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脉络——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动,大家必定会想到郑和下西洋一事。郑和此举,诚属中国历史上的盛事,但是,从长程的历史观察,郑和出航与其当作明代在海外扩张的努力,毋宁解释为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郑和船只体积与舰队规模均属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国与波斯湾之间,各国船只也颇有大船。郑和七次远航,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为数不少,郑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舰队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任务究竟为何,尚待研究。至少,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近海风波骤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正与西方海上列强以帝国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国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国官方记载上落了寇盗的恶名!     历史往往是吊诡的。1488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这是明廷一贯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来,虽然也常有暹罗、占城、马六甲等处来华的贡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时松时紧,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西洋各国迨来到东方时,“诸番”常有船舶以朝贡为名,携带商货来华。中国官方以贡使相待、接纳、回赐,但并不鼓励民间与“贡船”有所交易。这些“诸番”大多来自南洋,以玉石、珍宝、香料换取中国的商品。日本则是特例。蒙古征日本,为飓风吹散。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权时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援朝,驱逐日本。中日之间关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时执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少数持有“勘合”(执照)的朱印船运载商货。中日物产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贸易的商货不在丝绸,而是中国的精致产品;又因为金银比价与银铜比价不同,中国输出日本的是黄金与铜币,输入的是铜斤。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贸易颇有利润,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计,私自接近外商,转贩商货。元朝海外交通开放,中国人外迁者,大约已经为数不少。明初郑和下西洋,航线上诸国都有华人社群。旧港(今日印度尼西亚北部)不仅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还有自治的头目,郑和抓了一个头目,又任命了另一个头目。这些头目在朝贡明廷时,明廷给予的职衔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东南亚各国贡使,常由当地富居的华人担任;在入华之余,他们往往请求返回故里祭祖。这些人的祖籍,不仅有闽粤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处。可知华人外迁已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海外贸易被官方悬为厉禁,民间则借助于已在外地侨居的华人日渐发展。     西葡诸国海舶来到东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亚,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宾的吕宋,荷兰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及日本的长崎,都有他们的远洋船舶经常靠泊;中国商人则以近洋船舶转驳接运。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会投资海外贸易。而在中国沿海,也有转口商港出现,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将东方划归该国经营,尤其热衷于在中国海岸找到立足点。他们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双屿设立基地,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驱逐双屿葡萄牙人时,该地已有数千葡人居住,并有教堂、货仓、码头、街道,俨然有了相当规模。朱纨驱逐葡人,为人告发擅专诛戮;政府查讯,朱纨自杀,海禁遂得稍纾。此后海禁时紧时开,并无定规。1553年,葡人从广东地方官员手中取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利。自那时开始,澳门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达四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