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奏折与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的胸中永远鼓荡着愤怒，那是由对帝国主义和自己国家的双重批判所点燃的不灭的烈火，这股烈火百年来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悲惨局面，帝国的文人们没有上战场一搏的可能，他们的武器只有嘴和笔。问题在于，帝国主义不是用嘴和笔便能挡在国门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令能够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压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种希望，人权、平等、科学、技术、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思想犹如新鲜出炉的洋面包浓香四溢，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古老的帝国中最先认识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人。 在19世纪末，帝国知识分子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中华帝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 康有为的上书行为在皇帝召见无效后变得疯狂了，他一月之内写给皇上的奏折数量竟比几年来写的奏折的总数还要多。另添的一个举动就是大量地给皇上送书，当然是他自己写的书。他强烈要求中华帝国要学习日本人。他送给光绪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日本变政考》。这部书记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明治维新期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康有为献给光绪皇帝的一部变革"样板书"，他特别强调要光绪皇帝模仿的内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变法成功首先要变革帝国的政体。康有为坚决主张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制度局。他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只接受皇帝一个人的绝对领导、然后再指导全国变法的政府机构。人不必多，"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便可。什么是"通才"？康有为定义为：那些"有胆识熟谙西法的草茅之士"，没人不知道这是在指他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知识分子们。康有为设计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取代原来帝国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衙门--这不是全面夺权是什么？光绪皇帝也许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没有权力，而这是把权力从慈禧太后那里夺回来的机会。可是，康有为是否征求了那些王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没有，否则这个小官肯定不会活到现在了。果然，康言一经传出，"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作废矣。"--如果天下都归一个什么局来管，那么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为一个人的了吗？ 其实康有为还是考虑到了王公大臣们的情绪，他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不要把原有的官员一扫而光，可以依旧让他们做官，官职称呼官饷待遇都不变，甚至可以给他们涨"工资"，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实际的权力--总之，把他们架空，就万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建议可谓异想天开到了绝顶的程度。 同样是异想天开的光绪皇帝命令军机处对设立制度局拿出具体实施办法来。 军机处拖延很久之后，答复：没有办法。 那些天，全国上下"人人惊骇"，数万官员"官心惶惶"。"德高望重"的大学士徐桐首先声明，要裁就先把他裁了。 制度局最终没能设立，康有为痛恨阻力。于是，又献给皇上一本《波兰分灭记》，不是再告诉皇上如何学习洋人，而是告诉皇上如何扫除学习的阻力。在详细列举了波兰变革屡遭阻挠结果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后，康有为给皇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变衣服以易人心。这真是个奇特的建议，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兴师动众地想出此种荒唐政议--国家的政体变革与百姓们穿衣样式有什么必然联系？康有为的原话是："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难道帝国的长袍马褂都换成了西装，帝国的男女老少都挂上了领带，帝国的政体变革就能成功了？ 帝国知识分子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们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城市新兴的商人阶层，而这个代表改革需要的阶层在没有现代商业的帝国根本无法形成气候。依靠农民？这是帝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为们的变革无论口号和目的都不符合这个阶层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工业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况且，帝国松散的、以个体生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农民阶层不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依靠中下层士绅？然而，这个较为激进的阶层千百年来成长和生存在封建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社会变革将势必动摇他们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变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的时候，他们是看热闹的主力，是津津乐道的说笑主体。 帝国的知识分子绝望了。 绝望中的康有为们只能依靠帝国官员中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间的时候，袁世凯仅仅是一名帝国的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他训练的"新军"是帝国陆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洋枪洋炮，虽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已经引起帝国内外的关注。作为直隶按察使，实际上就是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军事长官，袁世凯深得"新军"官兵的忠诚，因为他每月亲自给官兵们发饷，饷银之高乃帝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见，且"新军"中的德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等都公开招收学员，普通士兵经过学习便可以升为士官或军官，因此习武热情高涨全军。 康有为们认为袁世凯是个具备现代思想的军官。他们特意派人到天津试探，得知袁世凯和荣禄等人有矛盾，于是决定拉拢这个掌握着兵权的人。历史给予康有为们的"理由"是：袁世凯是一个汉人。满人开创的大清国政府为了保障满人的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从不把兵权交予汉人，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权也在握。于是康有为们暗示他们可以帮助袁世凯实现心愿。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先动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了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地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帝国所有的官员开始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不翼而飞。正在这个时候，礼部一个和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而有利于变革，于是上了一道"绝妙"的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王照认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关系"；二是亲眼看一下洋人变革的成果，太后就会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大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将奏折扣下。光绪皇帝知道此事后，也"勃然大怒"，言礼部竟敢公然违抗"不准扣押奏折"的旨意，于是下旨：罢免礼部全部官员，同时，将王照破格从六品直接跨越三级升到三品！ 礼部官员"相顾错愕"，战战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册中寻找自己被撤职和王照连升三级的依据，结果是："盖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光绪皇帝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四位新军机章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帝国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可谓开天辟地，因为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是帝国新任宰相。 还是没有康有为。 四个新宰相中的三个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张之洞推荐的。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帝国南方的高级官员身处较早开放的土地上，虽为朝廷命官但观念已经超越封闭腹地内的朝廷，这一点在帝国今后的发展历史中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另外，帝国官员的使用永远是在官场的范围内循环再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康有为必然永远进入不了帝国官场的高层之中。 帝国的法典规定，二品以下官员不能随便上朝，于是，光绪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联络人。 光绪已经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种形式设立了。 军机处，帝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位居一二品的军机老臣们眼看级别仅仅为四品的四个年轻人跑来跑去地忙，他们却被皇帝冷在一边，于是，一窝蜂地跑到颐和园，见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头痛哭。 9月6日，新军机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遭到慈禧的迎头痛骂，光绪涕不成声，"哭谏"不止。 事到如此，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慈禧不能任凭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康有为们感觉到了来自慈禧的巨大威胁。康有为对他的同仁说：必须除掉这个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权"，就"非去太后不可"。具体的办法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于是，9月11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名为《密保统兵大员折》，奏折中极力赞扬袁世凯所训练的天津"新军"，极力描绘了袁世凯"人才难得"。奏折向皇帝建议：召见袁世凯并且破格提拔。 这份奏折是以礼部侍郎徐致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是康有为亲笔为之。 帝国的变革到这一天已经是第91天了，心中忐忑不安的光绪但愿自己手中能够掌握一支军队，于是当天批复：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这是一个没有保密的明发上谕，且是经过荣禄之手，因此，瞬间天下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不了解真相的"新军"士气为之一振，更高兴的是同样不了解真相的袁世凯，他认为自己的官运就要来了，于是特别感谢虽然没有官职但能和皇上说上话的康有为，夸康有为"真是旷世之才"--人到这个时候，最容易混淆幸福和灾祸。 帝国内毕竟还有清醒之人。那个建议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国游历的礼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必将造成大祸临头了。王照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于是写了一首诗：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 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 项城，袁世凯之字。 王照说得不错，确实打草惊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荣禄开始大规模向京城周围调动军队。 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忙着拜访各位京官，而他听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从来都是盛产小道消息的一个政治城市，连贩夫走卒都能够生动描绘朝廷里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新闻。袁世凯听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了、康有为们的"新党"要执掌大权了、维新党要专门设立鬼子衙门请洋人来管理国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现在的衣服样式要作废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条消息最让袁世凯不知所措：太后已经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检阅部队，太后准备借检阅的机会把皇帝杀了--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康有为们玩弄的一个把戏，给他们的"去太后"寻找的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杀皇帝，她仅仅需要一剂砒霜或者是一根丝带，找一个太监就能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她27岁那年杀肃顺等王公大员，杀了之后人们才知道，政治阴谋已经玩得十分熟练的慈禧何须像康有为们所描绘的那样，得兴师动众地跑到天津，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掉皇帝？这一切仅仅是康有为这样的幼稚文人才能编造出来的。 袁世凯住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法华寺海棠院。 还是这一天，光绪皇帝拿着康有为又以别人的名义写的一份奏折去请示慈禧，这个奏折说"制度局"这个名称有点洋味，大臣们可能听上去不习惯，建议改成"懋勤殿"。史料记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依旧是这一天，康有为接见了他选中的一个刺客：毕永年。此人是湖南会党的首领，谭嗣同的好友。康有为认为，指望袁世凯一个人对付慈禧和荣禄他们还不牢靠，必须再找一个人担任关键的任务：在围颐和园的混乱中，伺机杀掉慈禧。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现在情况危机，太后要在9月的天津阅兵时杀皇上，你说该怎么办？我想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但是皇上手里没有一兵一将。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见袁世凯，但愿事情能成。 还是这天，另一个重要人物到达了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看来京城流传的"设立鬼子衙门"不是空穴来风。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马关条约的主要谈判者，康有为们的主要"声援"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了不少时间，与康有为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对中国的变革特别"热心"。他是应光绪皇帝的邀请来"游历"的。 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在荣禄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宴请伊藤博文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折，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帝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采取必要的"行动"。 史书记载道：慈禧借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洋人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举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洋人们怎样在举子上街的时候聚集在东交民巷兴奋地看热闹，无论洋人们怎样暗中鼓动帝国的知识阶层起来造反，但是有一条洋人们心里清清楚楚，那就是这个帝国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帝国主义们并没有武装占领这个帝国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盯着中华帝国的列强都知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领和统治东方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国主义们需要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方便他们的势力扩张，以便于他们更加顺利地开拓东方的巨大市场。为此，建议设立制度局的帝国知识分子需要帮助。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的案头上堆满了康有为们以各种名义写来的奏折，他们力促皇帝将这个日本人留在北京当"顾问"，建议皇帝要"优以礼貌，厚其饩廪"。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和光绪还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严重了。伊藤博文没有帮助光绪推翻慈禧统治之意，也没有协助康有为们变革之意，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清中国与日本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对俄国亲密起来的倾向是对日本的极大威胁。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对中华帝国的维新派感兴趣，是因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有一种明显的崇拜和亲和倾向。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天未亮，袁世凯就身着礼服在颐和园门外等候了。天亮起来时，他被太监引进了颐和园玉澜堂。光绪对袁世凯十分亲切，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好好训练军队。甚至在袁世凯表示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阅兵他要立即回天津准备的时候，皇帝还劝他在北京多玩几天。召见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住所，圣旨就传来了，这个圣旨让袁世凯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候补侍郎，官二品--这绝对是破格提拔。因为，按照帝国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内调为京官都需降一级。此时袁世凯是正三品，内调应变更为四品，即使是最得宠的外官也只能是原级不变。袁世凯居然一下子升为二品侍郎就等于是连升两级了。 袁世凯立刻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的话。为此，他以后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了帝国知识分子变革旋涡中。 袁世凯受到召见的时候，那个名叫毕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谭嗣同聊天。谭嗣同说：我以为围颐和园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执意要做，而且给皇上写了奏折，我也没办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边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么使用你？ 到了晚上，当康有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凯为二品候补侍郎时，他正和梁启超一起吃晚饭，康有为站起来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也！"康有为回去就对毕永年说：我想让你到袁世凯那里当个参谋，监督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认为他一个人监督不了袁世凯。康有为说：要不，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你率领百人，奉诏把慈禧太后杀了。 袁世凯官升二品，按规矩必须到慈禧处谢恩。袁世凯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在慈禧面前浑身发抖。慈禧这样对他说："好好练兵是对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点，我觉得有别的意思。下去吧，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紧接着，袁世凯到皇帝处谢恩。光绪皇帝的话令连升两级"惭愧万分"的他头皮一炸。皇帝说："你练兵、办学堂都甚好。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的事。" 袁世凯有点慌了，他现在才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辞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给远在南方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举张之洞，让张之洞来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凯本是想通过这封电报试探一下老练的张之洞的反应；同时，如果张之洞真的来京，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可有一个依靠。谁知道，张之洞的回电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几行字："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 张之洞的回电清楚地表明袁世凯已经掉进一个万分危险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 18日上午，光绪皇帝接到候选郎中陈时政的奏折，建议皇帝接见伊藤博文："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陈时政：《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立即批复同意召见，时间定在20日。 当天，军机处就把光绪的批复连同陈时政的原奏折一齐递给了慈禧。 与此同时，庆亲王奕、端亲王载漪也到达了颐和园，他们告诉慈禧，现在时局千钧一发，如果等到皇上召见了这个日本人，"中国的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一天傍晚的时候，光绪任命的四个年轻宰相中的杨锐和林旭两人找到了康有为，出示了光绪皇帝托他们分别带出的"密诏"。杨锐手中的密诏是皇上赐给四位宰相的：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2页。 而林旭带出的密诏则是光绪皇帝特别赐给康有为的：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7页。 光绪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曾令康有为到上海去督办《时务报》，康有为没有去。 现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读到密诏跪在地上"痛哭不成声"。 哭完了，谭嗣同受命出发去法华寺，找袁世凯，准备实施围颐和园刺杀慈禧和荣禄的计划。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是一个令袁世凯魂飞魄散的夜晚。满脸肃杀的湖南人谭嗣同万分紧急地闯进了他的住所，关上门，开始了谈话。梁启超撰写的《谭嗣同传》中对谈话的记载译成白话如下： 谭嗣同："你对皇上如何评价？"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你难道不知道？" 袁世凯："听到一些传闻。" 谭嗣同："今日可以救我圣主的人，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来救；如果不想救，请现在就把我绑到颐和园去杀了，那样你可以获得荣华富贵。" 袁世凯："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们都是共同为皇帝效劳的人，我和你一样，都受到皇帝特殊的宠爱，救护皇帝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说怎么办吧？" 谭嗣同："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杀害皇帝，你如果能够一军顶二军，保护皇帝，恢复皇帝的皇权，清除皇帝身边居心叵测的大臣，肃清宫廷里的反对势力，你就完成了一件惊世之举！" 袁世凯："如果在阅兵的时候有人胆敢谋害皇帝，我一定命令我的官兵杀奸贼，我也会拼一死营救皇帝。" 谭嗣同："那个荣禄平时待你不错，你把他怎么处置？" 袁世凯："如果他敢谋害皇帝，我杀荣禄如同杀一条狗！"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对此事也记载详细。根据袁世凯的记述，当时谭嗣同向他出示了一个"武装暴动"的草稿，那是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的内容是：荣禄密谋杀害皇帝，大逆不道，如果不除掉这个人，皇帝的皇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凯20日面见皇帝的时候，请皇帝下一道手谕，命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见到荣禄，将皇帝的手谕宣读，然后把荣禄就地正法。袁世凯代替荣禄为直隶总督，再以总督的名义把荣禄的罪行公布于众。接着，查封邮电局和铁路局，迅速带兵进入北京，以一半兵力围颐和园，另一半兵力守卫皇宫，这样大事就算成功了。 袁世凯问谭嗣同："围颐和园干什么？" 谭嗣同回答："不除那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我来负责，你就只管把颐和园围住就行，其他的不必问了。" 袁世凯后来回忆道，他当时的感觉是"魂飞天外"。 袁世凯想拖延时间，让脑子冷静下来，然后决定自己把赌注到底押在哪一边。他说："我的军队的枪弹火药，全部由荣禄掌握，而各营的官兵也多属荣禄的人，等我回天津后选一些可靠的将官，再准备点弹药。" 就在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围迫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在他的房间里一夜忐忑不安。凌晨，内城城门一开，康有为就赶快进城探听虚实，他听到的是"袁不能举兵"的消息。 康有为看见在内城街道上行进的部队官兵的装束很特别，头缠着白布或者头戴白帽--应荣禄的命令，董福祥部的甘军昼夜兼程现在已经到达北京。 绝望的康有为知道现在惟一能够挽救时局的就剩洋人了。 他立即去找那个英国人李提摩太，当李提摩太陪他到达英国公使馆的时候，才知道英国公使窦纳乐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又去找美国公使，而美国公使正在西山休养。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早晨，满脸恐惧的康有为找到的洋人只有伊藤博文。他请求伊藤博文向慈禧太后说情，希望太后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伊藤博文告诉他希望渺茫。 几近绝望的康有为回到住所，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来了，告诉康有为一个消息：英国军舰正在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游弋。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海面的理由是"保护中国"--谁都知道，英国人从来没有"保护"过中国，他们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已经神智混乱的康有为立即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折，内容是"联络与国，实行合邦"--建议把中、日、英、美"合成一个联邦国家"--这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是最荒唐的一个建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 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帝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先于国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仅仅是刚刚接触而已，他们在封闭的国度里对整个世界秩序是无知的。于是，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折的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合邦"奏折注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