，日本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也好，于他有利，都可以合作，都可以联系；在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不可调和的时候，他是顾不到什么民族感情的。光中染织厂的发展、壮大，是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的，他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提出他是怎样“提倡国货”等等，其实这是给人看的假象。他大量收进日本棉织品，经过漂染，作为国货卖出。一爿小小的光中厂，就办成大厂，以后厂房扩大，就有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他的事业每进一步，日本的棉纺织品的推销也就扩展一步。及至全面抗战，日本人进入中国以后，他索性把光中染织厂和敌人彻底合作。那时光中的工厂都在外白渡桥以北，外白渡桥是由敌军岗哨看守的，出入都用敌军发的通行证，上海人称为派司。 为到光中厂本部的时候，事务科和他说起：“为兄，早日到差吧。派司都给你办好了。就在这里。” 不知他们怎样把照片搞到手的，为看到派司，看到自己的照片，看到旁边的五个血红的字样：“帮人雇用人。”他无法忍耐了，碍着家人的关系，不好当面发作，只是说：“待我考虑一下吧。” 他回到旅馆，和我谈及，我当然同意他的主张。他准备在我的事情决定以后，再行回去。在这三五天内，我们经常去听王少堂的儿子说书，说的是刘备初顾茅庐，说过三五天，还没有进门，真是有声有色，不但能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且没有一个字的赘言漫语，这是民间艺人给我们的一种享受。 我去看过郑东启兄，又去看陈柱尊。 在和柱尊便饭的时候，他问起我这次到上海的事情。 “四川是好地方，”柱尊说，“我也想去，就恨没有机会。否则去看看青城、峨眉，也真是不虚此生了。” “好得很，”我说，“现在武大要我去，可是家累太重，实在走不开。你能去那就好极了，由我推荐。”当时我确实很热切。 柱尊说：“且慢，待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吧。” 事实上这时柱尊正在恋爱，有女朋友拖后腿，青城、峨眉的吸引力是不够的。从此以后，我们没有见过面。 还有一位泰兴人陈耀东，前面说过的。他在中央大学毕业以后，到过法国，胡吹他和克罗孟梭见过面，作为他的敲门砖。现在和中央大学接洽。准备坐飞机去香港，然后再到重庆。他坐飞机，和我并不同路。 武大的覆电来了，催促早日到校。这一着并不是意外，我除了早日动身回到我的岗位以外，不可能再作其他考虑。母亲原在大哥那里，除了按月致送赡养费用以外，只能由大哥负责。至于我的小家，大小七个孩子，完全依靠莲舫。莲舫以为战争可以在一两年内解决，我的估计是十年，也可能不止十年。第十章武汉大学后四年 （1939～1942）1938年12月23日我离开上海，这个万恶的渊薮，虽然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是日本反动军阀已经笼罩着这个地区，汉奸政权自称大道政府，悬挂着一幅太极旗。黄浦江里的大小船只，除了个别例外，悬的不是膏药旗就是太极旗，看了以后真是伤心惨目。 和为分别后，船上遇到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朱正，中途经过汕头，这里新近遭到敌人的轰炸，登岸以后，只看到一片瓦砾。船泊香港时，遥望着广州这个中国革命的摇篮，这时已经陷落了，无论那里的余汉谋怎样吹嘘这里有的是马其诺防线、兴登堡战阵，但是毕竟经不起日本反动军阀的一击，余将军早已不知哪里去了。 那时从香港买票到海防，手续很简单，因此不久以后，我就到达越南的海口，从此再乘火车，到达河内。在河内曾到玉山寺去游览，壁上贴着东法都护的揭示，大约是法国汉学家门徒的手笔，他们称越南为东法，总督为都护，确实是有些古色古香，我们轻易看不到的。从河内乘火车，经过河口进入云南。河口的一条界河，宽不过二三十丈，过了河又回到祖国。路程不长，时间也很短，过了界河，仿佛重行回到人间。祖国祖国，在多难的时期，经过沦陷区和外国，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昆明是四时皆春的好地方，我到的那一天，恰恰是1938年的除夕。和朱正分别以后，我吃过晚饭，在堆栈休息一下。堆栈是云南人对于旅馆的称呼，大约是因为来往客商在此堆货的原故。休息以后到汽车站买票，打算买2日或3日的票，车站工作人员说久已卖完了，1日的还有，我就买了元旦的汽车票，直放贵阳，因此没有能看到昆明市容，辜负了这个有名的胜地。 从昆明到贵阳，中间要经过平彝、安顺，第三天下午才到贵阳，同行的有中央大学学生三人，我们很自然地结成伴侣。昆明还有些春意，到个旧已经下雪，贵阳更是雨雪纷纷了。堆栈里更简单，除了床架以外，被褥油火，一概自备，所好这几位学生有些旅途经验，否则真不易应付。贵阳这时是交通要道，汽车票更紧张，最后只有买了票，乘装汽油的车子直开重庆。路过娄山关的时候，汽车在山路上左盘右绕，因为经过雨雪，路滑难行，司机控制不灵，几乎滑到山谷里，差一点报销，幸亏路边一块大石拦路，这才重行回上了轨道。经过遵义、松坎，我们到达海棠溪的时候已经天黑。匆匆过了江，在大梁子找到旅馆，这天是1939年1月8日。 打听一下，从重庆到乐山，有汽车直达，2月、3月的票还可设法，要买1月份的票那可万难了。那时我还年青，倒也不过分着急。听说王世杰调任参政院秘书长，便中看他一下，他消息灵通，对于前方的情形并不隔膜，因此谈得很畅。他问起： “你知道吴稚老的地址吗？” 我说：“不知道。” 他为我开了地址，所好相去不远，一下就找到，是一家旧式的房子，小三间，还有一个地下室。 坐谈以后，不久警报响了。他领我到地下室，坐在一段木料上面。 我谈了一下沦陷区的情况，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很茫然。 吴稚晖说：“日本的问题很简单，早晚要结束的，倒是国共合作的前途不能乐观。” 这样的提法真使我大吃一惊，联想到路经贵州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人发动游击队，更觉得这方面确实有问题。 “那么由大家帮同办理，不是更好些吗？”我说。 “不是的。大家只是提意见，由你办。办不好就再提，直到办好为止。” 杨先生的意见真多，就是自己不干。他是文书，可是始终在房舱里提意见。看来他的学习是有成就的，就是不干。是不是他在学习方面还有一些局限性，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和他说。我总觉得自己干得了，不想拖累别人，不过我对于方先生给我的帮助是十分感激的。 那时船上人数是固定的，每人每天的伙食费都由中大按人数交给华强轮船。学生经过多年锻炼，不再是“木瓜”了。他们计算一下，总觉得华强船上的伙房剥削太厉害，侵吞达到一半以上。 那时从重庆开出的轮船，照例夜晚停航，早晨七八点钟开行，因此夜晚比较安静，天又热，我老早地睡了。 大约八点钟以后，一位中文系学生来了。 “朱先生，船上怕要出事了。同学们对于伙房意见很大，现在正要开会。” 我想开会也好，总不能要他们不开会，因此我对这位学生说：“好吧，同学们要开会就开会，要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不妨喊我。” 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同学又来了，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同学们开会，把船上的买办都找来了。大司务没找到，正在找呢，大家准备把他抛下江。” 情况紧急得很，看来学生们的意见也提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出些意外问题也说不定。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决定自己就去。杨先生、徐先生的意见多，可是嘴巴能干，肩膀有限，因此不去麻烦他们，有意见以后再提吧。至于方先生，他也累，让他多休息些也是应该的。 学生开会的地点在船艄甲板上，经常称为烟篷，地方宽敞，又透风，西陵峡的月色正从江面上透过来。 我到甲板上的时候，除了几个人正在耳语以外，一般都不做声。我一眼看到买办——这是船上的管理员，那时依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习惯，经常是这样称呼的——就靠着他坐下。 我说：“大司务呢？” 买办说：“没有来。这里派人去找他。” 但是大司务没有来。我说：“请派人再去找一下，靠着我坐，没问题。” 大司务终于来了，战战兢兢地靠着我坐。 我说：“大伙对伙食是有意见的，我也有。但是我看还是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洗洗手。”我对着买办说：“你看怎么样？” 买办说：“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搞清楚，是一个办法。” 我说：“中大师生和家属搭伙的一共三百十五人，每人每日由学校担负二十元，是六千三百元。是不是这样？” “是的。”买办说。 “伙房用的水是不费钱的。柴火、司务们的工资、米和油盐酱醋，还有大司务的利润……” 大司务两手一伸，他说：“我是不要利润的。” 我说：“伙房的家私你要交出一定成本的。还有，你有老婆孩子，总不能吃西北风吧，因此利润是应得的。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大伙一计算，按天数扣除。六千三百元把这些应当扣除的去掉，其余的交给同学，由他们推举采购员，每天清早上岸买副食品，那时多买多吃，少买少吃。大家看一下，这办法是不是用得？” 同学们同意了，买办和大司务同意了。大家合算以后，从万县起，每天清早，由同学们上岸买菜。每天吃的有鸡有鸭，有鱼有肉。最后结算时每人还分了十只油炮蛋，作为伙食尾子。 从这一次的经验看，问题是存在的；青年人眼光敏锐，急于解决问题，要是不及时解决，那时大家一发急，便要崩溃，说不定大司务要吃眼前亏。解决了，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即如船上的买办，大伙有了决心的时候，他出面做好人，也在那里责备大司务，其实大司务日常所得的好处，一大半要孝敬买办，不然他也保不牢这位置。现在既然全部拿出来，大家不去挑剔买办，我也乐得推麻胡。 华强船下水开得快，不久快到夔门了。买办前来找我，再三叮咛，千万不能乱动，江水是无情的，只要大家一动，船身一侧，那时一切都完了。我把这话传给学生，要大家注意，不要乱动。 但是夔门景象的吸引力太大了。远在元谋人以前，四川盆地像里海、咸海一样，是一片内陆大海，由于地壳震动，从万山之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夔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石门，砰?翻滚的波涛从这里像脱弦的神箭一样，直射出去。要不看，能不看吗？老杜说：“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这时的篙师，是船上掌舵的船长，一眼不眨地直视着前面的漩涡；歌笑者是中大的青年人，他们指这指那，一些心事也没有，两句杜诗指怀着不同的心情的人物。我也舍不得夔门，但是我更舍不得这些蹦蹦跳跳的青年。我只有横身拦住上下的斜梯，谁也不能乱动。事后买办告诉我，那天船长的热汗湿透了一层一层的衬衣，但是我没有?我衬衣湿透的事告诉买办。 过了沙市，到达武汉。为了上下货物，华强轮停了一整天，我顺便去武汉大学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汉的三只大木箱。 暑假中，来的人都散了，有些人还在乐山，没有来，我只看到工学院教授赵师梅，这时是训导长，在人手不全的时候，他在武汉担当了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赵师梅是一个天真而诚恳的朋友，他一看见我，非常高兴，只是说：留下吧，不要去中大，十三年的老同事了，在武大不是更好吗？朋友多，人头熟，去中大干什么？ 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语言，加之我知道赵师梅是一个热情而天真的人物，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想到刘主任对我的排挤，我能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