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第一节

(1896～1907)我是1896年12月6日在江苏省泰兴县出生的，作者误记，实为12月4日。那时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用的旧历，是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这一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统治久已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亡国的现象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约、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德租借胶济条约、中俄租借旅顺大连湾条约、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等陆续签订，至于台湾全省的割给日本，那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结果，还不在其内。瓜分中国的形势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对于这个情况还不清楚。 泰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在长江北岸，扬州东南，两千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汉枚乘《七发》说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又说“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西汉初年的长江口正在扬州东南，泰兴还位于江中，近年在城东发现大鲨鱼的骨骼，正是绝好的证明。由于江沙淤积，到第十世纪前半期，泰兴县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时代，据《光绪泰兴县志》，泰兴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当然是个小县；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么时代移居泰兴的？据《朱氏宗谱》说，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宝明看到当时统治者对外屈服，因此跨马渡江，到了泰兴，下马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后来在朱氏宗祠里为这匹马塑像，祭祠的日子还得为马上祭。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第一，宋代没有左都御史这个官名。其次，即使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县份，沿江还有不少的沙滩，跨马渡江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马渡江，和宋代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掺进了不可靠的成分。在这位宝明公之后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历史的记载。此外，这部宗谱的首创者一冯公是明末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间经历五百年，他凭什么写下这部宗谱？有一点明确的，是在满洲入关以后，泰兴朱姓曾经搞起一支队伍，对于满洲人的统治，进行抵抗，这在《泰兴县志》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里都留下一些记载。 我的直系亲属，最远的我只记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滨，因为他的耕地之旁，涨出几百亩沙滩，这一下他的情况大大好转，自己也搬到泰兴县城里来了，这就是苏家巷老宅，传到现在，我的侄儿还住在那里。可是长江是无情的，一场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冲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无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经升科，田租是轻易不能豁免的，他得从泰兴县到通州，一步步地去吁请，待到田租问题解决以后，他的沙田由于江水冲击和衙门使用，几乎全部报销了。 松年公只有一个儿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为早年境遇还好，他读了书，考过秀才，前前后后考过十次，始终没有考上。祖父还有一项本领，他是一位乳科的专家。家中相传，祖母是因乳痈致死的，这就使得祖父发愤专攻乳科，终于成为有名的专家。他的这门特长，后来传给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有时还为人家治病，父亲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只看到一些医书和成药，可能是父亲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于伯父特别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亲是一定学有专长的。 父亲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读书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没有考到手。那时秀才只是一个口头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县学生，通过这个考试，就算是县校的学生，可以受到教谕、训导——县校教师的官衔——的教育了。考试就是作八股，从《四书》里出题目，作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便是八比，最后是一个小结。考试出身的称为正途，从县学生进而为举人、进士，这是一条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还有军功出身的一条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鱼龙混杂了，都不及考试出身。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重学八股，背着考篮入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全权，还要请人教他的孩子作八股，以便入场考试，都是这一回事。八股确实得到非常的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十分可笑：那时入场考试，经常夹带舞弊，到今天还留下当时流行的不少书籍，密行细字，印刷的精致，远远超过现代书本，那时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备的。还有些头童齿豁的老师宿儒，把全部《四书》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的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编订成册，衬在考生常用的马褂里，这件衣服，有时要卖好几百元，考生买了，穿好入场，临时拆开照抄，同样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说可贵固然非常可贵，说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伯父，虽在县考里曾经考到一名备取第一，在州考里却始终没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连遭到挫折以后，父亲当然不会考虑再走这条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迟钝的，更不容选择这条道路。由于三姑母出嫁，最后一点点田地也作为妆奁田过了户，自己又结了婚，孩子也有了，总不能坐以待毙，最后下决心改业。恰好他的再从兄弟瑞二伯、长三伯两位正在经营一爿茶叶店，他就去那里担任售货员，从龙井、武彝、毛尖、雀舌这些货品里找出路，这样又经历了若干年。 唐老师还有一着绝招。每星期日上午，他在大礼堂招集部分学生讲授古代散文。听讲的学生是由老师自己挑选的，从专科部到中学部，每班两名。老师讲授的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欧阳修《五代史职方考序》、《泷冈阡表》、《秋声赋》之类。老师的讲法很别致，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字句，也从来没有说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要读。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徊宛转地读几遍。然后领着我们共同朗诵。他这才在教室里打转转，听着我们朗诵。有时他会搬过一张凳子，坐在你身边，说道：“老弟，我们一道读啊。”虽然带着太仓腔，但是在抑扬顿挫之中，你会听到句号、分号、逗点、顿点，连带惊叹号、疑问号。后来我在英国，看到他们十七世纪的黑字本，也和我国旧时出版的书籍一样，没有标点，而在善于朗诵的读者口中，同样听到这些符号。这才明白符号只是一种指示，指导我们怎样去诵读，倘使我们不能诵读，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会丧失的。 清王朝的反动，没有因为慈禧皇太后的逝世而缓和。相反，却因为失去一个凶横的舵手而更加暴露了。宣统皇帝是个四岁的孩子，执政的是他的父亲，软弱的摄政王载沣，因此反动的实质更加暴露。本来慈禧皇太后所说的九年预备立宪，大家知道是一句诳语，谁也不能相信，现在因为内阁的组成，连仅存的一丝一毫的希望也没有了。一位总理、两位副总理，十位大臣之中倒有六位亲贵，四位满族，只有三位汉人；实际上是把政权完全集中到皇族手里，是清开国以来所少有的。革命的形势愈高涨，政权的集中愈显著，经过这样的激荡，一般人民更看清了清王朝的崩溃，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阶段。 康有为的保皇派出现的时候，原来是戴着维新面具的，现在这维新的面具已经撕下了，人民不再相信他们了。这时深得人心的是同盟会，他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怎样平均地权，大家一时还不十分了解，其实在同盟会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心目中，也还只是一些朦胧的概念。可是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在晚清视为唯一的救命稻草的新军中，已经成为普遍的概念。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不得不推行征兵制，而同盟会为了夺取政权，也不得不打入新军的编制，不少标统、协统是同盟会会员或其同情者。这种情况逐步明显起来。光绪末年号召征兵的呼声，到宣统年间已经转变为防范新军。防范得愈积极，转变也愈彻底。 到1909、1910两年，革命形势愈来愈明显了。镇南关之役，广州之役，是革命的失败，也是革命的成功。没有这些战役，革命是不会深入人心的，而不能深入人心的革命，其结果也必然以失败告终。其他个别的事件如安庆熊成基起义，绍兴秋瑾的被杀，在江浙一带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铁路收归国有，更成为革命的导火线。从上海到杭州、宁波的铁路，本来是由绅商投资的，称为沪杭甬铁路，清王朝把它收归国有，这是不得人心的。从汉口到成都的铁路，也是由绅商投资的，称为川汉铁路，现在也提出要收归国有，这是更不得人心的。成都人更加激动，绅民头顶着德宗景皇帝的神牌，向四川总督请愿，总督下令枪击。成都的动摇，和武汉起义互相呼应，终于形成辛亥革命。所谓绅商，当然只是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发动时期，没有人民的响应是不可能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独占革命的果实，这时革命的动力便形成革命的阻力；以前的革命领导者成为革命的目标，这是古今历史不少见的事实，在中国也并不例外。 1911年的秋天，革命的形势已经大体形成了。革命的目标是清王朝，而清王朝也在作相应的准备。他们看到军权已经抓在自己手里，陆军大臣訤昌是留学德国回来的满人；海军大臣载洵和军谘大臣载涛是宣统帝的两位叔父，摄政王的弟弟。军权完全统一了，财权呢？财政大臣载泽也是一位近支王公。所以都是可以放心的。 舆论呢，当然也要考虑。《民呼报》太激烈，可能是革命党的机关报。通过法国驻沪领事馆把它封了。这一着很见效，同盟会不再呼了，他们出了一个《民吁报》，是吁叹，是垂头丧气。清政府还不称心，索性想法把《民吁报》也封了，要你吁也吁不成功。这一着是太急躁了一点，同盟会既不呼，也不吁，他们索性办起了《民立报》，是人民站起来了。这一站起便标志着清政府必然倒下。 清政府的象征是辫子。古代北方民族的象征都是辫子，所以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北方骂南方为岛夷，南方骂北方为索虏。索虏就是拖辫子的奴隶。吴三桂向清王朝投降的时候，首先把辫子拖下来，表示投顺。清王朝进关，建立了政权，可是还没有立即要求汉人剪发。大汉奸孙之獬出来表示忠诚。他说：“皇上是我的父亲，我是皇帝的臣子，哪有父子形状不同的道理！”他毅然地把头发剃了一圈，中间留着一条辫子。从此辫子的权威确定了，支配了十八省人民的命运。据说孙之獬告老还乡之后，家乡“土寇”突发，把孙之獬全家男女老少杀了净光。这个“土寇”是见于历史记载的，可能是一些不甘心于拖辫子命运的老百姓。 到了1911年，辫子的命运已经走了下坡路，可是绝处逢生，这时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辫子固然是要剪的，但是剪了辫子就得改变服装，日本人就是那样做的。呢绒这些东西，国内的生产远远不够，还有绸缎罗绢这些大量的纺织品怎么办呢？卖给外国，外国人要不了这许多；留给自己，辫子已经没有了，用得着绸缎罗绢么？那么以制造绸缎罗绢为生的人靠什么生活呢？还有种桑的、养蚕的、到丝厂劳动的人靠什么生活呢？一大堆现实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不能剪辫子。大清帝国的命运真是悬于一发了。 学篆书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那时一般人都很重视吴昌硕，他临摹的《石鼓文》更得到推重。我搞到石鼓文拓本的影印本，和吴昌硕临摹的石印本，以及他写的对联、立幅之类。我写得越看越不好。1918年夏天回家，看到远房叔叔伯?叔，他是以长于篆隶得名的。我向他请教，他只说：“要学篆书总得先写《说文》部首啊。”可是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才知道《说文》部首是要学的，但是这是文字学的途径，不是书法。何绍基论包世臣，认为他不理解横平竖直，我曾把后代书法名家比对一下，从王羲之直到包世臣、何绍基，没有一个是真正横平竖直的，写字总要有个俯仰向背，俯仰向背就不是横平竖直。唯有篆书才真正是横平竖直。1949年朱东润所书“木芙蓉歌”篆书条屏四幅 从这一点入手，回看吴昌硕，几乎每一笔都是倾斜欹侧，完全违反了石鼓和秦汉篆刻的规律，全部以侧媚取态。不但吴昌硕，清末以来直至民国初年的书法家，赵之谦、高邕、天台山农、李瑞清、曾熙，乃至郑孝胥、叶恭绰，没有一个不是以侧媚取态。翁同騄、张謇不是侧媚而是庸俗。 学吴昌硕是走错了路，但改正也还不难，我下定决心从《琅邪刻石》入手。《琅邪》的字不多，我再学习《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峄山》、《会稽》是传刻的，但是规模还在，从《琅邪刻石》取神，总还可以得个大概。六十年学习的规划已定，我就决心逐步完成，不去和柱尊商量，也不向伯?叔请教了。 1917年的寒假到了，因为那时交通不便，来往就得半个月，寒假剩不了几天，所以我没有回家。柱尊的家眷本来寄住学校，所以这一年寒假，大家很热闹。从梧州上去，便是戎墟，向下还有羁龙洲。城内有座北山，抱城还有桂水，都是名胜的所在。柱尊、振心都是好事的，特别是柱尊，不但好事而且更加好名，因此来往总得做诗，做好了还要油印送人。一天柱尊把油印的诗稿给我看，说：“你也来一首吧，大家做做热闹些。”这些名胜所在，我也同时去过，要说不做诗似乎也有些煞风景。所好翻阅油印的稿件，大约也还可以将就应付，于是也照样写了几首。《北山》的起句是：“北山诚名胜，卓绝穷苍梧，不以高自异，遂为众所趋。”《羁龙洲》有这样的几句：“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乃是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宛延曲折之长川。奔流直下三千里，首入东海饮海水，若郁若柳若桂江，纷纷此曹鳞爪耳。”柱尊看到大为高兴，他说：“真没想到我校英文教师还是一位诗人。”这样一来，大家都是诗人了。可是我自己很明白，这算些什么诗，但是竟算诗了。寒假之中，油印成册，称为《寒假倡酬集》。 假期终了，第二学期开始，这时家乡又提出了我的婚姻问题。 回国以后，婚姻问题的提出，到现在是第四次了。第一次在刚回国的时候，是寰球学生会的朱少屏提出的。那时学生的出国回国，是由上海的寰球学生会招呼的。该会总干事朱少屏，非常能干，也很热心，他见了我以后，经过几次谈话，说道：“给你介绍一位女朋友，好不好？” 我想自己还没有固定的工作，谈不上成家，而且母亲年过六十，固然不能外出就养，把她搁在家里，于心也实在不安，因此对于外地的婚姻当然无从考虑。 龙潭战役紧急时，蒋总司令到上海去了，张静江委员、胡汉民委员去了，吴稚晖、蔡元培委员、李石曾委员也到上海去了。南京城里街头巷尾都贴着大幅标语：“欢迎蒋总司令回京”，“欢迎五委员回京”。但是蒋总司令和五位委员已经去沪，无法看到，因此大标语也起不了作用。政治会议秘书处并没有解散，整天大家都坐在那里，其实无公可办。白天是轰隆隆、轰隆隆、哇打打、哇打打；夜晚还是轰隆隆、轰隆隆、哇打打、哇打打。 我曾经奉命到上海去欢迎吴稚晖回京，到华龙路志丰里十号，只见大门紧闭，不是人力打得开的。门上七歪八倒地写着两行小字：“吴稚晖，你老是不开门，只要蒋总司令一到，你就开门了。”显然这是弄堂里的小孩写的，但也是写实派作品。既然我不是什么总司令，想来门是不会为我而开了，因此我就连夜回南京。 在南京实在无事可做。有时我和陆云章到太平街逛旧书铺。虽然我那套练字的工具没有带到南京，可是对于书法的兴趣并没有忘去。临摹《琅笽》、《峄山》，有些倦了，后来也曾临摹过《开母刻石》、《少室刻石》，多少懂得一些汉篆的意味，现在更在旧书铺里搞到一张《国山碑》，是孙吴时期的石刻，结体略方，用笔略圆，虽然继承了汉篆的传统，但是大气磅礴，自具一格，想不到在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里，具有这么大的气魄，真要另眼相待了。 在铁汤池也有一些另眼相待的事，蒋介石走了，手下的将爷们并没有走。那些肩挂武装带，手提马鞭的朋友们还在，他们本来是伺候大官的，大官走了，闲得没有事做，就把丁启扬家收藏的古玩、图书，一车一车地装出，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古玩铺和旧书铺。狄君武气愤地说：“什么副官，简直是副贼。”贼还分个正副，这说法倒也别致。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作用，没有经过他们的手，多少无价之宝不要永锢山陵、神杯羽化吗？ 在老虎桥住腻了，我住到八府塘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处长廉惠卿，科长刘北禾，都算认识，关系却谈不上。通伯的父亲陈仲英在那里当会计，异常热情，为我安排了房间，住了个把星期。 李宗仁打了胜仗以后，接到命令到九江去。这是蒋介石的安排：孙部已经由长江北岸，向淮上退却，因此要李宗仁到九江去挡头阵，挫一下武汉政府的锐气。事实上武汉也已经不革命了，同样也由容共走上了分共、清共的道路。不革命是一条滑脚石，一滑就走上反革命的路线。既然武汉和南京走了同一条路线，因此李宗仁一到九江就发出一道通电，是不是反对武汉政府呢？不是的，他通电要求宁汉合作。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对，那就正如鲁迅所说：“忽然又下野，那摩阿弥陀了。”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出国，谭延、孙科都从武汉东下，直到南京。这两位我都看到，谭延是高高的胖子，在旧官僚的神态中流露了一些干练的气息。孙科矮得很，也很胖，是一副洋行买办的相貌，傻气中带着狡猾。他们到南京后，和蔡元培等一道，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准备以此抵消蒋介石的政权。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出山还是入山路，下台竟作上台人。 我在泰兴租的是蔡佐卿的房子，他的长子在南京分办的一家会济典担任中级店员，因此我又住到他那里。大约在个把星期之后，我接到篑庵的一封信，他已到南通师范，约我回校。我借住会济典，除了莲舫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知道的，这说明事前已经征得莲舫同意，因此我决心脱离政治会议秘书处，仍回南通，在离职手续办妥以后，我乘火车赴沪，那时长江轮船还没有通航，因此搭乘小轮先到海门宋季港，从那里再搭汽车赴南通。 我不是参加政治生活的材料，更不适合参加南京的政治生活。去的时候，我不认识南京政府的面目，及至有了一些认识以后，还是濡延月日，直到9月上半月才脱离这个政治的泥坑，但是就在脱离的时候，我对于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还是认识不清。我只看到这是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在情况有利的时候，他们到南京称王称霸；一听到风声不利，随即向上海租界一钻，无影无踪，把千万人民丢在火线上不闻不问。 为了资产阶级革命，三哥在南京牺牲了；为了不和这些不革命的人合作，我脱离了南京。临行的时候，有诗一首： 出都五十韵 丁卯仲秋节，慷慨辞新都。晓星挂树杪，光芒烛天衢。是时寒威动，瑟缩侵衣裾。御者忽长叹，欲行还踟蹰。顾惟入都日，将帅气已粗。列兵窥长河，扬声袭津沽。传闻关陇儿，誓死为前驱。高坐棰天下，意气自卷舒。大官坐广厦，小吏供爬锄。酒食罗长筵，优孟饰清娱。巍巍擘窠字，榜列在通途。苍生蒙乐利，实惟邦国图。其民杂疑信，颇复怜其愚。岂有爱民吏，而忍相欺诬。六月酷暑退，七月清秋徂。马驰北极阁，花发玄武湖。美人截鬓发，壮士饰剑跗。悠悠秦淮水，缓缓台城舆。桓桓英武姿，?盈倾城姝。鸡鸣天色白，痛醉起更呼。庸知武昌西，鼙鼓动舢舻。送兵十余万，势欲相窥觎。此曹能死斗，万一或疏虞。遂撤北鄙兵，卫此神皋区。北鄙窥我衅，一战下青徐。陈安不斗死，明彻空见俘。仓皇收残甲，卷旌日夜趋。再战再不克，金鼓震江隅。千秋朱雀航，战士荷残殳。骚屑石头城，霸气已荒芜。开我西北门，迎我故人车。故人颜色好，见我色华腴。苦言释小嫌，冰炭同一垆。贸首成刎刭，利害相乘除。少小负奇节，耻为章句儒。三十不见知，日月忽居诸。开轩邀白日，吟啸更读书。所悲寰宇内，斯民已凋枯。徒恃胼胝勤，不得息斯须。斗米五千钱，朝夕迭悲呼。我无尺寸柄，莫救涸辙鱼。空挥千斛泪，感叹成唏嘘。仓卒奉府檄，盛夏不宁居。苟能效丹忱，岂敢惜微躯。束装赴南纪，载笔侍中枢。国运值艰屯，中流得一壶。庶几闻谠论，縕唾成玑珠。不谓忽反覆，世道载隆污。空抱九州愿，终归一敝庐。勇退安足贵，揽涕望三吴。为了工作需要，我在南京的时候，由吴稚晖、钮永建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取得证书。在退出南京的时候，塞在箱子底下，后来在荣巷检点行装的时候，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由它风吹雨打，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第七章南?通?后?二?年 （1927～1929）我在南通的后二年，是旧时代的结束，是新时代的孕育和诞生。 旧时支配南通的张季直在1926年死了，他的哥哥叔俨虽然一直活到抗战结束，但是他支配地方的势力，是依附于季直的，季直死了，他的支配势力也结束了。 南通师范的于敬之曾经兼任南通第七中学校长，到1927年不兼了，他能够集中力量主持南通师范了，但是时代变了，情况变了，他发现工作很吃力，不易应付，和从前完全两样了。 南通第七中学也在变，接办的人是穆济波。这时的校长也不简单。当校长已经不是单干的事，要由一群人在省教育厅活动，这一群人当中，主要都是同班同学，外加亲戚朋友，群策群力，和清朝末年的县官一样，有带肚子师爷和带肚子长班，到任以后，便得尽先使用这批人。我和穆济波没有任何关系，兼课教师，在他看来，固然是无足重轻；在我看来，从南京到南通，工资打了个倒四折，我的前途，和兼课不兼课，关系不大，因此工作也集中到南通师范。 可是南通师范已经不叫南通师范了。南京政府规定，没有独立师范学校的体制，只能在高中部门办师范科。因此南通师范改办完全中学，有初中部、高中部；高中只办师范班。大体上和从前差不多，只是初中部不算是师范生，因此也不能享受师范生的待遇。校名用创办人的官名，称为张謇中学。 我到南通以后不久，接到狄君武的来信，大意是说南京政府局面一新，政治会议正常工作，希望我回南京。八十天的遭遇，证实我是不适合这项工作的，因此我没有向学校提出此事。蔡元培经特别委员会任命，出任司法部长，据说也曾给我安排司法部秘书和科长的位置，后来也搁浅了，这是武汉大学皮宗石给我说的。秘书也好，科长也好，好官不愁没人做，和我是无关的。 把南京工作扔下，赶到南通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在泰兴传为奇谈。家乡人知道我在南京还有一些人缘，总觉得有官不做，到地方上当教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些精神失常。城中小学校长邵渐逵和我是旧交了，他自己就曾不只一次托人代理校长，到不同的衙门里担任庶务、会计这类工作。他谈到我的情况时不禁叹息说：“要朱东润做官，纱帽满天飞，他也不会干的。”不过我对于他很理解，工资有限，不得不走上“为贫而仕”的道路，可是我是中学教师，工资比渐逵多多了，虽然我的负担并不轻，但是幸亏莲舫持家有方，每年总还做到略有赢余，所以用不到去做官，不过我对于“为贫而仕”的人，从来不敢轻视，只得说一句老话“我当哀鸿一例看”了。 篑庵为了泰兴教育经费的事，曾经到过南京，回县以后，孙传芳部来了，只得委屈一下，在教育局当了几天“看守局长”，待到大局一定，他不再看守了，仍回到南通。可是泰兴方面并不放过，县督学栾增锴到南通邀请他回泰。 “你看怎么办？”篑庵对我说。 唐生智慨然地道：“委员长的关心实在令人感奋，但是生智近年以来是学佛的，人学了佛，置生死于度外，个人的健康情况是不值得计较的。” 经过这次会议，蒋介石把防守南京的重任交给唐生智，自己坐了兵轮，带领幕僚，直达武汉，在湖北省长公署驻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经过南翔、黄渡的大战，损失太大，还得重新整理，准备继续作战。 南京城周围四十里，群山环抱，是自古以来的战场，唐生智死守六个月的发言，不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但是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详细钻研过中国的战史。从下关打过来，没有立足之点；从龙潭打过来，孙传芳、李宝璋的覆车之鉴，记忆犹新；可是从采石矶打过来，这一条完颜亮的老路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时的虞允文全靠水军的冲杀，现在日本的军舰纵横满江，中国的几条破船早已撤往武汉，没有招架的余地。只有这一着，可以扼南京的咽喉。反动的日本军阀，兜了半个圈子，从采石矶打过来，唐生智眼看敌人来势太猛，自己兵力有限，死守三天以后，终于放弃南京。 从反动的日本军阀看，这是一次极大的胜利。冈村宁次正在准备入城式，夸耀自己的威力。带兵的将领们按照各人的品级，分别先后，鼓吹进城。他们从容不迫地在那里坐等蒋介石屈服。 但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大物博，南京一个城区的得失，不能置其死命。谁也不能否认，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大战役是有研究的，但是对于整个的中国历史，他们知道的还很浅薄，很不够。坐在南京城里等待中国屈服的思想，是守株待兔，是愚昧。但是冈村宁次还不能理解。 蒋介石退到武汉，是客观形势的结果。到达武汉以后，怎样收集军队，重新布置，继续抗战，取得胜利，他还没有成熟的计划。数年以来培养的精锐，在江南作战中已经所余无几了，继续抗战是形势所迫，拿什么作战呢？他没有把握。长江南岸山岭重叠，港汊分歧，日本敌人要进军是有困难的，可是长江以北淮海大平原，特别是在秋末冬初，水干泉涸的时期，敌人简直可以长驱直入，那时进拊汉口之北，拿什么来抵御呢？没有，确实没有。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看到自己平时的疏忽，也看到兵源的枯竭。 湖北省长公署对于蒋介石的烦躁是清楚的。蒋介石动不动就骂人，捶桌子。茶送上去，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咣啷一声，茶碗打得粉碎。有时凳子踢翻了，连桌子也搞得东倒西歪。怎么办？他感到没有出路。 但是冈村宁次却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一个不可再得的大忙。正当这些腐朽的军阀进行丑恶的表演时，蒋介石逐步集中了从各方调来的军队，正当这些豺狼比赛杀人的时候，中国人抗战到底不计成败的决心坚定了，南京的陷落，指出了中国人抗战必胜的道路。 自从蒋介石来到武汉以后，武大就不能正常进行课堂教学了。理学院最积极，那时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仪器要装箱了。图书馆的书籍不久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装箱了。待到仪器书籍已经装箱，那怎么进行教学呢？学校对于教师还是照顾，各人可以出钱，由学校代备木箱。这一来更清楚了。天、地、玄、黄四个斋号的教师们也是日夜地叮叮咚、叮叮咚了。课是无从上了，学校怎么办呢？是迁校？还是解散？大家都不清楚。那时教育部长是王世杰，传出的消息，是由校长王星拱带同一二百人进入四川，其余师生员工就地疏散。这个消息大家不很清楚，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估计，除了“中执委”以外，能够进入四川的，为数无几。 但是这也不一定，学校负责人当然很清楚，自己是不会就地疏散的，至于其余的人，那他不知道。一切都在不安定之中。 家乡的消息已经隔断了，三个多月接不到一封信，母亲、妻、还有一大群孩子。还有那座正在建筑中的房屋，完成了吗？还是没有完成？倘使没有完成，是不是从此竟是无法完成？一切的问题都在煎熬着我。 还有那早先由清华南下，绝食请愿的教授呢？一天我看到他那挺瘦的身材来了，讲道：“南京已经陷落，我们有责任，必须保存中国的文明。”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有责任保存中国文明。问题在于怎样保存？” 教授说：“要保存中国文明，我们就得苦心孤诣，到帕米尔高原去，哺育中国的文化。” 我说：“到帕米尔高原，那不太远了一些吗？” “现在只有两条路。要努力抗战，就得奔赴淮北平原和敌人拼命；要保存文明，只有到帕米尔高原，哺育中国的文化。” “确实只有这两条路，但是从准北平原到帕米尔高原，中间还有广大地区，两三亿人口，我们扔下了，全不过问，这样行吗？” 不再讨论了，我想和教授见面的日子长呢，不在乎在这短短的对谈里求得共同的认识。 我自己的问题是很清楚的。我在大学教书，我是属于国家的，但是我还有家庭，在国家没有作出决定以前，我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家。所以这一年寒假开始的时候，我买了粤汉路的车票直开广州。至于是不是能回到泰兴，到了上海，总可以得到一点消息。 在战争中，火车的拥挤是完全可以估计的，但是拥挤到不能下脚，那是非有亲身经验，不能体会的。从武昌开出，火车已经很挤了，经过一天一夜，才到长沙郊外。可惜那次没有好好地看长沙一下，因为不到一年，长沙就焦土抗战了，虽然新长沙更新更宽展，但是旧长沙已经不可复见了。从长沙到耒阳，又是一天一夜，那时由于人的本能需要，已经很难支持。还好，到了这里，大家下车，车站外的小贩把饭菜递进来，白饭一碗，香肠半截，咸菜一撮，这已经是如享天厨，如进大羹了。过岭的时候，敌人飞机来了，火车刚出山洞，连忙缩回。如此等等，经过五天，到达广州。连忙换船，不久到达香港。 香港是世外桃源了，耽搁了一两天，上了太古船，直放上海。风浪很大。结识了几位常州人。他们和我本来是同车，现在又是同船，加之江南江北，总还算同乡。一位常州人，姓张，他听到我是泰兴人以后，他说： “泰兴，不错不错，是好地方。” 我连忙说：“地方小，近年来景况也大不比从前了。” “是好地方。我在那里公安局的时候，知道得很清楚。” 国文系第一届毕业生郑文毕业以后，在中文系当助教，是资中人。他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先去资中。他和我说：“去资中吧，到那里我吃什么，保证你们也吃什么。” 我的工作还待做，自己不想去，问清於：“你是不是且到资中去避一避？” 清於很坚决地说：“父亲在哪我在哪，父亲到哪我到哪，一个人是不去的。” 还有我那位同乡呢，他是当事务员的，他也来约我同走。 我说：“走也不好，可是我的储蓄一共只有六千元，走也走不远。” 陈先生说道：“不会吧，教授手上只有六千元，才够买得一袋面粉。” 我把银行存单给他看，他无精打采地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胜，这是无疑的，但是究竟我们能不能待到胜利出现，这还是个疑问。反动的日本军阀也看到这一点。他们加快速度奔向终点，要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前拿下中国。这是一场生死搏斗的赛跑。国家的生命，人民大众的生命，清於和我的生命都将取决于这场赛跑。 我无言地瞪着清於，我想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千辛万苦地从泰兴来到重庆，想不到是来四川送死。好吧，让我们父女两个在距家七千里的荒山里同死吧，在死的那一分钟也还有个伴侣。 那时的天空真紧张。黑夜、清晨、白昼、黄昏都有大批大批的载重运输机从重庆往南飞。大批大批的军队调上前线。 独山失守以后，反动的日本军阀的前哨已经开向贵阳。贵阳城守是严密的，但是贵阳郊外已经有人放火，为日本反动军阀卖命，先在这个腹心重镇进行扰乱。 军队由后方调上前线，但是调上前线是不是撑得住？军队是不少，但是不少的军队到底能打多久？独山也有军队，独山完了；柳州、金城江军队更多，柳州、金城江早完了。河南的军队几十万，经不起几个回合，全部完了。现在大批的两脚狼从独山开向贵阳，那些大型载重运输机载来的新兵，是不是能够撑一下？没把握。 但是反动的日本军阀的前哨兵终于从都匀向独山的道路上撤退了。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据谭戒甫从贵州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没有经过核实，是不是确实如此，不敢保证。 反动的日本军阀军队从广西开过来，大批大批地败兵在前边跑。正在停下来喘口气，准备烧饭的时候，日本兵又来了，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跑。第三次才停下来支起锅子生火的当儿，日本兵又来了。这时正在都匀的路上。 一位中国士兵吼起来：“老子三顿饭没有吃，和你拼了吧！” 他架起机关枪，劈劈啪啪一阵打，谁知道这些日本的前哨也一样是爷娘生的，经不起这阵机关枪的扫射，他们向后退了。这一退打破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迷信，原来武士道也是怕死的。中国军队往前赶，终于把日本军队打到独山，在黔桂边界上重行恢复相持的形势。 川陕公路的交通是不便的，宝鸡到天水的铁路通车了，但是慢得像一条带病的黄牛，在大转弯的地方，有时乘客还可以下车散步，舒展舒展麻痹的筋骨。何况日本人还正在向后转呢！重庆撤退到兰州的机构，决定不再撤了，有的正在回来。青年军也不吃香了，缅甸的丛林究竟不如嘉陵江畔的青山绿水。重庆政府的官儿们还在原来的衙门里闲聊，一切恢复到抗战末期的正常情况。 1944年的暑假过了，大学准备办理招生考试，清於的复习工作有了一些眉目，准备投考了。 那时的大学招生考试真不简单，这才道道地地是一个锻炼人的场合。 大学还没有实行统一招生制度。考生便得准备一所一所大学考过来，究竟要考几所学校，自己没有数，大规矩是考到录取为止，或是考到每所大学都考完，终于不取为止。要投考的第一道难关是报名，这也看各校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的学校院系不多，名气不大，事情还好办。像中央大学这样的学校就不简单了，每年招生二三千，投考的在一万以上，因此，报名就是一件大事。清於那次报名，尽管我是本校教师，竟是无法应付，最后还靠几位同乡帮忙，总算把名报上了。除了中大医学院以外，还在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这两所内迁的学校报了名。 报名结束，我同清於回到柏溪分校静待考期来临，生活虽然不怎样富裕，大体还算得安定。 一般的考生就苦了。带有帐子的，在校园里随便找块空地挂起来，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静待考期到来。没有帐子的也有办法。附近的茶馆特别多，泡一壶茶便可以在竹躺椅上躺一夜。伙食也不难，附近有面店，有大饼，花些钱，一样可以充饥。如此三日两，两日三，把每个考生折磨得面黄肌瘦，腰驼背弯，这才东倒西歪地走进考场。在重庆的时期，中央大学的考场里，折磨死三两个学生，并不是少有的事。 青年人为什么甘心受这样的折磨呢？因为当时的蒋管区，包括重庆和其他地区，很少有就业机会。工人中失业的比就业的还要多，商店不景气，光是裁人。机关里虽然也嚷着裁人，但裁的是没有私人关系的，有私人关系的照样进，但是这些面黄肌瘦的学生有什么门路呢？剩下的一条路是考大学，考取了不问好坏总可以吃四年饭，即使是五子俱全吧，总比没饭吃好得多，何况多少不等还有贷金，贴补贴补鞋袜，也是好的。是不是考大学一定要中学毕业证书呢？是要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认识一位中学校长，或是认识一位和中学校长有关系的人，这种证书也不是那么困难。四年毕业以后，只要系主任有神通，工作总有办法，最不济做一名中学教师还是有资格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战中，大学还是那样兴时。 但是那时投考大学的学生，是要经过一些折磨的。除了特定的系科以外，每位考生都要考五门课，只要一门课的成绩是零，那么无论其他四门课成绩如何，这位考生的录取希望就算没有了。这就是说，阅卷的时候，任何一位阅卷教师对于这位考生的运命，都毫无例外地起了法定性的作用，他在一刹那间所作出的决定没有进行上诉的余地。 我在武大的时候，就看到类似情况。乐山地区比较偏僻，敌机轰炸的机会不多，但不是没有，胆小的教师住得很远。一位历史系教授住在辜李坝，离城十多里，但是他胆子小，无论如何，必须在一天之内把三四千份试卷看完。这位教授能吃苦，不怕疲劳，啃着干粮进行阅卷，每小时要看三百份卷子。差不多十二秒钟要看一本，谁能担保他不犯错误呢！ 中大的中文系和国文系对立时，两系共同看卷，伍叔傥看到中文系的一位助教，把一叠三五十份试卷连续批着一分、零分的时候，他看着看着，没有提出意见的余地，同时也不愿分担这个埋没人才的责任，便约齐了国文系的教师全部退出，不再参加这份阅卷劳动。 其实国文系的教师也好不了多少。一次我在史价人那里坐着。他问我：“你们系里有一位姓某的教师吧？” “有的。”我说。价人是一位老实人，六十多岁了，精力还饱满，他说：“就是这一位，手中拿着大笔头，在入学试卷上老是批着一分、零分。”说到这里他的脸涨得通红，嚷着：“他是什么了不起，我要到教育部去告他，凭什么打这么些零分。” 价人是注册组的老职员，是有权利进入阅卷场所的，他说的话不会假，不过这类义愤填膺的言辞说过以后很容易平息下来，没有人到教育部去控诉，某先生看卷子的事一直继续到离开中央大学为止。 对于阅卷者的恐惧心情，从考卷的附件中也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