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银两与舰炮

浩浩中华帝国败在一个小如弹丸的国家手里，这个事实一时间让中国人有点懵懵懂懂。 关于中华帝国战败的原因，百年以来众说纷纭。 有人说，帝国重视的是海岸上的大炮而不是海洋里的舰船。这是一个战争观念问题。虽然帝国的官员从事过"军事现代化"--洋务运动，但是毕竟千百年来帝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国策，因此，官员在国防上的思路始终是以防御为主。帝国政府花大量的白银买来大炮，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修建了无数炮台，所有的炮口直指海洋，时刻准备死守国门。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大炮和炮台没有一次把帝国主义们的进攻挡在国门之外。帝国海军的装备一度位于世界海军的前几名，但由于向来"重炮轻船"，因此政府高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军舰，其最大用途是泊靠在海岸边，把舰上的舰炮当大炮使。就连主张"炮船政策"的林则徐也不能例外。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美国商人那里买了一艘1080吨的军舰"剑桥号"，此舰装备的大炮多达34门，但是，这艘火力猛烈的军舰却从来没有出过海，它被林则徐横停于珠江口内，当做阻挡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水道的障碍物。结果仗一打起来，"剑桥"号没开几炮，就被爬上舰的英国水兵连船带炮开走了。 还有人说，帝国的陆军常常处于"有队无枪"的状态中。这是一个武器装备的问题。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就强调：帝国军队的枪械不但数量不足而且技术落后，海军舰船的速度和舰炮的射速都比日本落后，陆军的枪炮在日军轻便且射程远的枪炮面前显得十分笨重过时。即便如此，帝国陆军"有队无枪"的现象的确极其普遍。在鸭绿江边，宋庆打电报给李鸿章要枪要炮，李鸿章的回电是："军械局旧存之炮已发尽，前发龙殿扬之过山炮，系宁局仿造者，虽不能及远，却不甚笨，若缴回另换，竟无可换，或可暂留操用。明知毙倭非快炮不得力，限于饷绌未敢多订。尊处拟添炮队，难以应命，奈何？"《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九，第30页。最高指挥官都无可奈何，前线赖以枪炮作战的官兵又能如何？ 最后，有人指责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贪生怕死，甚至指责他们的"取义成仁"。这是关于帝国军队指挥系统的问题。在中日海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日本举国倾尽海军力量参加战斗，而中华帝国的海军并没有全力投入战争。日本海军的战争对手仅仅是帝国诸多舰队中的一支，帝国的其他几支舰队都寻找出多样的借口拒绝执行政府让他们出动的命令，声称自己要"保持中立"--在自己的国家正与另外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军人居然和帝国主义们的口吻一样，宣布自己是"中立"的局外人，这实在是大清帝国晚期所发生的最为奇特的现象之一。于是，那些孤立无援地与敌人交战的帝国最优秀的军官，其勇敢精神往往表现为最后的自杀。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军人在战场危机时的自杀行为视做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尤其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行为更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人间壮举。而如果这个军人是军官即使不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只要是穿上皇帝赏赐的官服整洁地在战场指挥室里服毒或者悬梁，其名就可以入民族英雄谱了。 但是，上述种种也许都不是中华帝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上溯日本国的历史，仅仅在中日发生战争的26年以前，这个小小岛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还一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小版。公元654年，日本通过大化革新，确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完成了社会的统一。它模仿着中华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依然像大中国一样对外闭关锁国。这个国家的君主和人民，最担心的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外国势力看中了这个海洋中的山地小岛，日本没有任何力量阻挡灾难的降临。然而，1868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明治维新。这是一次政治体制彻底变革的运动，是一个蒙昧的民族清醒时的蜕变。一个国家政体上的变革，无论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式的政治维新，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特殊的例外是，日本这个在文化上与中华帝国一样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它开始于中国同治年间的政治体制变革居然一次就成功了。其君主立宪制带来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得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和经济特征的崭新国家。这也就是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不是中国人一直以为的混乱而贫穷的农业小国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近代工业国家。 在中华帝国的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种种事变，从太平天国内乱到外国势力的入侵，使隔岸观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国势力入侵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海禁"的对外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宣布了他的"国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个国策的扩张思路多少年后仍没有改变：控制朝鲜半岛以冲出小岛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控制蒙满，最后征服整个中国。 而中华帝国散发出腐朽味道的体制已经令这个大国千疮百孔。即使从版图和历史积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国力上并不比日本差多少，许多方面甚至远远在日本之上，但是，帝国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机。它就犹如一条破旧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风浪，便可以让它面临颠覆的境地。何况是在爆发了战争的情况下。 战争爆发了，当帝国的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并且受到重创的时候，军方不敢、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宫，因为当时正是帝国皇太后60大寿的庆典期间。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都是在光绪十四年以前购买的，从那时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帝国政府明令禁止海军再购买军舰和更新设备，理由是"时艰款绌"。然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帝国会穷到连几艘军舰都买不起的地步？据说仅仅维持帝国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万两银子，天天4万两银子，足见国库之丰厚。 1894年11月7日，中国那座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连陷落。黄昏时分，城内满城大火，风雪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驱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已经结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热血流过而融化。 而正是在这一天，帝国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内庆祝她的"万寿吉日"。早上7时，慈禧身穿龙凤呈祥的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在身穿红绸纱衣的校尉和太监的簇拥下，从宁寿宫到承乾宫拈香。韶乐声中，皇帝、皇后和文武百官先后行跪拜大礼，然后是盛大的皇家宴会，宴会上演出了华丽的中国戏--京剧。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皇太后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数字，数字之巨大足以让全世界为之瞠目。作为女人，这位皇太后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首饰合黄金1万两，合白银38万两。她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衣服，包括各色绸缎龙袍、青白肷皮、灰鼠皮氅衣、彩绣寿字图案衬衣等等，分别由苏州、杭州和江南三个织造局承制，共花费白银23万两。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过的道路被分为60段全部进行了修饰，其间还搭建了新的彩棚、彩殿、龙棚、经棚、戏台、亭座等装饰性"点景"209座，修饰造价共计白银240万两，加上紫禁城内的宫殿修饰、贺礼宴会、演出唱戏、皇家赏赐和各省进贡，帝国皇太后一个生日的花费该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个数字，和帝国政府账本上的海军经费差不多。但是，帝国的皇太后又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海军军费被"暂时"借用了。关于颐和园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帝国海军军费，至今依旧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除了动用海军军费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缴，户部的拨发，各级官员的"敬献"，所有的账目混在一起总数大约为白银3000万两。关于颐和园修建费用的数字，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别。"3000万两"出自《清宫遗闻》："修颐和园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台）苏同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277页。当时，英国和德国制造的最现代化的战舰价格大约是50万两白银，而帝国北洋舰队鼎盛时期军舰总数不过25艘左右，这样算来，帝国皇太后每半个月就要花费掉买一艘巡洋舰的钱，而她修建私人花园的钱足以让帝国拥有三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海军舰队。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在日本第一军团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内，日本军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妇女肆意凌辱，对中国平民残酷屠杀。日军从旅顺东面的上沟杀到西面的太阳沟，中国平民几乎没有一人幸免，城内城外到处是开膛破肚的中国男女老幼的尸体。1894年11月28日的《纽约与世界报》报道说："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在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清国人不过是为掩埋尸体而幸存的36人。" 这样一个帝国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徒劳的。 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论的记载。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