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

一　　清政府起用袁为湖广总督。袁向清政府提出六条件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是袁世凯下台后在养寿堂做的一首诗。他的亲友和僚属们看了这首诗，都不免窃窃私议，认为诗虽不佳，气派可不小，何其大类帝王口吻也! 1909年1月，清政府硬说袁患有足疾，叫他回籍养疴。他明明没有什么足疾，但又不敢否认，只得战战兢兢遵旨下台。他因故乡项城交通不便，就在河南彰德府彰德府今改安阳市。定居下来。袁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意识到今后如不韬光养晦，可能还有不测之祸降下来，因此，他极力装作闲云野鹤之身，经常偕同亲友饮酒赋诗或泛舟垂钓，以示其不再为出岫之云。 袁下台的时候，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手下的大特务赵秉钧被勒令辞去民政部右侍郎(1909年3月23日)，于是京津警察大权又入肃亲王善耆之手；他的老搭档杨士骧不久病死了，清政府派满族人端方继任直隶总督(1909年6月28日)；他的老朋友唐绍仪被免去邮传部尚书，由其政敌盛宣怀继任(1911年1月6日)。此外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也经常有所调动，换上了一些非北洋派的新人。 另一方面，袁在政治上却还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仍然以金钱关系受他雇用；陆军部大臣荫昌跟他也有互相勾搭的老交情；他的老朋友徐世昌是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因为巴结上摄政王载沣，不但没有因袁党的嫌疑受到排斥，反而外放总督，内调尚书，红极一时，此时竟然爬到内阁协理的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在各省督抚大员中，袁有着不少的亲戚故旧，仍然跟他保持密切往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农商部当右丞，替他通风报信，还做了许多串联工作，事实上等于他的驻京办事处长。 在军事上，北洋军各级将领仍以小站旧人占多数，他们早已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自袁下台以来，清政府建立了禁卫军并逐步将兵权集中于皇室中央，因此，更加证明了北洋派的利益与袁个人的利益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这就更加引起了他们对袁的“去后思”。北洋派大将冯、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各级将领也有前来烧冷灶的，袁都用极其亲切的态度来接待，临别时还要致送一笔丰厚的路费。他用这些手段保持了他和北洋派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根据以上情况，袁世凯名为隐居养疴，事实上仍然不失为“结交天下英雄，预闻朝廷大计”的大“好老”。 武昌炮声一响，清政府于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派荫昌统率北洋军之一部南下去“平乱”，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当时革命军没有海军，而陆军的兵力也远远不及政府军。清政府虽然很惊慌，但还认为扑灭革命军并不怎样困难。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续下谕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着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着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着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 这时，袁世凯敏感地意识到他的“东山再起”的机会业已到来。他从不错过一分钟的机会，立即通过徐世昌的关系，由奕劻奏请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讨伐“叛军”。按照当时的形势，禁卫军要留在京城保卫皇室，北洋军第一镇要留在直隶看守老家，第五镇要留在山东巩固北方，此外凡可以调动的北洋军，都是往日袁所训练的旧部，为了迅速扑灭武汉革命军，载沣被迫于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 这道命令并不使袁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没有把前方军事的指挥全权交给他，只派他做荫昌手下的一员副将。再则，他不能不顾虑到急于出山也将引起载沣的怀疑。因此，他用“足疾未痊”的理由辞谢这个任命。   可是奕劻的肚子里不能不暗暗纳闷，明明是袁授意他出面来保荐的，现在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又要装腔作势地不肯受命呢?因此，他叫徐世昌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 徐到彰德与袁进行了一度密谈，就很快地跑回北京来，装做很生气的样子回报奕劻说：“真是不成话，他还提出了一些就职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看，让他去吧，不见得没有他前方就不能打仗。” 奕劻问他提出哪些条件时，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来。直到盘问得紧，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如下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饷粮的充分供给。 这是袁、徐串通一气地演出来的一幕双簧戏，袁所提的条件是真的，徐所表现的态度则是假的。 这些条件就是要把军事和政治大权都从满族大臣的手里夺过来，使清政府成为一具活尸，完全听受他的摆布。根据这些条件，不但皇族内阁奕劻要下台，连掌握国家大权的载沣也要退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袁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足以吓倒清政府的条件，是由于他此时在北洋军的严密保卫下，清政府不可能下他的毒手。 这些条件，还要把革命军保全下来，以便作为挟制清政府的武器。 事实上，自从武昌起义以来，清政府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已经知道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加深，已经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懂得用缓和和欺骗的手段来代替血腥镇压的手段是比较高明的。因此，10月19日(八月二十八日)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不究既往，对官方所破获的革命党人的名册，立即予以销毁。这是与袁所提的第四个条件大体上相符合的。但袁所提的其他五个条件，与改朝换代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清政府不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是不会甘心接受的。 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停留在信阳与孝感之间，兵车拥塞不通，并不认真执行荫昌所发布的向汉口进攻的命令。从10月22日到24日(九月初一日到九月初三日)，一省接连一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不仅壮大了武汉革命军的声势，而且北方也受到革命力量的严重威胁。10月25日(九月初四日)，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惊慌失措的载沣不得不向袁表示第二次的让步，于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发表上谕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其职务。上谕说：“陆军部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着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同时下令变更战斗任务，派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担负后方接应。以上两军连同赴鄂的所有海陆军队，均归袁世凯节制。  二　　袁的和平试探。黄兴化装到汉口 清政府授袁为钦差大臣的同一天，冯国璋奉令下了进攻汉口的命令，北洋军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进发。由于革命军前敌指挥官张景良通敌，火烧军火库为内应，加以降舰建威、江元等号忽又反水驶回丹水池江面，炮轰革命军后路，28日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退守汉口市区。大智门车站被北洋军占领。 这是袁的一石两鸟之计：他在未出马之前，先给清政府一点甜头以抬高其身价，另一面也给革命军一点颜色以打击其骄气。他深深领会到历代权臣“养寇自重”的道理，对革命军不愿采取猛烈进攻。他既要利用革命军以威胁清政府，又要暂时保存清政府以对付革命军。他就是用这种两面手法来投机取巧的。 就在10月27日这一天，有两个秘密使节由汉口过江到武昌，要求面见黎大都督。这两人就是袁所派来的蔡廷干和刘承恩。他们持有袁的亲笔信和驻汉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过江来与黎接洽停战条件。这使黎面临到一个难于决定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接见他们。黎的内心很想知道袁究竟提出了哪些条件，但又害怕在他身边的同盟会会员骂他没有决心进行革命斗争，因此踌躇不决。他没有想到那些革命党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武、胡瑛两人认为既有英国领事的介绍信，就不妨和他们见面一谈，吴兆麟、张振武两人则反对接见他们。黎采取了第一个意见。他们拿出袁的信来给黎看。黎看见信上前一段有“朝廷已实行   立宪，从此不必大动干戈，望革命党人悔罪投诚，保证不究既往”等语，就把原信退还，并且沉下脸色来说：“什么，袁慰亭到今天还想替一人一姓说话!” 这个时候，就有都督府的三个职员朱树烈、范义侠、萧鹤鸣跑进来，抽出指挥刀子恶狠狠地说：“谁主和谁就是汉奸，请吃我们一刀!”蔡廷干和刘承恩都吓得脸上变了颜色，黎派人把他们护送过江。 黎向在座诸人说：“昨天美国领事跑来看我。他说孙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国动身回国。他回来就有办法了。”（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当时胡任都督府高级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刘蔡两人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 这是袁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一次和平试探。此时他还在彰德“抱膝长吟”，但是他已经看出清政府必然跳不出他的手掌心，所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计划办事。在他还未就职之前，就有秘密使者派到汉口来，并且通过英国领事对革命军进行了和平的试探，这不但说明了袁的无限野心，同时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限野心。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黄兴偕同宋教仁、陈果夫、李书城、耿觐文、曾可楼等赶到汉口。黄兴在香港接到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电报，武昌已经起义，请他速来武汉领导革命，他立即动身赶到上海。当他到上海的时候，听得汉口战情危急，又立即化装偕同宋教仁等混在上海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里面，乘外国商轮赶到汉口。 此时汉口已危在旦夕，武昌的人心也很浮动。黎元洪立刻派人把黄兴迎接过江来，并且立刻在鄂军中挑选了一个很高大的人，骑了一匹很高大的马——这匹马就是革命军都督举行誓师典礼时骑过了的，手里举着一面很大的旗子，旗子上写着“黄兴到”三个斗大的字，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个大圈子，想借重黄兴的威名来稳定动摇的人心。黄仅仅和黎讲了几句话，就立刻过江到汉口亲自指挥战事。  三　　第二十镇在滦州举行兵谏。袁世凯南下督师 正当南北两军在汉口、汉阳进行血战的时候，北方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 武昌起义前，清政府曾经抽调驻防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进关来举行秋操，这支军队开到滦州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清政府令其暂驻滦州待命。10月29日(九月初八日)，该镇统制张绍曾突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就在同一天，山西宣布独立，并组织革命军集中娘子关准备出发。这好像一把铁钳子把北京紧紧钳住，清政府看到死神已在向它招手。 但清政府仍然竭其所能作最后的挣扎。它手忙脚乱地把京奉路的列车扫数开到北京来，以防“兵谏”部队长驱而入。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又迫不及待地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下了一道用以欺骗人民的“罪己诏”；下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以侍郎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一面又通过徐世昌勾结第四十协协统潘榘楹，逼迫张绍曾南下就职。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迁都热河。 10月30日，资政院就用开特别快车的步伐着手起草宪法，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就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奏报上去，11月8日就公布出来，并且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以前君主立宪派曾经流过多少次的血，多少人亡命到海外，多少改良主义团体作过多少次的和平请愿或痛哭陈词，才争得来一个缓兵之计——9年或5年的预备立宪期，而此时仅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看见宪法的影子飘浮在眼前了。 滦州兵谏是脱离袁的政治阴谋轨道的一件大事。此时他还在彰德装腔作势，因为清政府对他所提的六个条件还没有给以全面而满意的回答。他用又惊又喜的态度迎接滦州兵谏的消息。当然，他正好利用这个意外事变作为一个武器，压迫清政府接受他的全部条件，但又害怕清政府垮台太快，将使他失去一个可供利用的工具。因此，他于11月1日(九月十一日)离开彰德到孝感视师，到孝感后立即致电清政府，劝阻“北狩热河”。   滦州兵谏后来竟成为虎头蛇尾之局。第二十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出一部分混合编成的，将领中有的具有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意识，可是大部分军官仍然是北洋派的老底子，具有封建思想，因此在该镇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很难统一起来。张绍曾不举起推翻清政府的鲜明旗帜，而采取“兵谏”的手段来威胁清政府，就是受到部下的牵制的缘故。由于清政府对他们施以分化手段，就使保守派的力量大为加强，张绍曾因站不住脚而走开了。 滦州兵谏事件表明：清政府以前坚持不肯放弃君主的特权，哪怕是很少一部分的特权，而当它受到致命的打击的时候，就露出一副俯首听命的可怜相来，企图以此保全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但是它的可怜相的后面隐藏着力图反噬的狰狞面目，它一面接受张绍曾等所提的条件，一面用阴谋诡计瓦解第二十镇并迫使张绍曾出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四　　石家庄血案——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身死 紧接滦州兵谏之后，11月6日(九月十六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人刺死，这是北方发生的又一件惊人大事。这件大事恰恰与滦州兵谏相反，完全是按照袁的政治阴谋轨道进行的。 吴禄贞一方面与清朝亲贵良弼保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会员。吴禄贞当荫昌带兵南下“讨伐”武汉革命军时，他自告奋勇地请清政府调他的部队开往前方作战。清政府已经疑心他是个“危险人物”，疑心此举“别有用心”。清政府不敢把他逼上梁山，乃用假言假语嘉奖他，暗中却指示荫昌随时提防着他。吴果然随即露出马脚来，在石家庄截留南运的军火，后来又通电指斥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火烧汉口的罪行。 滦州兵谏事件发生，清政府因为吴和张绍曾是士官同学，第六镇和第二十镇又有着同根并蒂的历史关系，因此派他到滦州进行宣抚工作。但这是清政府的表面文章，其真实用意是要把他调离他的部队，使他兴不起风，作不起浪来。 吴到滦州时，张绍曾等正好要借重他的威望以加强第二十镇内部的团结。吴向第二十镇官兵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说，又与张绍曾商定两路会师北京的军事进攻计划。清政府在接到这些情报后更为吃惊，匆忙地发表命令提升他为山西巡抚，派他带兵去打山西的革命军，这又是一个用地位诱惑人、用“敌人打敌人”的诡计。 吴接到这道命令后，即由滦州回到石家庄，并且单骑到娘子关和山西军都督阎锡山见面(阎也是士官生出身)。他和阎商定了第六镇、第二十镇、山西革命军三路进攻北京，分别截断京汉、京奉、津浦三路交通的计划，同时派人到湖北与武汉革命军进行联系。山西军推举他为燕晋联军大都督。他回到石家庄的时候，就向清政府谎称“山西革命军愿意受抚”。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内部已经有了袁世凯的奸细。 吴与各方面的关系，无论同盟会方面或良弼方面都是袁的敌人。吴的活动不但对清政府极端不利，对袁也是极端不利的。 第六镇也是内部有两种不同倾向的一支队伍，袁早已收买了被吴革职的前任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做他的奸细。他又估计到吴不会带兵进攻山西，于是秘密指使代理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部进攻山西以拆吴的台。但是吴很快地就由娘子关回到石家庄来，袁的分化政策来不及实现，就进一步地指使周把吴暗杀掉，袁许以事成之后升任为第六镇统制以酬其功。于是周又收买了吴的卫队营营长马惠田，叫他把吴干掉，许以事成之后给以2万元的奖金。 11月6日(九月十六日)，马把他的兵士秘密地布置在正太 路车站的周围，他自己走进车站(吴的司令部设在车站内)向吴报告军情。当吴送他走出门时，马发出暗号指挥伏兵进攻车站，这个年仅32岁的青年统制与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等同时被乱枪打死。 石家庄血案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开端，对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进行阴谋暗杀，收买别人的部下背叛长官，这个恶例在后来袁当权的时代继续运用，并且成为继起的独裁者消灭政敌的一道蓝本。另一方面，像吴禄贞这样一个门户洞开丝毫没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不但本人丧身于阴谋家之手，并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对革命工作者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吴被杀后，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协协统，第六镇统制则由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升充，这对叛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袁阴谋杀吴具有两个动机：第一，他要挽救清政府立刻被推翻的危机，要留着这个工具以对付革命军；第二，他以北方惟一的实力派自居，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生长和发展起来，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因此，他把消灭北方敌人的工作看得比对付南方革命军的工  作更为重要，在那个时期几乎是用全副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滦州兵谏和吴禄贞的活动都以失败为其结局。这不仅由于第六镇与第二十镇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而且由于张绍曾本身就是个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吴禄贞是个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冒险主义者。没有这些缺点，清政府的分化政策和袁的暗杀阴谋是无所施其伎俩的。 五　　袁夺取皇族的兵权。载沣解除摄政。汪精卫受袁收买 袁在北方的两个危险力量已经消除了，清政府也已被迫完全接受了他的六个条件，11月9日(九月十九日)，通过资政院的选举形式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袁带领大批卫队威威武武地到了北京，16日(二十六日)，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其名单如下：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这个名单除了袁的私党外，还网罗了一些君主立宪派人物，甚至保皇党首领梁启超也榜上有名。名单中一部分人物没有到北京来就职，袁的真意是想吸收他们作为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并且借此把他和他们之间互相敌对的旧账一笔勾消，对他们是否来京就职是不关心的。 袁到北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揽在自己的手里。他已经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镇及毅军姜桂题等部的节制调遣全权，但是北京城内还有名义上由摄政王载沣统率而事实上由载沣的兄弟、军谘府大臣载涛统率的禁卫军，对他还是一个心腹之患。因此袁向清政府建议，皇族大臣应当出征南方以为各军的表率。这样，就使胆小如鼠的载涛自请解除军职，袁立刻推荐他的老朋友徐世昌继任军谘府大臣，并从汉口调回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军统。湖北方面，他派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全权主持军事。他又把自己带来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而把禁卫军调驻北京郊外。 责任内阁成立后，载沣就解除了“摄政王”，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 袁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要争取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议和的机会，以便达到政治投机目的。他除了依靠帝国主义从中牵线外，还搜罗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当年以行刺摄政王而名动一时的汪精卫。原来从滦州兵谏事件发生时起，清政府被迫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以代替过去的屠杀和拘禁政策，汪精卫、黄树中与罗世勋都从牢狱里释放出来，汪被发交两广总督张鸣歧试用。袁的特务头子赵秉钧看出汪是个可供利用的人物，就极力劝袁奏请留京试用，而汪也庆幸得到一个有权有势的新主人，从此就心甘情愿地为袁卖力。袁命长子袁克定与汪结拜为盟兄弟，又叫策士朱芾煌参加，共同开辟渠道与武昌革命军对话，想通过和谈来达到其窃国阴谋。朱芾煌，四川人，老同盟会员，早已被袁收买。 袁又指使杨度与汪合作，组织“国事共济会”为调和南北的机关，这正是袁的政治阴谋机关之一。  六　　革命军退出汉口、汉阳。袁的第二次和平试探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黄兴在汉口十分危急的时候赶到汉口指挥军事。   10月29日，冯国璋第二次下了猛攻汉口的命令。为了扫清射界，他竟惨无人道地指挥炮兵用重炮猛轰人烟稠密的市区，因此引起了一场大火，大片房屋化为灰烬，不少居民葬身火海。黄兴只得在满春茶园一线布置一道最后的防线。 汉口本为易攻难守的地区，由于张景良通敌、降舰反水、汉口大火以及军火不足、军饷匮乏等等原因，革命军的士气大受挫折。黄兴亲自督战企图挽救危机，并且亲手杀了几个临阵退缩的官佐，勉力支持到11月1日(九月十一日)，终因牺牲太大，军队像潮水般败退下来。11月2日，革命军放弃汉口，退守汉阳。 当时有人认为黄兴仅仅依靠过去的威名来指挥作战，没有正式的职权，各军不愿接受调度，以致不能挽救汉口的危局。黎元洪决定把都督所兼的总司令一职让给黄兴。11月3日(九月十三日)，他把黄兴迎接过江来，在军事危急中举行了一次庄严隆重的登台拜将典礼。阅马厂正中高搭一座将台，将台上陈设着一张盖有白布的四方桌子，台口站着营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从都督府到将台走道的两边分站着文武官员，将台的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队。钟点一到，两个身躯高大的人并肩由都督府走出来，文官一齐行脱帽礼，武官行撇刀礼，兵士举枪致敬。黎站在台上宣布任命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亲自授令，授旗，致词。在致词中极力推崇黄兴过去致力革命的功绩，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都要服从他。黄致答词后，礼成，军乐大奏，黎先行退出。黄骑了鄂军中那匹最高大的马绕场巡行一周，随即过江到汉阳昭忠祠组织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部。 都督和总司令的职权分开，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的最高长官，总司令指挥一省参加作战的部队，这个制度就是从黄兴拜将时期建立起来并且推行到革命各省区的。 汉阳总部成立后，吴禄贞的代表王孝缜到了武汉。王孝缜，字勇公，福建闽县人，士官毕业生。他化装混坐在兵车中到孝感，下车后渡过汉水经断琴口、黑山偷入革命军的阵地，前线士兵当作是北方派来的奸细，把他逮捕，解往都督府处理。黎元洪知道他是吴禄贞派来的代表，不禁眉飞色舞地说：“吴绶卿的代表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 这件事使都督府的乐观空气俄然浓厚起来。他们知道北方即将发生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胜利之神已在向着他们招手。但是，不久又传来吴禄贞被刺身死的消息，他们因而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革命军放弃汉口后，东南重镇上海、苏州、浙江均告光复。同盟会中部总会电催黄兴速回上海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打算等待各省援军到达后，一举收复汉口，把武汉形势稳定下来，然后抽身东下。 各省援军以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到达为最早。两协士气甚高，官兵纷纷要求上阵杀敌，黄兴也急欲东下主持全局，且对北洋军估计不足，因此同意了提前反攻的意见。 11月16日，黄兴下了三路反攻汉口的命令。第一路由鄂军协统成炳荣担任，由武昌渡江向谌家矶、刘家庙进攻，第二路由鄂军标统杨选青担任，由汉阳强渡汉水向玉带门、桥口等地进攻。第一路为佯攻，第二路也是配合作战。第三路则是反攻军的主力，由湘军王、甘两协及鄂军熊秉坤协合并组成，并由黄兴亲自统率前进。 第三路渡过汉水后，由于天雨路滑，不能迅速挺进，而且一二两路均未按照命令前进，北洋军得以全力对付这一路。南北两军展开战斗时，王隆中协作战非常勇敢，从拂晓战至午后，死伤过半，仍坚持不退。由于北洋军炮火强烈，后面援军源源开到，湘军势已不支，甘兴典策马先逃，黄兴立即率领督战队前来拦阻，散兵竟向督战队开枪夺路而走，黄兴只得下令将第三路撤回汉阳。 反攻失败后，甘兴典擅率所部退回湖南，王隆中也借口兵力残破自由率部退回武昌。黄兴电请湘鄂两省当局对违抗命令和作战不力的军官按军法制裁，成炳荣受到撤职处分，杨选青、甘兴典均被处死刑。   11月21日，北洋军强渡襄水占领蔡甸，黄兴亲临阵地，指挥新开到的湘军刘玉山协奋勇抵御，刘玉山在争夺仙女山的战斗中力战阵亡，北洋军乘势直扑龟山。26日夜晚，革命军放弃汉阳，退回武昌。 16日，鄂军都督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武昌应否坚守或同时放弃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武昌在炮火威胁下没有坚守的可能，并且海军随时可以掩护北洋军过江，主张都督府迁往鄂城，并电请各省续派援军兼程来鄂以解救湖北革命的危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北洋军还没有渡过大江，放弃武昌将要严重地影响革命前途，即使北洋军从武昌的上下游渡江，武昌也应坚守至最后之一人。此时失踪已久的蒋翊武已由蔡甸间道回抵武昌，主张重行布置兵力，以主力坚守武昌附近沿江一带高地，一部防守京口。是日，黄兴仍在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掩护下，乘外国轮船返沪。蒋翊武继黄兴之后被推为总司令。蒋在洪山宝通寺建立总部，同时派炮队 占领凤皇山、黄鹤楼及沿江据点，并动员军民协力构筑防御工事。 11月28日，清政府以二等男爵奖励冯国璋攻克汉口、汉阳之功。 北洋军占领汉阳后，即从龟山隔江炮打武昌城，12月1日，鄂军都督府也中了一弹。黎元洪未征求大家同意，匆匆避往卓刀泉，旋以卓刀泉仍为汉阳大炮射程所及，遂又迁往距武昌城60里的王家店。 此时袁已经取得了北方的军事大权和政治全权，已经与帝国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勾结，可以为所欲为。他对当前的局势看得非常清楚：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民主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得住的；即使竭海陆军之力打下武昌，对革命的前途也不会起很大的影响；而战事拖延下去，南方革命省区的援鄂军源源而来，北方几省的局势随时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他同样知道得非常清楚：任何努力都不能解救清政府的灭亡，而他本人自始至终也无意于解救清室的灭亡。他此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先取得与革命军讲和的对他个人有利的条件，然后去掉他手中的那个傀儡，从而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 当天(12月1日)下午，英国驻汉领事葛福派其手下馆员盘恩过江来，向革命军提出建议，自本日起，南北两军在武汉地区局部停战三日，以便觅取双方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袁世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二次和平试探。他认为：革命军所占有的武汉三镇已经失去了两镇，而武昌也岌岌难保，这应当是可以接受和谈的时候了。 英领事的来文，由都督府留守人员派人送往王家店，黎元洪同意后，即于12月2日迁回武昌城。 实际上，自12月1日双方局部停战后，停战之期一再延长，从此武汉无战事，南北和战之局的重心就移往下游南京、上海两地去了。 七　苏浙沪联军攻下南京 革命军于11月2日失去了汉口，3日就得到了比汉口更为重要的上海，并于4、5两日光复了浙江和苏州。11月27日，革命军又失去了汉阳，仅仅隔了4天，12月2日，东南半壁的 第一个重镇南京又被革命军苏浙联军攻下。以上四地的光复，迅速扭转了革命军在武汉方面的不利形势。 攻占南京有一段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上海和苏杭一带相继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都吓得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们所恃以撑持南京危局和阻挡革命潮流的，只有江南提督兼会办江防大臣张勋的一支武力。这个家伙在城内一枝园建立了大本营，用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南京人民。一枝园、浮桥一带军警林立，杀气腾腾，行人为之绝迹。南京城内有不少穿西装和剪掉辫子的人被捕、被杀，累累的人头高挂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的电杆子上，吓得和尚、尼姑都躲在庙里不敢 出来。整个南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下，成为人间的活地狱。 但是，南京城外雨花台、马神庙、秣陵关一带还驻有另外一支军队，这就是第九镇统制徐绍祯所统率的新军。这支军队是因举行秋操从江北调过江来的。   由于第九镇是中国首先实行征兵制的新军，吸收了不少同盟会会员，其中知名人士有赵声、林述庆、柏文蔚等。武昌起义后，张人骏怀疑新军不稳，收缴了第九镇兵士的弹药，又从江北调来张勋的江防营，用以监视该镇。徐受了本镇进步人士的影响，加以受到总督和旧军的歧视，思想上有所转变，遂于1911年11月8日率部在秣陵关起义。旋因子弹缺乏，进攻城南雨花台不克，退往镇江、高资、龙潭一带。徐单独到上海接洽增援反攻。 上海方面，同盟会决定组织江浙联军反攻南京，即推徐绍祯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指挥浙军统领朱瑞、镇军司令林述庆、镇军二支队柏文蔚、上海光复军统领黎天才、沪军敢死队司令洪承点等部。联军总部设在镇江洋务局。 11月22日联军进攻南京时，士气非常旺盛，至27日已攻占南京外围的乌龙山、幕府山，并击毙了江防军统领王有宏。12月1日又夺下了制高点紫金山天堡城，随即开炮轰击城内将军署、北极阁等处。此时攻克南京已成定局，张人骏派人到联军处求和遭到拒绝。当晚，张人骏、铁良偷出下关乘日本兵船逃往上海，张勋也率残部渡江北窜，次日，南京宣告光复。张勋的家属(姨太太)小毛子没有来得及逃走，在下关被宪兵队捕获。这件事立刻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把她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任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估计不难筹集10万元提充军饷。徐不同意这个建议，派津浦路局长陶逊护送小毛子到徐州交还张勋。张勋大喜过望，派辫子兵排队到车站迎接陶逊，并将所扣机车14辆和客车80辆归还路局以作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