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署山东巡抚"的谕旨时，心情极其复杂。在这个谕旨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奖"：赏赐"在西苑门骑马"。这对在外省任职的官员来讲，绝对是极大的喜讯。一省巡抚，二品大员，帝国地方官员的最高职位，帝国的封疆大臣，这个官职所能带来荣耀、权力、财富以及所有能够想到和想不到的好处，会令所有盼望任命和升迁的帝国各级官员梦寐以求。野史和民间议论都说袁世凯因为在戊戌年间把康有为一伙人的"革命"计划告诉了慈禧而得到慈禧的重用。其实，从戊戌到如今的一年间，袁世凯一直在天津小站练新军，不但没有任何升官发财的迹象，连北京都没有进过一次。这个任命似乎是袁世凯时来运转的时刻，但是，即使已经坐在巡抚的官轿里前呼后拥地去上任的时候，他心里还是不那么踏实，他就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朝廷谕旨全文是这样的："命毓贤来京陛见。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这道谕旨的措辞是微妙的。 毓贤被解除山东巡抚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毓贤镇压义和团不力。其实，毓贤对山东造反农民的态度十分明确：不是镇压不力，而是怂恿和支持。这一点在朝廷训斥毓贤的谕旨上可以看出来："纯系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不得力，巡抚毓贤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种会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朝廷的意思很明白，义和团是"匪"，要坚决严厉地予以镇压，而解除毓贤的职务，就是因为毓贤"意存偏袒"，引起了洋人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抗议，山东的局势也越演越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处分巡抚毓贤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没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毓贤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并没有见到朝廷下达关于如何处置毓贤的谕旨，见到的只是"命毓贤来京陛见"这句话。作为在帝国官场上混了多年的袁世凯，对"来京陛见"这样的措辞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对于外省官员来讲，这是个该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事--这是当面向皇上"汇报工作"的意思--毫无例外，这个"来京陛见"的官员必将另外受到特别的重用。 那么，对于义和团这些造反的农民，是应该采取坚决镇压的方式？还是应该走毓贤的老路？朝廷对义和团到底是什么态度？具体地说，慈禧老佛爷到底想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 这个问题即使是一念之差，也关系到袁世凯今后的生死荣衰。 一向被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并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脖子上长了个狡猾伶俐的脑袋瓜子的官场老手袁世凯，现在糊涂了。 而且，在任命他为山东巡抚时，前面还多了个"署"字，在帝国的官方语言中，这是"代理"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封疆大臣能不能做，还得看他在山东的表现，具体地说，要看他在对待义和团这个目前帝国最棘手的问题上的表现。 袁世凯率领的是一支全部装备了西洋枪炮、人数达7000人的帝国最精良的部队。因为弄不清楚朝廷的意思，这支队伍跟在他的身后缓慢地行军。袁世凯是等待朝廷进一步的指示。果然，朝廷的谕旨连续不断地到达，但是，看了谕旨的袁世凯更加糊涂了。 谕旨一："山东民教失和，命袁世凯持平办理。"--"持平"是什么意思--平均着镇压？各打五十大板？ 谕?旨二："以拳民聚众滋事，命袁世凯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始终抗拒，即须示以兵威，亦应该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既要"示以兵威"，又要"不可一意剿击"，还要"分别办理"，怎么可能同时做到呢？ 谕?旨三："以山东民心未定，命袁世凯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说，得等一等看一看？"民心未定"，是不是说义和团是"我"是"敌"还没有最后确定？ 帝国政府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前后矛盾以及延续到1901年的反反复复、出尔反尔--逼真得如同那个叫做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这无异于把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命运当成了自家后院里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当成了一群智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一次大喊大叫的游戏--而最悲惨的结局最终是要降落在那些农民的身上--那些待在家里活不下去，出来闯荡同样活不了多久的农民。 袁世凯还没到达山东境内，就接到了探子的报告。那个支持义和团造反并且亲自下令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前山东巡抚毓贤，正奔走于北京的各个王府之间，到处表演义和团的"神功"，据说他当众"生吞了两条活鱼"，并且说义和团的法术"比这个厉害多了"--不知道能够把活鱼吞到肚子里去与义和团御敌打仗的"法术"之间有什么技术上的逻辑关系--反正毓贤不但受到皇亲王公们的款待，而且还得到一份极其特殊的、无上荣耀的赏赐：一幅慈禧老佛爷亲手书写的"福"字。 因为这个赏赐，美国公使康格正式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20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华帝国的思维却进入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时期。以至于帝国的历史在这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扑朔迷离。 对于农民的造反，帝国政府要强硬镇压是有其必然逻辑的。因为距离义和团运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太平军的农民们给帝国带来的动荡，给大清政权带来的威胁，其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当山东的农民打起义和团旗帜的时候，帝国的掌权者至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们造反的"神灵"背景。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企图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这样一个背景，这个背景的含义是可怕的。义和团的北方农民与太平军的南方农民不同的是，前者憎恨上帝，后者热爱上帝。不管热爱还是憎恨，帝国的统治者们明白，被绝望的生活现状逼上梁山的农民们无论高喊的是什么口号，攻击的是什么目标，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部"打它个稀巴烂"，如果顺便能够把当权的朝廷也打垮了，当然就更妙了--这就是"巨祸"的含义。 所以，在1900年1月以前，大清朝廷发出的关于处理义和团事件的谕旨，口径是一致的：镇压。 但是，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发生了另一个微妙的事件：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帝。 1900年的1月，帝国的京城内还发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件：洋人们坚决反对慈禧废除光绪。 而这两件事发生的前因是：在那个帝国的短暂的春天里，这个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出现了变法维新的声音。 于是，一个要使帝国遭受重创的"借刀杀人"的政治手腕悄悄地在慈禧的心中出现了：不管义和团的农民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慈禧眼前非常需要也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洋人。 后来的史书好像都有这样的话：那时，义和团的力量，已经是腐败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这完全是一百年后的想当然。已经把几乎占领了帝国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都镇压了下去的帝国政府，如果它决心对付几个散漫的北方农民团伙，完全可以"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洋人是事实，但还完全不至于连农民的造反都解决不了。农民有头，政府有刀，钢刀下去，贱民尸横，帝国的军队一天之内杀数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绝史册。 但是，如果支持这伙把矛头对准了洋人的北方农民，不要说绝对是一种政治上的冒险，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1840年以来，中华帝国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所经历的每一次屈辱，无不让帝国的政府只要想及便会战战兢兢。 这就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第一次面对农民的造反而在"剿"和"抚"之间游荡不定的根本原因。 于是，大清帝国政府终于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旋涡之中。 1900年1月12日，山东与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庄均成为一片火海。帝国政府发布了紧急上谕，表明对义和团问题的立场：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然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 只要不是土匪，统统就是良民。这是大清帝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这个正式表态的一反常态和违反"逻辑"令人吃惊。因为，在帝国以前漫长的统治历史上，"禁止结社"是无论哪朝哪代都严格执行的酷法。结社就是谋反，这是铁一般的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烧杀的结社团体，就是仅仅听到一点谁要结社的风声，帝国的各级衙门就会立即四处侦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谕旨，也定会以斩草除根为后快。但是，这一次朝廷"不管会不会，教不教"了，千百年来帝国的统治突然例外了。 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了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7000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骚动采取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团是会，私团官练，断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酿巨祸。"袁世凯作为帝国的军人在对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竟比帝国的朝廷有着较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朝廷有"严厉查禁义和拳"这样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即动手了。农民的"法术"根本不是帝国正规军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造反农民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国消亡之后依旧"风光"过的著名人物，如张勋和曹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企图"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有一天之内杀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凯重赏的记录。不是朝廷反复强调，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么？袁世凯便宣布，他杀的是那些"伪义和团"，而不是"真义和团"。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谁，也没有办法甄别一个饥饿绝望的农民的"举事"动机到底是"伪"还是"真"。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高级官僚们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影响和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思想影响的帝国南方官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团体，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在1901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是肃清了他地面上的义和团，而那些农民们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他等于是把义和团的农民们赶出了他所负责的山东省的地盘。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了直隶，山东、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了一起，于是造反的规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爷舍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而洋人们总拿山东的"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国防的门户和帝国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做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也是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命令驻守天津附近的军官聂士成动手，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实在是差得太远，他最后的结局是几个月后在一个肮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他是旗人，自认为他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彻，他敏锐强烈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他立即决定采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还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但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纵容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坛"，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3月10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多了个意大利。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帝国政府不再次明确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他们就要进行各国海军的联合示威。 3月，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实际上这是一份"最后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帝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大清朝廷没有或是不愿敏感而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组织了"示威"。 5月12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们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们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感到受到了侮辱，于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们立刻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们不但要赔偿教会250两银子，而且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并在宴会上向主教和教民们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们立即做出"花大价钱请义和团拳师"的决定。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10天之后，村民们和义和团们一起动手了：12日夜晚，这个村里的30户教民家庭遭到彻底洗劫，30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北京。深夜。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 公使先生： 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的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页。 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的话。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中华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1862年25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还是受到过中国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的经历和在帝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华帝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和义和团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凭借在中国多年的政治见闻已经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将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猜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的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第二天，樊国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号召书，在京城使馆区内所有的驻华公使中广泛传阅了。 5月20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11个：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会议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再次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当前的局势看，洋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建议："仅仅派遣使馆卫队来是不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军北京！"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让中华帝国备受纷乱和屈辱后，帝国主义们的真正的愿望终于说出口了。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国家的公使紧闭着嘴不说话。 翻开帝国主义侵入中华帝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于列强们来说，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他们每次最后找到的借口几乎都是些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华帝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它既没有武装进入其他国家开辟什么"势力范围"，又没有在海外挑起类似抢劫和绑架这种"像样"的国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一寸别人的土地挂上自己的国旗--外国军队要武装挑衅和武装侵入这个东方帝国，说得过去的外交上的"适当的理由"实在是太稀少了，这几乎成为帝国主义们的一块心病。 现在机会来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无一例外地已经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就这个问题不知道研究过多少次了。面对中国农民突然发难这个严重的现实，对于列强们来讲，虽然传教士和经商的外国人的生命可能有点损失，但是，这个局面绝对是令各列强国兴奋不已的。因为，"在事态扩大的时候，便理直气壮地进行武装干涉"的打算在帝国主义们的心里已经盘算许久了。 德国人早就开始这种行动了。前几年他们已经派遣军队在中国的胶州湾登陆。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讲，军队不用派遣，它就在中国的山东存在了。 俄国，是对中国有强烈领土野心的国家，是与中国有陆地接壤的惟一列强。如果武装干涉中国，俄国也不存在什么派遣问题，它的军队直接可以走进中国领土。况且，俄国从国内调集的兵力已经运送到了中国的旅顺口。 法国人也有准备。法国公使前两个月已经向国内发出了请求调兵的电报。 但是，其他各国却没有这么"方便"。要派军队来中国，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不能现在就迎合德国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在"进入"中国的步调上落后于德国和俄国，这是很吃亏的事情--他们不是不同意德国人的建议，他们需要的是往后拖延一下时间。 于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建议"诸位沉着应变，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人立即表示赞同窦纳乐的建议。 其他各国公使随声附和。 最后，在法国公使的建议下，各国公使达成了一致：给中华帝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限定帝国政府"五天内"给予"满意的答复"，不然，各国将再次举行军舰"示威"--如此"蛮横的、命令式的口吻"，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文件--而像是外国公使代替一个主权国家制定的一份"戡乱法"： 一、凡参加拳会操练，或在街头制造骚乱，或继续张贴、印刷、散发威胁外国人之揭贴者，均予逮捕。 二、义和拳集会之庙宇或场所的所有人和监护人，均予逮捕；凡与义和拳共同策划犯罪活动者，均作义和拳论处。 三、凡负有责任镇压措施之官员，犯有玩忽职守或纵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惩罚。 四、凡企图放火、谋财害命之首恶，均予处决。 五、凡在目前骚乱中帮助及指点义和拳者，均予处决。 六、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晓。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9页。 没有照会给帝国政府的是，各国公使还达成了另外一个一致：各国迅速"做好武装登陆的准备"。 "五天内"，这意味着帝国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是25日。 接到照会后，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联合名义发布的维护北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聚众演练者，邻右同坐"，武卫军出发去"武装弹压"。 到这时为止，不管帝国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处理义和团，局势已经到了为时已晚的程度了。 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一到，26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会议明确了各国出兵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决定，并且派了两名代表为此直接和帝国政府交涉。 28日，消息传来，洋人们更加不安了：义和团不但烧毁了丰台车站，津京铁路也被破坏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距离帝国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国主义们视为得意时"进入"和危机时撤离的最重要的地点，京津铁路一旦中断就意味着各国驻京使馆的"后路"已经断绝--外国公使们已经被仇恨他们的帝国农民包围了。 这一天，帝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再次起草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了外国公使们面前。负责接待帝国官员的法国公使毕盛把这份草稿扔在一边看也不看。当天晚上，帝国政府又收到了一份照会--其实这是一份"命令"，内容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大清朝廷提供运输便利。 中华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国向北京派遣军队。 无论帝国政府怎样声明、警告、恳求，各国公使们一概不予理睬了。 30日，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12艘军舰冒着滚滚浓烟势不可挡地开始向天津港开进。它们是：日本军舰"爱宕"号，英国军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国军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国军舰"纽瓦克"号，法国军舰"笛卡儿"号，意大利军舰"爱巴尔"号。 外国军舰没有受到帝国方面的任何抵抗，帝国甚至连抵抗的姿态都没有，尽管中国的海岸布满了坚固的炮台、从外国进口的质量优良的大炮、充足的弹药和大量的守军。 当晚，各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天津登上了中华帝国的国土。 外国军队已经在天津登陆，各国公使才向帝国政府宣布：无论帝国政府准许不准许，各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并且要进入北京的现实已经不可更改。帝国政府如能"善意地答应"，那么，外军只驻留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而如果帝国政府反对，后果就"很难预料"了。最后，各国公使勒令帝国政府：必须当晚把外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外国军队有选择前进方式的权利，向直隶总督通报是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因为洋人们已经知道，虽然直隶总督裕禄没有给他的官兵下达阻击外国军队的命令，但是这个负责都城地区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下达了一个类似小孩子玩游戏般的、颇有些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第二天，5月31日，一个初夏以来十分闷热的早晨，帝国的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把原来反对外国派遣军队进入北京的决定改为"同意"。但是，各国来京保护使馆的兵力每个国家不得超过30名。 同一天，直隶总督裕禄接到帝国总理衙门的指令：允许外国军队乘坐火车。把阻止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和同情义和团的帝国正规军从铁路线两侧调离，"以防冲突"。 然而，即便是帝国政府如此艰难屈辱的答复也已经形同一张废纸。 外国公使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限额"：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为限。 5月31日下午19时，夕阳已坠，天色未暗，漫天残霞。外国的军队自天津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个世界上，自从各国互相派驻使馆之日起，就有一条各国都要遵循的严格规定：使馆的保卫由所驻国负责，进驻国不得以确保使馆安全的名义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向所驻国派遣一兵一卒。 向一个国家派遣武装力量--除非受到邀请--任何这样的举动，哪怕是一个暗示，都是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挑衅和侵略。 这是涉及主权尊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这是国际关系中常识性的国际法准则。 堂而皇之的国际法，在中华帝国的国土上却成了例外，仿佛中华帝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谁都可以来"维持秩序"的公共场所。 悠久的文明，厚重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偌大的国土，然而中华帝国既没有尊严可言，更谈不上国家安全。 更奇特的是，帝国政府对此不但没有拒绝和抵抗的权利，而且还要在"运输上和安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 各国公使开给帝国政府的联军人员名单和武器清单是：英国军官3名，士兵72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各国官兵携带常规武器和弹药。另：英军携带"努登费尔"机枪一挺，美军携带"柯尔特"机枪一挺，意大利军携带一磅炮一门。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的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汉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距离自己的死期不足一个月了。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