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山——排外 1872-1893

邝泗搭上一艘沿亚美利加河去萨克拉门托的江轮后不久，约翰o米尔顿 o普鲁厄特和家人正在打点行李，并把行李装到一辆他们买来运送他们以及行李物品到密苏里州独立城去的大篷马车。他们打算在那里加入大篷车队，沿俄勒冈小道继续西行，去他们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地方。 早在1803年，美国政府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版图的边界合法地扩展到了落基山的西北部。但无论有没有边界，设置陷阱和使用猎枪的猎人们早已穿越了这个地区；而在太平洋沿岸，各种船只也在河流港湾积极考察，寻找能够获得水獭皮的地方，以便与中国进行贸易。美国并非唯一对这片自然资源如此丰富的土地感兴趣的国家。英国人像法国人、俄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也想获得自己的份额。自然占有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宣称主权的基础，在这里，这个原则又一次被应用。尽管英国的哈德逊o贝公司在日渐侵占这一地区，但在俄勒冈西北部的威拉米特河谷定居的美国人强烈呼吁美国政府的承认。 1845年，波尔克总统照会英国外交部说美国计划获得俄勒冈的全部主权。翌年，英国同意了，条件是以北纬49度为边界。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确立主权，美国政府需要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住户。面对几乎是无限的农业方面的机遇以及单身者最多可得到一百六十英亩、已婚者可获得三百二十英亩土地的承诺，假如他们能在十二个月内在此地产上建造一所房屋的话；定居者受此诱惑，开始向西艰苦跋涉。 沿俄勒冈小道而来的首批拓荒者拥有了大片难得的开阔地，水肥草丰，适合伴随着这些家庭一起来到新家的牛马和其他大牲口。但仍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年纪太小、不能走路的孩子们有时候会从自家的篷车上掉下来，被车轮碾过。大部分很快就死了，而另一些则苟延残喘，由于他们备受折磨，死得很惨，他们的父母继续艰难地西行。没有时间停下来，没有时间逗留，没有时间哀悼。在严冬来临之前，他们必须越过山区。 1872年5月，当约翰o普鲁厄特、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离开宾夕法尼亚去寻找新机会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走过了俄勒冈小道。在有些地方，无情的车轮在坚硬的岩石上轧出了深深的车辙。从内布拉斯加的普拉特河到怀俄明的拉勒米堡之间这四百英里的路程，平均每英里有十二座坟墓。在早期的日子里，一直忧心忡忡的印第安人，现在终于看清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尽管许多印第安部落都签署了条约，但仍有一些部落在强烈地抗争。普鲁厄特全家沿着小道穿越了波尼、夏延、苏和肖肖尼的领地。在俄勒冈，土著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安抚，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发生了几次暴动，定居者房屋被烧，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更有甚者，小道周围的土地上，草木完全被清除了。因而，无论这最后一拨拓荒者所携带的是什么牲口，他们都必须带上饲料。值得庆幸的是普鲁厄特家是宾夕法尼亚的荷兰人，对财产并不十分在意。为了在篷车中留出更多的空间装载粮食和水，露丝欣达o普鲁厄特放弃了她的绣花台布；她的瓷器，只留下了那些最耐用的；还丢下了所有他们认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她没有流泪。收拾停当，普鲁厄特家开始了风尘仆仆的两千英里的艰难跋涉--从独立城到卡尼堡，从这里，他们沿着普拉特河到拉勒米堡，经过独立石，穿过萨布莱特的近路来到了苏打斯普林斯。他们又从那里沿加利福尼亚小道向南，然后又沿阿普尔盖特小道向北，过了克拉马斯湖来到罗格河谷。五个月之后，普鲁厄特一家来到了俄勒冈。 由于威拉米特河谷最好的土地已经成为别人的家园，对于普鲁厄特全家和其他开拓者来说，在这十年中，罗格河谷成了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即使在罗格河沿岸，也只剩下大黏潭的小块地皮，大黏潭是印第安人生造的一个名字，因为黏土块总是粘在大车轮子、鹿皮鞋和马蹄上。普鲁厄特一家一直在寻找落脚之地，终于找到了塞缪尔oM.霍尔废弃的家园，这里离森特勒尔波因特和将来有一天要成为梅德福的地方距离相等。 1872年10月12日，约翰o弥尔顿o普鲁厄特来到了公有土地转让局注册了地产。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农场，加上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另一个儿子还在路上，还有自己的妻子，结婚十四年来，妻子证明自己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她忠诚，信仰上帝。他们共同开始清除长在谷底平地上的高达马背的熊果、荆棘丛和杂草，这是一项使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他们要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意志。 邝当一直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故乡的村庄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四儿子在萨克拉门托找了几家草药店之后，出现在功萃昌公司门前的台阶上。随着儿子的到来，听他讲了雪英的艰难生活之后，邝当决定回家。邝当与邝泗团聚的几个月之后，他把三个儿子留在加利福尼亚照料店铺，作为一个富人带着很多金条回到了点头村，向人们显示他多年在外的收获。农民们以羡慕的目光盯着他看！他穿着西服显得多么富贵啊！他的挑夫放下的不仅仅是他临走时带的金山箱，还有其他的箱子，里面装满了从异国他乡带来的新奇物品，他显得多富裕啊。他的头房老婆看见自己丈夫的二房从围着淡蓝色绣花缎的轿子下来时，吓得不得了。 到家的最初几天里，邝当办了酒席，向所有的街坊邻里炫耀他新娶的老婆、他的财富、他带回来的希罕物，邻里们还以为他不是死了就是永久地消失在白鬼当中了。他上了祖坟--拔掉野草，摆上祭品，点燃香火，完成了习俗中约定的每一项仪式，为多年不来上坟祭祖作出了补偿。只有去过金山，看见过什么是真正富裕的邝当才知道他并不是村民们心目中的那种大人物。对此，他不点破。他盖起了一所两间的砖房，旁边是厨房，过起了自认为懒散的日子--偶尔赌上一把，和两个妻子同房，享受子孙们出生的乐趣。 但事情并不如意。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得听两个妻子吵吵闹闹，他发现自己的责骂并不足以平息她们的争吵。他能对她们说什么呢？他抛弃了大老婆；在萨克拉门托的文明之中生活了似乎是一生之后，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把二老婆带回了一个落后的乡村。在她身边陪伴她的那些夜晚，她低声细语地哭诉着要回金山。 “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他对着她的耳朵低声说，“你是一个中国姑娘。你和你的丈夫在一起，你属于这里。”但他知道把她带回点头村是一个错误。他的二房老婆出生在中国，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卖掉，搭船到了金山。她已经习惯了白鬼们的方式--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服装、他们的饭菜。她记不得乡村的生活方式--贫困、粗鲁，还有闲言碎语。 从公鸡的第一声啼鸣到星星升入天际，他一直听到两个女人的争吵。 “蜗牛屎。”雪英一边烧火做晚饭一边骂道。 “黄脸婆。”二房老婆回击道。 “有一千个男人你也生不出孩子。”雪英一边大喊着，一边哄着出生不久的儿子邝庸，她轻轻抚摸着儿子，还一边低声安慰他。 “王八蛋里出来的。”他的加利福尼亚老婆嘲讽地反击，一边粗鲁地用筷子敲着碗边。 “小老婆就和街角要饭的麻风病人一样。” 老婆之间的争斗就像中国一样古老，在这争斗中，他知道，他的二老婆是输家。尽管已经证明她不能生育--他的任何草药和汤剂对她都不起作用--但多年来她一直能使他满足，但她确实不是“雪中女英雄”的对手。 邝当回到故乡第二个春天里的一天，他喝着粥--大米稀粥--满足地打着饱嗝，漫不经心地责骂大老婆懒惰，随后就走出去看看村里是否有人愿意放下田里的活，在赌博中消遣一番。中午，他回来吃饭，呼呼噜噜地吃完了面条就躺在小床上午睡，以打发下午令人萎靡不振的炎热。晚些时候，雪英叫醒了他，摇着他的肩膀对他低声说道：“快起来，老公。那个自以为是你老婆的母猪不会动了。” 他到了二老婆的床前，发现她两眼无神地盯着屋顶。在过去的一年中，像乌云一样遮在脸上的忧愁哀伤的皱纹不见了，又恢复了记忆中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共同生活的那几年像瓷一样光滑的面容。只是她张开的嘴巴里露出的舌头上的一根金条，说明了她的死因。就像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梦想破灭了，二老婆吞金自尽了。 这个妻子受了多少罪？她可以喊出来，也可以改变主意，但这一次，她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她太倔强了，他们发现她宁静地躺在那里，双手僵硬地放在身体两侧，衣服一点褶子也没有。 就这样，邝当的二房太太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人记得她，也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她是耻辱，也是一个秘密。忘却她的名字也许就意味着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开始忘却，只有村子里的闲言碎语才使别人想起一个不幸的妻子，或是一个不走运的侄子，他在金山的生活被贫困和不幸所淹没。此后的几代人中，仍有一两个记得这件事，并不屑一顾而又淫荡地窃窃私语：“你知道吗？她是个妓女。” 或许是出于绝望，也许是因为无聊，邝当又回到往日的生活中，在赌博中输尽了剩余的从金山挣来的金子。 1871至1874年间，邝泗亲眼目睹了土地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和萨克拉门托市民生活质量的变化。许多“文明”的变化是他的乡亲们努力的直接后果。他看到，构成萨克拉门托三角洲的沼泽地、泥炭沼泽以及充满淤泥的水道由中国人重新改造。大牲口干不了这些活，因为它们的蹄子能陷进泥里；白人不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太辛苦，又不卫生。中国劳工在齐腰深的水里艰辛地劳作，建成了数英里长的堤坝、沟渠、土堤、水道，还有灌溉水渠以放干沼泽地里的水。这些工程完工时，萨克拉门托地区五亿英亩 的土地得以开垦，土地的价格从每英亩一美元上升到每英亩一百美元。然而中国人却没有一寸土地，因为1870年通过的《外侨土地法案》禁止中国人拥有美国的土地。 随着土地的开垦，中国劳工开始耕种。他们一睡醒就开始包装桃子、苹果、梨，收割牧草，挖芦笋，采摘豆子、草莓和樱桃。他们每天都盼望着同样的躬耕劳作，下雨天，土地的主人让他们编容量为一蒲耳的筐子。就像在铁路上一样，对于开垦土地或是农活，每天一美元似乎是不错的工钱--每个月比加利福尼亚州支付给白人工人的工钱少了十到二十美元，但比其他州支付给任何有色人种的工人都要多。 其他的中国劳工在毛纺厂、造纸厂或是针织厂上班。他们修筑在全州各地交叉往来的公路和铁路。他们伐木或清理土地。有些在硼砂矿和盐厂上班。在啤酒花种植园，他们采摘、加工处理啤酒花，最后打包，随后运到啤酒厂，由另一些中国人负责酿造啤酒并装瓶。他们帮助饲养、屠宰生猪和家禽。他们卷制雪茄和香烟。他们制作拖鞋、灯笼裤、马甲、裙子、内裤、工装裤和鞋子。还有少部分人来到南边的蒙特雷，在这里打鱼，不仅打白人平时常吃的那些鱼，同时也打鲍鱼和虾。由于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些奇怪的海洋珍稀动物不仅难吃，而且也是中国人弱智并具有动物嗜好的真凭实据，所以，这些贝类腌制后就运回了中国。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副业：鲍鱼壳磨光后用于各种装饰艺术。 有些中国人从旧金山到海上当运煤工、舱面水手、船舱服务员和水手。另一些人则制作马具和砖块。还有一些人做了马车夫和用人。为数不多的人开创了自己的生意，开小洗衣店、小妓院，或是开炒杂碎店、杂货店和肉店--所有这些生意都是为同一种顾客服务--邝泗故乡的人。 他的同胞们在土地主和工厂主中间很受欢迎。据说中国人总是准时到达工作地点。他们不拖延，不懒散；他们也不像在工厂做工的美国姑娘那样爱说闲话。但是，就公众总体而言，这些工作却被视而不见。从来没有人考虑是谁为他卷制了雪茄，是谁为他的壁炉砍好了劈柴，是谁为他制作了内衣裤。因此，中国人在提高白人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性从很大程度上讲是没有受到赏识的。然而，仍有少数人认为如果突然间把中国人驱逐出境，整个国家将会处于混乱状态。 邝泗自己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他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首先是自己的工作，接下来是自己的语言、服饰和对问题的看法。他初来乍到时，在土豆种植园打工，他拔草、锄地，到最后挖土豆，每天挣一美元。他以往从未做过农活，即使在故乡的村庄里也没有做过，这劳作似乎是没完没了又令人急躁的。他确信他更适合做室内工作，做那些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找到的任何工作。他在一家洗衣店做过短暂的帮手。他在一家饭店拖地板、洗盘子，还学会了炒菜，这为他在一家啤酒厂以及后来在一家大牧场做厨子奠定了基础。 他最终发现最适合他的工作是挨门挨户销售商品。他卖过帽子、刷子、窗帘杆，以及他认为别人可能购买的任何东西。来开门的白人妇女大多数都是既和蔼又文雅的。这使他壮起了胆子，他和她们谈话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他的推销范围。令人惊讶的是，她们不仅听他说，而且还作出了反应。他的英语得以提高，他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他才十七岁，但他已经知道要在这个国家发展，他必须做自己的老板。 1874年6月24日，邝泗走进了萨克拉门托市市政公务员的办公室。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和他一起干活的人总是告诫他要提防那些白鬼，邝泗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走到高高的柜台前，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想签署文件做生意。”来到金山三年了，邝泗的英语仍然很一般；坐在柜台后面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他逗乐子，以杂耍表演中的中国佬唧唧呱呱的腔调嘲讽他那胆怯而生硬的英语：“我想签签文件做做生意。”但是公务员没有看见多少中国人来过他的办公室，他倒乐于帮他一把。他打开了股东登记册，填写了他能够确认的那一点点项目--姓名和日期。列举生意类型和企业股东姓名的那些栏目都空了下来。 为了庆贺官方文件的签署，邝泗走进了Ｊ街的康拉德o杨照相馆。摄影师帮他摆好了姿势，告诉他：“别动，别动。”随后就消隐在一个盖着黑布的大盒子后面。邝泗眼睛直接看着照相机的镜头。在他十七岁的时候，皮肤光滑无毛。他的嘴巴宽大，鼻子扁阔，他的面部比他晚年时更为丰润；那时，脸上的棱角和丰润的平面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塌了下来。像往常一样，他头上的圆顶礼帽向后仰着，他的辫子盘了起来，掖在帽子里。 他穿的衣服是西装。自从他第一次朔河航行，观察到维多利亚式富丽堂皇的生活场面时，他就意识到他的位置在那里，在白人的男男女女之中，而不是在下面那黑暗拥挤的“中国舱”与自己的乡亲以及他们的恐惧为伍。今天，他穿着三件套的西服，里面是浆过的白衬衣，衣领是带翼梢的。还有领带夹，上面镶着一颗很像钻石的宝石，别在脖子和马甲之间微微突起的西式白色领带结上。 邝泗离开照相馆沿着萨克拉门托的前街朝三街和一街的交叉口走去；这里，唐人街紧挨着原先萨特湖的南岸，现在，这里叫做中国塘。前街到处是喧闹的商人、小贩和骗子--所有这些人都是专门对付那些刚下火车的疲惫而又乐于上当的旅行者的。尘土在马蹄和车轮下飞扬，这些车马是到这里装卸货物的--成桶的糖浆和威士忌，大包的草料和棉花，一箱箱桃子和李子，整麻袋的小麦和大麦。在各个街角，报童高喊着新闻提要--越是令人厌烦就越好。酒吧和旅馆提供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歌剧、戏剧和舞会。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但邝泗知道，这里一年一度的洪水如果说没有故乡的洪水那么凶猛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凶猛。洪水不仅冲垮楼房、毁掉生意，而且带来霍乱。 他走到一街向右拐，沿着街的南侧往前走。当他接近二街和四街之间的唐人街时，一股奇怪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熟悉而又惬意的生姜、鸦片和香火的气味，这气味与附近的奶牛场和屠宰场飘来的腐臭味混在了一起。空气并不是该地区唯一令人不快的方面。中国塘中的水也是臭水。洗衣店把污水和其他垃圾从南面排放到湖里。在北岸，铁路公司把油污的垃圾倾泻到水面。湖面的污染太严重了，曾不止一次燃起大火。 尽管邝泗非常渴望被一街和三街以外的世界所接受，但当他走进这熟悉而又孤立的小区时，总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在这个角落里竖立着一堵墙，使这里成了中式生活的中心。在萨克拉门托生活的五千中国人来到这里寻找粘在墙上的个人信息：“我在寻找我的儿子李全，如果有人看到他，请让他通过合心堂和他父亲联系。”“不要为那个叫史密斯的农场主干活。他不付工钱，饭菜不能吃。”各堂口所张贴的近期会议通知以漂亮的字体写成。一些年长者坐在反扣在地上的水果箱上为那些不识字的人读消息。 在街的另一头有一家当铺，准备回国的游子们在这里典当他们的物品--他们的铺盖、毯子、床单、木枕--换上几美元。如果他再回到金山，就可以赎回自己的物品；如果不回来，这些东西就会卖给另一个开始孤独、辛酸生活的倒霉蛋。 这就是唐人街。这里亲切而又不同寻常。这里为邝泗和其他游子提供的欢乐和其他娱乐活动跟他们在故乡的村庄和大城市广州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在赌场，人们当然可以玩常见的番摊 ，但是，如果看到两个商人，打扮得像有钱的官僚，带着精巧的竹笼，里面装着甲虫或是蚱蜢，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走下台阶，来到斗昆虫的地下角斗场，观众们为胜负而下赌注。 这里也有鸦片馆。在大城旧金山，烟馆所展示的画面早已对游客充满了诱惑。最近，有钱有地位的白人男女也常在这地方出没，他们懒洋洋地靠在木质雕花卧榻上，从烟枪的一端吸烟，让思绪放松，飘飘然也。在萨克拉门托，白人进入鸦片馆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虽然邝泗厌恶鸦片，但是在唐人街的大街上，谁也摆脱不了鸦片烟的香味。 邝泗路过了一些店铺，这些店铺门厅的两侧挂着条幅，表达店主的美好愿望：“顾客盈门”，“财源滚滚”，“顾客如云”。然而对于大多数同胞来说，他们没有顾客，没有滚滚如流的财源，也没有如云的顾客。他们远离亲人，远离祖宗，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太穷了，攒不够回乡的路费；他们太伤心了，免不了两手空空、老态龙钟地走进故乡的村庄。 虽未享受鸦片和赌博的瞬间快感，但邝泗攒下了钱。他每个月都到银行去，通过电汇给故乡的母亲和妻子寄钱。他也款待自己--有时候会买上一顶西式的礼帽、一条领带、一件上衣，或是一双鞋。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间，他已经从一个为了自己的母亲在广州的大街上干活的大胆的农村小子成长为一个年轻人，他没有选择贫穷的白人的服装，而是选择了他在江轮上所见到的那些富人优雅的服装。他在有意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不仅是通过服装和工作，而是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在思索，在观察，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环境，使自己成为更广阔的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1877年4月初，露丝欣达o普鲁厄特躺在床上，即将去世。她神志恍惚，一会儿是俄勒冈的日子，一会儿是孩子们和丈夫，还有上帝，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她已经高烧了好几个星期，现在肺炎侵扰她的肌体，一刻也不放松。她躺在那里感到很平静，因为彼得森夫人用凉爽的棉布擦拭她的额头，而彼得森牧师在布道，讲的是基督给使徒们的第二次使命。或许他正在读《哥林多前书》中的第十节？也许根本不是。她知道她以前听他布道时讲过这些，是在礼拜日的集会上。无所谓了。彼得森一家住得有几个农场远。彼得森牧师在这一地区很有名--整日里在自己的农场干活，然后就骑马穿越乡间，在峡谷里为那数量不多的教徒传经，也在小型集会上传经。不传经的日子里，他就去照顾那些病人和即将死去的人。不知为什么，仅在这一个地区他每周都要参加一次葬礼。 露丝欣达试图集中精力回顾自己的病程。她有五个儿子--欧文、洛伦、查尔斯、罗德尔文和小约翰。最小的一个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季节出生的。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都在精力旺盛地劳作。一年前，也就是1876年，上帝明智地决定，让卡斯特在小比格角 死去的同年，赐予普鲁厄特家一个女儿--莱蒂茜。 第六次怀孕和生育对露丝欣达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她四十一岁，有时太疲倦了，筋骨疼痛、心力交瘁，再也不能忍受了。她整日里忙家务，还要准备家里八个人的早餐、中餐和晚餐。她亲手烤制面包、馅饼和蛋糕。夏日里，她腌制食品和蔬菜，确保家人度过冬季。有时她真希望能够不做那些洗洗涮涮、挤牛奶、喂鸡和照料菜园子的活儿。 露丝欣达2月底就开始生病了。起初，她想撑过去，因为农活儿是不会等着她恢复健康、变得强壮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农活不等人。她终于卧床不起了，虽然她神志不清，但当邻居的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男孩儿掉进滚烫的肥皂池中而死去的时候，她还是意识到了周围的恐惧气氛。她还记得另一个男孩子掉进荆棘丛中，身上的刺伤很严重，他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他失血过多而死去。妇女们死于肺痨、难产和癌症。男人们被犁轧过去，或是被马群踩踏，或是常带在身上的枪支走火射中自己。这里的日子并非就更艰苦。即使在宾夕法尼亚，露丝欣达也得生孩子，也得在农场劳作。但那时她更年轻一些，也许更强壮一些，也不像现在这样筋疲力尽，这样孤独。 3月是种玉米的季节。约翰犁好了地，孩子们把玉米种上了。莱蒂茜在她的床边玩耍。露丝欣达躺在那里，回想他们在峡谷的日子。森特勒尔波因特是河谷实际的中心标志；普鲁厄特一家人从他们的农场的各个角度都可以越过广阔的田野看到四周松树覆盖的群山。比普鲁厄特家早二十年来到这片土地的住户们在山麓的丘陵地带种上了果树。夏天，在炎炎烈日下，水果成熟，带来一季好收成。有时候约翰会用一头猪或是几扇熏咸肉换回很多筐桃子。而露丝欣达则在晚上削去桃皮，到第二天太阳落山后装进罐子。 从厨房的窗口望去，如果弥漫在大黏潭的雾气散去，露丝欣达可以看到泰布尔罗克和麦克劳夫林峰。大山的某个地方是克雷特莱克湖。她希望有一天孩子们能处理农场的事务，而她和约翰可以走上八十英里去度假。可现在她认为这种可能性差不多和他们的土地在一夜之间变成高产的沃土一样渺茫了。 3月底，她病情恶化。约翰打发欧文去彼得森家买干牛肉和一瓶牧师家自制的咳嗽糖浆，欧文付了一美元。她虽然发着高烧，仍然非常恼火。“别在我身上浪费钱了。”她说。而约翰不听她的“胡说八道”。他就是这么说的。 露丝欣达常常为钱的事情忧心忡忡。他们欠住在森特勒尔波因特的马格鲁德家的糖浆、淀粉、蜡烛、火柴、蓖麻油和盐钱，还有W.C.利沃五金店的洗衣盆、便壶、洒水壶和洗衣板钱。家里尽可能地以物易物，以物品抵服务费，比如用三桶猪油换回三加仑黑莓，或以猪油换干果，以猪油换信封，或是用猪油换回同等数量的奶油。有时候，年龄大些的孩子欧文和洛伦为邻居们运送物品，有一次他们为艾米兰矿业公司运送货物，挣了一大笔钱，有七十美元。这一年，普鲁厄特家的燕麦卖到了每蒲式耳五十美分。每当这种好时候到来时，他们会到镇上为他们的马钉上马掌，也为他们自己买双鞋。如果还剩下点钱的话，露丝欣达或许会挥霍一次--花上五十美分在马格鲁德的店里买些咖啡和茶叶，或是为自己的丈夫买上半磅烟丝，甚至会花上一美元买上十二码印花棉布和一些头发卡子。 上个星期来了一场暴风雨。她听着雨点敲击屋顶，顺着窗子往下流，心里明白也许她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再也看不到来年的春天了。当然，在大黏潭住了五年之后，她想她已经看到了这里的一切。约翰整年都在与土地搏斗，能用彼得森牧师的耙的时候就用，或是和孩子们一起手工耕作，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些文章。他们种上了玉米、南瓜、苜蓿和小麦。他们养了几头牛和一些鸡，还总要在春天养上几头小猪。羊很难养，因为鹰会俯冲下来撕开小羊的内脏，但他们还是养了几只。 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在与肺炎抗争。但这抗争真是太平静了，躺在那里听着四周的声音，听着所有她爱的人的声音。一次，她听见有人说：“我们一直想抓住那个在这里和贝尔克里克之间跑来跑去的造假者。”可后来她又想这不可能是他们所谈论的，因为后来她听到有人说，“濒临死亡……”只是一点也没有让她担心，因为彼得森牧师和他的妻子在那里以温柔的言语谈论着来世、信仰、耶稣和上帝。不，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正以温和的声音低声说道：“是的，虽然我走过了充满死神阴影的峡谷……” 随后就变得非常安静了，似乎所有的邻居都回家了。现在只有约翰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他一直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她想让他说点什么，说他爱她，可她知道那不是他的做法。 时间到了，她想。他们的小女孩怎么样了？谁来教她怎么做一个好女人呢？谁来像妈妈那样疼爱她呢？谁来教她责任感、辛勤劳动、宗教信仰呢？谁能确保她能找到一个体贴的丈夫呢？要是我能让莱蒂茜和我在一起该有多好啊。 第二天早上，一层薄雪覆盖了四周的群山，前一天晚上下了雨，地上很黏。约翰o普鲁厄特花了六美元买了一口棺材，两美元雇了一个人打墓坑，又花了几美元雇人把妻子抬到了麦克亨利土地上的安息地，那是农场的路南边，离森特勒尔波因特一半的路程。快中午的时候，大黏潭两侧平地上所有邻居都参加了露丝欣达o普鲁厄特的葬礼，她在俄勒冈住了还不到五年。彼得森夫人在哄莱蒂茜，约翰考虑着他要在墓碑上刻的字： 露丝欣达oJ. 普鲁厄特 死于 1877年4月9日 时年四十一岁又六个月 耶稣爱圣洁之人 “普鲁厄特姊妹是在充分相信信仰的情况下去世的。”彼得森牧师开始说道。葬礼很快就结束了，邻居们都回家了。那天夜里马丁o彼得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早上乌云密布，白天时有阳光，不久又是乌云密布，还下了一点小雨，冷飕飕的。上午，我们和大黏潭两侧平地上几乎所有的邻居参加了普鲁厄特姊妹的葬礼。根据她生前的要求，我在她的墓前简短布道。家人对她的离去感到非常痛苦。”最后，他又加了一句话：“W.W. 盖奇、吉尔伯特和其他人于昨天傍晚在平地的那一侧逮捕了造假者。”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有霜冻，还是有点雾蒙蒙的。大黏潭边上最新出现的鳏夫在悲痛中度过了这一天。欧文为几只羊剪了毛。洛伦在牲口圈出粪，随后又整修了一排栅栏。查尔斯和罗德尔文步行到森特勒尔波因特去上学，回家后又做了杂活。年仅四岁的小约翰喂了鸡，收了鸡蛋，还照看自己的小妹妹。 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邝泗正式接管了他父亲的功萃昌，店面现在位于六街和七街之间的609K大街上。他搬出唐人街的时候，把店名改成了古玩店。他的邻居卢斯先生是做大理石雕刻和墓碑的，另一个是T.L.阿科克，做房地产为生，还有R.S.戴维斯，一位干货商。 邝泗和他的哥哥们已不再做中草药生意，开始为妓院生产内衣。邝礼和邝忠曾试图继续经营药材，但他们没有经验。他们的父亲从来也没有教过他们如何选药配料，如何煎制汤药，如何根据病人的症状配药方。顾客们很快就找到了其他的中医师为他们治病，而邝家就剩下一间空门面了。 虽然他们对草药学几乎是一无所知，但由于他们在制衣厂的亲身经历，他们确实了解制衣行业。邝礼和邝忠起初作为学徒，每月挣六美元，后来作为熟练工，每月二十美元。等他们学到了足够的技术的时候，他们感到该开一家自己的工厂了。尽管邝礼和邝忠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他们仍为自己的弟弟做事，而弟弟则是古玩店的负责人和经理。这不是中国的做法，中国做法是论资排辈；这是美国的做法，由最聪明、最有计谋的人负责。他们都是锦衣行的成员，锦衣行是一个服装制作业的行会，为那些缝制衬衣、妇女服装和内衣的店家服务。 邝泗的哥哥和其他几个人在后面缝制衣服，而他本人则在该州各地跑来跑去，向中国妓女和白人妓女兜售工厂的产品。他不去旧金山，因为那里有六十多家制作妇女内衣的工厂，包揽了良家妇女和堕落女人的生意。他去山上的营地、铁路营地、沿三角洲的农场，最远走到南面的洛杉矶。火车每停一站，肯定有要满足肉体欲望的男人和消除那种欲望的女人。 在邝泗父亲的时代，该州几乎所有的中国女人都是妓女。后来，邝泗第一次来到萨克拉门托的时候，中国女人中十个有九个是妓女。眼下，当他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时候，他看到了她们是如何生活的。她们大都二至六人住在一起，由一个男人、有时是一个女人经营。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自己单干。 有些人，身着带花边的绸缎衣服，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等待顾客进来挑选。这些幸运的女人吃保持健康的食品以刺激她们的欲望--大米、猪肉、鸡蛋、肝脏和肾脏。还有一些不那么幸运的女人，穿着农家质量低劣的衣服，透过小屋窗子上的铁栏杆向外看，“瞧瞧两个钱，摸摸四个钱，做做六个钱！”她们用断断续续的英语向白人男人喊道。对于这些女人，没有能引起强烈性欲的饮食，只有大米饭、一点点蔬菜和几口鸦片烟以抚慰她们的孤独寂寞。即便如此，她们也能为自己的主人挣钱。最下等的妓女每天要接七次客，每年能为主人带来八百五十美元的收益。无论她们属于哪一类--是穿丝绸的，还是穿布衣的，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所有的妓女都需要邝泗的货。 他带着镶花边的开裆内裤，就像家乡的孩子们穿的那种--不过这是用上好的中国丝绸缝制的，还镶着丝带和花边。“不用完全脱下来，”他把货摊开的时候说道，“你分开腿，男人进去，再出来，一切都结束了。不必脱掉所有的衣服。男人喜欢看见自己想要的东西包装得像一件礼物。不管你今天有几个男人，内裤还是洁白的、带花边的，还是很漂亮。你再买上几条，你的下身看上去总是又干净又新鲜。”对于那些下等妓女，他带有平纹细布镶着边的内衣和宽松无袖的外套。 货一卖完，他就返回工厂。除了他的哥哥，为他工作的那些男人大多来自离澳门不远的中山，众所周知，他们精于针线活。作为真正的手艺人，他们挣的要超过按惯例支付的每天一美元。他的工人在二十二周到三十周的工作中每天能挣到二至三美元，一年平均三百六十四美元--没有大城的裁缝和女缝纫工挣得多，也没有其他工厂的白人工人挣得多。但是在这里，他们有伙伴、有同行，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中国人做工，而不是番鬼。 邝泗为了独立自主而辛勤工作。他不想成为一名劳工。他不想受别人的摆布--既不想受白人的摆布，也不想受中国人的摆布。他想建立一个王国。他想让别人为他工作，让别人注意他，仰视他。他感到在某些方面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他知道他们一旦练就了本领、挣下了足够的钱，就会像邝泗的哥哥一样，离开他去开自己的小工厂，于是他雇了更多的人。这里总有人员流失，但人工很便宜，工厂得以正常运行。 邝泗卖了产品，挣了钱--足以支付食宿和消遣的花销，还有寄回家给妻子和母亲的钱。去隔壁向雕墓碑的以色列人卢斯支付房租的是他。他的两个哥哥做不了这事；他们不够机灵，也没有勇气，英语也不好。 邝泗不仅学会了如何销售，而且学会了如何对付希望他离开这个国家的番鬼。“他是用暴力从我身上抢走的。”“他骗走了我的工钱。”“他们设下圈套。”“移民不久就会被阻止。”他练习这样英语的句子，也练习“买一打，送一条”。邝泗有勇气，他不怕在他不受欢迎的地方推销，他不怕与白人或中国女人交谈。她们喜欢他，常常主动与他交换她们的物品。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厂里的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四周，全神贯注地做手里的针线活。一卷卷丝带和花边，一摞摞进度不同的女内衣随意堆放在旁边。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皱褶缝在薄薄的面料上，随后展开，就成了宽松的灯笼裤。邝泗发现妓女和他们的顾客并非都对绣花感兴趣。她们更喜欢奢华的服饰。花边越多、皱褶越多、褶边越多就越好。 他想到了丝绸。他是从早年在广州的经历中想起的，他去找查尔斯o所罗门打听如何渡过有潜在危险的水域。所罗门先生开了一家日本商店，也曾经怂恿邝泗进入工艺品这一行当--篮子、扇子和廉价的瓷器。现在他却热衷于内衣裤。进口的费用并不高，而利润却达到了他无法想象的程度。美国姑娘们特别喜爱新产品，这使他坐下来思考。他的同胞们进口人参、竹笋和酱油之类的东西--在外国土地上过文明日子的物品--可是还没有人发现美国人要买的中国商品。他在中国丝绸方面的成功证明中国商品是有市场的，但他需要的是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是一种他能够在中国廉价买进，在美国高价售出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所罗门先生也许是正确的。 靠工厂的一面墙边，有两个雇工光着僵硬的脚在踩缝纫机的踏板。和往常一样，踩机器的人和做手工的人不断地交谈着，内容是白人正在华盛顿筹划的排外法案。 “他们说咱们受的磨难才不过是个开头。”邝忠说道。 “自从咱们到了这里，他们就不给咱们自由，”邝礼附和说，“他们要把我们的日子弄得比家乡的村子里还要难过。” 人们嘟哝着表示赞同。萨克拉门托的情况每天都在恶化。白人趁着铁路票价价格战的机会涌入该州，犹如大米从扎破的米袋流出来一般。这些人往往很愤怒。他们找中国人的茬儿，侮辱、打骂中国人，往中国人身上吐口水。番鬼朝中国人扔鸡蛋和西红柿。他们把脏衣服拿给中国人清洗，但取衣服时拒绝付款，有时候还把一天所干的活都扔在地上。于是，倒霉的洗衣店主就得再洗一遍。这些白人拽中国人的辫子，把人的脑袋往后拉，直至他摔倒在地上。噢，他们笑得多开心啊。 自从来到金山，中国人历尽了艰辛。现在他们的遭遇还不如村子里的狗，而狗活着就是为了给穿开裆裤的孩子吃屎舔尿。他们曾以为他们过去的日子是吃苦受难，可与他们现在默默地忍受而毫无反抗的日子相比，那简直是甜蛋糕。他们咽下了愤怒。他们学会了“摆开”--躲避，避免冲突。 站在街角的白鬼报童仍然叫卖他们的新闻。当黑人巴特又抢了一辆驿车，他们在叫卖。好人厄普兄弟和坏人詹姆斯兄弟的种种行为，他们也在叫卖。可最近他们叫卖的新闻与往日不同了。他们把手中的报纸高高举起，邝泗看到上面画着中国人，而他们的形象却被歪曲了--辫子变成了毒蛇，漂亮的眼睛被画成了拉长的畸形眼睛，牙齿被改成了吸血鬼的獠牙。夜里，他去吃面条，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声读着美国报纸上的消息，他的同胞被描述成了未开化的人和野蛮人--残暴、好色、肮脏而又不健康。 对“种族纯洁”的威胁激起了美国白人的强烈不满。一个在州立宪会议上发言的人，约翰oF.米勒说道：“如果中国人要与我们的人民融为一体，这将是与最卑劣、最邪恶的人融为一体，也是我们种族的堕落。这种融合的结果将是最卑鄙的杂交，让世界备受折磨、最令人憎恶的杂交。”此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就通过法律禁止颁发白人与“黑人、黑白混血儿和黄种人”的结婚证书。 但这只是过去十年中通过的许多不公正法律中的一个。每三个月就对用扁担挑活计的洗衣店征收十五美元的税；而每季度对生意兴隆、拥有马车的洗衣店仅收两美元--一条显然是对白人有利而伤害中国人法律。还有几条针对制作鞭炮和铜锣的法律，尽管没有人能够实施这些法律。在旧金山，如果一个中国人被逮捕，他的辫子就会被剪掉--这是备受侮辱和丢脸的事情。还有，那座城市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居住者每人应有五百立方英尺的空气，而大多数游子既付不起空间的钱，又付不起空气的钱。在一些城市，中国儿童不能与白人儿童同校；中国人不允许购置土地；有些法律甚至对雇用中国劳工的企业进行惩罚。 看来无论何时，只要中国人一开始赢利，白人就会通过立法剥夺他们的利润--法律限制捕虾网具的尺寸；法律禁止天黑后熨烫衣服；法律禁止进口妓女；法律禁止任何与抽彩有关的器具，甚至禁止中国人去抽彩；法律要求洗衣店必须用砖和石头建造，屋顶必须是金属的；法律禁止雇用中国人做公共工作。这些法律不仅作为一种经常性的、令人讨厌的迫害手段，而且还拒绝给予这一特定民族那些把大多数欧洲移民吸引到美国海岸的最基本的权利。尽管这类法律有一些被最高法院废除了，但仍有许多没被废除。 “也许这只是坐在街角的那些老年人的闲话。”一位年轻的学徒说道。 邝忠哼了一声，然后说：“自从我来到金山，已经看到了很多事情，我知道在这里我们是没有前途的。铁路完工了，每次铁路往西延伸的时候，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白鬼来到这里。你说谁能得到工作！” “可我们能做什么？”另一个学徒大声说道。 “做我们一直都在做的，”邝忠回答说，“我们要坚持工作。我们要继续往家里给老婆和母亲寄钱。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与别人交往。” “他们说中国人必须走。我不傻。我要回我老家的村子。我要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 “我可不回去，”邝礼说，“他们想让我们走，可我打算留下。” “我同意，我要把钱寄回家，在法律通过之前把我弟弟弄来。如果你现在不弄进来，就永远也进不来了。” “我正打发人把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弄来，”另一个工人说，“或许在这里他能懂得辛勤劳动的意义。” 政治动向和金钱改变了中国移民的生活方式。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使30%的加州人失去了工作，这也确实加剧了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工作就是工作，多达 90%的白人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获得工作。但是，也有其他因素。黄金产量降到了1869年的三分之一。由于旅游者选择到费城的百年博览会，该州的旅游业很不景气。大自然也趁机与每个人作对，尤其是中国人。1876年到1877年的冬季，降雨量只有前二十五年正常降雨量的四分之一；这为小麦、牲口和柑橘的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农场和牧场做工的中国人失去了工作。随后他们就被白人工人替代了。 全州动荡，政客插手--不是为了扭转局面，而是趁机捞取个人资本。“中国人问题”是选举中稳操胜券的法宝，这个问题是州长斯坦福在意识到能从在自己铁路上工作的中国人身上赚钱之前提出的。这一问题炙手可热，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人问题的立场也可以决定一个政客的成败。在1876年的总统大选中，决定性的选票也与驱排中国人问题紧密相关。拉瑟福德o海斯支持排外而赢得了大选。一当上总统，他就重申自己的立场，“当前中国人的侵入”是“有害的，应当受到阻止。我们对付弱势种族的经验--黑人和印第安人……并非令人鼓舞……我将优先考虑任何合适的手段以阻止中国人到达我们的海岸”。在接下来的一届大选中，詹姆斯o加菲尔德也是高举反对中国人的旗帜就职的。 最后，一切反对中国人的立法都将在大选的前夜得以通过。为了得到白人工人的选票，候选人必须反对中国人。没有人比丹尼斯o卡尼做得更过分，他是工人党的主席，他喜欢在城市的空地上发表演讲，他在开始和结束时都会宣称：“中国人必须走。他们在窃取我们的工作机会。”来听他讲演的人群中有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不会把国家让给中国人，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权利，白人工人一定胜利。” 在国会，关于排外的辩论纯粹是种族主义的。许多观点还是几十年前用以反对爱尔兰人的陈词滥调。中国人抢走了“真正的”美国人的工作。中国人肮脏、酗酒、消费能力太低。他们没有把钱花在这个国家，而更愿意把钱省下来，寄回家。中国人崇拜自己的祖先，这难道不是崇拜偶像吗？他们为很少的钱而工作，一旦失业--和美国人不同--他们就会变成流氓。中国人有病；他们结成团伙；他们死后要把尸骨运回中国，似乎美国的黄土埋不了他们。换句话说，中国人是完全不可同化的。 这些措辞中，有些不但具有煽动性，而且荒谬无比。指责中国人传播“令人憎恶的疾病”的例子不胜枚举，一钱不值。全国发行的《草谷报》报道说，加州的任何一条唐人街“不过是妓院、熏天臭气、窃贼和妓女出没地的同义词”，但该报却没有注意到在当时几乎加州的每座城镇都是如此。逛妓院、赌博、吸大烟是各种经济水平的中国人和白人的常见行为。中国人确实把微不足道的收入寄回中国，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在鸦片贸易中获利数百万美元，并且把他们的钱寄回波士顿和旧金山的家中却没有引起任何批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在中国人身上发现的那些令人反感的特点也正是中国人在白种人身上所发现的难以容忍的特点。番鬼说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他们具有古怪的恶习，他们不懂得天地之规律，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令人费解，他们按照一种奇怪的日历行事。还有，他们迎接新年的时候不打扫房子，不准备饭菜为来年带来好运，他们不结清旧账，也不祭奠祖宗。他们绝对没有家庭观念。总而言之，白人是野蛮人，似乎有源源不断的白人非常乐意夺走中国人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工作。 1882年通过的《排外法案》是令人震惊的。根据该法案，中国劳工在十年内不得进入美国。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劳工的妻子也禁止进入该国。所有的中国人需要注册，并且要随时携带居留证件。最后，他们被宣布为根本不具申请公民资格的人。（仅凭这一条款，就使美国加入了纳粹德国和南非的行列，成为仅有的、站在种族纯洁的立场上拒绝归化的国家。）只有具有教师、商人、学生和外交官身份的中国人仍然准许入境。 担惊受怕的绝非仅仅那些在邝泗的制衣厂工作的人。1881年，一万一千 八百九十名中国人进入这个国家。第二年，在《排外法案》生效前，三万九千五百七十九名中国人进入美国，其中只有一百三十六名妇女。尽管移民官员需要进行短时间的准备，但事实证明法律是极其有效的。仅过六年之后，只有二十六名中国人进入金山。1892年，《吉尔里法案》开始实施，扩展并加强了原有法律，把证明他们有权留在美国的重担压在了移民身上。假如一个中国人被发现非法留在这个国家，他可以被判最高一年的监禁，随后还要被驱逐出境，并且不得行使人身保护权程序中的保释条款。结果当年没有一名中国人到达美国海岸。 在邝泗最坏的设想中，他也想象不出在未来的几年里华人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排外法案》允许--甚至鼓励--人最卑劣的一面迅速滋长并衍生出暴力和凶残。大驱逐开始了。在丹佛的切里克里克区，白人暴徒洗劫了唐人街，他们抢劫住宅和商店，暴打不幸的住户。一个华人被他的白人朋友钉在包装箱里，从暴民中运了出来，他得救了。唯一公开表明自己亲华立场的白人是一个赌徒和枪手，他双手各拿一支枪，阻止了闹事者，“如果你们杀了王，谁他妈的来给我洗衣服呢。” 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七百名劳工被赶进了火车车厢里，驱逐出城。最终所有的中国人都将被迫离开城市，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在城郊的居住区连一个中国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出于恐惧，西雅图的中国人登上汽船前往旧金山。在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牛仔们以抽纸牌的方式来确定遣送中国人的方向。在图森，一个中国人被绑在一条小牛的背上，穿越沙漠送往别处。在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二十八名中国人被杀害，其中十一人在家中被活活烧死；其他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射中后背身亡。在华盛顿州东部的斯内克里弗，三十一名中国人被残杀。在阿拉斯加，中国矿工被装上小船，任其漂流。在加州的雷德兰兹，多年来柑橘的栽种、修剪、收获、分拣到最后的包装都是由中国人来做的，但白人无赖把中国人圈在了牲口棚里，袭击了柑橘园。虽然有国民警卫队的帮助，房屋仍被烧毁，建筑物仍遭抢劫。到了19世纪末，从事柑橘种植业的中国人已被彻底清除。 白人--即使他们支持《排外法案》--也承认对中国人不公正，当时有一句流行语：“他连中国佬的机会也没有。”但是，邝泗是不会屈服的。一定有办法回避法律，他要找到这些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