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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我对这个老家伙很是反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说到底，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小毛头，连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一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的方面我也非常保守，严格地说，我还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就是在一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这我老妈还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作“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1933年以前他曾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之后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因为唾弃纳粹而在二战即将结束前不久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定为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和“毛圣经”都抱有一种宽容态度。 十二岁的时候，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浮士德文理中学大礼堂里的时候，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 “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母亲的娘家姓叫茨威富尔，这个词在德语里恰好是“怀疑”的意思。当年，身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亲在飞机上一见钟情。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抱怨。我的妹妹乌拉，多年后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当时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她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六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而且“今天就谈”。电话里是不能说的，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 是不是卡勒又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也许今天我们要去张贴革命海报，宣传反对右翼势力的摇滚乐，或者反纳粹、反排外主义的音乐会？要么是去喷刷反对中子弹的标语？——我们经常这么干。可卡勒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却那么紧张，同时还有点郑重其事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从斯陶芬到弗莱堡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我一个人站在足球场对面的马路边，张望着有没有可以搭乘的过路车。气温不到十度，我冻得浑身哆嗦。过了没一会儿，天上就开始飘雨。我身上只穿了一件毛线衫，而且为了显示潇洒还故意敞着怀。眼见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开始焦躁起来。这些司机肯定是看了《图片报》上的那种公路抢劫的新闻，所以把路边每个等着搭便车的人都当成了嫌疑犯。想到这里，我不满地朝那些汽车远去的背影挥挥拳头。 已经两点五十了，离我和卡勒约定的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了，迟到的话会很尴尬，尤其是在他这个劳工青年团（也就是德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县区干部面前。 正当我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辆车在我面前戛然而止。开车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留着时髦的短发，浓妆艳抹，衣着大胆。当时的我还只是个不起眼的毛头小伙，毛线衫下面套着已经褪色的旧T恤，下身是再普通不过的条绒裤，脚穿一双破旧的球鞋。我个头一米八，人却瘦得像麻杆一样，简直可以在电影里扮演瘦骨嶙峋的集中营囚犯，脸上还长着雀斑，蓬乱的头发盖过耳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傻里傻气的眼镜，无论从哪一点看，我都绝对不是一位时尚男士。但眼前这个女人却似乎对我这样的青涩男生格外偏爱，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肆无忌惮地放到了我的腿上。我嫌恶地把身子挪开，心想：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难道想老牛吃嫩草不成！她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回斯陶芬，她都可以送我。我谢绝了。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去见卡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和我不同的是，卡勒并非“小知识分子”（提起知识分子他总是满脸的不屑，而且总要在前面加个“小”字），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匠。他长发披肩，模仿列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还总穿一条鲜红色的裤子，号称这样显得更有革命气质。在学生聚会上，我总是暗自躲在一隅，怯怯地旁观别人谈情说爱，而卡勒则全然不同，他是个能把很多女人——当然只限于志同道合的团员同志——拥入怀中的调情高手。得逞后他总会问那些姑娘：“和领导在一起感觉如何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女朋友玛尔格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省钱，卡勒平时住在父母家里。为了防止别人偷听，我们俩撑着伞、冒着冷雨走在他们家的园子里，边走边谈。“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那个梦想吗？我还从未对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三年前我就入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许正是因为结巴，所以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球队，这让我觉得总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可在共青团里不一样，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纳我。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里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是团员中的骨干、党的精英，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我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心里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们都要被我从坟墓里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的，这不是兼职——这是天职！而且安排天职的人只能是党，而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况且他自己也说要和我做一次干部谈话。 “问题是，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卡勒说，“不过你在过去几年里表现不错，参加了团委和党委组织的所有活动。在你的倡议下，我们还往费尔宾格这个老纳粹身上扔过鸡蛋，迫使他后来不得不下了台；你还为共青团招募了二十名新团员，成功地组织了罢课活动。组织上很信任你，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个问题——你做好走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你得认真地想一想再做决定，这可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做出许多牺牲。一旦你做了选择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职业革命家是要战斗一辈子的！” 虽然这番话听上去有点故作高深，但看到他能这样严肃地和我谈话，倒也说明我是个受组织重视的人。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卡勒对我的毛遂自荐并没有生气，恰恰相反，以他为代表的党组织为我设计的革命前途与我的个人愿望竟不谋而合。当然再没有回头路可走，资本主义企业怎么会雇一名革命者呢？不过我可不想到那种地方工作——绝不！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肯为金钱卖命？我要从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事业！什么医疗保险啊退休金啊，那都是俗人才考虑的东西；何况等我老了的时候，社会主义红旗早就插遍全球了，还担心什么福利！ “卡勒，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条什么路。很高兴你能给我这样的建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嗓音尖尖的，像个女人。 “亚德里安，我现在跟你说的事，仅限于你我之间，绝对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不许对同班同学讲，不许对父母讲，也不许对其他同志讲。”为了强调他的话，卡勒停顿片刻，又接着说，“我知道，‘红色经典’你比我读得多，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来难不倒你，不过你还需要继续巩固你的意识形态教育。所以，作为要成为未来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我们决定委派你去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 我不解地望着卡勒。对于党内的密语我掌握得不错，可“为期一年的培训”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秘密？短暂沉思之后，我提了一个听上去尽量不显得愚蠢的问题：“我要在哪里接受培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像我刚才说过的，具体的情况要严格保密。你会及时得到指示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一年！完成秘密任务！我强忍住自己的喜悦，以免在他面前显得太过幼稚。卡勒毕竟比我年长五岁，对于这些事了如指掌。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经参加过抵抗希特勒的地下活动。卡勒的父亲是巴登-符腾堡地区的组织部书记，负责人事和组织政策，也就是说，是位职业革命家；卡勒的母亲是党的地区支部出纳，虽然只是个名誉职务，但大小也算革命人士。到干部学校进修的事当然必须保密，这个我懂。作为西德人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革命培训，这在今天就好比派一个美国人到基地组织的大本营里学习自杀式袭击。 卡勒脸上“不自由、毋宁死”的严肃表情稍稍有所放松，他说：“最棒的是，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我也接到委派任务了。”接着他又笑着补充道，“我负责监督你。” 我兴奋之极，充满传奇和冒险的革命生涯正在向我发出召唤，而且有我熟识的朋友结伴同行，心理上会更加安全。我也为我的朋友卡勒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也将荣升为秘密组织中的革命干部了。我浮想联翩，开始憧憬着这样的情景：当我的高中同班们正在上大学、服兵役，积极谋划庸俗的小市民幸福生活时，我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家人朋友讲，但就像卡勒所说的那样，随便编个什么“天方夜谭”还是容易的。 现在我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共青团员了，而是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一名革命干部。六个星期之后，我和卡勒一起乘火车前往多特蒙德，去参加为将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秘密培训而组织的筹备会。后来我得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其他，正是民主德国。 生平第一次，我踏进了劳工青年团中央神圣而庄严的办公大楼。这是一栋貌似平常的水泥建筑，钢制的安全门上装有监控摄像头，这是联邦德国这个由资产阶级敌人控制的国家内一些不屈不挠的抵抗分子的大本营。面对新纳粹和国安局的袭击和骚扰，我们必须自我保护，这就是此处之所以戒备森严的原因吧，我心想。 我和卡勒被带到了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在这里见到了另外三名被选拔出来的同志，他们将是我们未来的大学同学。团中央一个两米高的大个子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他一直在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大批特批，斥责他们“搞泛欧洲同盟，大有退变为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我不解地问道：“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团结一致反对右翼势力吗？”讲话的同志宽容地笑了笑，说：“我们赞同所有左派和民主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我们绝不容忍投敌叛卖者。关于这一点，将来你们还会‘在校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育。”“在校上”？这还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词汇。尽管我心中一时还充满疑惑，但想到自己已然成了这个秘密同盟中的一份子，骄傲和自豪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 接着，劳工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开始切入这次预备谈话的“核心点”——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问题。只听他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是受了委派的，肩负明确的战斗任务，那就是学习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最终将它们运用在这里——联邦德国。你们的战场是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战斗”这个字眼，“你们将在学校里遇到来自全世界的战士们，来自欧洲的，来自智利、越南、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当然了，还有来自民主德国的‘自由青年团’团员。大家必须要牢记一点，那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绝不允许的！” 谁也没有听明白最后这句话和报告的其他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就连经验丰富的卡勒也不明白。团中央的报告人试着加以解释，但他的表述听上去颇有些复杂：“我们必须汲取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同志只顾沉湎于男欢女爱，却把自己的战斗任务抛之脑后。这些行为如此轻率的人，他们要为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负责！” 原则上，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专门针对以下情况：与他人发生恋爱关系者，日后很可能会到对方国家生活。而我们应当在结束了一年的培训之后在联邦德国继续战斗，因此——严禁恋爱。 我对此没有异议。对我来说，为了革命事业，过一年苦行僧式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