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山——家庭岁月 1914-1918

1914年的一天，邝泗关上了帕萨迪纳南雷蒙德大街50号的店门，登上一辆能把他拉到唐人街的有轨电车。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看上去要比五十七岁的年龄小得多。像平时一样，他穿着一套样式考究、剪裁合体的西装。与他优雅讲究的外貌唯一不协调的是他手里掂着一袋水果。车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一天的营业额就放在橘子中。 帕萨迪纳的生意比他所期待的要好得多。他的顾客们来到了冬季的游览胜地--从12月到5月--手提箱里装满了现钞。他们爱美。他们接受文化。而且他们对东方的东西很有鉴赏力。邝泗知道，他们回到东部的家中时就会谈论他们来到他的商店的经历。在他的心里，他甚至可以听到他们说：“你一定得去邝泗公司。那是个必去的地方。” 在帕萨迪纳，他只有不是中国人的顾客--大部分都很懂行，只有少数人一窍不通。查尔斯o格林和亨利o格林兄弟俩--加利福尼亚州工艺建筑运动的发起者--知道他有什么。他们欣赏简单的线条、高质量的木活以及严谨的格调。他们进来的时候，喜欢伏在桌子上或是柜子上认真观察做工精细的榫卯结合。 格丽丝o尼克尔森是另一个好顾客。1901年她来加州的时候只有几百美元和速记员的技巧。她很快就放弃了文书工作，在南雷蒙德开了一家店铺，销售美洲印第安人的篮子和珠宝。邝泗搬到隔壁之后，她对远东的商品发生了兴趣--不仅是中国的，同时还有朝鲜的、日本的和印度的。她现在和邝泗一样，也向收藏者和博物馆销售亚洲工艺品。邝泗没有为竞争而感到担心--尽管维克多o马什、约翰oC.本兹、W.W.格拉赫也在帕萨迪纳销售亚洲商品--因为在邝泗看来，由于附近有一家大酒店，有充足的客源来购买他们所有商户的东西。而且他是唯一在格林和马里兰两家酒店举行拍卖会的商家，他提供茶水，并用从远方带来的关于王朝、关于绿林好汉和掠夺而来的古董的故事来款待旅游者。 此外，他在长滩和唐人街还有另外两家分店。对于长滩的那家店他并不担心。永和干得好极了，邝泗只是偶尔去看看，通常是以全家人到派克的游乐园去玩耍而结束。邝泗更专心于唐人街的店铺，在这家店里，莱蒂茜照料着日常生意和住在楼上的家人。这种劳动分工在生意上很有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邝泗在帕萨迪纳是一个奇人。作为一个白种女人，对于那些想到唐人街来冒险的白种人来说，莱蒂茜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因为洛杉矶的唐人街仍然有危险地带的名声。 邝泗在唐人街是最受尊重的商人，而且是唯一举足轻重的进口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游子回国时，他会带着他最珍贵的物品去见邝泗，希望多换几个钱。有教养的中国人看作废物的东西--通常是简单的家用品，比如日常用的瓷器或是一个香炉--也会引起白人顾客的好奇心。邝泗会以十倍的价格把这些物品卖出去。 邝泗仍然喜爱金钱和汽车。他喜欢翻阅有关汽车的杂志和小册子。他会及时地为他的两个大儿子--米尔顿和雷--买新车：帕卡德、哈德森、施图茨、威利斯－奈特、卡迪拉克、拉斐特，都是漂亮车，线条流畅雅致，色彩斑斓。如果这意味着要雇一名司机兼机械师使车子正常运行的话，邝泗也会这么做。来到这个国家最初的日子里，他就意识到只有金钱才能保护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家族或堂口。如果你有钱，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中国，你就受到保护。而他是一个受到很好保护的人。 就邝泗而言，他是一个需要保持门面的人，而他的妻子并不合作。她不按他的吩咐去做。他曾说过多次：“不许滑冰。我不想看到孩子们穿着带轮子的滑冰鞋。耽误工夫！”他从弟弟和其他向他通报消息的人那里得知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唐人街正在做的事情。他从帕萨迪纳回家时，蒂茜会大声喊：“爸回来了！”年幼的孩子们--埃迪、本尼和弗洛伦斯--就脱掉他们的滑冰鞋藏起来。他进来的时候，谁也不说什么，但他还是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他对男孩子们很恼火，对弗洛伦斯更是大发雷霆。他已经注意到弗洛伦斯是整个城市、乃至全国拍照片最多的中国女孩。她的长相无与伦比--庄重、宁静、忧郁--他总是要多看她几眼。至少每年一次，甚至每隔几个月，他就带她到不同的照相馆--先是艾莱特，随后是哈苏克，接下来是邦尼o博拉大街上的埃德温o威廉姆斯。邝泗让女儿穿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服装照相。他让别人用带花边的透明纱把她打扮成一个公主，头发上还饰以宽宽的发带。她站在地毯上、坐在钢琴凳上摆出不同的姿势，怀里抱着一大束纸花。她不是那种应该出去滑旱冰的女孩。 他试图严厉地对待妻子。他确实严厉。但在有些事情上蒂茜毫不动摇。男孩们把他的弗洛伦斯当作西茜介绍时，他很恼火。“给她起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孩子吗？如果你们想叫她别的什么，那就叫她的中国名字真爱。别叫她西茜这个名字。”他妻子会笑着拍拍他的胳膊，说：“好了，你跟孩子们说什么呢？那是他们叫她的名字。顾客们走进我们的商店问我们的女儿是谁，米尔顿回答说，‘那是泗家妹妹。’这名字很甜，你没看出来吗？泗家妹妹就是西茜。” 他们就如何养育自己的女儿不断地争执。“她是一个美国姑娘，邝泗。随她去吧。”他妻子说。 “不行，她是一个中国人的女儿。她需要……”他竭力搜寻着中文的字眼和说法。他的女儿应该培养得温、良、恭、俭、让。“不许跳舞，不许游戏，待在家里，学做女红，料理家务。这才是一个好女儿。” “可是，邝泗，这不是逗乐子。她还只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也会长大。她必须学会三从。在家的时候，从父母；在丈夫家就要从丈夫；做了母亲就要从儿子。” 蒂茜对此感到好笑。“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 他怎么样才能使蒂茜明白呢？“如果不是一个好女儿，就找不到好丈夫。她必须知道。” 邝泗常常进行干预，但这对蒂茜来说无所谓。关于女儿的问题，她就是不听他的。他把蒂茜自行其是的倾向归咎于自己的一个大错误。就自己的辫子问题，他绝对不该让步。当然，她是对的。到了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会剪掉辫子。自从有了孙逸仙和他的民国，就没有人再留辫子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先是古董，再是辫子，接下来是女儿的名字，事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现在是蒂茜在管理洛杉矶大街的商店。她总是催促他。“我们需要改进了。我们必须改进。不再卖工艺品了。我们是做古董生意的。”他们在中国时，他曾经想买篮子和扇子，蒂茜说：“好吧，你当然应该买，亲爱的。我们总得有吸引顾客又不太花钱的东西。他们来到唐人街就是要买点小纪念品。可这些是艺术品，你没看出来吗？”她想买建筑木雕、陶制神像、手工艺品和刺绣品，其中包括裹脚穿的鞋子和孩子们戴的帽子。他买了这些东西，但他也运回了成箱的扇子、篮子和柳条编织品。 古董的利润显然更好。“你看，邝泗，”蒂茜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老东西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他们一看见就想要。”蒂茜了解这些货物。她知道如何跟顾客们讲。怀特先生是怎么说的？“你妻子有很好的人格，人们愿意从她那儿买东西。”这一点，一个合乎体统的中国妻子是完全做不到的。可是邝泗在与她的争论中似乎占不了上风，因为她的理由太充分了。 他想让孩子们去上梁夫人开设的传统的中文学校时，蒂茜说：“绝对不行！我们是在美国。我们要做得和美国人一样。我们的孩子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学会我们国家的方式。”蒂茜看不出她的孩子们学习汉语的理由。其实，她认为唐人街所有的孩子把他们的时间用在学习英语上比把不多的孩提时光花在学习书法和古文上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他不能完全责怪他的妻子。孩子们毕竟有一半白人血统，然而他却很生气。男人应该说了算。男人是首领，而他就是唐人街的首领。他要用“铁腕”来统治。婚姻应当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老婆提出请求，丈夫或是同意或是不同意。 上个星期，他的妻子就说过：“孩子们又要鞋子了。” 他回答说：“他们老是用脚趾拖着地。” “邝泗，唐人街没有铺路面。鞋子比我们住在有人行道的街区的房子里要磨坏得快。” 这让他非常气愤。他不打算在拉阿布拉或是长滩建房子。这些财产离他太遥远了，而且是以莱蒂茜的名义。他热爱并信任他的妻子，可他为什么要冒险呢？可是每当他把钱寄回点头村帮助村民，或是当他又买了一亩地时，她就会说：“点头村的地和房子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帮你家的每个人，可你就是不帮我家的人。为什么这样，邝泗？为什么？” 他本可以说：“村里的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我开了一所学校。他们遇到饥荒的时候，我寄钱给他们买吃的。” 但他没有那样说，而是说：“我不要草坪，我不要鲜花，我也不要树。那都是狗屎。”他的意思是白人街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邝泗，让所有的男孩子和西茜住在一间屋子里是不对的。另外，我们也得有个地方来接待客人了，不能老在店里……” 他想起了村里的一句老话：“别耽误工夫和女人吵。”蒂茜让他太恼火了，这些废话在他心里翻来覆去。终于他又回到了她最先提出的问题。“不买鞋，就这样定了。”他严厉地说。 在其他问题上他也确实占了上风。他坚持让所有的男孩子放学后回家劳动。他可以以这种方式控制他们，掌握他们的行踪，让他们按照他说的去做。另外，西茜是不允许干活的，除了帮她妈妈点缀篮子和做她的刺绣。“你待在店里，”他对女儿说，“你安静点。女孩子必须做针线活。去做你的刺绣！那是女人的活。那是女孩子的活。”他每天都检查女儿的进展。他知道她有时候会对着她的针线活哭泣，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会让步的。没有哪个男人会娶一个不掌握女人之道的中国女孩子。 他从有轨电车上下来，跨上洛杉矶大街510号他家商店上面的公寓楼梯时，这些想法把他的情绪搞得很糟。他进门时立刻询问两个年龄较大的男孩一天的情况。不能把他的儿子送到中文学校，他就打发他们挨门挨户地去卖窗帘杆、流苏和玉环。洛杉矶比较富裕的家庭喜欢把丝带和细绳系在玉环上当拉手和窗帘的拉环，或是做呼叫男仆的铃铛拉环。 “今天卖得好吗？”他问道，心里清楚他们会怎么回答。米尔顿回家时会装着一口袋钱，而雷会空手而归。 “不好。”雷闷闷不乐地回答。 “你干什么了？睡觉了？你不是一个好孩子。你一事无成。” 雷懒得回答，甚至不看他一眼。邝泗不屑一顾地说：“呸！不成器。” 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孩子。邝泗注意到两个最小的孩子面颊通红，心烦地意识到他们到外面滑冰了。他心里明白即使提起这件事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他问：“这些新鞋是从哪儿弄来的？是妈妈给你们买的吗？” 此刻，他的妻子走进屋里，轻轻地拥抱他，接过了橘子袋，说道：“当然不是，邝泗。摩根夫人给所有的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新鞋。她多可爱啊。”他看着埃迪和西茜的面庞，知道他妻子在撒谎。 十四岁的雷像大多数这个年龄的男孩一样，蔑视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他厌恶唐人街。他厌恶每天看到的贫困现象。他厌恶这气味。他厌恶他父亲养育儿女的观点：“爱孩子，就用棍棒。不爱孩子，就宠他。”孩子们在餐桌上行为不当时，他厌恶他父亲用筷子敲他们的手指头。而最令他厌恶的就是他父亲把他们都控制在他的铁拳之下，似乎他是他们所有人的当家的，似乎他知道世上所有该知道的事情，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勉强会说英语的移民而已。 雷也厌恶他的哥哥米尔顿，他得到了一切--所有的爱、所有的宝贝、所有最好的衣服--就因为他先出生。这是中国习俗，而他们是美国人。从雷记事以来，他就一直想长得比米尔顿高。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喊道：“我要长到六英尺高！”每个人都嘲笑他。他们说中国人长不了那么高。到目前为止，那个愿望至少得到了部分满足。他长得比家里的任何人都高，而且仍然确信他最终将达到六英尺，因为他们的嘲笑是毫无理由的。他不是中国人，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吗？现在他成了最先得到衣服的人，然后再传给米尔顿。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米尔顿仍然先得到衣服，因为作为长子他应该最先得到。 虽然雷才十四岁，但他有自尊。他不愿意为了促销而作为一件物品来进行展示。他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只要那个从里弗塞德的使团客栈来的人一到店里，他父亲就会让所有的孩子都穿上中式服装，就像一群大清国王子。经过几个小时的商谈，交易结束时，从使团客栈来的那个人会要求拍几张照片。米尔顿和雷不得不和那人的女儿站在店外照相。她总是被摆在前排，因为她是重要人物。米尔顿和雷是摆设。他厌恶那样。他厌恶那个姑娘，有一次曾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她哭了。 有时候他在回想，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只一件呢，但只有那些乏味的记忆。他还记得他们大家和妈妈一起去坐有轨电车，他的小弟弟本尼老是惹是生非。妈妈总是哄他、安慰他。当有轨电车沿着大街轰轰隆隆地行驶时，她便开始舔自己的手指，然后用手指抹他们的脸。他讨厌那样。他记得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天热时他把自己的脑袋贴在有一双大玻璃眼睛的陶瓷水牛身上。他肯定还非常小，因为他有时会在那儿睡着。可他的父亲却把那头水牛卖给了那个使团客栈的人，事情就是这样。 他讨厌他们所有的人。（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爱他妈妈，这话他说不出口。他太大了，这种话他说不出来。）他讨厌那些在隔壁地下室赌博的人。他讨厌他父亲是其中一家赌场的股东。他讨厌他父亲让每个人每天都辛勤劳作：先是拆箱，然后把钉子敲直。他讨厌他父亲想给每个儿子开一家分店的想法--在唐人街、帕萨迪纳、欧申帕克、长滩。1911年的革命之后，他父亲回到中国，从逃亡和绝望的人手中捞取财产，就像在义和团起义之后所做的那样；他痛恨这种做法。 雷厌恶那该死的篮子生意。他知道唐人街所有的恶癖--赌博、鸦片、女人--而他的父亲只有一种恶癖，篮子。对他来说篮子就像毒品。可一个人到底能用多少呢？他父亲买进的时候每组三只，连在一起。首先得拆开。还有虫子！雷和其他孩子得把它们拣出来。空气中充满了虫屎细小的白色粉尘，进入他们的嘴巴和鼻子。最大的篮子卖给开洗衣店的。中号的卖给商人们装货。小篮子简直就成了他生存的祸根。 孩子们轮番用沥青混合物给小篮子染色，这不仅能杀死虫卵，还能为篮子染上一层深深的、陈旧的古铜色。（沥青混合物--汽油和沥青的混杂物--太有效了，他父亲现在也用它为钱币和珠子“做旧”。）他母亲认为这些篮子看起来仍然太单调。他们开始用珠子、流苏和琉璃环加以装饰。妈妈--她从邻居妇女那里学会了装饰编织--和其他的孩子们坐在餐桌旁用大针穿过篮子直到他们的手指因疲劳而麻木。当妈妈说“做得相当不错”时雷就感到了自卑。 一切都这么难堪，他想。但没有比他父亲更糟糕的了。他有时候听到顾客们议论他的父亲。“噢，他真是个人物。”“哦，他真是一个令人着魔的人。”“噢，查理，我喜欢那个中国佬闪烁的眼睛。他真是与众不同。”在他眼里，他父亲是穿插演出中的一个大喊大叫招揽观众的人？这一点他还不能肯定。“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他把他们一点一点引入商店深处，仿佛让他们接近最后一个房间里的裸体女人。大多数人可没有那么幸运。他父亲有一套揣摸人的方法。通常一个顾客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以漂亮的英语相当清晰地说：“你买不起这个。如果想买东西，往那边走。郭先生有你想要的东西。”只是往那边走了几英里也没有商店，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郭先生。 雷想离家出走，离开唐人街。 1916年夏天，在洛杉矶以北大约一千英里的华盛顿州的大本德地区，一个十一岁的姑娘斯特拉o阿黛尔o科普兰望着覆盖在山坡上的金色麦浪，一台巨大的联合收割机由三十二匹马和骡子拖着，缓缓驶过地面。她听着收割机的割穗器割麦子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分离器发出的哗哗啦啦的声音，还有麦秸被吹到后面地里麦茬中的唰唰声。这又是一个炎热、干燥的收割日。 斯特拉的脚趾拱到热土中，她喜欢土的感觉，她踢着脚下的土，直到尘土的小颗粒扬了她满脚踝。每年的这个季节，到处都是尘土。麦收时，马匹、扬场机，还有捆扎机把尘土扬到空中，巨大的棕色尘团飘浮在田野上空。在一望无际的麦车后面，沿途几英里，尘土从四面八方翻起巨浪。 多年来，家里唯一的孩子斯特拉和她的父母亲一起跟着查理o斯拉瑟的收割机从一个农场走到另一个农场。最初他只有一台麦考密克收割器，但后来他又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在这个县里，其他人谁也买不起一台自己的收割机，因此，当麦子成熟，田野变成金色时，斯拉瑟的机器就应召去收割。流动工人--大部分是男人，但也有女人--跟在收割机的后面做手工活。斯特拉的妈妈杰茜是一个好厨子，而大家都知道农工们待的地方伙食很差。所以在过去的几个夏天里，斯特拉和她的父母就留在了这个地方。 斯特拉放眼向餐车望去，她妈妈在那里准备午饭。妈妈看上去太漂亮了，头发是铜色的，斯特拉站到她旁边感觉就像一只被遗弃的猫。斯特拉也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但是火红色，剪成了平头，这些天来在外面风吹日晒，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而且，妈妈的皮肤像绸缎一样光滑，而斯特拉的脸上和胳膊上都散布着雀斑。 一会儿她就要和妈妈把三明治打好包，走到大机器前分发午餐。斯特拉从来不喜欢离联合收割机太近。有些孩子在收获季节也随他们的父母一起来到当地的农场，他们喜欢把老鼠和猫扔进分离器。斯特拉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子一直纠缠照看收割机割穗器的工人，直到把那人惹恼了，他把这孩子挂在了分离器上。这男孩没有抓牢，滑了下来，整个人穿过了分离器。那家农场的人太愤怒了，没有等到法律的裁决，就把那个工人在他的那台机器上绞死了。 斯特拉仍然喜欢来这家农场。城市的烦恼一扫而光，大地、阳光、茫茫无际的麦田抚慰着她受伤的感觉、被遗弃的感觉和耻辱的感觉。在这里，生活十分纯朴。她一直都赤脚走路，不用担心鞋子破得不得了，科普兰奶奶把鞋子拿到鞋匠那儿在前面加了一个钢护头。她讨厌城里的孩子们拿她的鞋子逗乐子，讨厌他们都知道她有多穷。 城里的每个人--至少是沃特维尔的每个孩子--都知道斯特拉是一个强横的人。无论怎么和她较量，你都会卷入一场恶斗。斯特拉不喜欢人们说她下贱，也不喜欢别人比她做得好。她知道孩子们是怎样议论她的，可他们的父母更坏。她记得有一天屠夫的老婆拽着她女儿的胳膊说：“噢，别跟她玩。她是洗衣妇的孙女。”似乎当了屠夫就那么伟大？斯特拉不能改变她的父母，但她能够把那些孩子打得屁滚尿流。不管怎么说，她长着红褐色的头发，脾气急躁是她生来就有的权力。 斯特拉不在乎城里人说什么，她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她父亲科普兰家族是从俄亥俄州来到离维纳奇不远的沃特维尔的。斯特拉的爷爷在他们一到华盛顿就抛弃了家人，奶奶科普兰孤身一人照顾着这个七口之家。她在城郊买了一所小房子--有自己的水井、木柴间、谷仓、鸡舍、车马棚--她成了城里的洗衣妇和接生婆。孩子们轮流从井里汲水，根据不同的季节，她有时在炉子上加热，有时就在院子里架火加热。她使用费尔斯-娜发莎牌肥皂和一块搓板，搓洗沃特维尔富裕人家的衣物和台布、床单，直至她的指节变红、裂开、扭曲。奶奶用大熨斗--按照西尔斯和罗巴克分类广告购买的八磅和九磅重的熨斗--熨平皱纹，打上漂亮的褶子。斯特拉爱科普兰奶奶。 哈维是科普兰奶奶的儿子，也就是斯特拉的爸爸，他是“一个英俊的王八蛋”。爸爸和他的兄弟们开了一家货运生意，但他说：“把一考得 木料拉十英里才挣一美元七十五美分，我兴趣不大。”他梦想着更好的东西。“我要睁大眼睛，等着我的大运。”他经常这样说。斯特拉知道爸爸想冒险，可他被拖了后腿--结了婚，还有一个孩子。 斯特拉的母亲杰茜是哈金斯家族的成员。家族最初住在佛蒙特，曾尝试在南达科达州定居，但后来来到了沃特维尔。姥爷哈金斯在铁路刚刚穿过州界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姥姥哈金斯和奶奶科普兰一样，也是孤身一人拉扯孩子。斯特拉跟姥姥哈金斯的关系并不亲近。一个原因是老太太相当富裕，她认为爸爸配不上妈妈。另一个原因是姥姥哈金斯搬到了洛杉矶，谁也不和她常见面。 斯特拉不明白姥姥哈金斯为什么去了南边，因为沃特维尔确实是一个相当好的地方，虽然城里人并不那么好。沃特维尔四周环绕着波涛起伏的麦田，一千人口--有几家公立学校、一家银行、七座教堂、一个磨坊（有磨粗面粉的碾子和全麦粉的碾子）、四家酒馆、一座电厂、一所“舒适的小监狱”、两台有五根水管的救火车、一个牙医和两个内科医生。这里还有综合商店、墙纸店、一个做家具的、一个修表的、两个铁匠、一个制作乐器的。 居民们没有遇到热风和龙卷风，虽然得面对四个月的冬季，但他们知道气温很少下降到零度以下。（但是，在一次寒流到来之际，罗杰斯和豪公司仅在两周内就卖出了二十五件皮毛上装--都是用牛皮、狗皮、熊皮、小牛皮制成的。）有几个印第安人也住在这个地区，但他们是平静的、经常喝醉的那种，但偶尔会一窝蜂地穿过小镇去玩他们的赌博游戏，或是来卖印第安小种马。 在这家农场，和斯特拉在一起的只有爸爸和妈妈，她没有被留在亲戚家里。她父母似乎总是让她坐火车去和埃弗里特的婶婶伊娃住在一起，去和沃特维尔的科普兰奶奶住在一起，或是和洛杉矶的哈金斯姥姥住在一起。斯特拉并不在乎单独旅行。她已经很大了，她可以孤身一人到任何地方。她回家的时候，火车上的乘务员问斯特拉去哪里，她以单调的语调大声清晰地说道：“华盛顿州道格拉斯县的沃特维尔。”乘务员总是微笑着提醒她别转错了车。 斯特拉并不怎么害怕。有一次，他们乘船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妈妈和爸爸不想花钱买全票，船长问她多大时，她忘记了撒谎，害怕极了。她心想他一定会把她从甲板上扔下去，可是他没有。她清楚地记着那次旅行，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吃香蕉和奶油，可她全吐出来了。虽然病得很厉害，但她一直认为那些香蕉的味道好极了。他们在温哥华过得很愉快。比他们待在森特勒尔瓦利好多了，那地方热得不得了，妈妈总把湿毯子挂在当厨房的棚子里晾干。 斯特拉十一岁的时候就来了第一次月经，妈妈告诉她怎样把月经带叠好别在内裤上。随后妈妈又让她把月经带放到浴室里带脚的浴盆下面的小盆子里浸泡：“你现在把它们洗出来，可不敢放得时间太长。”是的，斯特拉现在成了一个女人，而且体格强壮。她四岁的时候，爸爸在山里找到了工作--她记不清确切的地点，因为她当时太小了--她得了风湿热，也许是麻疹，也可能是同时得了风湿热和麻疹。倒像是同时得了这两种病，因为她差点死了。他们住在只有一间房的小屋里，她记得妈妈在窗户上贴了报纸遮挡光线，然后又拿了更多的报纸点着，在屋里晃来晃去以杀灭细菌。妈妈调了一种家制药物，洋葱和糖混在一起，煮成糊状让斯特拉服用。 为了打发时光，斯特拉把西尔斯、罗巴克分类广告剪成纸娃娃。每天早上妈妈去工作时，她会说：“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你干干净净的。如果你病了，我可不想把医生叫来让他看见你一团糟的样子。”斯特拉认为这是很好的训诫，因为你绝不会知道不好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而人们总会看到你是怎么生活的。 去年，斯特拉在埃弗里特和婶婶伊娃在一起的时候，她染上了水痘。她的耳朵、鼻子和嘴巴都很疼，但她非常幸运，因为她没有像自己见过的其他孩子那样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来，和科普兰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斯特拉咳嗽得很厉害。他们都以为这次她肯定不可救药了，但奶奶每隔几小时就喂她一勺糖和几滴松节油来清理她的气管。 她一到洛杉矶就没有再生病。去年她十岁的时候去了那儿。有益健康的气候大概是哈金斯姥姥搬到那里去的主要原因。她有一个当医生的弟弟，他从堪萨斯来到了西部的洛杉矶，在沃尔夫斯基尔奥查德地带买了地--这里原先是橘子园，现在正在成为住宅区。一天，姥姥告诉斯特拉：“我弟弟说加利福尼亚真正的黄金不是天然金块，也不是橘子。真正的黄金是阳光。如果人们到了那里，就会身体健康。他说在那里可以从肺结核病人身上挣钱。”过了不久，哈金斯姥姥和她的儿子--斯特拉的舅舅--就打点行装，向南迁徙。他们用省下的钱开了一家哈金斯旅馆，就在圣莫尼卡码头的对面。斯特拉非常了解这里，因为她亲眼看到了环滑铁道和浪花轻轻排击岸边的大海，感受到了令人沉醉的微风。她仍然觉得回到家里更愉快。她思念妈妈和爸爸。 收获季节最好的事情就是斯特拉没有被打发到别处去。夏季是和妈妈爸爸待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们是正在旅途中寻找工作，还是像现在这样在一个农场停留更长的时间。白日里，斯特拉的爸爸在田野里帮忙，把一百四十磅重的麦包举到平板马车上。爸爸挣不了很多钱，干农活每月大概挣四十美元，再加上为别人理发挣的钱。“比别的农工挣得多，”他喜欢这样说，“我不愿意把一辈子的时间都用在打田鼠上来混日子。”妈妈在餐车当厨子，也得到一份工钱。 餐车是一个带轮子的方形房间，两侧都有长凳和桌子，后面有阶梯和门。里面热极了，就连妈妈的湿毯子也不起作用了。炉子和烤箱里的火一直在燃烧。妈妈做出烤饼、饼干，把熏咸肉切成厚片做早餐。在上午剩下的时间，她和好做面包的面，打好做蛋糕的稀面糊，切好做馅饼的水果，还要照看火上炖的东西。每天有二三十人吃早餐、中餐和晚餐，半上午和下午还有一顿饭。男人们总是很饿。妈妈每天挣三美元；有时候，如果幸运的话，她会从城里雇来一个女孩洗盘子，每周三美元。 斯特拉喜欢农场的生活，这里没有奶奶和姥姥，没有婶婶和姨妈，没有叔叔和舅舅，没有城里的孩子，没有差来遣去，也没有互相戏弄。在这里，妈妈和爸爸白天劳作，到夜晚，妈妈给爸爸读《列文斯顿历险记》。他自己不识字，但喜欢这故事，妈妈已经给他读了很多遍。这样很好，在一年中的这几个星期就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而且最令人高兴的是那里没有酒吧。 只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每一个农工都来参加--有点像雇了一个好厨子。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洗了澡。妈妈给斯特拉洗了头。随后妈妈就开始梳理自己古铜色的长发，直到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接下来，她把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发髻，而且还让一缕缕头发垂下来，她把垂下来的头发缠在手指上做成发卷。三个人在星期六就穿上了星期天才穿的最漂亮的衣服，然后朝谷仓走去，一路上爸爸低声细语地向妈妈做着各种承诺。 里面，一个提琴手在演奏。这里有为妇女和孩子们准备的潘趣酒。男人们也会拿上一杯这种粉红色的液体到外面去待上几分钟。斯特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爸爸在灌下几杯这种特制的酒水之后--他会重新回来，醉得就像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她从爸爸看妈妈的眼神就知道了。 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爸爸到谷仓后面和其他男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就会变得心烦意乱，而且感到孤独。一些英俊的小伙子就会请她跳舞。为什么不呢？妈妈是那里最漂亮的女人。没有哪个农场主的女儿或是农夫的妻子像她那么漂亮。没有一个人有这么漂亮的头发，这么光滑白皙的皮肤和这么纤细的腰肢。有的男人会一轮又一轮地和妈妈跳。他们离得相当近，太近了，就连斯特拉也能看出来。就在斯特拉正想知道他们这样跳妈妈是否能感觉到那男人的那东西的时候，爸爸就走进了舞场，他抓住妈妈的胳膊，一边把她按到地上，一边举起皮带，抽在那鲁莽之徒的脸上。斯特拉的父亲是她见过的最爱嫉妒的人，但妈妈也有错。傻瓜也能看出来她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不能那样跳舞--即便她不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也不能那样跳！有一点斯特拉是肯定的。从此以后，在她的一生中，她再也没有和男人跳过舞。那样做能招惹麻烦。 埃迪是西茜的保护者。埃迪比西茜大了差不多三岁，妈妈警告他们说爸来了，他笑了。他一边笑，一边帮西茜脱下溜冰鞋，在爸拐过来之前把溜冰鞋藏起来。她坐在那里做刺绣的漫长时光里，埃迪逗弄她，哄她，陪伴着她。夜里，他和她轻声说话，她聆听着。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谈话都是围绕着他们父亲的不公平，以及埃迪是打算如何违抗这些规矩的。有时候，爸爸会走进来，大声说道：“你们还在说什么呢？你们在说我吗？安静点！不许说话！”埃迪听到爸爸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小声说：“他妒忌我们，西茜。他不想让我们有乐趣。他不想让我们高兴。他不理解我们，但我们可以自行其是。”埃迪给她勇气。他是她的同盟。 珍妮o詹是西茜最好的朋友。珍妮住在阿拉梅达大街上。詹家和泗家的寓所由屋顶的一座水泥桥连在一起。珍妮和西茜每天都在那里见面。她们常坐在那里说话，看着脚底下的院子，院子里的几家饭店把鸡养在笼子里。不，这不是一座桥--更像是屋顶的院子什么的。西茜说不上来，但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她终于有了一个朋友。 她爸爸有时候会不高兴地说珍妮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菜贩子，他把马匹养在马圈里，等等。但他一转身就会问詹先生的生意情况。西茜琢磨不透爸爸，但埃迪总是有解释的。“如果说爸爸是那么聪明的话，”他会问，“那他为什么不知道是妈妈给我们买了鞋子，而不是摩根夫人？如果他这么有钱又这么重要，他为什么不想让我们有一双好点的鞋子呢？妈有钱，而且做她想做的事情。她可以听他的话，但她不必按他说的去做。”西茜认为她哥哥是全家最聪明的人。 唐人街的大部分父母都不会花钱为自己买奢侈品，但他们总是要给自己的孩子们送点什么东西。和大多数唐人街的女孩子一样，珍妮和西茜都有瓷娃娃。她们的兄弟们也都有弹子、铸铁火车和铁马拉着的救火车。但与其他居民区的孩子们不同的是，西茜可以享有特殊待遇。西茜有一次买了两只网球拍，她和珍妮去南加州大学的校园里打了网球。球滚了一地，她们再也没有去打过。 有时候女孩们也为妈妈跑腿。西茜的妈妈经常打发她到三元或四元饭店买整餐饭菜。姑娘们特别喜欢四元饭店，因为他们卖美式饭菜--牛胸肉、馅饼，还有他们谁也没有吃过的最好的面包。她们站在柜台前咯咯笑着，那个老头用手轰着想落在肉上的苍蝇。珍妮家没有太多的钱，姑娘们也经常光顾两家饭店之间的市场，这里有卖夹肉或是夹黄豆的馒头。 一次爸爸用一些商品换了一对设得兰矮马，有一段时间姑娘们每天都到下面的马棚去。工人们把矮马套在了一辆小柳条车上，领着姑娘们绕着畜栏转。西茜想，这些男人当中有些人愿意为她父亲做任何事情。但这两匹矮马和网球拍的命运是一样的。矮马是个好主意，但它们也是最难驯服的，而且很脏，得有人刷洗它们，照看它们。爸爸最后又把矮马换成了别的东西。“我希望换成胶。”珍妮说，两个姑娘笑个不停。 珍妮会玩，而且什么也不怕；西茜几乎害怕所有的东西，但她有钱。她们俩总是玩得很开心。她们先走进她爸爸的商店，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之间跑来跑去，小心翼翼地不碰到任何东西。接着，爸爸会给西茜一些钱。珍妮说这是因为西茜是她爸爸的小乖乖。然后她们就去珍妮家。珍妮一整天都让西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中文句子，她们重新回到楼梯上，走进弥漫着浓重的烤肉和土豆气味的公寓，穿过桥再回到另一家公寓，此时，詹夫人正在这里剥大蒜和生姜，为詹准备晚饭。 “我们能去看电影吗？”西茜用不熟练的中文问詹夫人，“我爸爸给了我们钱。” 西茜知道詹夫人不会说不行，于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她和珍妮都出去玩。她们先去看电影，然后就去席氏糖果店买上一盒一磅重的糖。（她们老是笑那名字 。）她们吃完了糖，珍妮就会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有牙，真是个奇迹。”这句话让西茜咯咯笑起来，因为这话是大人才说的。 她们大部分激动人心的经历都发生在星期六，因为平日里珍妮要到为华人子弟开办的小学去读书，而西茜也要和埃迪一起到加州大街学校去读书，他们是这所学校仅有的两个中国人。妈妈说她想让孩子们到美国学校去读书，所以西茜和埃迪就来到了这里。本尼去了卡斯特大道中学。雷和米尔顿上了林肯高中，他们在同一个年级。西茜与埃迪和哥哥们一样，不与别人交往。并不是其他孩子令人讨厌，但确实也有一点，不过主要是她和哥哥被忽视了。每天放学后，西茜和埃迪就直接回家。他们从来没有受到邀请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唐人街。而珍妮不能出来玩，因为她要上梁夫人的汉语补习班。 夏天到来以前，在珍妮的督促下，两个姑娘参加了女子预备役 。“我们是朋友，”她说，“会好玩的。”结果一点也不好玩。西茜知道她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容易交往，可她太胆怯了，难以结识那些姑娘。假期到来时，珍妮恳求西茜去露营。“妈妈是不会拦我的，”珍妮大胆地说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西茜被朋友的热情所感染。如果她的朋友能去，她也能去。但当她们到了营地，西茜太想家了，她的哥哥们不得不到那里把她接回来。 但珍妮鼓励西茜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胆怯，是吗？” 可西茜总是感到胆怯，即使和珍妮在一起也感到胆怯。 西茜别的哥哥们拿这三个人开玩笑--西茜、埃迪和珍妮。有些日子当本尼从学校回来时就说：“我看见你那个暴徒朋友了。”西茜从来也不发火。对自己的哥哥表现出愤怒是不应该的，即使他把她的朋友叫做堂口的暴徒。可埃迪会叫喊着抱怨：“暴徒？你是说‘暴徒’？这是侮辱，本。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但本尼不管他怎么说。家里的每个人都接受了。本尼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就太糟了。 今天珍妮和西茜在两楼之间的过桥上相见了。埃迪也加入了她们，他们很快就玩起了邮政局的游戏。埃迪走进来，回到了浴室，他站在马桶上，透过窗户上的铁栏杆看着两个姑娘。“你们俩快点，”他不耐烦地嘲讽说，“我可等不了一整天啊。” 珍妮和西茜轮流当顾客。“我要买两张邮票，”珍妮说着通过窗口递过来几张充当钞票的纸条。埃迪皱着眉头说：“好的，夫人。”伸手把妈妈给他们做游戏用的邮票递了过去。 西茜往前走了一步。“这个包裹是要寄到澳门的。需要多少钱？” 埃迪用手掂了掂这看不见的包裹的重量。“好吧，让我看看，”他说，“里面有什么要申报的吗？我要叫海关人员吗？” “噢，我不知道，”西茜回答说，“这是一件礼品。”她笑了，她曾看到过她父亲面对海关检查员时就是这么做的。 后来，他们又回到了泗家的寓所，说他们要去散步，并保证吃晚饭的时候会回来。虽然没有表，孩子们也确切地知道该什么时候回来。到了晚饭的时候，蔬菜贩子赶着他们缓慢的马车回到唐人街。这队人马一到阿拉梅达，赶车人就卸下马具，马匹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马棚。 孩子们了解唐人街的每一寸土地。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一直议论着唐人街要被拆掉，为一个大火车站腾出道路。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唐人街每况愈下。房东拒绝维修，住户们太害怕了，不敢问。对白人社会提起唐人街的任何事情只能招来一声叹息、耸肩，还有争吵。“是的，情况很糟，可他们是中国人！”因此，破碎的窗户用板子钉起来，冬季里遮风避雨，夏日里阻挡蚊蝇和灰尘，把全年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也挡在了外面。如果水池和马桶的管子断了，冲下去的任何东西都会漏到厨房的地板上和下面的房间里。在许多楼房里，死水和污物灌满了地窖。孩子们看到了这一切，也可以闻到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知道该躲避哪些地方。他们知道哪个开饭店的把死鸡和剩下的饭菜扔进他们的地窖里，马萨诸塞大街半条街臭气熏天。 孩子们总是碰上可怕的事情，比如他们看到有人被有轨电车从身上碾过去。他已经死了，可是那电车又倒回来，再次从他身上压过。埃迪说司机一定是疯了。他们三人盯着那具尸体。他们也看到过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叔叔邝庸买了一辆一匹马拉的四轮轻便马车，马脱缰惊跑。孩子们认为叔叔太善良了，不舍得打那匹马，以让它驯服。到了第二个星期他就把马卖了，又走着去上班。 今天，孩子们向东穿过阿拉梅达来到唐人街最古老的地段，他们注意到一群人站在一条小巷的入口处。西茜跟着珍妮和埃迪侧身挤进了人群。又是一具死尸--堂口争斗的受害者。他们又一次注视着；他们心里明白，如果争斗加剧的传言流传开来，两家的父母都不会让他们再出门了。 “我看这给我们找来了麻烦，”埃迪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玩一会儿邮政局的游戏了。” “以眼还眼。”珍妮说。 “复仇，打死两个赚一个。”西茜又加了一句。 “无论你是谁，如果你招惹了堂口的人，他们就会整你。”埃迪说。 “叔叔”邝庸和邝泗一样，生来也是穷人。但和他哥哥不一样的是他命中注定死的时候也是一个穷人。1904年到1908年间，叔叔这个善良、热心的人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奴隶为他那没有文化但是有钱的哥哥而工作的。为了一个月挣上微不足道的五十美元，邝庸得用中文写信，阅读文件，仔细查看装箱封条，用中文记账，对他哥哥带来的古董进行研究，每隔几年就得亲自回国为店里购货。 邝庸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专心于家庭的人，可对他来说这一点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他的妻儿老小远在万里之外。因此他一直在存钱，精打细算，直到存够回家去看他正在成长的孩子和妻子的钱。在过去的九年中，他回了四次中国--1909年、1913年、1915年和1917年--每次都在一年以上。叔叔宁愿在和妻子和儿子一起的时候看着钱被花光用尽，也不愿再买一件雕刻品或是条几。 叔叔是全家第一个滞留在安琪儿岛的人。1910年回国采购返回时，邝庸因为钩虫病而在安琪儿岛滞留了一个星期。他会永远记住在听到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时所感到的那突如其来的恐慌。“鉴于本港对外国人进行医学检查的检查官证明该外国人感染了钩虫病，一种危险的传染性疾病，委员会一致认为拒绝接纳他，并命令他离港。本决定不得上诉，本条已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得到了进一步的通知：如果离港，返程费用将由把他送往这里的汽轮公司支付。但是，根据本案的情况，如果提供并实施住院治疗，而且治愈，根据移民法，他将获准入境。你要通知谁？” “我哥哥。”邝庸回答说。两周后，他哥哥一共用了七美元五十五美分的医药费，叔叔踏上了南下回洛杉矶的路程。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的恐惧，或者说他又欠了他哥哥一个人情。 虽然邝庸忠于国内的家庭，但是他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却引发了一家人过多的担心。叔叔的妻子梁氏是罗亭村人，是一个出身高贵的裹脚女人，但得了不可救药的咳嗽病，身体虚弱。她的病情恶化时，邝庸在附近的沙丘头村的龙家找到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孩来帮忙。虽是作为丫鬟雇来的，但龙家女孩知道她也是一个妾，尽管叔叔在洛杉矶是一个穷人，但在点头村他却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1913年他回到点头村时发现梁氏身体虚弱，不能履行妻子的义务，他就转向了像农民一样长着一双大脚的丫鬟，这是他的错吗？丫鬟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难道是他的错吗？在丫鬟怀孕之后梁氏才接受她，于是应该是长子的孩子成了次子，这难道也是他的错吗？无所谓了。梁氏去世了，丫鬟成了大老婆，得到了已婚女人的名分：龙氏；她雇了一个奶妈照顾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孩子铭河，又从穷人家里买来一个丫鬟干粗活。龙氏从家务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地照料自己的儿子铭权。 1918年感恩节，蒂茜在厨房忙碌着。她轰走了平时在家里做厨子的弟弟--那个假邝礼。为了“不碍妈妈的事”，丈夫和孩子们在两层楼下地下室的库房里。在这片刻的安宁之中，蒂茜削着甜薯皮，去掉锈色的薯皮，露出鲜亮的橙色肉质。她一边削着，一边在脑子里过着还没有做的事情的清单。火鸡已经填好了作料，在烤箱中烘烤。越橘沙司在烤箱上冷却。她还得做苏打小甜饼、土豆泥和肉汁--都是扫尾工作了。她想让这顿饭和这一天尽量符合传统。 蒂茜明白她的中国邻居越是了解感恩节，就越是觉得这样兴师动众地为了一餐饭是不值得的。中国人都不喜欢火鸡；对他们来说，火鸡难以消化。尽管如此，当地的传教士还是竭力劝说一些即将皈依的人来庆祝感恩节--还有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些都是美国的节日。如果中国人要在生活中接受上帝和耶稣，他们也应该在他们的服饰、饮食习惯和节日传统方面尽量成为美国人。 蒂茜认为这种想法是可笑的。假如你是中国人，你应该能够把中国的和美国的传统按照你愿意的任何形式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住在唐人街的美国人，她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天。为了适应她丈夫和工人们的口味，她加了一些特殊的东西--荸荠加在调料中，生姜加在了南瓜馅饼中--使饭菜的口味多少有点适合他们。她选了这些甜薯，虽然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货，但在中国乡间，这也是常见的食物。 在美国的节假日期间，蒂茜常渴望有其他白人妇女陪伴她。即使她的家庭与她断绝了关系--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与她断绝了关系--她经常回忆起在农场的时候她的家人纪念节日的传统。在她的记忆中，圣诞节期间到处都充满了烤姜饼的气味。她想起了他的哥哥们带回来一棵刚砍下来的树，她的嫂子们把那些不足挂齿的争吵放到了一边，气氛融洽地在厨房一起忙着做饭，包裹那些朴实的礼物。在复活节的早上，大家都聚集在教堂里，下午晚些时候，又坐在一起吃烤火腿。她回想起感恩节刺骨的冷空气，看来要下雪了，家人又能聚在一起了。 在二十一年的婚姻生涯中，蒂茜尽力让所有的节日，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都充满欢乐的气氛。春节来临时，蒂茜肯定会让孩子们在一片爆竹声中把灶王爷送到天上。邝泗把门神贴在公寓和几家店铺的大门上，在节日期间把邪气拒之门外。叔叔是他们当中唯一能读汉语的人，他把写满良好愿望的红纸贴在墙上：“万事如意”、“福禄寿喜”、“上天赐福”。 邝泗负责把水仙花的球茎种在低沿青瓷盘中，他知道，如果这些花在春节开放，来年家里富贵有余。他用橙子装点家里的祭台，以期未来的富裕和好运，而橘子则象征着财富，苹果代表祥和。春节期间，蒂茜退到一旁，让弟弟全权掌管厨房。他特别注意那些带吉祥字眼的菜肴，做出能给家里带来好运的菜肴。生菜，听起来像汉语的“生财”；蚝油，像汉语的“好运”。年糕的汉字模仿了“年高”的发音。前来向蒂茜拜年的独居男人们兴致勃勃地品尝了年糕，因为年糕隐含着升迁的可能。他们慢慢地吃着盘子里表示和睦的食品。每一个八角形的盘子里都装满了不同的东西，比如糖果，于是大家说出吉利的字眼，裹糖的莲子表示多生贵子，甜瓜意味着健康成长，椰子代表相随相伴，而西瓜籽则预示着“多子”，也是对男人性威力的赞扬。 泗家作为一个家族也会参加街坊例行的活动。晚上，小孩子们--本尼、埃迪和西茜帮助他们的父亲把钱藏在包菜和生菜中。第二天，舞狮者们欣喜若狂地跳跃着、摇摆着沿街而下，从一家门面舞到另一家门面，猛地扑向挂在每家商号门前的生菜。舞狮者们事先就知道挂在邝泗公司门前的生菜里有丰厚的赏钱。又是一年好光景，对泗氏企业是如此，对唐人街的慈善机构也是如此。 今年，随着9月、10月的热潮退去，孩子们开始带着彩色美术纸做成的南瓜、丰饶角的图画和感恩节之父的故事回到家里。蒂茜知道，她和她的家庭有许多要感恩的事情。他们去年在销售中挣了五千美元，今年要超过去年的赢利。股票行情稳定--唐人街有一万五千美元，帕萨迪纳有两万五千美元，还有一万五千美元投在了九街新开的一家店铺。她丈夫并不为长滩的商店而担心，这是他对自己唯一真正的合伙人永和的信誉的考验。 事实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出门在外，把生意和家都留给她照料。他一直在各地旅行，展出、销售商品，然后回家住上几天或几个星期，接着就又上路了。流感爆发时，邝泗在家里短暂停留，雇了一个农工十八岁的女儿玛丽o路易。流感蔓延时 ，她刚上大学，不久，像城里所有的学校一样，大学也关闭了，因此她需要一份工作。 除了那些工人--老“股东”和玛丽--蒂茜在流感蔓延时独自面临恐惧，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得很勇敢。她好像不知道哪个家庭在这次横扫社区的疾病流行中没有失去一个儿子或女儿。她女儿的朋友珍妮也差一点丧命。夜里，蒂茜难以入睡，听着救护车呼啸着穿过唐人街，把死人和病人送往医院。 蒂茜向邻里们询问她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西药对发烧没有什么作用，”一位女邻居告诉她，“中国人即使吃了也好不了。你应该试试中药。”想起了她的天花是公公用中药治好的，于是，她带孩子们去看中医。在流感蔓延的剩余时间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脖子上挂了一个草药袋。幸运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得病。终于，邝泗回到了家中。 蒂茜开始切甜薯条的时候，考虑到孩子们在洛杉矶社会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她认为他们做得还不错。去年，也就是1917年，明和雷作为班里仅有的中国孩子从林肯高中毕业了。明和雷都长成了标致的年轻人。两个人都很文静、谨慎，有时候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信心。他们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经常受到排斥。雷和米尔顿错过了多少晚会？多少舞会？有多少姑娘拒绝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和她们一起外出？明和雷每人都有自己的车，而且是价格昂贵的车，但俩人一起开。蒂茜为儿子们被孤立而忧心忡忡，但她明白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泗家确实有钱把明和雷送进大学，但俩人都没有考虑这种选择。蒂茜是高中毕业，她丈夫从来没有上过学。但作为商人，他们是成功的。同样，他们也期望明和雷--还有其他孩子们在时机到来时--在店里工作。另外，仅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的儿子去上大学。去上大学的通常是那些来自国内的、有造诣的学生，也有来自在美国的华人家庭，这些为数不多的家庭保留着尊崇国学的传统。 蒂茜把甜薯放进烤盘，在上面放了槭糖浆和少许奶油，这时，西茜走进了厨房。“妈，妈，快来呀。爸要告诉我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好的，”蒂茜说，“让我把手里的事情干完再和你一起下去。” 蒂茜在火鸡上抹了油，查看了一下温度，把烤盘往边上挪了挪，为甜薯腾出了位置。她洗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爸先让我们把其他的东西都打开了，”西茜一边说着一边推着妈妈往后楼梯走，“埃迪和我把钉子砸直了。你看板箱里会是什么？妈，是什么？” 蒂茜从楼梯下来，到了店铺，这里和大街处于同一平面，她又下了一段楼梯来到地下室。她想起丈夫在旅行的时候是多么喜欢收集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展览会、展示会和世界商品交易会上来收集这些东西更好呢？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商品交易会的附加展览，带回来一尊美人鱼--某种鱼的化石。蒂茜说：“这就是你对古玩的爱好。”货主不愿意放手，但邝泗说：“我要了。”在蒂茜看来，这是她见过的最难看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要在欧申帕克的博德沃克开设分店的话，这也许能成为引人注目的东西。 在地下室，西茜拉着妈妈穿过了狭窄的通道，男孩子们坐在几个没有打开的箱子上。旁边放着几堆鼓鼓囊囊的稻草和刨花。从其他包装箱上拆下来的木板条已经堆放在墙角。正如西茜提到的，钉子已经起了下来。木板和钉子都会被放起来，以备将来之用。 “爸，我们来了，”西茜说，“我们现在能看吗？” 邝泗对着两个大男孩点点头，他们撬开了剩余的箱子。刨花落下来，露出了几件青铜器。 “可这是什么？”蒂茜问道。 “你们就会知道的。”邝泗说。本尼往前走了一步，在埃迪的帮助下，他们把这件青铜器一层一层地摞起来，有六英尺高。装好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壶：一只宗教仪式上用的大瓶，在寺庙大门做装饰用的。表面有一条青铜龙，鳞片上镀了黄铜合金，使之更为显眼。其余部分是中日风格的混合体。波浪的花纹完全是日本风格，而云朵和龙爪则显然是中国风格。除了邝泗，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把这花瓶带回家。在蒂茜的眼里，这壶不是一件“纯”艺术品；这又是一件古董。 “我的隔壁是一个卖日本货的货摊，”邝泗说，“从我看见这件青铜器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说：‘我要了。’” “你觉得会有人打算买这东西吗？”蒂茜不慌不忙地问道。 “这我不在乎！”他回答说，“我们留着。别人谁也没有和这一样的东西。” “哦，妈呀，”雷嘟囔着，但立刻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声调。蒂茜打起精神承受着抱怨。“我不明白爸怎么能花钱买这种奢侈的东西，还让我们其他人砸钉子。为什么呀，妈？” “你闭嘴！”邝泗喝道，“你把钉子砸直，要么就没饭吃。” “好了，”蒂茜息事宁人地说道，“咱们别吵了，今天是感恩节。” 雷瞪了他父亲一眼，接着拿起锤子干活去了。蒂茜想，雷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给了他他想要的一切，可他仍然不满足。蒂茜瞟了丈夫一眼说：“我喜欢这东西，邝泗，而且我肯定我们能把这东西派上用场。我们为什么不上楼去，让孩子们留在这里把事情做完呢？” 在楼梯上，邝泗发火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我比别人想得远，”他说，“这就是我参加展示会和商品交易会的原因。”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楼下，明忧郁地盯着那壶，细声慢语地对弟弟妹妹们说：“爸又干了一件蠢事。”当时他们谁也不知道的是这只瓶子永远也不会被卖出去，而且总是被说成爸干的蠢事。这种叫法让他们发出苦笑，直到每个人都去世。 几个小时之后，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时，地下室的火气消失了。蒂茜看到，男孩子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盘子里的饭菜上--所有的饭菜都是她有生以来每个感恩节都吃的。埃迪和本尼跃跃欲试。虽然西茜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上平静地坐在那里，但她也迫不及待地看着眼前的宴席。 “股东们”--被带出来的许多独身“堂兄弟”--也围坐在桌旁。他们穿着无袖内衣来赴宴，似乎这和一年中其他任何一次聚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食物、盘子、祈祷者，听着他们祈祷。今天晚上，一个年轻人盯着桌上丰盛的饭菜，似乎这桌菜是外星来的。蒂茜心里明白这个工人应该有这种感觉。感恩节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就像她在中国所见的许多事情一样，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这不是蒂茜这么多年来憧憬的生活。有时候她想，如果邝泗没有雇我会是什么情况？我会去为玛蒂尔德夫人干吗？我会嫁给一个农场的男孩，一生都为干旱、霜冻和蝗虫而忧心忡忡吗？我的孩子们除了在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以外，会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吗？我大点的儿子们现在会考虑离家出走独立生活吗？会考虑如何养活妻子儿女吗？会考虑--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如何精打细算吗？ 在这感恩节的夜晚，周围坐着家人，蒂茜知道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蒂茜o普鲁厄特曾是一个孤儿；蒂茜o泗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家庭早在与她断绝关系之前就从感情上遗弃了她；现在她有了一个延伸了的大家庭--几个白人朋友，所有这些穿着内衣坐在她桌旁的人，还有她善良的邻居们。她的家庭曾经贫穷、曾经辛勤劳作；她仍在辛勤地劳作，非常辛勤，但她和邝泗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此时此刻，蒂茜还能再要什么呢，或许除了一所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