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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九岁生日时收到的第一句祝福，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的一名军官。九月三日凌晨三点，在六人座火车车厢里睡意正浓的卡勒和我被这位军官推醒，当时我们正在从弗莱堡去往西柏林的途中。“我注意到了，今天是您的生日。生日快乐！”他说。尽管我们只是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前往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研究着我的护照。他的认真和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份刻板和执着充分说明了普鲁士精神和马列主义是可以辩证统一的。这位同志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是自己人。从外表上看，我们和所有以私人身份前往西柏林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一路上也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早上，我们在西柏林动物园一站喝了咖啡，吃了肝泥肠小面包——这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地界上的最后一顿早餐。接着，我们乘快速列车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也就是东、西德之间的边界线。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护照，而当时过境的西德人必须持有护照。卡勒安慰我说：“别担心，边防军同志们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了。”我还学到了一个新名词——“接应”，它是指某些人通过秘密渠道，可以在不持有护照的情况下直接跨入民主德国的地盘。这听上去就像是对着柏林墙默念“芝麻开门”，虽然从西往东越过这道墙并不是通常的方向。 我回忆起了和班里同学一起乘车去布拉格的情景，当然那次是有护照的。表情生硬的东欧边防警把我们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就差掏衣服口袋了。光检查护照就用了十多分钟，摆副冷脸似乎是他们执行公务时的规定。当然了，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必须显示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面貌；更何况，我们班上的很多人正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黑市上兑换德国马克。 带着脑海里浮现出的记忆，我扫视了一下眼前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看到几个一脸阴沉、荷枪实弹东德边防兵，还有几只在火车下东闻西嗅、搜寻越境逃亡者的警犬。当时我把这看做必要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大批的医生和工程师涌入西德，才能避免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东德被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偷越柏林墙者，一经发现即当场击毙——对于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上方命令，我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首名为《致后来人》的诗中找到了辩护理由： 面对卑鄙 无法不咬牙切齿 面对不公 不能不大声疾呼 我们这些追求友善的人啊 对待敌人却不能心慈手软 尽管如此，当我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连接东、西德的那条狭窄的过境通道等候检查时，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检查护照时，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只会讲英语，我听到岗哨上的东德边防兵在用德语对他骂骂咧咧。那个军官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呢？我的心里不由得更加七上八下。 轮到我了。卡勒示意让我先来，为了不在他面前示弱，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一颗心怦怦乱跳。我出示了自己的护照，里面没有签证。我紧张不安，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魔咒——“我是被接、接应的。”边防警瞥了一眼护照上的名字，脸上的表情霎那间由阴转晴，他笑容可掬地说： “同志，热烈欢迎您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然后从登记簿里拿出一张准备好的单页签证，而没有在我的护照上加盖过境章——这样一来，我回国的时候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就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东德待过一年。此刻，那位友好的同志朝我眨了眨眼，把我的证件递了过来，临别时对我说了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这种祝福我还是头一次收到。在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我们坚信它绝不是最后一个——卡勒也得到了同样方式的欢迎。 当我们走下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楼梯，踏上东德领土时，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生活。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伴我左右。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滑雪衫，对卡勒说：“我的衣服也沾上这个味儿了。” 我们两个都笑了。乘着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德。 这里虽然没有西方那种五光十色的繁华，但一贯对消费社会抱以鄙视态度的我并不感到遗憾。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些宣传反共思想的敌方言论也把我推向共产主义：在东德买不到香蕉，在东德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十年——与那些“大问题”相比，凡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不足挂齿。在这里，掌握政权的不是昔日的纳粹余孽，而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东德的环境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之前我曾经对东德做过一周访问，当时是和代表团随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即民主德国的共青团组织——为我们这些西德同志安排的活动。 火车站的报亭挂着《新德国》，还有共青团办的杂志《青年世界》和《新柏林画报》。“幸好这儿没有《图片报》！”我说。卡勒点点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1968年反对《图片报》的游行示威，没能加入高喊“打倒施普林格 ”的愤怒人群。但我们却读过君特•瓦尔拉夫的《头版头条》。作家瓦尔拉夫以通讯员的身份化名潜入《图片报》编辑部，揭穿了媒体的谎言；我们也熟悉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书中无辜的女主人公正是被一家类似《图片报》的媒体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自由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多少价值，“报禁”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进步。 为了避免西德的边防警察找麻烦，我们没有把路线指示写到纸上，而是记在了脑子里。从火车站出来沿弗里德里希大街右行，然后在菩提树下大街朝右拐，便可径直来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总部。我们找到了菩提树下大街36至38号的一栋五层的钢结构建筑，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眺望勃兰登堡门。拥有两百万青年团员的庞大组织就隐藏在这栋办公楼的窄门后面。楼里的接待大厅小得就像是牙科诊所的门廊。一位身材肥胖、穿着灰绿色制服的民警亲切地招呼我们，答应说马上“通报”，一边拿起电话听筒低声咕哝了一句。 紧接着进来两个黑人。这两位非洲同志也许是我们未来的同学呢，我心想。胖民警马上声色俱厉起来：“请二位出示‘旅行证明’！”他本可以用国际通用的“护照”一词，这样的话那两个黑人朋友就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了。见他们没有反应，民警提高嗓门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拿证明，快点！”见此情景，我自告奋勇要给他们充当英语翻译，不料那位民警训斥我说：“请不要多事！” 卡勒和我面面相觑。我们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样东西：种族主义——难道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种族歧视？这可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在我们的概念里，种族主义是独属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民警终于允许非洲客人坐下，他自己则扬长而去。我不由抱怨道：“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在团中央工作！” 卡勒说：“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 这句简单的解释更让我恼火，我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呢：“列宁早就说过：改变经济制度是容易的，改变人的意识却很难，需要几百年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担负起党的领导职责。”如此一来，完好无恙的社会主义世界又在我们心中重新建立起来。 没过多久，安德里亚、彼得和乌里克到了。他们几个分别来自汉堡、奥斯纳布吕克和杜塞尔多夫，在多特蒙德的预备会议上我们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大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而接待我们的大个子留着小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年纪看上去都足够当我们的父亲了。他自称弗里茨，是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要远远胜过我们熟知的那些“教书匠”。他是我们的同志，穿着朴素的毛衣牛仔裤，对我们以“你”相称，亲切地询问近来西德和平运动的情况。我们一路跟着他来到办公大楼的食堂，在这里见到了艾尔克女士，她介绍说自己在共青团中央负责“对西德方面的外联工作”。艾尔克虽然并不年轻，却穿着入时，待人随和，看上去颇像一位气质不凡的作家，当然她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女革命者。共青团竟然让这些上了年岁的干部来领导，这让我很是不解。但艾尔克的热情很快便打消了我的疑虑。 在团中央的食堂里，我们头一次品尝到了所谓的“混合咖啡”。东德的咖啡供应不足，通常要掺上麦芽咖啡作为代用品。对这种日常生活里的小小不适我倒并不介意，与面临美国中子弹威胁而命悬一线的全人类的生存相比，这些问题简直是轻如鸿毛。“我们把这种咖啡叫做‘埃里希加冕’。”弗里茨的玩笑让团中央的女干部也忍俊不禁。只有被提到的国家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居高临下，从巨幅画像上朝正在围坐享用“混合咖啡”的我们投来严肃的目光。东德的人也挺幽默呢，我心想。这使我对自由青年团产生了几分好感。唯一让我不悦的是，在青年团的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用餐，团中央主席克伦茨和其他高层干部却在另外一个食堂。尽管无从对这两个食堂的伙食待遇加以比较，我依然认为这绝对是违反原则的。难道正如东德的左翼批判人士所断言的那样，在东德出现了一个新的 “阶级社会”？ 班主任弗里茨宣布说，他将为我们五个从西德来的年轻同志讲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列哲学课程；另外的教师会给我们传授其他革命知识。“首先，你们将在这里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弗里茨说，“到目前为止，在代表团里你们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从今天起你们将会了解到民主德国的真实面貌。”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惊。以前访问的时候，东德共青团的成员难道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当时我参观归来后，班上许多人不以为然地说，东德人只是在给你们做戏罢了！当时被激怒的我还为此和他们发生了不小的争执。而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了东德同志对我们的信任，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将伴随很多问题。我们不想把这些问题和弱点透露给自己的敌人，但作为革命骨干，我们理当了解一切真实情况。 弗里茨老师沉浸在对苏联的狂热幻想中，还把这个国家亲切地叫做“苏”：“他们比我们走得远，这一点总是被人们忽略，连我们这里的同志也免不了犯这样的错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又道出一番惊人之语：“如果苏联没有克格勃，生活还会照样继续；可如果东德没有国安局，大家会把我们挂到电线杆子上绞死。” 这就是说：大多数的东德民众是痛恨统一社会党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党所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统治。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话说回来，多数人的立场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比如许多德国人就曾经支持过纳粹，是苏联红军的到来解放了德国。很显然，共产主义者遭遇了阻力，不少人的脑袋里仍被旧日的残渣余孽所充斥。可难道二战过后长达三十四年的时间还没有将这些人的脑子洗刷干净吗？我不敢大声提出这些疑问。这倒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度过的第一天，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缺乏意识形态教育的愣头青。 “你们得各自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弗里茨又说。什么，取名字？我们又不是没有名字！“你们需要化名，因为你们在东德属于非法居留，不能让西德那边的人知道你们来过这里。你们还会在学校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有丹麦的，芬兰的，等等。对于去西德参加培训的自由青年团员，也不能排除他们中间会有人叛逃的可能。”——“叛逃”这个词专指逃到西德去的东德人——“所以有几条禁令是你们必须遵守的：绝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你们的真实姓名，也不许让人知道你们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尤其要切记：严禁与他人交换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即便和某人发展私人关系时也绝不可以——当然了，建立私交也属于禁止之列。”听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风纪问题”。临行前，劳工青年团的主席曾一再叮嘱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给自己起动物的名字。“狗子”是卡勒的化名——“我要像条狗一样对党永远忠诚，我在家还养着一条可卡犬呢！”他说。汉堡来的同志马上管卡勒叫“革命狗”，但正式的化名还是定为“狗子”。我选择了“耗子”这个名字。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绰号了，我希望自己在和资产阶级敌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像一只机智狡猾的耗子，除此以外，我还是个出了名的杂食动物。安德里亚给自己取名“狮子”，彼得自称为“鳄鱼”，乌里克则摇身一变成了“美女蛇”，因为她想取一个听上去“有女人味儿”的动物名。弗里茨老师抱怨起来：“在你们西德的青年团里，女权主义的影响真是越来越严重了。”不过“美女蛇”这个代号最终还是被批准通过了。 我们坐着橄榄绿的小巴士，一辆二冲程的巴尔卡斯B1000，告别了柏林，向着北方那未知的目的地一路进发。弗里茨老师说：“我们现在去的是民主德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他的话让大家充满期待，对我们来说，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已经够神秘的了。一路上，弗里茨不断地讲起此行的目的地。从他口里我们得知，我们将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一年，那个地方曾经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爱巢’。1936年，柏林市将一片风光旖旎、湖光树影的绿地赠给约瑟夫•戈培尔作为他39岁生日的贺礼，还在上面给他建了一栋乡间别墅。当年，戈培尔曾经在那里和他的女伴们尽欲穷欢。1945年，苏联和波兰部队占领这栋别墅的时候，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党卫队走狗的拼死抵抗。战友们在一所野战医院里照料在战斗中负伤的同志。1946年，战友们把这块地方移交给了自由青年团，此后它一直是我们的干部培养基地。1950年，威廉•匹克将这所干部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于是有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这个名字。威廉• 匹克的名字对我而言近乎神圣，他是民主德国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于1960年辞世。他在生前已经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所学校了？真有点不可思议。无论如何，毕竟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去什么地方，从今以后，我们将在那里被培养为职业革命家。 正当车子经过路边一块标有“严禁超车”的告示牌时，一辆黑色的苏联产“海鸥”轿车旁若无人地超过我们的“巴尔卡斯”绝尘而去，旁边还有闪着蓝灯的警车保驾护航。“是某位政府要员。”弗里茨解释道。看到特权如此大行其道，而且是在并无任何拥堵的郊外公路上，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此时我只能选择沉默。在万德利茨附近，我们穿过了一条干道，它的尽头正是埃里希•昂纳克和其他东德高层领导人戒备森严的驻地。 之后我们向右拐入一条林荫路。路牌上用德、英、法三种语言标示着“军事管制区，巡逻部队禁入！”的字样。混交林浓荫遮天，越来越密。几分钟后，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的林间空地进入了视线。载着我们的汽车停了下来。在松树和桦树的层层掩映下，隐约可以瞥见不远处的岗楼。一位民警走了出来，他像边防警一样探头到小巴士里，认出是弗里茨老师后，他摆摆手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车开进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的校园，我们来到了自由青年团的最高学府！ 不一会儿，树林中出现了一片斯大林时代的宫殿建筑，那种气势宏伟的巴洛克风格我从不少苏联图片上已经有所了解。正如我们听说的，戈培尔的乡间别墅已蜕变为共青团员的革命教育圣地。这座五十年代的宫苑由六幢巨大的建筑合围而成，开阔的园地足以抵得上一个足球场。 弗里茨老师领着我们这几个来自西德的男同志来到“1号楼”，一栋赭黄色外墙的公寓。“美女蛇”不得不和我们分手，因为她被安排在了女生宿舍——“2号楼”。弗里茨说：“我知道，你们西方人会觉得这么做很奇怪，但在我们这里，男女必须分开住。” 我们的房间里满满当当地排了六张床，衣柜里全被苏联制服挂满了，它们是我们的同屋——两位亚洲男士的家当。这两个人冲我们点点头，一言未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始终如此。因为他们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所以和他们聊天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们从弗里茨那里了解到，这两位同志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来的。他们两个看上去起码有四十岁了；如此说来，“青年干部”这一概念的界限在蒙古似乎也不那么泾渭分明。和所有的外籍学员一样，学校也为他们配备了一名专门的课堂翻译。在青年大学，人们总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这些从联邦德国来的同志也一律属于“外国人”。在公寓房间里，既没有单独的盥洗池，也没有抽水马桶，同一楼层的人集体共用一个水房。当时我想：“慢慢就习惯了。”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我们对周遭的环境研究了一番。青年大学坐落在柏根湖边，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戈培尔的“爱巢”，它现在已被改造成专为学校教职员工的子女开办的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们演示了如何可以使壁炉间的窗户自动降落——这是一种为纳粹首脑设计的特殊装置，一旦遇到危险，戈培尔可以随时跳入窗下的柏根湖逃生。眼前这片湖水的水位相比当年已经低了很多。我们沿着柏根湖的岸边散步，干枯的落叶在脚下哗哗作响。绕湖岸步行一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晚上，我们踏上足有四车道高速公路那样宽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的教学大楼。人们为建造这座知识的殿堂专门堆起了一座土丘，建筑的顶部坐落着一尊无比巨大的英雄塑像——代表工农群众的一男一女共同挥舞着一面旗帜。毫无疑问，塑像上展示的是一面革命的红旗。几百号人走在同一条大路上：民主德国的同志穿着蓝衬衫，佩戴“自由青年团”徽章，非洲的同志身着五颜六色的花布衫，丹麦的同志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 在可以容纳五百多人的大讲堂里，扩音器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歌颂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革命友谊的“鲁施巴，友谊之歌”。我仿佛感觉到，大家是迈着阅兵式的步伐走到座位上去的，当然不是联邦国防军或美国大兵的步伐，而是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革命军队的步伐。 “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三十一届民德学习班暨第二十二届国际学员班成立了！”主持人声如洪钟地宣布道。话音一落，全体立即起立，长时间鼓掌。这一刻我终于领悟了，列宁和斯大林讲话录中经常提到的“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讲堂里，台上作报告的人一个接一个，台下听报告的人时不时全体起立鼓掌，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巴不得利用长时间的鼓掌来放松大脑和四肢肌肉，因为所有的报告都是味同嚼蜡、千篇一律：国际形势，和平受到威胁，苏联和民主德国正在同策动战争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作为一大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住房问题将在九零年以前得到彻底解决；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自由青年团将在马列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百五十名国际学员戴着接线盒固定在座位上的耳机聆听主席台上的报告。威廉•匹克青年大学拥有当时东德最先进的同声传译设备，这也是它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外界开放的原因：1981年，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访问民主德国时，曾特意在这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长达几个小时的报告终于结束，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在台上跳起了舞蹈，舞蹈表现的是关于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们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害的革命者、阿富汗的大胡子男人，还有挪威、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 礼堂里还坐着三百位民主德国的学生，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年长一些的教师也穿着同样的衬衫，不同的是他们大多身着浅色的制服，上衣翻领上佩戴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徽。 自由青年团的合唱团成员边弹边唱。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慢歌： “不是因为风儿吹送 我们的旗帜才如此美丽 不是因为它迎风招展 我们才将它紧紧跟随 不是因为它灿烂鲜艳 我们的心情才如此激荡 只有真正的革命旗手 才能让劳动者的红旗焕发光芒 同志们，让我们跟着红旗前进 反对战争、反对剥削 百万群众跟随红旗 去工作，去战斗， 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曙光！” 是啊，反对战争、反对剥削！我们是千百万人，不仅仅是为数寥寥的独立左翼理论家，在我们中间更有苏联、民主德国，有亚西尔•阿拉法特、纳尔逊•曼德拉，有苏联、古巴……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正在礼堂里欢歌笑语、载歌载舞，而我也是其中一员！是啊，必须由真正的革命者来担当旗手，难道还有比这更加重要的吗！ 比这首歌更迷人的是唱它的那位“自由青年团”女团员。她甜美的歌喉深深地打动了我。她有一副秀丽的面容，看上去就像我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女旗手，金色的卷发宛如波浪般一直垂到肩上，与绣着太阳的蓝色制服相映成辉。 几天后，正式开课了。教室小得像一间浴室，装潢得也很朴素：褐色的植绒墙纸，蓝色的亚麻地板。在我们这个由五个西方青年组成的课堂里，延续了西德的听课传统，大家没有像东德学员上课时那样分几排就座，而是围坐成一圈。第一个小时的内容是开班会。弗里茨老师在一边旁听，会议由代号“狗子”的卡勒主持。西德团中央事先已经任命他为代表团领导。“和所有的代表团一样，我们也将为争得‘革命榜样’这一荣誉称号而奋斗！西德代表团在青年大学里始终保持了一项光荣传统，那便是：为恩斯特•台尔曼的荣誉而奋斗！” 这是什么意思？卡勒时不时会说些大话空话，但这一次他的措辞却更为专业。他捧着一页打字机打出来的稿子边看边读——那张纸又薄又软，堪比质量上乘的避孕套——一看便知道稿子是老师替他事先写好的。 被卡勒亲切地称作“泰迪熊”的恩斯特•台尔曼的故事，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德共中央主席泰迪晚上还要去酒馆里喝酒聊天直到深夜，为的是倾听劳动人民的疾苦；泰迪经常自告奋勇帮邻居家砍伐木材；每天早饭前还不忘研读列宁著作……“我们必须学习和继承泰迪的革命品质，并将他的英雄事业发扬光大；为此我们就必须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取得最佳成绩，需要投入高度的政治热情，并创造高质量的文化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恩斯特•台尔曼’的荣誉称号！” “恩斯特•台尔曼是革命家，又不是圣人！”我对这种过于泛滥的个人崇拜有点不屑一顾，“狮子”安德里亚也觉得这是在借尸还魂。 “狗子”一听火冒三丈：“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了泰迪，而你们今天却在精神上又一次践踏了他！你们这些杀害台尔曼的刽子手！” “如果你把同志间的批评意见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那你就是在美化法西斯！”我毫不示弱地反击道。 弗里茨老师一面做手势，示意大家不要激动，一面说：“同志们，我们的批评必须在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耗子’说的对：我们马列主义者不屑于搞宗教迷信那一套东西，我们必须科学地继承台尔曼同志的精神遗产；‘狗子’说的也没错，为取得‘恩斯特•台尔曼’这一荣誉称号而奋斗是我们这个学员班的优良传统。这里所有的班级都在争夺某个光荣称号，对于越南同志们来说，这个名字就是胡志明；对于民主德国的同志们来说，这个名字是威廉• 匹克，或者为解放家乡而牺牲了的反法西斯英雄等等。我的建议是：为了使这项工作达到必要的理论高度，特任命‘耗子’为你们班的宣传委员，由他来负责工作的贯彻和落实。”卡勒不住地点头。我第一次注意到了他点头时的模样，这才恍然大悟，卡勒叫“狗子”真是再合适不过，他对老师的话忠实地就像一条狗。想到即将担负的任务，我发现，原来这所革命干部学校也和其他学校一样，都是枪打出头鸟。 头一堂课是“科学共产主义”；通俗地讲，就是马列主义哲学课，它有别于哲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课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威廉•匹克青年大学是不允许用通俗的方式来表述事物的。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套看待世界的简单观念，它是一门解释社会的深奥科学，并且是对社会唯一科学和正确的解释。 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由维尔纳讲授，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狡黠的微笑，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龄的调皮鬼。维尔纳三十岁左右，比青年大学里的大多数老师都要年轻。第一节课，他的开场白是：“我把‘鲁施巴线’带来了！”说着便从用旧的皮书包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又从纸盒里取出一瓶罗斯托克白酒，酒杯原来都藏在“马恩全集”后面。“让我们为友谊干杯！”他踌躇满志地对大家说。“鲁施巴线”是苏联境内一条长达2750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线。东德的青年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建设，作为回报，原料匮乏的东德得到天然气供应。将东德的地下工程建设者和车辆机械师吸引到苏联去的不光是钞票，还有异国他乡的冒险和猎奇。至于罗斯托克白酒和“鲁施巴线”之间有什么联系，即使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如数家珍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大约应该属于哲学课的范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