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二十一条”真相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儿，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500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 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 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游行学生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 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