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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淮海战役：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孔夫子有言在先：“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两千多年后，一个秋凉时节，雕梁画栋的孔府成为军事大本营。 华东野战军前委驻扎在孔府，前委扩大会在孔林里召开。四周枝叶繁盛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刻有历代文字的巨大石碑已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一群刚刚打完一场城市攻坚战的将领们，置身在弥漫着松脂气的幽深之处，激烈地讨论着下一步的作战方向。 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战场，并不在通常意义上的华中淮海地区。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战场纵横千里：东自黄海边，西至河南商丘，北自山东临城，南至淮河北岸。这是一片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北上越过陇海路可直通平津，南下越过长江可直达京沪，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运河和淮河两条水路交错其间，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中原战略要地。 就淮海战役的演变进程而言，军史界素有“小淮海”与“大淮海”之称。 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战场态势已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徐州“剿总”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收缩兵力，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的三个兵团集结在徐州以东、以西地区，苏北海州一线兵力部署相对薄弱。华东野战军攻击济南时，预计国民党军将自徐州方向大规模增援，但是国民党军的增援行动没有实施，华东野战军兵力雄厚的打援兵团没能接敌。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失去了徐州北面的屏障，因此，在长江以北的中原战场上，国共军事力量形成近距离对垒：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总兵力达六十万以上，而国民党军七个机动兵团、九个绥靖区司令部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也将近百万——兵力庞大的两军对峙于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双方都企图迅速判明对方的意图并作出决策：华东野战军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国民党军必须应对徐州军事集团北面门户洞开的局势。 济南战役还正进行的时候，粟裕考虑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有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在徐州以西寻找战机。在这个方向上作战，还可以与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协同，但战场被夹在国民党军华中与徐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回旋的余地不大，兵力上也处于劣势。二是南下出兵徐蚌线，攻占淮阴和淮安，这样不但会使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退守长江，还可以将山东和苏北战场连接在一起。 九月二十四日，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首次提出“淮海战役”一词： 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 （一）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六个团，目前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郊千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邱清泉）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丘以北分向曹县、成武间地区北进，而黄（黄百韬）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以现有材料估计，该兵团之六十四师亦到达砀山地区。李（李弥）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攻占，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戒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戒备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止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１、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线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今江苏邳县）车站沿线两岸，以歼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２、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今江苏新沂）、运河车站南北及峄（峄县）枣（枣庄）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六个纵队仅伤亡八千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会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３、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后］，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４、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 粟 敬（二十四日）七时 中央军委致电中原野战军征求意见。 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回电：“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 饶（饶漱石）粟（粟裕），告许（许世友）谭（谭震林）王（王建安），刘（刘伯承）陈（陈毅）李（李达）：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十月）灰（十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华东野战军制定济南战役计划的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 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华东野战军，强调“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那时，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沿陇海路西进至苏北的新安镇，毛泽东特别提醒，新安镇距离徐州很近，一旦黄百韬遭遇攻击，位于徐州附近的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增援便利，因此这一战役会比济南战役规模更大，需要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时间。十几天后，毛泽东就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再次致电华东野战军，确定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三个师。同时还要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 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央军委共同达成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依旧属于“小淮海”的范畴。所谓“小淮海”，主要指战役规模而言——尽管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标题定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但是，共产党决策层当时预想的作战核心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将控制范围伸展到苏北和苏中去，迫使驻防在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回撤长江，至少是回撤一部分兵力，使收缩紧密的徐州军事集团开始疏松，从而乘势占领鲁南和苏北地区的一系列重要城镇。毛泽东希望华东野战军在十一、十二月完成上述作战之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开始休整，三月主力西进配合中原野战军“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然后秋季“主力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此时，毛泽东和粟裕都无法预料，一旦战役发动将演变为何等规模，更没有预料到此战最终能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吃掉。 十月十三日，为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向陇海线上的郑州发起攻击。 郑州之战是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一次重要的战役。 郑州之战不仅结局出乎预料，更重要的是，此次作战推动了“小淮海”向“大淮海”的转变。 郑州扼守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是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中原重镇。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为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御以屏障南京，国民党军将驻守郑州的第十六兵团全部东调，其防区由驻守新乡的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接替。于是，在郑州以南的战场上，国民党军仅剩三个兵团。其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位于河南确山，担负随时准备增援徐州的任务；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位于湖北沙市，张淦的第三兵团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枣阳、随县，担负阻止共产党军队南下渡江的任务。 中原野战军决定：由刘伯承、李达指挥第二、第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在豫西牵制黄维和张淦两兵团；由陈毅、邓小平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对郑州发动攻击。其作战部署是：第一、第四纵队组成东兵团，第四、第九纵队组成西兵团，两面夹击；豫皖苏军区部队插到黄河铁桥以南，阻止郑州国民党守军北撤；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和豫北地方部队牵制新乡地区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南下增援。 二十一日夜，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包围了郑州。 本来作战目标是牵制郑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令其不能东援将被华东野战军围歼的黄百韬兵团。 但是，仗还没打就出现了意外。 这是中原野战军第一次攻击大城市，二十二日凌晨，准备打一场艰苦攻坚战的官兵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突然有报告说，郑州国民党守军已经弃城逃跑——从军事常理上讲，对郑州这样的重要战略枢纽的有效防御，至少需要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是，此刻担任郑州防御任务的国民党军只有分属于不同军的两个师。这种如同弃之不顾的部署令人无法理解，唯一的解释是：此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已到捉襟见肘的程度。 驻防郑州的第四十军一?六师原驻扎在新乡，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东调后他们奉命接防，官兵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在这里白白送死。而原来驻守在城内的第九十九军二六八师早已军心涣散，因为第九十九军的主力此时也已东调蚌埠，官兵们说，既然老头子都不要郑州了，那还守它干什么？ 郑州守军一路北逃，企图向新乡守军靠拢。 如此重要的城市，没打就占领了，这令攻城部队颇感意外。 在九纵司令员秦基伟的攻城部署中，有一支被他称为“北支队”的部队，由豫西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指挥，这支部队不参加攻城，而被部署在郑州西北二十公里处的薛岗、苏家屯、双桥和杜庄一线，任务是堵截郑州守军北逃和防御新乡守军南援——这一部署证明秦基伟确有先见之明。 郑州守军的弃城而逃，使原来预想的城市攻坚战瞬间变成了野外追击战。 二十二日清晨七时，郑州守军逃到薛岗一带，被二十七旅七十九团堵住。阻击阵地上的七十九团官兵即紧张又兴奋：公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国民党军，步兵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辎重车辆混在一起，从阵势上看如同郑州守军大搬家。但是，当敌人迅速开设炮兵阵地，炮弹大雨一样倾泻下来时，七十九团的艰苦时刻到了。为了打开北逃的通道，国民党军集中火力和兵力于一点，很快就将七十九团二营的阵地打成一片火海。敌人连续发起冲锋，被打下去后，又重新冲上来，二营阵地上开始了充斥着呐喊声和呻吟声的肉搏战。这时候，从古荥镇出动接应郑州守军的国民党军一?六师三一八团已经接近战场，其前锋到达七十九团阵地背后的双桥附近，并准备从那里向南发起攻击。在双桥阵地阻击的是四分区基干团的三营。南北两路国民党军用明语喊叫对方，急切地催促对方向自己靠拢。中午时分，依旧没能突破的郑州守军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二六八师组织起敢死队，敢死队员三百多人为一组，一手挥舞大刀，一手提着集束手榴弹，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当敢死队冲上二营阻击阵地的时候，营长王凤书和教导员郭纯夫率领五连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官兵们突然向敌人的冲击阵形拦腰杀进去，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率领正面部队趁势出击，位于阵地西侧的独立团也发动反击，最终把二六八师的攻击浪潮压了下去。 此时，郑州守军已经全部走出郑州城，队伍的前锋在薛岗被阻，指挥中心还在老鸦陈寨，后卫部队过了距郑州六公里的十二里屯——国民党军暴露在郑州以北的旷野中，已无回撤的任何可能。 秦基伟认为，凡是突围逃跑的队伍，总是两头强中间弱，于是命令二十六旅突击逃敌的腰部老鸦陈寨，攻击时间定在下午十五时。 下午，没等二十六旅发起攻击，第九十九军参谋长佘辉庭亲自指挥三个团，对七十九团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冲锋，企图在薛岗与苏家屯两个村庄之间撕开一道缝隙。在几十门火炮和机枪的掩护下，三个团的步兵冲进两村之间的洼地，北面赶来接应的国民党军也开始向这个洼地靠拢，南北两敌之间的距离仅剩一千五百多米。七十九团官兵在密集的两面炮火中，利用每一道土坎和每一道断墙顽强抵抗。秦基伟给团长任应和政治委员田耕打电话：“坚决顶住，郑州之役全胜，此是关键一着。”十五时，二十六旅对老鸦陈寨的攻击战打响。炮火把寨墙轰开后，各团从四面突入寨内，国民党军拥挤着四处逃散，老鸦陈寨旁边的公路上车炮拥塞，人马践踏。从北面增援的国民党军远远望见一片溃败的景象，竟急忙收缩兵力开始回撤。郑州守军北逃不成，就往东朝开封方向跑，但是七十六团早已在那个方向等着他们呢，混乱的队伍刚一出现，立即受到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拦截射击。惊慌失措的郑州守军只好又往回跑，最后全部拥挤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野地里。 郑州之战最后的战果是：歼敌一万一千余人，除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负伤逃跑之外，第四十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一?六师少将师长赵天兴被击毙，第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佘辉庭、二六八师少将高参李福五等被俘。 本来是配合华东野战军的牵制作战，由于国民党军出人预料地将郑州放弃，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小淮海）结束后再西进作战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这就使得战场态势呈现出新的格局，即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已处于从东西两面夹击徐州的作战态势上。 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建议中原野战军“迅即全军东进”： 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邱清泉）、孙（孙元良）向鲁西南行动，以李（李弥）兵团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二、六、十纵，以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 同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 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白崇禧）部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第三纵队）广（两广纵队）两纵，不但牵制孙（孙元良）、刘（刘汝明）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是毛泽东根据战场态势变化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设想，即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进入徐州战场。其中，建议中原野战军对宿县、蚌埠发起攻击，已经明显带有合围刘峙集团进而展开决战的意图。 宿县，徐州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 蚌埠，宿县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 一旦占领宿县与蚌埠，就等于截断了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南撤的退路。 出乎陈毅、邓小平的预料，郑州丢失后，国民党军随即放弃了开封，全部兵力东撤蚌埠以拱卫徐州，致使中原野战军未费一枪一弹重新占领开封。 开封被占的那天，即十月二十四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中原野战军东进作战的三个方案：一、向东歼击集结在蒙城附近的孙元良兵团；二、向东直接出击徐蚌线，攻占宿县、蚌埠；三，东进至河南商丘地区，待黄维兵团东进时寻机歼敌。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认为中原野战军“应从现地取捷径”南下蒙城集中，因为位于皖北的“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然后，再从蒙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如此一来，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必定要“分兵南压”，或者是位于华中的白崇禧集团要“调兵向东”，华东野战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 陈毅、邓小平回电，认为挺进淮南不妥，因为地域狭小，缺粮缺水，大兵团难以机动，因此主张部队集结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这样“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而目前还是“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线进攻”。就在这时，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准备攻击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老河口地区，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是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军，白崇禧急忙命令黄维西出增援，这就使得黄维兵团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掉头向东。同时，孙元良兵团的两个军已从蒙城北进至永城，而刘汝明的部队也有放弃商丘东移的迹象。根据国民党军的行动变化，陈毅、邓小平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原拟的作战方案，新方案的要义是：中原野战军全部进入徐蚌战场，负责牵制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如能达成歼敌目的，可直接东进攻击徐州，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 十月二十三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准备进行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此时，粟裕密切关注着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动向，当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和开封后，他意识到，徐州东西两面的战场很可能被打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发展成战役上的协同作战，而且战役规模会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虽然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十五个纵队，加上暂归华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计十六个纵队，而在中原野战军的作战方向上仅有四个纵队，但是，三十一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在建议发动“淮海战役”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第二天，陈毅、邓小平回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至此，“小淮海”的战役构想开始向“大淮海”的作战意图推进。 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 战争局势顿时大为改变。 经过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合计八十三个师，共约一百万人，这一数字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经过补充之后，国民党军总兵力在二百九十万左右，其中正规军兵力由一百九十八万降至一百五十六万。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迅速增长到三百一十四万人。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兵力第一次超过国民党军，超过的数量是二十万。更主要的是，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加，特别是东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总面积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六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八千七百零八万，拥有县以上城市二百六十三座，其中有十座省城、一个特别市（哈尔滨）和三个出海口城市（安东、烟台、威海卫）。济南的工业基础和山东的便利交通，使之成为重要的战争后方基地。东北地区更是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一九四八年东北、华北和山东地区普遍丰收，即使在贫瘠的陕甘宁地区作物收成也达到八成以上，晋绥地区更是出现了十年以来最大的丰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没有后顾之忧。 四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联名发布《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明确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就在华东野战军发布攻击命令的这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达徐州。 东北战场上的彻底失败，给国民党军的北方防御体系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失去东北后，华北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等据点，因互不相连而处境危险，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大城市间的联系也已被切断，傅作义集团的五十万大军只能长蛇般地分布在几个重要据点上，随时可能面临夹击。阎锡山的十万人马被包围在太原孤立无援。而在西安、汉口、徐州方面，虽分别聚集着三个重兵集团，但已无法构成完整的战略防线——胡宗南的西安集团二十三万人被彭德怀死死地纠缠在西北地区，既不能东进华北，也不能南下华中；白崇禧的华中集团二十三万军队退守长江的防线还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既非进也非退的无从确定状态；而徐州集团虽兵力达七十万之众，但是，济南和郑州丢失后，徐州“剿总”部署的“三足鼎立”防御体系已经瓦解，密集的重兵因此全部暴露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蒋介石明白，如若再失中原，等于江山已失一半。 但顾祝同带来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有相当的差距。 顾祝同认为，徐州必须死守。 杜聿明说：“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杜聿明第一次看见由蒋介石主持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是十一月三日，那时他还在东北的葫芦岛指挥锦西的国民党军撤退。上午，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奉蒋介石之命从南京专程飞来，给杜聿明送来一份会战计划和一封写有“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的亲笔信。杜聿明基本上同意蒋介石的计划，即“将主力集中在蚌埠附近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但他认为“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而目前的会战计划“过于笼统”；徐州战场上的部队同时南撤，“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共产党军队发现，然后各个击破的危险”。至于他本人，“须待葫芦岛部队撤离完毕后”，才能再去蚌埠。所以，建议由刘峙总司令指挥实施这一计划。许朗轩临走时，杜聿明再次强调，徐州的行动必须迅速，否则几个兵团都“有被共产党军队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杜聿明后来说：“以当时的情况，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罪名，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守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部队亦可撤退到淮河附近了，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从杜聿明的叙述中可以判断，蒋介石的计划是：国民党军从徐州全面撤退，退守到淮河南岸一线，凭借河川构筑防御体系，“待共产党军队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以便寻机击破”——“济南解放后，在淮海方面，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坚守淮河，他的着眼是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后方联络线过长，兵员粮弹补充困难［据徐州第一补给区刘永盤司令说，徐州粮食储备只有二十一天］；且蒋介石一生唯心迷信，四面楚歌垓下被困的历史故事就是发生在徐州（古彭城）附近地区，这更使他有所避忌。蒋介石的总企图是：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企图在淮河附近地区挫败共产党军队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 从军事态势上看，全面退守淮河的战略，是符合当时战场实际的。在无险可守的中原地带，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仅仅龟缩在几个大据点内和主要铁路线两侧，而徐州至长江北岸尚有相当的距离，相对于长江以南面积广阔的国民党控制区来讲，徐州此时的态势几近孤悬。如果以徐州为中心进行死守，不但过长的后方补给线有随时被切断的可能，且一旦解放军大军插到长江边，徐州战场上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必定面临覆灭的厄运。此刻，徐州战场的东面已在华东野战军的控制下，北面的傅作义迫于聂荣臻、林彪大军的压力已无可能南下增援，西面的胡宗南被纠缠得无法脱身。如果徐州的几个主力兵团再被吃掉，那么拿什么守长江保南京？那时候，唯一可能支援徐州的，只剩位于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了。但是，蒋介石明白，桂系的将领们巴不得看他的热闹呢。 当东北战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蒋介石开始考虑退守淮河保卫京畿的问题。他对驻守徐州的刘峙不怎么放心，因为刘峙虽有资格威望，但人过于优柔寡断，而随着徐州局势的日益紧张，关键时刻一旦贻误战机必将酿成大祸。蒋介石计算了一下，以徐州军事集团的兵力，对付粟裕不成问题，如果刘伯承的部队加入进来，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就显得薄弱了，就需要把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特别是精锐的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投入淮海战场。白崇禧是华中“剿总”总司令，刘峙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在一个战场上谁指挥谁都不合适，于是，他决定在蚌埠成立“国防部指挥所”，指定白崇禧为主任，统一指挥徐蚌战场上的所有部队。白崇禧表示同意，但就是不去上任。当蒋介石催促他的时候，他突然变卦说，刘峙一个人对付得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让他去统筹兼顾。蒋介石突然意识到，白崇禧终于等到了报复自己的时机。 五个月以前，当李宗仁最终当上副总统后，蒋介石立即把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撤了，历史上桂系一再反戈的教训，令他决不允许桂系在核心部门权力过大。可是现在中原出了麻烦，始终不让白崇禧兵权过重的蒋介石，这次除了让他继续指挥华中的部队外，还请他同时指挥徐州的部队。白崇禧秘密飞到安徽合肥，与桂系将领李品仙、夏威等人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淮海战场形势险恶，还是不去为好，这样不但可以狠狠报复蒋介石一下，而且也给了刘峙一个人情面子。白崇禧的拒绝确实让蒋介石很是为难，为了弥补刘峙的无能，他决定将杜聿明调来辅佐，但是杜聿明的态度也不积极。同时，身在徐州的刘峙已被弄得心灰意冷。徐州“剿总”的高级幕僚们纷纷埋怨蒋介石多此一举，刘峙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他对总统府派来的少将参军李以?说：“白健生（白崇禧）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大战在即，将领们却无一人同心同德，蒋介石的恼怒难以言表。 全面退守淮河以确保长江防线的计划迟迟得不到落实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军国防部内部，甚至是徐州方向的一些高级将领们，都对此计划持不同意见——统帅与将领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实属正常，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经过讨论和协商，很快就会达成统一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而一旦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就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淮海战役爆发前，国民党军国防部曾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虽都同意“守江必守淮”，但对于如何“守淮”还是出现两种不同方案：一是全面退守淮河南岸；二是放弃陇海铁路沿线所有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和蚌埠间的津浦路两侧，寻机决战。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实施第二个方案。换句话说，国防部把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给否定了——“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谁都不明白，国防部的高级幕僚们为何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作战方案。 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方案，也没能得以迅速实施。 顾祝同到达徐州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百韬等人在究竟是“守徐”还是“守淮”的问题上仍旧争执不下。孙元良、李弥与蒋介石的观点一致，认为“徐州易攻难守，补给线拉得太长”，不如退守淮、蚌地区，这样“补给线短，前面凭淮河天险，后面有重叠山峦，右面是沼泽地带，可以节约兵力，集中重兵打击共产党军队”。但是，邱清泉和黄百韬盛气凌人，豪情万丈：“徐州既设阵地，又有储备粮弹，乃兵家必争之地。既为我所有，又何必撤退？我们有铁道、公路，并有空运，补给方面何难之有？徐州不仅要守，而且要以此为基点夺回失地！”这一观点符合顾祝同的意愿，于是顾祝同说他去向老头子汇报。 此时，蒋介石已经心力交瘁。 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六十一岁的他一直坐镇北平，其间三飞沈阳、两飞葫芦岛，结果“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连续吐血”。他将目前的军事形势描述为“对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蒋介石发现，国民党军失去东北后，国人似乎已不相信他在淮海地区即将爆发的大战能够取胜，不少报刊开始大肆渲染“政府可能南迁广州”的话题。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直接上书马歇尔，他向美国人提出的要求既出乎中国人的预料，更出乎美国人的预料——蒋介石在要求加速提供军火的同时，建议美军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 蒋介石不知道，在美国人看来，他的政权已经不值得任何援助了。 十月二十三日，当东北战局已经明朗化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了两个问题：“一，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吗？二，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吗？” 心急如焚的蒋介石没等马歇尔答复，又责令南京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把他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亲笔信递进了白宫： 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距宁沪甚近地区。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便将失去民主。我因此不得不向阁下再作直接与迫切之呼吁。中国军事局势之一般恶化可以归因于若干因素，但其最基本原因是苏联政府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缘故。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政府系由于美国政府之善意劝告而签订该约。我几乎不必再次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如无苏联之继续援助，则不能占领满洲而成为如此之威胁……我以反对共产党主义在全世界进袭与侵入之民主共同防卫者之资格要求你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阁下如能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本政府当无任欣快之至。 美国人没有让蒋介石“欣快之至”，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关于苏联插手中国内战的说法是一种危言耸听。而马歇尔的回答对于蒋介石来讲更为冷酷：“即使无中国政府在过去屡次不接受美国劝告之情形，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 十一月五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南阳。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 顾祝同从徐州回到南京，许朗轩也从葫芦岛回到南京，因为受到杜聿明的影响，许朗轩指出，死守徐州的兵团在配置上存在大问题，“如果得不到修正，再一次会战可能是在南京附近”。蒋介石没来得及理会许朗轩的危言，因为他刚刚看到一篇让他十分恼火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谁说总统要赴美休养了？ 这不是在暗示他下台还能是什么？ 此时，不可预知演变规模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已经不可逆转地发动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深夜，华东野战军开始包围黄百韬兵团。 侧翼的开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从徐州返回新安镇。在火车上，他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十七天后，刚满五十岁的黄百韬在极度的怨恨和恐慌中死于混乱的战场上，这使他成为内战爆发以来第一位陈尸旷野的兵团级高级将领。 火车轰隆隆地向东开去，窗外是萧瑟的无边旷野。 黄百韬不断把目光转向北面，试图在已经枯黄的庄稼地的尽头发现些什么，为弥漫在心头的惴惴不安寻找理由。 此刻的黄百韬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边界线上。 华东野战军占领济南之后，国共两军沿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接壤地带重兵对垒。北面的华东野战军随时可能大军南下，而驻扎在这一地带的第七兵团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一攻势，以护卫徐州的侧翼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百韬所处的战场位置，是真正的前沿，而且是坐落在巨大火药桶上的前沿。 进入十月以后，黄百韬每天都能接到粟裕部频繁调动的情报，调来调去的纵队番号有十几个之多，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势必爆发的恶战，唯一能做的是将整个兵团迅速撤退到徐州附近去。十月下旬，黄百韬向刘峙陈述了自己的判断：粟裕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第七兵团，刘伯承部将从西南方向牵制徐州“剿总”的各主力兵团，使其均不能增援第七兵团，待第七兵团被消灭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共产党军队的这一作战意图“已甚明显”。而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分布于陇海铁路沿线，目前“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趁共产党军队“尚未会合之前”将其各个击破。黄百韬特意向刘峙说明：不是他怕死，“而是这样才能持久”。刘峙据此向蒋介石请示，直到十一月四日深夜，徐州“剿总”才得到国防部的回复：第七兵团撤退徐州。 第七兵团总兵力达十二万人以上。 重兵撤退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 令黄百韬焦虑不安的是时间已经晚了。 黄百韬回到距徐州一百二十公里的新安镇，正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给各军下达紧急撤退命令，同时还要布置火车将粮食、弹药、被服和其他军用物资迅速转运徐州。突然，电话响了，电话是刘峙打来的，内容是：第七兵团原地等待海州方向的第四十四军，该军划属第七兵团序列，并与第七兵团一起撤退。 这就是说，黄百韬至少要在新安镇再等两天才能开始撤退。 黄百韬的情绪有些失控，他在电话里大喊：“第四十四军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本兵团究竟何时可以撤退？”——“大概对方无具体答复，只听得黄将耳机摔在桌上。” 这是十一月五日的晚上，黄百韬和他的第七兵团的悲剧命运，就从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开始了。 这一天，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已发现黄百韬准备向徐州撤退，特别是驻扎在海州的第四十四军也出现了西撤的迹象。如果让黄百韬及时撤往徐州，必将使徐州集团的国民党军紧缩成更为坚硬的一团，不但将来分割和攻击都将出现困难，整个淮海战役的战略设想也许会因此落空。于是，粟裕当即决定将战役发动时间由八日晚改为六日夜。粟裕在将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给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下达了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命令。作为前线指挥员，粟裕明白，关键时刻谁争取了时间就能占据战场主动，战机的捕捉很可能就在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的失掉或争取之间。 刘峙给黄百韬下达的命令来源于蒋介石。 蒋介石发布这一命令来源于他对战场态势的错误判断。 当获悉解放军已开始向徐州大规模调动时，蒋介石始终认为，粟裕首选的攻击目标不是新安镇的黄百韬，而是位于新安镇以东海州、连云港方向的第九绥靖区部队。根据这一判断，十一月四日，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兵团的第一00军星夜开赴海州加强防御。但是，仅仅过了一天，第一00军刚走到半路，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不但命令第一00军掉头回来，还让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向徐州收缩，同时命令黄百韬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第四十四军撤退。蒋介石朝令夕改的严重性在于：黄百韬遭遇攻击的态势已经明朗，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不惜让整整一个兵团痛失最后撤退的时机而等待一个军，并由此导致了黄百韬因撤退不及而陷入包围。蒋介石不知道，正是由于黄百韬兵团的被歼，致使国民党方面策划的“徐蚌会战”开始瓦解。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蒋介石不希望海州的第九绥靖区部队因孤悬一隅而被吃掉，紧邻连云港的第四十四军完全可以从海路撤退，何必在这个时间等同于生命的危急时刻，非让第四十四军走陆路，而且还是沿着危机四伏的两军对垒线横向移动？ 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看似荒诞的事情就这样真切地发生了。 蒋介石的命令，不但给华东野战军送来两天的时间，还把原来不在粟裕歼敌计划内的一个军也送了进来。 六日，是黄百韬极度焦躁的一天。他召集了第七兵团作战会议，各军军长、兵团司令部正、副参谋长以及各处处长，还有负责补给的兵站分监等悉数参加。会议决定了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的撤退部署： 第一00军在现驻地占领阵地，掩护兵团主力西撤右侧背之安全，明日与第二十五军在陇海铁路北侧交叉掩护撤退，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西面之彭庄、贺台子等村庄； 第二十五军待第四十四军通过阿湖后，跟随第四十四军西撤，在陇海铁路炮车以北占领阵地，与第一00军交叉掩护西撤，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西北大小牙庄、尤家湖等村庄； 第六十四军通过运河后，以一部占领运河西岸，以一个营占领滩上阵地掩护兵团主力渡河，大部占领碾庄圩东面之大院上、小院上、东楼及碾庄圩北之小费庄、吴庄等村庄； 第四十四军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车站及铁路以南各村庄； 第六十三军待兵团撤走后，经窑湾渡过运河，于碾庄圩南面集结； 兵站除用卡车载粮弹药品随部队行动外，其余粮弹被服用火车直运徐州； 兵团部通过运河后位于碾庄圩。 各部队七日凌晨五时开始撤退行动。 会议刚开完，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和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乘火车自海州到达新安镇。黄百韬立即向他们说明，现在第七兵团的位置十分不利，一旦遭遇攻击在新安镇孤立无援，而侧敌西撤到不了徐州就会被歼，如果第四十四军还不到达，将“陷全局于不利”。 此时，第四十四军已经离开海州向新安镇移动。之前，听说第一00军前来增援，李延年很是兴奋。但是，到了五日的晚上，海州一个长期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老板找到李延年，劈头就说：“老总（刘峙）来电要我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李延年有些奇怪：“我回徐州干什么？”盐店老板说：“不要海州了！”老板走了之后，李延年才接到刘峙的电话，说第一00军不来了，第四十四军立即西撤。李延年不禁感叹道：“刘经扶（刘峙，字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六日凌晨，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民党军一旦放弃一座城市，撤退已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几乎是一座城市的整体搬迁。在海州，除了财政、盐务、司法、商业、学校等部门的少数人员乘船去上海外，社会团体和行政人员一律步行共同撤退，其序列是：第九绥靖区司令部和直属队，第一挺进支队，第四十四军军部，行政区专员公署，各县县政府、国民党党部、保安队，最后是大批的学生和商民，绵延不绝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 黄百韬不知他的第七兵团等待的是这样一支因军民混杂而行进缓慢的队伍。 六日夜晚，黄百韬在焦急中整夜未眠。 此刻，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三个月前，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在豫东作战中被共产党军队俘虏，这才使自己有机会接任这个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现在想来，这到底是自己的幸运，还是命运设下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呢？ 黄百韬的人生经历复杂曲折。 他原籍广东，生于天津，毕业于河北工业专科学校。因为不是黄埔出身，仕途一直备受阻障。他深知自己在国民党军中没有任何靠山，因此战则争先，退则谨慎，无论发生什么事皆忍气吞声。内战爆发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被歼于孟良崮，战后蒋介石痛骂黄百韬解围不力，黄百韬独自承担了一切责任，让指挥作战的汤恩伯、顾祝同保全了面子。接下来的豫东作战，更让黄百韬心有余悸。当时，他为解救区寿年兵团的整编七十二师深陷重围，要不是各路援军迅速接近，他很可能就和区寿年一起被俘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从战场侥幸逃脱后，他竟迎来了人生最高点：为掩盖区寿年兵团被歼的恶劣影响，蒋介石大肆宣传黄百韬的“豫东大捷”，并亲自为他戴上青天白日勋章。同时，在顾祝同的举荐下，黄百韬接任第七兵团司令官一职。这一下，黄百韬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说：“国家厚我，领袖厚我，有死而已。”可是，当上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才明白自己也就是个杂牌兵团司令。在第七兵团下辖的五个军里，只有第二十五军是老部队，其余全部是临时拼凑来的，特别是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原为粤系部队，军官们大多说一口广东话，总是不习惯苏北和鲁南的气候。于是，黄百韬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天，特意请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的军官们吃饭，以自己原籍广东为理由努力拉拢关系。黄百韬心知肚明，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眼里，非黄埔出身的他永远入不了主流。 此刻，第七兵团所处的战场位置就可以说明一切：在蒋介石制定的退守淮河的计划中，第七兵团被规定为最后的掩护部队；而当蒋介石改变计划决定死守徐州时，他的兵团一下子便首当其冲了。 午夜，黄百韬让卫兵把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劻找了来。 黄百韬对李以劻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抛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他让李以劻和李延年明天一早先走，“以免路上出岔子”。黄百韬的判断是：粟裕的纵队都在急促南下，先打第七兵团是肯定的。接着，黄百韬的一番话令李以劻十分震惊，多年以后他忆及那夜的情景时，认为是“黄百韬在六日深夜的最后留言”： 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等人作出这样的计划来，使人伤心。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兵团兵力十几万人，陈毅主力三十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李（李弥）兵团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刘峙）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利举杯相庆，败则出死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决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天快要亮了，允许第七兵团撤退的命令还没有到达。 早晨六时，黄百韬决定不等命令，让非战斗人员先行乘车西撤。 然后，他在兵团部里大喊大叫，询问第四十四军到了哪里，距离新安镇还有多远。 六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战役计划开始行动。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纵队、鲁中南纵队、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正面突击集团，向新安镇、阿湖地区全面推进。 至七日，第四、第八纵队在四纵司令员陶勇和政治委员郭化若的统一指挥下，四纵占领运河东岸一线，八纵渡河继续向南。鲁中南纵队突破郯城城垣，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向新安镇迅速靠拢。在新安镇以南，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由宿迁出发，沿运河以西向窑湾、运河车站急进，江淮军区的两个旅北进至土山镇以北。与此同时，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向南发起攻击，以牵制国民党军冯治安部，吸引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北援或滞留在徐州附近，保障正面突击集团对黄百韬的围歼。冯治安部受到攻击后立即退缩韩庄、台儿庄一线。十纵直逼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军的前沿，其先头部队强渡运河；十三纵以一部主力包围台儿庄，一部由台儿庄以西强渡运河；七纵攻占万年闸后向南强渡运河。 这一天，第四十四军终于疲惫不堪地到达新安镇。 于是，自凌晨开始，第七兵团开始了逃亡似的大撤退。其撤退的部署是：第一00军以一部于城头以东接应第四十四军，主力则沿着公路向西，占领运河东岸以北地区，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第六十四军渡过运河，占领陇海路南侧地区，掩护兵团主力向西开进；第二十五军（欠一四八师）以一部位于新安镇东北方向的阿湖警戒，主力掩护第四十四军和第一00军主力西撤，然后撤退到大许家；第六十三军担任后卫，先在新安镇南侧展开，掩护主力撤退后，经窑湾渡过运河并向南防御；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跟随第六十四军行动。 撤退一开始，黄百韬就发现了一个重大失误，这就是没有提前在大运河上架设渡桥。第七兵团从新安镇西撤徐州，必须西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而十多万人马于危急时刻渡河，远不是一两座渡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百韬临死终于意识到，他的这一失误几乎是致命的。在有关史料中，可以寻找到十一月五日左右黄百韬派工兵前往运河架桥的命令，但是，不知为什么，直到七日运河上关乎生死的渡桥也未能架起。于是，十多万人马拥挤在一起，从仅有的一座运河铁桥上通过，这种渡河方式不要说同时还要作战，仅长长的队伍陆续通过就需要耗费多天。黄百韬发现这一巨大失误之后，命令在运河铁桥北面架起一座平行的浮桥。第二十五军被要求占领牛山，向东进行警戒，掩护第四十四军先行撤退；第一00军被要求占领炮车，向北进行警戒，掩护兵团主力渡河。此时，第七兵团所有的将领都意识到解放军会随时追到眼前，因为北面各个方向都已是枪炮声大作。第一00军军长周志道说，要架桥也得首先在炮车以西架桥，让第一00军撤退时有个后路，不然他可不敢去占领炮车担任掩护任务；接着，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说，他不愿意和兵团主力拥挤在这里，他要带着自己的部队去窑湾渡河。军长们从各自利益出发的主张，把黄百韬弄得不知所措，于是?桥的事竟然再也没提，他只是要求各军务必渡河后到碾庄圩集结。 没过多久，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声称要“自己渡河”的第六十三军受到攻击。黄百韬计算了一下，第六十三军才走出去二十公里，这说明共产党军队已经打到跟前了。 七日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临沂。 此时，粟裕获悉驻守在台儿庄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有起义的可能”。何基沣、张克侠一旦起义，将会使徐州东北方向门户洞开，华东野战军部队可顺利通过第三绥靖区的防区，向南越过陇海路直接插入徐州与碾庄圩之间，彻底截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而这样一来，紧缩在徐州附近的敌人将陷于孤立。粟裕致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报告徐州的敌人可能要南撤，战役可能将朝着“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的方向发展，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线”，彻底截断徐州之敌南逃的退路。 晚上，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临沂以西的码头。 粟裕与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经过彻夜长谈，再次明晰了淮海战役将从围歼黄百韬兵团发展到在徐州地区与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进行决战的可能。天明时分，粟裕起草的著名的“齐辰电”发出： 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甲、由于近来全国各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在此情况下，蒋匪有采取下述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乙、蒋匪如果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如果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匪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丙、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徐州）固（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路，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道，以阻延敌人南撤。 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 粟张 齐（八日）辰（七—九时 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挥军南下两淮，很可能将国民党军主力赶过长江；而如果西进徐州，不仅可以抑留目前驻守在徐州、蚌埠间的敌军，还可以调动黄维兵团北上增援徐州，以利我军寻机歼敌。那么，是将国民党军主力抑留在长江以北逐次歼灭，还是将其赶过长江留待日后歼灭？ “齐辰电”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粟裕提出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依原定设想大军南下推进两淮，而是将攻击目标集中在全歼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上，从而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彻底歼灭。这一战役设想，已经大大接近了“大淮海”的模样；其次，电报从夺取全国胜利的角度，得出了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之后，将有利于未来的渡江战役和取得全国胜利的判断。其中未来在长江以南“不致有大的战斗”，“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等预测，历史证明惊人地准确。 九日，中央军委复电到达：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等，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九日）亥（二十一—二十三时） 晚年的时候，粟裕仍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至此，共产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设想升华到战略决战的高度，即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徐州地区。 华东野战军已开始对黄百韬兵团实施合围：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穿过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路南侧在黄百韬兵团的身后追击；第四、第八纵队穿过邳县、官湖地区，直抵运河东岸，对黄百韬兵团的右翼构成威胁；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北进，挡住了黄百韬兵团左翼掩护部队第六十三军的去路；而在黄百韬兵团的前方，由台儿庄地区南下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与从宿迁地区北上的第二、第十二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北对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就在黄百韬兵团即将深陷重围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 第三绥靖区沿运河两岸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的贾汪至台儿庄一线，其防御任务是：“利用运河一线既设工事固守以屏障徐州，同时保障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绥靖区下辖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共四个师的兵力。 何基沣，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三八年，他在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军的作战中负伤，养伤期间秘密前往延安两个月，几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并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与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是拜把兄弟，回部队后出任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冯治安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时，举荐他出任第七十七军军长。抗战胜利后，随冯治安部驻守鲁南与苏北交界处的台儿庄、贾汪一线，出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张克侠，一九二四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任职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二八年，在冯玉祥夫人的支持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以特别党员身份重回西北军工作。抗战爆发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出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第三绥靖区是支杂牌部队，一直受到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歧视和排挤。抗战胜利后，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开赴徐州受降，冯治安大喜，因为接收城市既可以使部队得到装备的补充，还可以聚敛大笔钱财物资。然而，部队到达徐州后，才知受降与接收已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十九集团军办理完毕。不久，第三十三集团军被改为第三绥靖区，沿运河两岸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的贾汪至台儿庄一线。随着徐州战场局势日益吃紧，官兵们终于明白自己是要“打头阵、当炮灰”了。 共产党人与西北军的关系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影响。一九三一年，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曾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针对西北军，周恩来曾明确指示：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总是认为士兵出身苦，最革命，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今后要注意保存现有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不得已，决不能搞起义。就是说在国民党军的非嫡系部队里，只有到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锥之地时，才有起义的条件。内战爆发后，在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的高树勋，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吴化文，都是党的秘密党员长期工作的对象，而且他们都曾是西北军的将领。 一九四八年冬天，第三绥靖区置身在防御华东野战军南下的第一线，而且这条防御线已是徐州北面的唯一屏障。 周恩来电告华东局，让他们派人与第三绥靖区中的特别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系，因为，关键时刻到了。在国民党军内部潜伏了近二十年后，他们要以大兵团起义的方式让开运河防线，以确保华东野战军南下大军渡过运河直扑黄百韬兵团。 被派往第三绥靖区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和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 起义时间定在十一月八日，起义联络口号是“杨斯德”。 八日上午十时，起义行动开始：张克侠率第五十九军向台儿庄集结，何基沣率前线指挥部和直属部队向台儿庄以南的汴塘方向集结。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一八?师、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一一一团，总计两万三千余名官兵撤离了防御阵地。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发现起义动向后，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行动，而是独自离开部队去徐州向刘峙请罪去了。 起义部队让开了东起台儿庄、西至临城的上百里防线，致使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的路线右翼敞开了一个大口子，华东野战军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从这个大口子里直插徐州东侧，迎头堵住了黄百韬的西逃之路。 毛泽东称，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 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刚上任不久。兵团从新安镇撤退的时候，第六十三军奉命掩护。七日，掩护任务完成后，所有的官兵都逃命一样心急火燎，只有他沉着地迟迟不动，他对军官们说：“我们广东部队从南方打到北方，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他让军主力先走，自己带着四五六团殿后。四五六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他曾经在这个团当过营长和团长，现任团长李友庄是他的同乡。陈军长走得很傲慢，无论军官怎样提醒说身后不断有信号弹升起，他依旧要在距窑湾十公里的堰头停下休息。八日拂晓，陈军长宿营的卢圩子村遭到袭击，身边的副官处长被打死，军参谋长独自向窑湾镇逃去。最后时刻，还是李友庄团长赶来救他了，四五六团在解救军长的路上受到猛烈截击，只有一个营冲到了陈章的身边，士兵们拉着他往窑湾镇跑的时候，他还嚷嚷着：“等我收拾了一批共军再走。”辎重和机密文件等都已丢失，逃到窑湾镇后，陈章住进一五二师师部。师部已经没有粮食，卫兵给他端上来的仅仅是几个芋头，于是陈军长立即派出一支“人民服务队”去抢粮。八日晚，黄百韬来电话，命令他赶快向北突围，渡过运河到曹八集集结，但陈章认为没有船只大军无法渡河，请求空军空投粮食弹药。飞机还没来，他已被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包围了。陈章下达了“连坐法”，组织起督战队，谁临阵退缩就地枪决。他还把窑湾镇百姓全部赶进一座天主教堂，说是为防止百姓与共军里应外合。部署好了，陈军长宣布：“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第六十三军一战成名天下知。沉着地顶他一两个浪头，好戏就在后面！” 无法理解这个军长的勇气从何而来。 此时，第六十三军已远远落在整个第七兵团的后面，被孤立地围困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里。 八日，黄百韬的兵团部渡过运河，到达碾庄圩附近的一个小村里。 当时，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集结碾庄圩西南方向的八义集。 黄百韬当即乘吉普车前去会见李弥——两位兵团司令官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黄百韬急切地亲自上门，最主要的是恳求李弥兵团不要过早地向徐州撤退，因为他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渡过运河。黄百韬诉说了第三绥靖区的起义给他的右翼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缺口，诉说了第七兵团被海州的撤退人员所拖累此刻还拥挤在运河桥上。李弥想了一会说，刘峙总司令判断共军要打徐州，已令第十三兵团向徐州撤退：“我们兵团部和第八军今晚开始移动”，第九军明天“把防务交给贵兵团后”也要“往徐州集中”。李弥告诫黄百韬：“老兄做准备吧，这回可能要发生主力战。”黄百韬万般无奈地说：“打就打吧，这也是一个机会，过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这会儿送上门来，总得干他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大部队还没有渡河，看情况，还要两天才能渡完。”黄百韬希望李弥待他的兵团渡过运河站稳脚跟，再动身撤退，但李弥坚持迅速撤退是徐州“剿总”的命令，黄百韬只好告辞。 黄百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第七兵团已处在被围歼的状态中，刘峙如何判断出徐州要受到攻击？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华东野战军对第七兵团发动攻击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从徐州的西面也发动了攻击，而且大有继续向东推进的势头。李弥坚持他的兵团必须立即开拔，置原来所承担的掩护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任务于不顾；而且即使徐州下达了新的命令，黄百韬兵团尚未完全渡过运河，根本无法接替李弥兵团的防务，李弥在这时候大军撤走，等于在黄百韬兵团的左翼又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第十三兵团过早的撤退，导致了黄百韬兵团最后陷入重围。黄百韬至死也不明白，如果李弥能与自己相互掩护向徐州撤退，不是更有利于两个兵团的安全，也更有利于徐州的安全吗？ 就在黄百韬几近绝望的时候，被蒋介石责令指挥徐州作战的杜聿明到达南京。当得知共产党军队已经渡过运河，第三绥靖区部队已经起义，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包围后，杜聿明用惊奇的口气问：“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杜聿明是在质问他，于是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呀，李延年还未撤退回来，共军就发动攻势了。” 十一月十日下午十六时，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说，华东野战军已经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已渡过不老河插入曹八集和薛家湖附近，碾庄圩的后路已断。刘邓的部队在徐州以西与邱清泉兵团接战，邱部正在且战且退。黄百韬兵团过运河桥时伤亡惨重，目前被围在碾庄圩。孙元良兵团已到宿县附近，刘汝明兵团正向蚌埠推进中。判断是：共军以一部牵制我军，主力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接着，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汇报作战计划：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圩，第六十三军死守窑湾，李弥兵团附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迅速东调，解围黄百韬兵团。蒋介石问杜聿明有什么意见，杜聿明已经不想发表任何见解，他只是说，不了解前方情况，等到徐州后再说吧。蒋介石当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至此，杜聿明才知道，他看过的那份“徐蚌会战计划”早已不见踪影，目前的战场局势已经不可收拾。 十日，黄百韬兵团从碾庄圩出动，继续向徐州撤退，但却突然听见曹八集方向传来枪声，曹八集是通往徐州的必经之路。黄百韬忙派人去探查，原来第一00军四十四师受到了攻击。 自第七兵团撤退以来，四十四师始终处在激战中，因为该师奉命保卫运河铁桥以掩护所有的人马从桥上通过。掩护任务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基本完成，四十四师要撤退了，第二十五军却奉命把铁桥炸了。第一00军军长周志道高声喝道：“老子还有一个师没有过桥呢，我看哪个敢炸！等打完了仗，老子到国防部去和黄百韬打官司！”铁桥暂时未炸，但是在四十四师通过的时候，被拥塞在桥头的一辆弹药车爆炸了，等待炸桥的第二十五军以为解放军追来了，立即实施了炸桥，结果四十四师一三一团还是没来得及过河。刘声鹤师长心中充满忿恨，认为自己的部队完全是在给黄百韬当牺牲品。于是，部队到达曹八集的时候，本来的任务是坚守这个通往徐州的要点，但大多数军官主张接着向前冲，因为冲过去自己就能逃过一劫。刘师长在两难中决定采取半冲半守的方式。他没想到，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对他的攻击异常猛烈和顽强，而黄百韬根本没有积极增援他的意思。最后时刻，四十四师陷入包围，刘声鹤决定“宁可拼光，不要留一颗子弹和一支好枪给共军”。当十三纵官兵冲进他的指挥所时，他把随身的手表和派克钢笔砸碎了，喊：“兄弟们！你们快逃命吧！这就是我师长的葬身之所！”随即举枪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子弹从右侧射入，贯穿整个脑部”。 四十四师覆灭，曹八集失守，通往徐州的路彻底断了。 黄百韬立即召集会议，主张迅速反击大许家和曹八集，无论如何也要向徐州靠近。各军、师长都表示，只要靠近徐州，多走一里算一里。只有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表示反对。刘军长不同意的理由很奇怪：他的阵地已经修筑好了，而且修得很好很隐蔽，不和解放军打一仗不合算。就在这个时候，徐州派来的飞机投下了蒋介石的手令：“着该兵团就地抵抗。”——“此次徐州会战，关系党国存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地形、工事、兵力，我部优越，胜利在握。望激励将士，以尽全功。” 所有的争论到此为止。 黄百韬立即部署死守碾庄圩。 碾庄圩，这个小小的村庄，此刻聚集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四、第一00军，警卫营、通讯营、工兵营、战防炮营、重炮营、汽车大队、医疗队，各军的留守处和各军的野炮营。救护车、野战汽车、弹药库、仓库、医院使一个小村庄拥挤不堪。而在碾庄圩四周的各个方向上，华东野战军所有的部队都在喊着一个口号：“追上去！追上去！把黄百韬围住！” 当徐州战场上所有的国民党军将领都意识到大战将至时，杜聿明却不得不从战场之外向他认为的这个“刑场”飞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迷失了方向，一直向北飞到黄河边飞行员才猛然醒悟飞过了。于是，又掉头往回飞，一直到午夜前后“还没找到徐州”。飞行员说，再过一个小时还找不到，油就没了，那就一切都完了。就在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飞机的一侧出现了灯光，飞行员急忙降落下去，发现这正是徐州。 杜聿明到达徐州时，已是十一日凌晨一时。 杜聿明认为这真是“天要灭蒋”。 此刻，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窄地域里，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围成铁桶一般。 老头子为什么不来徐州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上了前沿，碾庄外围阵地上的情景让他感到了不安： 大宋庄枪炮轰鸣时，我到了小宋庄。当时伤员还没来得及运走，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的遗体和敌人阵亡官兵的尸体仍在原处，我要看看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敌人的部署是否像我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的战士是在哪里牺牲的，是炮打死的还是枪打死的，我战前的判断是否正确……这些，要在战场保留原状时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了小宋庄血染的战场，我的心里有些不安，我们的牺牲太大了。这么个小小的村落，死了这么多人…… 碾庄圩位于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是十几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一小片区域。这里是运河西边的低洼地带，洼地、水塘、沟渠错落其间。为了防洪水，民房都建在土台子上，村落四周也都夯有高出地面两到三米的土围墙。碾庄圩是徐州以东的重要防御据点，原是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驻地，因此区域内筑有大量坚固的野战工事，特别是在各个村落四周，建有大量的碉堡和地堡，预先设置了可以相互交叉的火力点。黄百韬接管这一防区之后，兵团部位于碾庄圩，第六十四、第一00、第四十四、第二十五军分别配置在碾庄圩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十多万人马密集地收缩在一起，准备在空军的支援下固守待援。 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攻击，采取四面向中心突击的战法：六纵向北突击，十三纵向东突击，四纵沿着铁路线向西突击，九纵向西北方向突击。十一月十一日，突击部队向各自正面的敌军阵地发起猛攻。四纵攻击碾庄圩以北的小牙庄、尤家湖阵地；八纵攻击碾庄圩以东的大院上、吴庄阵地；九纵攻击碾庄车站附近的第四十四军；六纵和十三纵攻击彭庄、贺台子阵地。野战军指挥部要求连续突击，速战速决，三至五天内解决战斗。但是，突击一开始，却发现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除了沟塘密布、村落分散、工事坚固等原因外，各攻击部队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官兵异常疲劳，炮兵也没能及时跟上，因此，在前两天的战斗中，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战场推进缓慢。 十三纵攻击小宋庄，守军是第一00军六十三师。六十三师师部位于大宋庄，但前沿伸展到了距大宋庄一里地的小宋庄。这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防御部队是六十三师专门组织的一支突击队。得到机枪加强的突击队，采取密集火力掩护下的多点防御战术，使得十三纵的攻击一开始就受到严重杀伤。十三纵付出巨大伤亡攻占外围地堡后，深入小村庄的战斗变得更加残酷。守军利用村里的民房修筑起核心工事，几乎所有的墙角都修有碉堡，碉堡上设有四层射击孔，射击孔设计得很小，很难将其封锁。而且，在小村里的墙缝、门缝、窗户乃至屋檐下，到处都是机枪射击点。十三纵往往发动数次冲击，才能推进一步，即使占领了一座民房，民房也会即刻被守军的燃烧弹点燃。攻击部队的营、连干部情绪焦躁，都说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打的仗，也没见过这么顽强的敌人。在夺取了一座民房后，需要冲过一片空地，但是空地被守军火力封锁着，于是官兵想从墙上掏个枪眼以掩护爆破。枪眼刚刚掏好，墙那边就塞进来一颗手榴弹，急忙把手榴弹拾起来扔回去，可第二颗手榴弹又塞了进来，官兵们只好用稻草把枪眼堵上。接着，让十三纵官兵吃惊的事发生了：在守军的逼迫下，几个百姓举着火把走了过来，要在攻击部队占领的房子里放火。官兵们朝天开枪，不停地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百姓扔下火把跑了。守军又用一根长竹竿挑着燃烧的棉花往房顶上甩，刚刚占领的房子还是让守军点着了。十三纵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守军让百姓站在民房的门口当盾牌，机枪就架在这些百姓的肩膀上。十三纵的官兵们很痛苦，战斗已经让他们的许多战友伤亡，而面前惊恐万状的百姓又令他们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高声喊：“老乡！我们掩护你们！快跑！不要给他们挡子弹！”百姓们惊惶地到处乱爬，守军混在百姓中趁机猛烈射击，在密集而纷乱的弹雨中，攻守双方的官兵和那些无辜百姓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 一纵在窑湾与第六十三军的激战也到了最后关头。第六十三军的顽强抵抗触发了一纵官兵的斗志，他们发誓要把窑湾拿下来，把第六十三军就地全歼。第六十三军之所以顽强抵抗，是因为他们听见碾庄圩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他们误认为那是增援部队赶来了——他们确实得到过支援，从徐州飞来了三四批飞机，每批三架，往窑湾镇空投粮食。但是，窑湾镇阵地十分狭窄，空投的粮食大多落到了外围一纵的阵地上。一纵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加强了火炮的打击力度，猛烈的炮击使第六十三军的阵地上硝烟弥漫。炮火准备之后，一师在东门，二师在北门，三师在南门，同时开始了最后冲击。一师很快向窑湾镇插进去，但是二师和三师几次攻击都没奏效，于是临时改变部署，二师六团从东门突入接应攻击北门的四团，三师也从东门往里突击——“老兵油子多，仍然负隅顽抗。”一纵指挥员们感到这个对手有点难打。 此时，那个发誓要让第六十三军“一战成名天下知”的陈军长有点慌了，因为各个阵地上的战斗都已进入混乱状态。一八六师副师长伍少武跑到指挥部报告说，五五八团的阵地已被突破。陈章冒着炮火前往一八六师师部，师部里满地的文件，师长张泽琛却不见了。军官们说，中午的时候，张师长把胡子剃了，换上了便服，说要去巡视阵地，可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张泽琛师长跑得很快，居然一路跑回广州，广州的报纸迅速登出了他从战场突围而出的“英雄事迹”。陈章要求一五二师师长雷秀民、副师长黎天荣与他一起返回军部，重新组织部队进行抵抗。但是，一转身的工夫，雷师长也不见了——雷师长拉着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团长黎安福也跑了。回到军部，陈章拿着手枪站在门口不进屋，一脸的阴沉。黎天荣副师长前去组织预备队，路上遇见军参谋长宋健人，可转眼间宋参谋长也不见了——宋健人是当地人，曾在窑湾镇当过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