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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上海闸北公园有一座墓地，似乎久被人遗忘，显得异常地落寞和孤寂。半拱形状的墓丘前有一墓主的大理石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着于右任所书的一段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渔父者，宋教仁。于右任，宋之好友。于文之惨烈沉痛，情出宋之凶死。宋之死，则断送了民国和平。谁杀了宋教仁，谁扼杀了新民国，似乎答案在众多史籍书刊中也不乏解说，但是，遗憾地说，宋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于先生“期之良史”似仍无期。 宋教仁刺杀案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宋教仁是中华一位杰出的人物，直到现在仍不时有文章纪念和怀念他。他本是个出名的革命家，是推翻前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但宋先生最大特点，是在革命即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他留日六年间，不仅从事革命活动，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都用心研究法制和政治经济学。在革命运动中，他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的文件，有厚厚的三大本。武昌起义后，由他起草的《鄂州约法》相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他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辛亥革命后，他很快就积极投身共和国制度建设、宪政实践。他筹组了国民党，当选为理事长，成为最受瞩目的政治家。另外，他热心南北调和，主张和平民主道路。这样一个受尊敬和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突然遭到暗杀，颇似于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圣雄，偏偏死于暴力。所以宋的死在当时社会上掀起巨大震动，甚至报上有这样形容：举国惶惶，挥泪如雨，报纸记载，笔为之秃，墨为之涸。人们既痛惜宋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这样的才干不再有，也伤感他毙命仅三十二岁的华龄。更有远见者，断言：宋教仁去，真共和随去，国事不可问矣。后事果然不可问，以宋教仁案为导火索，接着发生了“二次革命”，它开辟现代武装政治先河，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继之国家分裂，南北成立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革命，几十年不休。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读到的历史确是惊人地片面和模糊，多为不负责任的歪曲和武断的结论。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杀宋背后的指使人是袁世凯，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袁是主凶的推测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证据明显不足，斩钉截铁的指认，竟主要依靠推测和认定袁是个坏人这一前提，似乎袁世凯称帝复辟，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从宋案来看，该案政治背景错综复杂，惊险离奇，一案套一案，连环凶杀，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没有可靠地破解，就简单地一股脑推在袁世凯头上，我们很少见过这样不负责任的历史，这样自以为是的自圆其说。不错，杀宋的后台，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并不能排除宋案还另有其他嫌疑人，也不排除没有别的后台背景。本来这是当时警务和法庭应该完成的职责，许多情况需要嫌疑人亲自解释，许多疑团待法庭调查清楚，但缺少司法独立的中国不可能完成如此重任，宋案不仅没有得到过公正地法律审判的机会，反而成为法律丧失、暴力加剧的推动器，这给了好把历史打扮成小女孩的伪装大师们以机会，将严肃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狼外婆和天真儿童为主角的童话。 一 宋教仁之死 关于宋教仁被刺杀的经过，当时报刊记述颇详，各种书籍转述大体相同，没必要重复撰写，所记与事实没有太多出入，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下面我们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第四十七章“宋教仁被刺”转引如下，书的一些评论略有删节，算是将背景做个交代。 宋教仁被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宋教仁搭火车赴北京，他和送行的人们于3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吴仲华来告，请宋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检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检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宋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可是他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 哿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他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做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遁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就这样与世长辞，他这时只有三十二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了暗杀。他的伟大在于他临到死亡关头还没有抛弃要感化袁世凯的伟大幻想，他希望袁能为他的临死赠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凌晨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花了二百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宋被刺殉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说：“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孙中山前于2月21日赴日本考察铁路政策，正在长崎，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极为悲悼，即由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北京方面听到宋氏被刺，也极感震动，尤以国民党总部丧失了实际的领导人，既哀悼又激愤，纷纷去电上海询问真相。黄兴乃于22日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氏被刺遇难经过，请刊诸报端，宣示中外，电文如下： 北京《民主报》仇蕴存兄： 迭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问宋遁初先生受伤情形，刻值治丧忙迫，未及一一拟答，殊深歉疚。特详述于下，请登诸报端，以慰哀感。遁兄于廿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遁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唯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廿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宋教仁遇刺殉难，使已经是风雨欲来的时局，变成了大雷暴雨，也是刚满十五个月的中华民国一件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 二 离奇的破案 出乎意料，这件刺宋案只三四天就被破获。整个破案过程既充满戏剧性，也极富离奇性。据报刊所载：“闻近年租界迭出暗杀，从未破获，如方云卿、金琴荪等，迄今未破案，唯此次宋案告破。”（《民立报》，1913年4月1日）为什么从未破获暗杀案的租界警局，这样轻松破获这一惊天大案？这本身就是个大疑问。稍微考察一下破案过程，不禁发现疑点重重。 首先，宋被暗杀之前，各处就有很多刺宋的传闻，宋亦多次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远在武汉都有人提醒他，甚至透露出应桂馨的名字，前后提醒他的有国民党重要人员谭人风、陈其美和《民立报》的徐血儿等。特别是徐血儿，他回忆：暗杀风说，早已传布于吾人耳鼓，在宋被刺三天前见到他，亲向他警示，但宋并不在意，宋甚至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当徐与宋握手告别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先生笑而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如果是一般的风传，在民国初年那样混乱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案件迅速侦破，就有一点可疑了，国民党内部有人确实事先知道一些内情，当时报载一条消息：宋先生被刺当日，已有确切消息报告于国民党，谓武士英所为，并已知与应桂馨有关。故宋先生临终之际，弥留未绝，于右任君在旁大呼：“遁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宋在22日故去，巡捕房尚未抓获一人，更谈不上破案，而国民党内已经得此确切案情，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国民党内部与此案有一定联系。 第二，报案人很可能是个“托”。宋案的告破，与其说是租界巡捕房破的案，不如说是国民党破的案，当时到巡捕房报案的人都是国民党安排的。后来在租界预审宋案时，捕房安探长曾把这一离奇故事当庭陈述，他说：刺死宋教仁之第二日，即有二人到捕房来送信，谓系应桂馨所为。后又有两人来说，见证王阿法知此事。迨至拘捕应前两点钟，又有人到捕房报信。这其中第一例是据称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他们直接报告上海五马路六野宾馆的武士英可疑，说20日有冯姓和几人找他--经查冯原是光复军的营长（此人后来失踪，没有落案），武出去向邻室人借车费，不久回来，喜形于色，称有钱了，晚上即出去。当日宋案发生，武第二天搬走。他们在武的房间发现应桂馨的名片。而这种报案显然没能说服巡捕房，巡捕房也没采取任何行动。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自称古董商的王阿法出来报案。据报载事情如下： 邓某有一友王某，以卖字画为生，曾至应家。一日，应桂馨谓王某：“吾欲杀一人，汝能为之否？”王曰：“不能。”应又请王代觅之，并出示宋的照片。王并不认识，后转告邓，宋案后，报告国民党人。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22日晚12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携告卜总巡，要求其抓捕凶手。总巡捕初尚不允，后因证据确凿，总巡始允捕人，率探捕与国民党某君同往。（《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 巡捕率队到应家，应不在，又由国民党党人指引至一妓院，将应逮捕。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随后由国民党派员领着另一路巡捕到应家搜查，把刚刚进门的凶手武士应当场抓住。而在搜查应宅时，居然接到奇怪电话，告称宅中枪支尚不要紧，一定要将文件藏好。这几乎意在指点迷津。果然巡捕和国民党人在应家仔细搜查，查获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就有应与洪述祖的大量密电函。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的黄镇盘，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当时如无蒋中正之协助破案，凶手武士英等实难于短期内在租界中顺利捕获。”（赵澜：《黄镇盘营救廖承志》，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4期）黄镇盘和陈其美很熟。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之副官长，后奉陈其美命令刺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行凶后，他曾到日本躲避近一年，没想到在宋案中，他也参与进去。关于陈其美与本案的关系，我们在以后单独讨论。 第三，在王和应对质中漏洞百出。首先我们看看王的来历，王自称古董商人，数月前从武汉而来，原来在汉口从事卖保险，真实身份不明。但是他在告发应、与应对质以及在租界法庭上所述均互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十分可疑。 王在捕房告发时说：“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但是，当第二天应被抓住，王与应当面对质时，情况并非如王所说的，王与应是老主顾、很熟，而是仅见过一面。据记载： 3月24日，在公堂与应同被讯问时，即令见证王阿法上堂，由侃律师诘问。据王供称：“寓居打狗桥，售卖古董、字画度日，因兜售字画，曾往应桂馨处二次。大约一礼拜之前，在伊处时，伊取出照片一张，据云欲办此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未允，当将照片交还。照片究系何人，我不认识，至被暗杀之宋教仁，我亦不认识，昨日始在报上看见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律师又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予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像？”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问：“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予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第二次？”王称：“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 讯至此，堂上即令应桂馨自王阿法盘诘，应尊谕向王诘问：“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字画，是何种字画，画是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旋复向王诘问：“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拓鲁生系国民党人，宋被刺时站在旁边）又向王诘问：“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我第二次去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问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请将前供词宣读，我亦无语。”主审当即问王：“尔与被告何时相识？被告予尔看照片欲谋一人，究在何时？是否即兜售手卷之日？”王供：“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汉口洋行买办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与我看照，只说明办一人，并未言明谋杀，大约离今日已有半月，即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令退去。主审以王前后所供情节不符，且尚有见证未齐，候再讯。（《时报》，1913年4月1日） 从这次对质看，王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应几问，就把他问得乱编一气，可见他的举报很有问题。但是，证人是假的，其告发的人应桂馨是杀宋背后指示者，确是真的。后来在租界法庭预审时，王再次出庭，仍是语词矛盾。他把从何处得来的画又改称通清铁路朱某，当问他卖画讨价还价否，他说没有，问他为何又去，他又说第二次去应宅是应叫他去。总之每次叙述，都出现更多矛盾。反倒是应桂馨似乎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他在法庭上讲，他只见过王一次，王拿了一封吴乃文的介绍信，内容是希望找个工作，双方谈了一下，应见王很平庸，就谢绝了他。从各种情况看，王的报案是别有用心设计的行为，从逻辑上很难想象，应会与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去谈暗杀的事，后来应找的凶杀武士英，是职业军人，枪法很准，行动敏捷，符合应这个青洪帮大佬做事的职业素质。 国民党在破案中的神秘作用，在租界预审时也被律师注意到，并且几乎将此事挑明。当4月4日在租界公堂对宋谋杀案公开预审，律师询问凶犯武士英，在被捕前到应家时人多不多时，武说“很多”，并突然指着审判席上一人云“他亦在”，而此人正是由江苏都督委派的办理此案专员、国民党人陆惠生。律师当庭向陆发问，被当庭法官制止。但是律师并没有放过这个疑点。在对法租界总探长的讯问中又提起：“到捕房报信并带领去应家的是何人？是否是堂上的陆惠生？”探长以保护送信人的秘密条例拒绝回答。第二天，该律师找到有关法律，再次提出请求询问探长，得到同意后，法租界探长承认陆从破案起一直在场，并一起去应家。探长原话是：“当夜不知者指吴福铭（按：武士英）为武犯，正与法界警察谈话，并言彼宋系彼所刺。”（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第254页）虽然他说是个不知名的人从应家人群中指认出武士英，但当时报刊均登载了由陆惠生把凶手找出。而律师对法总探长提出的另外敏感问题，如“以前暗杀有牵涉革命党？”“以前法租界医院暗杀案（指陶成章被刺案）是否与高官有关？”“今日在沪高官为谁？”等似乎在影射陈其美的问题，均被法官同意拒绝回答了。不过从此可看出，离奇的破案过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各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方面一定是在掌握应参与谋杀宋的准确证据，然后找到各种报案人，虽然线索是谎报，但犯罪人是真的。宋案这样快就破案显示：国民党内部有人参与杀宋的阴谋，深知内情，事先掌握相关情报。 关于国民党内部是否参与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非同一般，而陈在破案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陈在宋死时大呼“此事真不甘心”话出有因，刺杀宋的指使人应桂馨，不仅当过他的谍报科长，而且应与北京方面的联系他也是知情的。破案正是在陈其美领导下，才会如此迅速。 另有一事据报刊载：“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那个年代，个人电台还不发达，即使政府间电报通讯，也往往通过电报局，应桂馨和北京的电文也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所以陈安排的人很可能早掌握关于应与北京内务部洪述祖之间的一些秘密。宋案五天后的3月26日，“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局保存，英总巡卜罗斯君，法总巡篮君及陈英士君（按：陈其美）均到电报局照办”。（《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短短几天，人犯、物证、各种文件纷纷起获，真是个很奇特的现象，让人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一切。 国民党当时参与办宋案的上海交通部交际处处长周南陔，曾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如何破案的口述，说得已经比较明白，只是没说穿陈其美实际一直在操纵着破案。他说，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首先报告了陈其美关于武士英的可疑，陈其美亲自带人去旅馆找武，没找到武，发现了应的名片。陈派出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被抓后，周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找文件，找了几小时也没找到，还是周南陔想出一计，他和应的几个姨太太说：应桂馨说，他有个放秘密文件的盒子，只要把那些文件找到，给巡捕房的人看了，就没事了。果然有个小妾说她知道，带他们从一间屋内找出个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应和北京政府的密电函，周等人花了几小时整理抄写。从周的描述看，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连抓人带取证，真如神仙指路。 而周先生的另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了，他说：“以上是应被捕破案的真相，当时各报记载，有种种不便（如周南陔先生尚负责交际之任，陈英士先生更不便明白说出，只能一律说捕房探得线索、搜得证据罢了）。就是在场的探捕人等，也都没有知道得这样详细，尤其两个学生的线索，及捕得文件的巧计，除了陈英士等几个重要原事人，谁都不知道。”（周南陔口述：《宋教仁被刺秘密》，载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第68号）破了这样大的重案，居然要躲躲闪闪，把功劳都送给了洋巡捕，怪不得后来在租界预审的法庭上，每当律师询问起破案细节，探长们都支支吾吾，不肯详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鬼？ 由于凶手很快就被抓获，关于破案的疑点没有继续深究。虽然租界预审开庭时外国律师曾对破案的种种细节产生极大怀疑，并诘问其中国民党人员参与的细节，甚至问到应与陈其美的关系，但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线索迭出，吸引了公众对其幕后北京政府的关注。从凶手武士英到青帮大佬应桂馨，又从应的文件中，牵出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更进一步涉嫌的人包括了政府总理赵秉钧以及总统袁世凯。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涉案嫌疑人具体分析。 三 凶手武士英 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在贵州学堂读过书，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到上海。在那个动乱年代，武只是个被利用的牺牲品。他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生活所迫，受金钱诱惑，出任杀手。事情虽然简单，但由于他自始至终被人操纵，使得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真相到第底是怎么回事，从他出手杀宋到自己被毒杀，每个环节都离奇得不可思议。 首先，武士英的被捕最奇怪，在武刺杀宋的第二天，便有人到租界巡捕房去报告，而且将他在20日一天的活动都能详细叙述出来。上午几个人找过他、中间出去几次、晚上几点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结账离开等细节，都由国民党的报案人详细讲述，而嫌疑的理由竟是他向同室房客借了一毛车钱，还回一元钱，声称要发财。而且报案者甚至拿来据说在武住处发现的应桂馨的名片。而更奇怪的是，巡捕房没有采取行动后，出现第二个报案人举报应桂馨，而应被抓捕后，已经得到应被捕消息的凶手武士英，竟主动跑到应家去报信，自投罗网。杀了人，不逃避，不躲藏，大摇大摆地吃酒嫖娼，甚至当同犯被捕，自己幸免擒获后（据报刊记载，应被捕时，武也在场，是经一李姓先生劝说，去应家报信），犯案本人去通风报信--明明是他自己应该闻风而逃，真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有人操纵？当武前脚进应宅，后脚国民党人就引领着巡捕包围了应府。当时应家有二十多人，武并没有被人注意，又是在后来江苏都督委派专门督办宋案的国民党人陆惠生把他从人群中指认出来，而武当时即供认不讳，承认是杀宋枪手。所有这些细节，简直无法解释，可称无巧不成书了。 从破案和武被抓的这些情节看，唯一能解释通的是在秘密谋划杀宋过程中，有国民党人的眼线，或者应桂馨与国民党中要人互通信息，有人知情知底。在策划暗杀时，武与多人接触过，其中有个冯姓者，据说曾任过光复军的军需长，此人在案发后失踪。行动时也有四人以上参加，但是在武被捕后最初所供，刺杀宋在他嘴里好像是个简单的傻子故事。他供称： 本姓本名，实叫做吴福铭，山西人氏，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后投云南军伍，被裁来沪，偶至茶馆饮茶，遇着一陈姓朋友，邀我入共进会。晚上，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我问他有何仇隙。陈言：“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什么冤仇。”我尚迟疑不决。次日，至应宅会见应会长，由应面托，说能击死该人，名利双收，我才答应了去。到行刺这一日，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餐，彼此酒意醺醺，陈方告诉我道：“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去收拾他方好哩。”说毕，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柄。陈付了酒钞，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一人不买票，令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宋已到来，姓陈的就指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至，恐被拘拿，又重朝天放了两枪，飞奔出站，一溜风回到应家，进门后，陈已先至，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会长亦甚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所供是实。问官又道：“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言：“没有。”问官哼了一声，武又道：“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我只拿过三十元。”问官复道：“姓陈的哪里去了？叫什么名字？”武答道：“名字已失记了。他的下落，亦未曾知道。”（《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 但是报刊另外的一些报道，证明武并不是一个如此愚笨之人，他曾经“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也“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频繁来往上海和南京，所干何务，大可怀疑，而自称议员、参谋，肯定不是倒古董吧。从此来看，武并不是像后来留给公众的一副愚傻形象，他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军官，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到上海后的社会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过，北京政府当时发表的一篇声明讲，武士英是黄兴的人，不知证据何在。不过武在被捕后表现一直很从容，没有任何害怕和罪犯的心理特征。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他的口供也反复变化，让人看不到真相。刚被捕他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和不认识宋，甚至杀的谁都不知道，但是马上就供出应桂馨指使他去杀宋。 而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他全面翻供。下面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当时堂上第一证人吴福铭上堂，先由侃律师诘问，互为问答。 侃：汝何名？ 答：我叫武士英。 侃：汝是何处人？ 答：生长山西龙门。 侃：向在何处？ 答：在贵州学堂读书毕业，即来上海。 侃：做何生意？ 答：贩卖古董。 侃：何时来沪？ 答：时时来往宁、苏、沪间，不记时日。（奇怪处） 侃：住何处？ 答：六野旅馆。 侃：你知陈玉生其人否？ 答：乃系陈易仙，本不认识此人，后在茶寮中谈话始认识。 侃：你向不认识陈易仙么？ 答：不认识。 语至此，武忽作凶悍状，大声言曰：“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武还否认见过应桂馨，又再次重复杀宋一人所为。在原告律师问后，被告沃律师接着询问，而观其问话，竟是帮助认定武所说的由他一人杀宋的说法。 沃：光复时尔作何事？ 答：在云南巡防营第三营当哨官。 沃：尔从前即关心政治否？ 答：我在贵州时即甚关心。宣统元年，被贵州官吏镣铐递解，我乃在镇远关逃走。 沃：尔当时所犯何案？ 答：因我在校毕业后私自征兵一营。 沃：后来尔至何处？ 答：四川至云南。 沃：何时至沪？ 答：不记得，我常常往来宁、沪。 沃：宋教仁是尔所杀？ 答：是我一人杀的。 沃：尔何以要杀宋教仁？ 答：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 沃：尔何以说他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 答：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他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沃：尔知宋为国民党何人？ 答：宋系国民党会长。 沃：是何处会长？ 答：系国民党全国总会会长。 沃：尔知国民党是何宗旨？ 答：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 沃：尔何以知道要推翻中央政府？ 答：即如现在江西，尚不服从中央命令。 沃：尔于中央政府如何？ 答：我很爱助中央政府。 当后来问到与应关系，武又一次说全是他一人杀宋，与应不认识。后来法官问他：“尔称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一年前乎？两月前乎？”武答：“两月前。”法官问：“尔知前后口供不符否？”武回答：“知道，但我此次皆说真情话，前次所言多假。”（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48-250页） 从武士英的供词看，他肯定受到外界的影响在做伪供，虽然他最早的招供也不见得是真实可信，但后来的供词实在太离谱了。我们尽管不知道幕后的黑手是谁，但从武的话中，可以看到其用心。其一，替应桂馨脱罪；其二，把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似乎他的行为是替政府除害。这个背后的指使人有可能是帮会组织，为应解脱。但为什么让武把目标转移向北京政府，就很让人费解了。 应指使武去刺杀宋，很显然做了一些防范，他是青洪帮头号人物，帮助孙中山组织过卫队，什么样的杀手他找不到？确从大马路上拉来个杀手，他考虑的是不把刺宋与自己的共进会联系，同时他以他前革命党人的身份，也避免和国民党牵连。但是他的防范看来没有起任何作用，这可能是他并没有防范的人把他出卖了。从破案的情况看，他没有防范的正是国民党中人，而反证的结论则是国民党中有人对他的行动知情。 武士英的种种行为似乎被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他的背景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武是在被引渡到中国法庭预审的前一天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谁有这样大的本事？武到底知道什么秘密，非要灭口？至今没有答案。可是如果根据当时条件和背景看，有本事不露马脚在军营中致武死地的人是陈其美等人，而灭口大概是担忧武说出有可能引起外界对陈产生怀疑的线索。 四 青帮应桂馨 现在我们谈谈宋案最重要的罪犯应桂馨其人。青帮大佬应桂馨原名夔丞，浙江宁波人，他父亲本是个石匠，因在上海包工致富，后改经营地产，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应小时候也念过书，据说中过秀才，并略通英文，还当过教师，但应桂馨天生不安分，从小挥霍成性，好结交，他父亲的资财都被他用于交朋结友，因此江湖上颇有人气。他一生自己没有聚拢很多财富，倒是把家底折腾光了，这从他死后家里并无什么财产可知。他两个儿子在他死后生活清苦，都在十几岁赴上海做学徒打工，其中一个改名朱学勉，后来是宁波地区著名共产党人，另一个应野萍成为上海画家教授。坦率地讲，青帮那样的组织虽然是黑社会，但盗亦有道，这种组织有自己的公义和道德，而成为大佬的人，通常有仗义疏财、胆大妄为等名望。 年轻的应桂馨到上海，不久就结识了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范高头。此人原名赵阿室，原是个撑船的苦力。他自恃人高马大，最爱帮人打架。洋人的铁甲火轮当时很神气，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有一回，一外轮在黄浦江中撞沉一艘满载驳船，外轮竟不当回事，开足马力就要走。赵带领许多中国小船靠上去，找外轮算账，后中国船工与洋人交涉，终于使洋人认输赔偿。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之名开始叫响，他的原名反而被人忘了。范高头成名后，不再满足于靠撑船吃饭。当时沿江一带许多人都靠偷盗洋人船上的货物发财，范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小偷小摸变成整批整船地大偷大摸。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将给外国货轮装货卸货的中国船故意弄沉，再利用黑夜把货物捞上来，然后拿出去倒卖。那时赚钱的买卖是鸦片，故运鸦片的船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后来范的生意从偷鸦片、倒贩鸦片发展到开烟馆卖鸦片的一个大的帮会集团，手下有数千人，成为威震上海滩的一霸。应桂馨与帮会搭上关系，以认识范高头开始。当时有个祥园烟馆是范所开，应整天泡在那里，因此与范结识，很快就成了范高头最得力的助手，后来应桂馨正式结拜青帮湖州帮李征五为师，排“大”字辈。在以后因走私中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因杀死清兵被官府通缉，不久范被拿获正法。范做下大案后，其党羽四散。应逃避了一段时间，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门下。应很会办事，又相貌堂堂，难得的是他还能说几句英语，很为袁赏识。不久，袁还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五千两官银作为开办费。谁知等钱一到，他整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待银子花完，事没办什么，觉得无法交代，竟一走了之。应从袁树勋那里跑出来之后，先到河南，想经营古董，生意没起色，最后被迫回家乡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他五万银元，他在宁波办个新式学堂。说来也巧，学校办起来，不久族人告他占用族祠公产，闹起纠纷。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得知应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主动出面帮应调解校产事宜，应由此十分感激，加上双方情投意合，结成密友。 陈其美通过联合青洪帮进行反清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打开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局面，而陈也因为得到青洪帮这一强大民间力量支持而地位骤增。他和蔡元培、宋教仁等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机关，成果就是促成了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而陈在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也曾住过。当时陈自己参加了青帮，而应也参加了同盟会。陈当时主要依靠的帮会人物就是李征五和应桂馨师徒。上海光复前，帮会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为革命党人侦探情报，提供保护，甚至捐钱输财，提供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秘密据点；上海光复之战，帮会更是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们追随革命党人，说服地方，争取各界，并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至少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当时革命阵营中两大势力派别，一是光复会，一是陈为首的同盟会。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甚至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袁克文曾说：“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转引自陈惕敏：《我的老师袁寒云》，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非常重用青洪帮的哥们，李征五被授少将，另一个青帮大佬刘福彪也带兵受命沪防重任，但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是应桂馨。这不仅使应较早具有帮会与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而且成为上海帮会中与陈其美过往最密的一个。应先被任命为陈身边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上海，陈派应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的任务，可见陈其美对他的信任。孙中山由沪赴南京的具体保卫工作也是陈其美安排应桂馨担任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在上海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受到如此重用，甚至取得孙中山的直接信任，革命成功后他个人前途应该很不错，但他身上江湖气太重，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当上孙的卫队长，负责警卫，对来访孙的亲朋故友开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看人下菜，有时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看其不适合这种工作，仅将其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这个职务挺重要，据应后来自言，下面管十二个科。谁料应并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他们显然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帮会伙伴。其中有的卫士不愿离开，应竟用武力威胁。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加上应日常有贪贿行为，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孙中山打发他回了上海。应自己则说，他是在临时政府工作完了后，才离开的。 宋案后，很多人凭借洪述祖和袁世凯有些私人关系推断袁为幕后指使者，殊不知，直接雇佣杀手的应桂馨虽然是帮会身份，确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而且曾是最受信任的党人，孙中山的卫队长，南京临时政府的庶务长。如果仅仅以私人关系推断，应桂馨和陈其美甚至孙中山的关系，可比与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北京政府关系要深得多，密切得多。这确实是个疑点，应与革命党人有多年战斗情谊，特别与陈其美，关系密切非同一般，他与革命党上层人物也多熟悉，难怪宋案发生后，有人讲是革命党杀革命党。 显然，不论应桂馨是否曾参加革命，其主要生活内容仍是帮会格调，他的生活是每日花天酒地，夜夜妓院寻春，烟、赌、毒都沾。他干惯了图财害命、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这些勾当，不过由于身份地位的提高，从事更复杂更高一级的犯罪活动。应回到上海后又投身青洪帮事务中，他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把帮会组织公开化，并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一个“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准政党组织。也是在陈其美鼎力扶持下，应桂馨战胜多个比他有名的青帮大佬，当选会长。国民党控制的《民立报》上刊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7月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号召各省同志诸君，如愿担任设立支部者，即祈先就所在地点设立通讯处，并祈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随后共进会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机关部向帮会密集的金、衢、严、处、宁、绍、台、温八府每个县各派出调查员二十人，广招会员，准备各设机关部一所。应桂馨搞了共进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扩大会众，实质仍是帮会。在共进会成立当月，由于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应受雇奔赴武汉，试图策动倒黎暴动。也有一说，他收取了张振武妻子的报酬，去寻求暗杀黎元洪。但是，应去武汉显然与他和前革命党人的密切关系有联系。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虽然是革命党人推举上台，但他其实是被从床底下硬拉出来参加的，他的底细老革命党人很清楚，对他并不尊重。而后来随着革命发展和胜利，黎的威望猛升，也逐步控制了权力，他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他借刀杀死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并在湖北残杀革命党人，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国民党人何海鸣在上海《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黎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革命党人当时策动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事为黎所侦破，黎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八人抓捕，并把四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南湖马队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部分官兵起义，结果被黎的军队镇压，几百人被杀。起义失败，参与反黎的人纷纷逃跑。应桂馨因参与其中，黎元洪得知，下正式通缉令抓捕，应慌忙逃回上海。 此时，袁世凯政府正筹划解决革命后的帮会问题，江浙青洪帮由于参加革命又成立共进会，演变成社会公开化组织，正是解决帮会问题中最复杂也相当棘手的一环，特别是又卷入武汉军队暴动，这情况引起袁政府的注意，遂派出洪述祖，希望既取缔共进会，又能善后处理稳妥。洪述祖南下的同时，9月29日政府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政府对共进会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方针。对共进会活动最炽烈的江浙地区，坚决打击。浙江都督朱瑞下令逮捕一些共进会负责人，9月下旬，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认定共进会会员“莠多良少，恃众横行”，“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唯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9月至11月，浙省当局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三人，全部处决。（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载《史林》，2005年第1期） 1912年9月，洪述祖来到上海，找到身负通缉令被追捕的应桂馨。洪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这两个帮会之人，显然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并很快称兄道弟。洪述祖不愧是老谋深算，他在代表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对上海的共进会采取收买的软方式。洪述祖和应桂馨谈判非常成功，双方达成默契，首先洪积极帮助应解除对他的通缉令。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接着北京政府批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唯应夔丞是问”。这无疑是洪述祖对应个人的莫大帮助和大恩。 在施此恩赦后，洪又进一步进行收买应的工作。洪述祖带应桂馨去南京面见苏督程德全，由程委应为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一千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两千元，政府给应的共进会一个合法名号，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成功说服应解散共进会外省分支机构，而且将其拉拢过来为袁世凯政府所用。洪通过对青洪帮的掌控，自己的身价也大大提高。这种办事能力袁政府肯定非常满意，洪也得到更深的信任。但是像应桂馨这种帮会大佬，昨天可以和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合作，今天又能和保守的官僚政权合作，并没有原则和信念，唯以利害关系和金钱做准则，引入政府，必成大患。应与北京政府的合作，陈其美是知情的，应实际是在国民党和袁政府两面投机。 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应桂馨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了他，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 应桂馨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与青洪帮组织的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投机和表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有关。革命党人和帮会在推翻前清时曾密切合作，但是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获得极大声誉，不少人也得到相应政治地位和职位，而帮会中人则比较尴尬，革命党人普遍避免与他们再发生密切合作，有意远离这些名声不好的秘密会社关系，而帮会成员也很难得到公职和生路。 1912年9月，政府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对他们强制打压，他们现实处境很糟糕，而革命党人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坐视不闻不问，回避排斥。参加革命的帮会人员变得愤愤不平，心态逐渐失衡。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革命党人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寻机报复的心理。 应桂馨后来在庭审时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很能反映当时帮会的一般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徐血儿等：《宋教仁血案》，第270页） 上述谈话实际已经暗示了一点应内心指使凶手杀宋的动机，应所指国民党改组排斥青洪帮，正是宋教仁领导的工作。应的这种愤恨革命党人情绪被洪敏感地捕到，并成功地通过收买把他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显然，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秘密帮会问题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力求进步，此时的帮会因其长期积淀的习性和惰性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参加革命，但既不能与时俱进，社会也难容纳。他们与革命党和社会有千丝万缕关系，也是一种难于控制的政治力量。政府用软硬兼施，用各种方式甚至收买等手段来处理帮会问题并无什么不妥，问题是政府在解决这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如果另存私意，将其引入党争、政争，加以利用，就难免玩火惹及自身，酿起大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政治突变、社会动荡，袁世凯政府默许了这种态势。 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共进会实施取缔，一方面出于解散共进会的需要又想借助应桂馨本人。如果应桂馨愿意配合，借助会长之力来达目的固不失为事半功倍之策。可问题是，在这层考虑之外，又掺和进另一层动机，袁世凯政府同时还想在南北政争上对其加以利用。他们想物色一位既能探听对方情报，又愿意为自己效力的人，这个角色由应桂馨担任比较适合。应桂馨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同时也愿意为袁世凯政府效力。此时的应桂馨与国民党上层还有一定的联系，如宋教仁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便是证明。革命党人与帮会毕竟关系深远，要想一下子彻底割断彼此之间公与私的种种交往显然不太现实，而正是这种藕断丝连的公与私的交往成了应桂馨获取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国民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空间上的吻合也为情报的搜集带来了便利。帮会社会触角很深，方方面面均有网络，信息渠道也比较广泛，因此这些条件都为他获取国民党情报提供了方便。 应桂馨攀附一个新靠山，投靠一个新主人，而且表现得积极主动，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应桂馨表示从今服从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应桂馨想巴结新主，新主与国民党是政治竞争对手，自己对革命党人又存有报复心理。在这种关系之下，有人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一再纵容帮会已有的报复心理。洪述祖则是把此做到极端，在处理青洪帮过程中，洪述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他是袁世凯政府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对应桂馨来说他是中央代表，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他对情况最知情，被给予很大相宜行事权力。他利用公务之便，在把黑社会介入政争和最后失控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