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一)做官的利钱

八、官崇拜——隐性福利与“合理赐福/利权” (一)做官的利钱 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布衣芒”，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儿，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儿，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1719—1805），也就是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着朴素，“布衣芒”，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里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步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坐”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坐，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货币化衡量。 我们现在到名山古刹观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稍做休憩，环境再清雅，茶再好，也就是几十块钱一杯，几十块不够，一百块总差不多了。一杯茶的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大凡物质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则不一样，它能让人感到满足，“请上坐”的尊贵感觉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觉更美妙，但这样的尊贵感觉到底值多少钱却不太好说。有理由相信的是，它应该比一杯好茶的价值要高得多。时下的名山古刹往往设有贵宾接待室，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更不用说让那些处级、局级、厅级住持尊敬地跟你说“请上坐”了，可见这是身份问题，比起出几十块上百块钱就能要一杯茶要困难得多。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后来热情，他在待人接物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分成“坐—茶”、“请坐—泡茶”、“请上坐—泡好茶”三个等级。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质问题。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条狗养一匹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 《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所谓“犬马之养”这个论断，明确指出了赡养父母与豢养动物的差别，也指明了作为父母的人与作为动物的犬马同样是活着的差别，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饱穿暖，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敬的态度。所以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与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1.是不是官？2.是什么级别的官？金山寺和尚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区分“福利”的标准：“坐—茶”是给予一般人的“福利”，“请坐—泡茶”是给予普通官员的“福利”，“请上坐—泡好茶”则是给予高官的“福利”。从“福利”的享受主体——刘墉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断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幅度很大，而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级别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命名的难题：刘墉在这里因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应该怎么定性？叫它什么？ 刘墉当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规定，清代“中堂”一级高官的年薪包括180两银子和90石大米。刘墉做“中堂”的时代可以领双俸双米，所以法定工资是360两银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价按乾嘉时代每石15两银子来计算，刘墉的年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月薪16万元。这个工资是帝国官员的最高标准了，但相对于一个大国的总理副总理来说，这份工资实在不能说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数额有限。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 显然，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一定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那么，这东西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