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帝国的"第二政府"

自明代以来，在中国穷乡僻壤间游历的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帝国的时候简直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因为他们看见在这片国土上，无论多么荒僻的村庄，都会有一座庙，里面供奉着神灵的牌位。 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对神灵抱有虔诚之心的民族，这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们走进了那些庙后，看见了一个令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散落在中国乡村中的那些庙大都摇摇欲坠，粗糙破旧，里面的神像残缺得令人根本看不清"神"的神情。 如此的神庙代表着中国人对它的信仰徒有其表。 尽管文明发祥绝早、文化传统极其悠久，但是，在中国汉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却从来不曾诞生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天下，但是"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某个固定不变的神或者偶像的崇拜，而中国的儒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其理论核心便是无神论。儒学其实是一种伦理制度的"课本"或"章程"。它主张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自我道德约束。它的所有著述无不是关于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不是用某个神灵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要求人在思索和领悟中教育自己。如果说儒家学说还给了中国人一种值得敬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天"了。儒学在几千年里不停地告诉中国人要"知天命"。但是，儒家的宗师孔子和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们，谁也没有把"天"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代表着什么说明白。中国的"天"绝不像西方的"基督"或"玛丽亚"--他们是有诞生、有身世、有生命悲伤或壮丽的历程故事的。而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天"是谁？"天"是什么？他们定会认为问这种问题的人肯定精神不正常。宗教往往把某种神灵拟人化，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可以把他们所能看见的或者想像的任何东西都拟人化，不仅仅是神灵。这种拟人化的泛滥，就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解的"泛神论"。中国人把"天"称做"老天爷"，这在中国仅是一个辈分的尊称--即使是如此具体了，中国人也无法回答自己头顶上那个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他们命运的"天"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本事大得他们都不敢得罪的"老天爷"也就是知道"它能够管理天气"。当然，中国人的"老天爷"还有一个夫人，叫做"土地奶奶"。虽然"天"在中国不是一个神灵，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照样敬畏"天"，他们认为人如果作恶，"天"定会知道，定会惩罚--这在中国人的心里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他们听惯了的一种道德说教。从唐至清，那些越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洋人们无不认为中国人最荒诞的举动也许就是祭天了--中国农历新年的某一天里，在帝国辽阔的国土上，处处烟火缭绕，从贫苦的农民一直到显赫的皇族，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但是，一直盯着中国人祭天的外国传教士看得明白：中国人给"天"供奉的食物仅仅是摆个样子而已，"没过多久，他们自己就把这些食物拿走了，而且很快就吃了"--中国人的祭天是扎根于汉民族集体性格和行为中形式主义的最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宗教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人不抵抗外来的教义。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它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时候，佛教开始向亚洲各国传播。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教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普及到达了相当规模。隋唐后，佛教在中国产生了众多的佛门流派，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民间风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始终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徘徊不定，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能进入国家权力的上层而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对于对"入世"有着强烈欲望且一向重视生活享受的中国汉民族来讲，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出世"仅仅是一种对于纷乱尘世的无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遁入佛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烈的一个种族，于是他们把归入佛门称之为"出家"，而"出家"在中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佛教在中国汉民族聚集的地域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事物上，如美术、建筑和音乐。 道教是来自汉民族本土的一种宗教。公元142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道教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规定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并以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以及《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后来分裂出很多的教派，最后归为正一、全真两派，区别是前者的道士可以不出家，后者的道士必须出家。道教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这一切都和儒家学说形成对立。作为一种"教义"，道教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距离更远。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汉民族的百姓也就信起什么来马马虎虎，用起什么来也是马马虎虎了。如果需要某种仪式了，比如增添人口或者亲人死亡，他们就请来"专业人士"：来的如果是个道士，他们可以说自己信道教；来的如果是和尚，他们也可以变成佛教徒。当然，如果道士和和尚一起来，在同一个场合做着不同的"仪式"，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和谐，他们可以说自己"什么都信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内容--非常实用却又是一种形式。19世纪，当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看见道士、和尚与中国的百姓一起进行某种日常活动的时候，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他们认为中国汉民族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事件统一起来的本领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最后才知道，中国人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两个事件之间的矛盾关系。 信仰需要虔诚的敬畏。 既不能出于某种惧怕，也不能出于利益的需要。 帝国的臣民们通常只有惧怕而没有敬畏。 一个外国传教士问一个中国人，神是否爱他们，中国人的反应吓了这个洋教士一跳：中国人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最幽默最放肆的大笑。"洋教士说。 没有敬畏情感的民族是心灵荒凉的民族。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宗教而起的战争。 中国每朝每代的揭竿而起和流血厮杀无不是受着最实际利益驱使而从不是为了精神追求。 因此，作为引发一百年前中国巨大灾难导火索的帝国北方的宗教冲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 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是从古长安挖掘出的一块石碑，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记载了大唐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往事。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对中国历史上大唐时代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津津乐道，认为那是这个东方泱泱大国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人的如此印象来自于华美的唐诗、唐乐以及那些出土的唐代玉衣锦画--虽然有着许多不识字人口，但在评价一个时期的国家景象时，却往往从文化的繁荣上开始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大唐确实是这个东方帝国敞开胸怀容纳百川的时代。可以想像到昔日长安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僧侣、游客、歌伎是怎样愉快地赶着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长安这样让他们宛如看见整个世界。而在那些自由自在的外国游客中，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群心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东方，时刻准备为了信仰而献身，他们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没有人知道西方传教士在大唐这个传教的黄金年代曾经在中华帝国内发展了多少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后来，除了在绘画和音乐中偶尔可以感受到他们确实踏上过这片国土外，其余的，他们没能留下任何踪迹。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中国汉民族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大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况且，那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很盛，一个著名的中国和尚到印度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中国皇帝亲自到大道边去迎接--即便如此轰动的事件发生了，让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依旧不是这个和尚取回了什么"真经"，而是关于他在旅途上种种离奇的历险故事，因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帝国之外定是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敢到那个世界中游历一圈是很刺激的事情--安定富裕的时代不需要封闭，平和自信的社会才"夜不闭户"。强大的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憨态可爱，那时，整个中华帝国的形象犹如大唐时期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满，微胖，懒散悠闲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远在浅笑。 应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历程是艰难的，至今，西方在记载他们活动的著作中依旧把到中国的传教称之为"东方的冒险"。西方教会把向世界"最蛮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旨意"当做最高的荣誉和责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国，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国境内传教的西方教士被杀死的记载并不多。中国人不是土著。当外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之发达曾经令他们惭愧。他们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的人们也许才需要他们的帮助--接受一个外来的"上帝"。明代，帝国政府实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之外，同时也把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乌略行程10万里，几乎围绕着中华帝国的边境走了一圈之后，才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上登陆，可他就是无法登上中国大陆，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小岛上。30年之后，那个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来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国服装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国语言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至此以后，凡是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学习利玛窦的经验，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语言，并且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民教冲突的事情发生。中国人那时议论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问题，而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后应该如何遵守"中国人的规矩"。所谓"中国人的规矩"，不是关乎法律的问题，而是有关道德和礼仪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外国人见到中国官员甚至中国皇帝的时候，是否应该跪下磕头；外国人对中国有些事物的议论，包括妇女的小脚、科举、一夫多妻、鸦片等等，中国人是否应该给予回击；最激烈的，是讨论是否应该把这些洋人们请出去，因为他们的举止和长相实在令中国人看着难受："他们信上帝，干吗不在自己的家里信？" 外国传教士们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景仰的中国皇帝：康熙。 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疟疾，发高烧，御医们束手无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疟疾的病人都可以进入皇宫治疗。皇帝此举的目的是广泛实验各种中药的药效以寻找治疗疟疾的办法。皇宫里的实验开始了，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场观看，其中一个传教士记述了他看见的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宫的空地上朝天地各个方向念念有词，"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然后让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后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和尚被皇帝赶出了皇宫。于是，在广东传教的两个外国传教士接到谕旨：立即进京。传教士赶到北京后才发现，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皇帝决定要吃西药。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个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在太监们和大臣们惊慌失措的眼神下，康熙皇帝喝下了传教士送进来的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药粉--一位法国传教士正好从法国带来了整整一斤。中国皇帝喝下西药的时候，就有太监和大臣大哭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国人毒害了--虽然皇帝是在四位甘愿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无恙之后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对国家的富裕、安定和强盛充满自信的皇帝才敢于这样做：这样的皇帝，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国皇帝的高烧居然很快就退了，惊人的疗效让中国皇帝觉得传教士们个个是神仙--其实，在当时的法国，金鸡纳霜已经是一种治疗疟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药。 于是，在那段帝国少有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美妙时光里，中国皇帝的身边开始每天都有外国传教士走来走去。这些传教士中有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是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的人。院士们受到法国皇帝的资助来到中国，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国地理，为绘制一幅精确的世界地图做准备，因为没有中国的世界地图就称不上是世界地图。至于绘制地图有没有军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传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们想趁机"劝说中国皇帝入教"。皇帝已经在主持制订历法时在一个叫做汤若望的传教士那里领教了科学的魅力，并且知道了传教"先驱"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中国皇帝要他们当自己的自然科学教师。 中国的皇帝在紫禁城里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赏给传教士们居住，当然，传教士们也同时每天在紫禁城内品尝着中国皇宫内御用厨师们的精湛手艺。 传教士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传教士们很辛苦，因为中国皇帝"上课"的地点是清园，就是后来成为颐和园的那个地方。因此，无论天气如何，传教士们都要从城里按时赶到"课堂"。中国皇帝学习物理、化学、外语、几何和数学，疲惫的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像一个中学生一样，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做化学试验：把一种液体混合到另外一种液体中去，并且观察混合后的反应。皇帝很快掌握了计算球体、锥体和多面体体积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观察天空，想像着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几何方法测量山的高度、河的宽度。传教士们对中国皇帝的聪明好学十分惊异，其中一个叫做白晋的法国传教士为此写信给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于异教诸王。"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异教王"，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发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应该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或"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赖"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中国教难"。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传教士们仍"凛然"地传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麦度恩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书籍中除了宗教书籍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这些书籍在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时人有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遍宇内传。"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而传教士们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蜜蜂华报》。中文报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人，其内容多为宣传宗教教义，但同样也大量介绍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教，还特别注意对上层官员的靠近，大量翻译了西方诸如"兵工学"等实用技术著作，对推动后来中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堂，这些被中国人称之为"教会学堂"的教育机构学费异常低廉，甚至免费吸收大批中国的穷苦孩子，中国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是在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受争议的举动。教会医院以免费就诊的实惠和西医的惊人疗效，在极度缺乏医疗条件和技术的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的医院以治疗白内障而名声大噪。传教士们还开设了不少社会慈善机构，比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等。无论是设立教育机构还是医疗慈善机构，除了"帮助他人"的宗教情绪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和中国人拉近距离，达到发展中国教徒以及符合本国其他利益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传教士们并不掩饰，美国传教士伯驾曾经在他创办的"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明确地说： 本会的宗旨……是要鼓励在中国人之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来往置于更向往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中国丛报》1838年5月。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华帝国的失败结束，这是外国势力依靠大炮打开中华帝国大门的一年。从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一次公开并且合法化了，因为，标志着战争结束的条约中明确写有这样一条：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据说，这一条本来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开放口岸自由传教"，但是，形成正式文本的时候，中国官员们发现"开放口岸"改成了"中国内地"。这是翻译人员做的手脚，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在帝国官员和洋人之间担任翻译的都是传教士--也只能是传教士。 来到中国执行"上帝旨意"的外国传教士们把在这块土地上传教的种种困难都想到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实：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他们生存的深层意识中根本不需要耶稣和天主。西方的宗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风马牛不相及。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在外国洋枪洋炮林立中国海岸的背景下，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中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帝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帝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帝国中的一品大员，与总督和巡抚平级；副主教与帝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与帝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成为并列于帝国各级政权权力机构的另一个"政府"。中国百姓即使见了知县这样的地方小官也要跪下磕头，而自从有了传教士，中国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同样也要磕头，因为主教或者神甫的妻子按照"级别"规定是一品大员和一品夫人，同样坐的是中国轿夫抬的轿子。 有特权的传教士们大量地插手帝国地方事物的管理，干涉法律的实施，包揽官司的判别，利用特权强行霸占土地……教会如此蛮横，那么，入了西方教会的中国教民们便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了。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史书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个血淋淋的词汇：教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帝国内的教案就发生了，起因是英国传教士违反"不得越界活动"的约定，跑到江苏去传教去了，结果在渡河的时候，与中国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被当地的帝国官员护送回教堂。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英方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求必须"惩办凶手"，如果帝国政府不答应，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英国军舰奉命扣留了1400艘中国商船。结果，帝国政府妥协，将江苏地方官员"革职"，漕船上的10名中国水手"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被判以流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屈辱使中国普通民众与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全国各地酿成数起大规模的"教案"。贵州的一个法国传教士以及八个中国教徒被杀。广西桂平的非教徒与教徒发生冲突，中国人将教堂烧毁。重庆因传教士强占土地修建教堂，结果全市商人罢市，学生罢考，美、英、法教堂洋房被烧毁。山西的一个传教士不允许当地教民出资参加演戏酬神活动，破坏了当地的传统习俗，结果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山西巡抚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奉教者依持教众，欺负良民。而不奉教者亦轻视教民，不肯相下。"扬州的一家外国传教士办的育婴堂发生大批中国婴儿死亡的事件，导致万名中国百姓围攻教堂，他们对传教士的痛恨几近不共戴天。 发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引发的后果最为严重。起因是天津发生一起诱拐儿童事件，牵扯到法国教堂。当地传说外国传教士残害中国儿童，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甚至传说教堂里有整整一坛子儿童的眼睛。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辩中，外国人开枪打伤了中国群众，结果大批中国人拥入教堂，杀死20多名外国人，烧毁多处洋人住所。其实，关于传教士用中国婴儿制造药材的说法纯属流言，而一些中国的地痞流氓入了洋教后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伤害平民的事实是真。"天津教案"的结局依旧是帝国官方的妥协：15名中国人被处以死刑，21人充军，天津知府、知县等官员被发配黑龙江，帝国政府赔偿外国人白银46万两。 从此，关于外国传教士的魔鬼行径在中国越传越广。为此，曾国藩曾在给朝廷上一份奏折专门"辟谣"：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52～154页。 帝国重臣的一纸奏折抵挡不住中国众多张嘴传来传去。"天津教案"之后，各地教案不但频发，而且往往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中国人称之为"闹教"。仅摘当时《申报》数条新闻题目便可见"闹教"形势之一斑：《闹教之案次第而兴，如芜湖，如安庆，如金陵》、《今年教堂滋闹之事层见迭出》、《闹教一案，蔓延长江一带，更延及内地》、《房屋财产悉付劫灰，更有伤毙人命之事，历来有闹教之案，从无此烈》。 一张匿名的"告示"出现在江西各地，名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令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无不心惊胆战： 江西阖省士民耆庶，为公立议约事： 照得外夷和议，愿为通商牟利，我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请，以示怀柔远人之意。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注：前者为法国传教士，后者为中国教民。）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殊感痛憾。本年二月，经阖省义民，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正欲诛殛罗、方两贼，惜彼先期逃遁。近闻他赴京控诉，怂恿他国领事官来文，胆敢问我抚台大人，要赔还银七万两……为此遍告同人，共伸义愤。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响应，锄头扁担尽做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其有中国人投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共同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4～35页。 如此同仇敌忾的文字所描绘的连同老人孩子在内的帝国农民们高举着各种农具漫山遍野杀来的景象，预示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们距离灭顶之灾已经为期不远了。 肚子里的气和云彩里的雨 义和团乩语：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 不信神，忘祖仙。 男五伦，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 鬼子眼球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 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路，拔线杆， 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洋人们认为，汉语中有一个字最难解释明白，英语将其委婉地翻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汉字就是"生气"、"气愤"或者"气概"的"气"。 帝国农民的肚子里充满了"气"。 他们同时认为，他们的"神"的肚子里同样也充满了"气"。 尽管没有一个帝国的农民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神"是谁或者是什么。 说帝国的"神"发怒了，不如说是帝国的农民发怒了。 帝国的农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国"神"。 农民问题是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中华帝国从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时起，就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千百年来，无论马力多么大的蒸汽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这个现实，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帝国内，90％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如果说这个体积巨大的帝国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物，帝国的农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地基。 但是，这个地基是一层松散的沙土层。 广袤的帝国土地上遍布着农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细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壮年、树阴下的老人、石磨边的女人，肮脏简陋的农舍里昏暗之处因为饥饿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牵牛花开放，花阴下窝着的狗依旧无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帝国村落的景色不变。 帝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认真计较的人，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人，他们可以为了一根干枯的庄稼秆而争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必须如此。帝国的农民时刻担心着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扬着下巴的官员、行踪不定的土匪、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反复无常的气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类似"国家"或者"集体"的概念，因为只要交纳了赋税，"国家"和"集体"就把他们忘干净了。不管向他们收赋税的是什么人，帝国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谁并不是笑话。土地极度辽阔和个体经营方式使帝国农民的松散程度曾经令许多外国学者感到不可思议。 19世纪末，帝国官员的数量和他们应该管理的人口数量不成比例，尽管帝国的上层衙门人浮于事结构臃肿，但是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官府编制却极其精练。帝国的近代史料中，常见有县、乡衙门称谓牌子的记载，而没有按时"上班"的官员的花名册。于是，帝国的许多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帝国的农民自己"管理"着自己。乡村里的富户们依仗财大气粗制定出的夹杂着风俗、神话和巫术的"乡规"，将帝国的农民禁锢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狭窄空间之内。帝国农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维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点上，他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勤俭最耐劳的种群。他们没有遗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吃下去不会中毒死亡的东西，田野中的各种野菜、河沟里小手指大小的鱼、海滩上纽扣大小的贝类，全都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枯草和小树枝被老人和妇女小心地拾起来当做燃料，收割庄稼的时候，孩子们几乎趴在地上将散落的粮食颗粒拾起。中国的烹调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对于帝国的农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着他们吃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奢望吃饱。 帝国大厦的地基是流沙。因为帝国最广大的农民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所以，任何一个异常因素的影响--雨下少了，风刮大了，虫子多了，兵荒马乱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便会摇摇欲坠。 尽管中华帝国的疆土横跨地球上最适于耕种的气候带，但大自然却似乎从来没有格外关照过这个人口最多，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帝国农民敬仰的老天爷在管理天气上和这个帝国政府执行其职能一样，常常一塌糊涂。 帝国的晚期，好像要验证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关于朝代没落同"天象凶险"的观念一样，自然灾害中的水、旱、风、虫、疫、霜、雪、火接二连三地降临了。晚清后50年里，仅见于官方记载的受灾地域就达1.8111万州县次，具体到一个省，如直隶，受灾的村庄达到20万个。在所有的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严重。晚清后50年里，中国全国发生水灾达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灾地域达3237州县次，每年平均有40个州县淹没在浑浊的洪水里。长江流域也连年洪水泛滥。而"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流经中华帝国腹部的黄河，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时也是扼杀人类生命的最凶残的凶手。它那独一无二的金黄色河水冲击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后，两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挡不住年年抬升的汹涌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溃决。晚清末期，这条大河平均两年便大规模决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决口数次。开封西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的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7页。 然而，对19世纪末帝国农民的生存威胁最大的还是旱灾。那一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的大旱达140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帝国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四川连续发生"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饿殍，惨绝人寰。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帝国的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陕西渭河流域40个县受灾，"死亡枕藉"。 靠天维生的帝国农民的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的数字无从查考，但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仅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28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1500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800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1000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万人，这个数字占该省总人口的1/3。 没有死的帝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和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在绝望中行走。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帝国政府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1.5万石。但是，在帝国的国土上依旧有越来越多的灾民饿死在城墙之下，荒野之中。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粥厂"无异于杯水车薪。帝国政府害怕发生"民变"，于是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清）俞樾《流民歌》，转引自《晚清遗影》，孙燕京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页。 摆在濒临饿死的帝国农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这个帝国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区里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和那条大河一样。 19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万千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7万之众。河南虞城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帝国农民铤而走险的信号。 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而那支已经被帝国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散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队伍，而且队伍还是最庞大的。当官军出动与这些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些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精神"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帝国农民们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帝国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们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帝国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几乎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轨迹足可以成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 毓贤在曹县当县令的时候是个有名的贤吏，不贪污，不受贿，"勤政事"，"励操守"。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酷吏"，行刑严酷，杀起人来表情平静自然。他最著名的行为是"为拳匪张目"--可以说，他是在整个帝国内第一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官员。1899年，他接替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正是义和团发轫之时。他痛恨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教会"恃势横行"，就从袒护反洋教的义和团开始，进而成为坚定的"灭洋教即是灭洋人"的官员。《凌霄一士随笔》中说他"其心则不无可谅，不学无术害之也"。但是，在帝国，哪怕是县令一级的官吏，必是饱读诗书之人，在学识上和帝国的农民们比，毓贤可谓"大知识分子"了，说他"不学无术"是站在后人角度上的评价。而在当时，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的宗教势力对帝国政权稳固的威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与帝国的饥民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后来帝国的官方史册把他列为"祸国殃民"之列，除了外国势力对他的攻击外，他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把帝国推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清史·本传》中记载毓贤的"罪行?"为："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为'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大刀会，兴起于山东的另一个农民帮会组织，是发起义和团的几个农民帮会组织中的一个--帝国的一省大员支持蜂拥而起的饥民们，甚至帮助饥民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实乃帝国历史中罕见。毓贤很快被革职的原因，是法国人为帝国居然有这样的官员而"责问"了帝国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毓贤被革职后，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于是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皇亲贵族政府要员的府邸，大肆为已经形成造反规模的饥民们宣传。他宣传的重点是"拳民神助"，说那些杀洋教士的农民个个有神仙般的"法术"，而得到了"神"帮助的事情绝对是符合帝国利益的。事后证明，当时接受了他的宣传的帝国大员为数不少，而他们都能对帝国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当帝国政府"需要"义和团的时候，毓贤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结果是，他在山东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在山西很快就显出政绩了：他把山西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国教民，统统杀了。 当平原县令蒋楷开始逃跑又由于官军的增援又杀回来的时候，朱红灯跑了，据说是坐着轿子跑的。朱红灯，这个义和团初期的首领，在饥民中威风凛凛。他身披红衣，出门坐轿，前呼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就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在战斗中跑了，和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严酷的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们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那个叫做毓贤的巡抚，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朝廷的谕旨是： 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山东义和团案调查资料选编》，转引自《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页。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了帝国北方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们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的教民。在荏平县，饥民们烧了张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界线"的，更何况世代备受压迫的他们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胆量为天下所罕闻之事的习惯。 朱红灯们的捣毁对象很快就开始蔓延。义和团们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生存与行动的需求。 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帝国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终于导致了义和团的内讧。朱红灯和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和所有的首领们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亡了。虽然他在逃亡时脱下了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们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们"送了官"。12月24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城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了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后出任山东巡抚。他与毓贤的区别是，他杀义和团，而且杀得十分凶狠。对于精通军事的袁世凯来讲，和几个饥民作战不用费什么力气。他坚决地维护地方治安，鼓励每个村庄组织自卫武装，孤立到处流动的义和团并且分而击之。他发布通告：凡是"团匪"，格杀勿论。于是，没过多久，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山东义和团的消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史学家们忽视了的一个情节：山东下雨了。 1900年4月，正是义和团"举事"的那个地界--直鲁交界处，春风鼓动起一片片云彩后，"老天爷"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们立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无论如何，庄稼能够生长起来，比当拳民要美妙得多。中国农民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生活观效果极其明显。用不着袁世凯"格杀勿论"，农民们很快就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在雨后的土地里播下种子，并且可以欣慰地想像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们肚子鼓胀起来的样子了。 但是，山东那片有雨的云彩没有飘到仅百里之外的河北。 河北全省自开春以来依旧滴雨未下--农民们播种的希望和所有的憧憬眼巴巴地等空了。 义和团运动进入了河北。 河北的义和团，是造成不久以后帝国巨大灾难的主力军。 河北义和团告示一：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增福财神李告白》，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二：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联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三：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第9～10页。 天不下雨，是那些传播和信奉外国教义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所犯的罪孽亵渎了中国的"神"的后果。不承认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中国的"神"，强行占据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胳膊上有颜色极不正经的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成了一个事实：洋人是邪恶的妖魔，妖魔使帝国土地上的庄稼遭了殃。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 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1900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们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的饥民也跑来了。登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 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外国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帝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个叫做"义和团"的农民组织的反洋倾向，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做了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特别谈到中华帝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贴："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的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他们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了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