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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各篇文章写于1994至2006的12年间。它们涵盖的题材范围非常之广——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的经济到对罪恶的记忆——其地缘范围从比利时到以色列。但这些文章主要关心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本书收集的最早的一篇论文讨论阿尔贝•加缪，最近的一篇讨论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其二是在一个遗忘的时代里晚近历史发生的地点：在理解中体验那个刚刚结束的动荡的世纪，以及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的难度。 这些主题当然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它们同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刻也密不可分。在今后几十年里，我想，我们在回顾中应该将“1989—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和“灾难性的美国占领伊拉克”之间的半个世代看作是被破坏成性的人吞噬的岁月：大西洋两岸在15年时间里政治上无能，浪费了机会。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契机，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我们在西方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热诚，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那个”属于过去，“这个”属于现在，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我们不仅不太懂得过去——这一点很不明显，而且在我们的经济计算、政治实践、国际战略，甚至在教育的有限选择方面，固执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我在90年代写作的时候，当我在2001年9月11日后写作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震惊于当代这种情形——故意地坚持“不想”理解目前在国内、国际的两难处境；“不想”更加关心地听取早先各个时期一些智者的话；坚持积极地寻求“忘却”而不是记忆，否定延续性，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宣称创新。这看上去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唯我论。正如20世纪初的各种国际事件开始表明的，这种态度也可能是相当鲁莽的。晚近的历史也许会继续伴随我们若干年。这本书尝试将上述态度放在更敏锐的焦点上来观察。 我们几乎无法将20世纪丢弃，但已经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它们不停地作为“教训”而被提起，但是人们在实际上是不理睬的，也不以为是教训。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刚刚过去的历史最难认识，最难理解。而且1989年以来的世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对于难忘往事的人而言，总是带来一种距离感和游离感。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业已消失的旧政权下的甜蜜生活使年长的评论家们深感惋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了将近一百年，对战前生活唤起的回忆，典型地描绘了（并且至今仍在描绘）一种失去的文明，一个其憧憬被炸得粉碎的世界：“从此不再那样天真。” 但是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惋惜法国革命以前的世界，或者1914年8月之前的欧洲文化与政治风景的消失。但是他们并未“遗忘”那一切。不会忘记——因为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缅怀法国革命的改革事业和意义。革命的烈火并未烧毁启蒙运动的政治辩论和哲学辩论。相反，法国大革命及其结果广泛地支持了那同一场启蒙运动，从中产生了（无论对朋友、对敌人都一样的）下一个世纪公认的政治理论和社会计划的源泉。 与此相似的是，1918年以后，人人都认为往事不再，战后世界的特殊状态应该使每一个人懂得并且质疑19世纪经验与思想的长期阴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产业主义”——总而言之，即20世纪世界政治的建筑砖石——都是19世纪的产物。甚至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人都相信“在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欧洲世纪末的文化动荡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交往语汇——无论如何都奉献了出人意料的巨大能量，在无形中对抗他们的先辈。历史重重地压在现实的头顶。 相比之下，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可以肯定，我们在一切地方记住了它：博物馆，圣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20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别性质。官方对20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颂扬名人，庆贺著名的胜利），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后者典型地是某一类政治教训：一些已经做过但永远不该忘记的事情，一些已经犯过的但绝不可重犯的错误。 20世纪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历史性恐怖事件陈列室，它们的标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以“9•11”事件作为多余的尾声，这对于想忘记一个世纪的教训或者从未正确地吸取教训的人来说，是一份血腥的续篇。这种对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恐怖时代的深刻表现（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走出了那个时代），它的问题不在于描述——20世纪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野蛮的、普遍遭难的、或许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一种启示：“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它的含义很明确，而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所犯错误的妨碍）迈进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时代了。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无论它的动机多么善意，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它是用来作为一种替代的。我们不是将晚近的历史教给孩子们，而是带他们去博物馆和纪念馆走马观花。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公民们和学生们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向，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的苦难来观看历史及其教训。今天，对晚近历史的“共同”解说就这样包含了各自历史的多方面碎片，其中每一种（犹太人的、波兰人的、塞尔维亚人的、美国人的、德国人的、亚裔美国人的、巴勒斯坦人的、爱尔兰人的、同性恋者的……）都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用武断的口气标明自己如何受难。 …… 那么，在我们匆忙地将20世纪丢在脑后时，我们弄错了什么？它看起来很奇怪，我们（或者说至少是我们美国人）已经忘记了战争的含义。或许这部分地是因为战争对20世纪造成的冲击尽管是全球范围的，但是并非到处都一样。对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亚洲的许多地区来说，20世纪（至少直到7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欧洲大陆的战争，殖民战争，内战。20世纪的战争意味着占领、迁徙、剥夺、毁坏、大规模屠杀。战败的国家往往失去人口、领土、安全和独立。但是，即使那些从形式上获得胜利的国家，也有同样的经历，对战争的记忆通常也与战败国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都可以说是突出的例子。还有一些令人惊异地频繁出现的例子，这些国家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毫无理由地浪费了胜利给予它们的机会。以色列在取得1967年6月战争胜利之后的几十年里始终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再者，20世纪的战争往往意味着内战，往往掩盖在占领或“解放”之下。在20世纪普遍发生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被迫迁移中，内战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印度和土耳其到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内战就像外国占领一样，在过去几百年里是最大的“共有”记忆之一。在许多国家里，“将过去留在身后”——也就是说，一致同意克制或者忘却（或者否认）对晚近国际冲突和种族之间的暴力的记忆——成为战后政府主要的目标：有时达到了目标，有时超过了预期的目标。 美国避开了这一切。美国人在远比别人更有把握的情况下经历了20世纪。美国从来未被别人占领过。它没有因为被占领或者被肢解而损失过大量平民，或者大片国土。尽管它在殖民战争中丢失脸面（在越南，现在在伊拉克），但是它从来没有因为失败而遭受苦难。大多数美国人虽说对最近担当的几场战争存在矛盾心理，但是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发动的战争是“正义战争”（“good wars”）。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中扮演的角色使它更富裕，而不是变贫困，在这一方面，它同英国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英国是除美国以外唯一的一个明确无疑地在两次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大国，但是英国的代价是几乎破产，而且失去了大英帝国。同20世纪其他参战大国相比，美国损失的士兵比较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平民人口损失。 于是产生的结果是，今天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仍然给军事力量以辉煌和崇高地位的国家。欧洲在1945年以前很熟悉这种情感，而今已全然不闻。美国的政客们和国务活动家们浑身散发着武力威猛的气息，评论家们嘲笑和讽刺对卷入武装冲突迟疑不决的国家。正是这种对战争及其影响完全不同的回忆，而不是美国同其他可比较的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决定了美国人在今日国际事务中与众不同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的第三个特点是国家的盛衰。这表现为两种明显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含义。第一种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民族自主国家的出现，以及晚近它们在跨国公司和跨国机构手里，在它们无法控制的人、货币、商品的加速流动面前的国力衰退。这种过程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表面上凡是认为这种结果（一个“平面的世界”）既理想，又不可避免，它的出现可能是个惊喜，因为大众对经济安全、身体安全的追求转回到政治象征、法律资源和安全屏障，而这些只有领土完整的国家才能提供。 但是我说的第二种含义里的国家，更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作为战争的一部分结果——发动战争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和资源，为取得良好的结局而投入的当局力量和集体努力——20世纪的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和资源。这些方面都可以通过善意的形式变成我们现在所称的“福利国家”，法国人用的是更精确的术语“国家保护”（l’état providence）：注重满足需求，使风险最小化。但是作为恶意的形式，同样这些集中化的资源在德国、俄国等国家构成了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基础——它们有时候是保护性的，但永远是压制性的。 在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时间里，普遍认为现代国家能够（因此也应该）起到保护作用；若理想的话，并不会过度侵犯国民的自由，而在不可避免地发生侵犯自由时，则是为了换取社会的利益，否则不可能普遍这样做。但是在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不是将国家首先当作天然恩人，而是看作一种经济无能和社会侵扰的根源，只要有可能，就最好将它排除在公民事务之外。共产主义衰落了，各种社会主义的计划失去了信誉，于是对国家的不信任在很多发达国家里演变成了公共话语欠缺的状态。 因此，当我们现在说到经济“改革”，或者需要说社会服务更加“有效率”，我们指的是应该降低国家在事务中的作用。公共服务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现在被认作不证自明的好事情。国家一向被看作是无所不包的，但现在成了人类事务平稳发展的障碍：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布莱尔的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滔滔不绝地说，公共部门过时了，它单调乏味，效率太差。在西方社会，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70年代，两百年来税率不断上升，从国民和公民身上榨取资源，是为了国有企业的目标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继承税、土地与资产税，而在1910至1960年间加速了这个过程。但是从那以后，各种税率都下降了，或者改为间接税和递减税率（不是征收财产税，而是征收消费税），国家所得的税收也按比例下降了。 这件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为了谁，都是值得讨论的。无可争议的是，这项公共政策的逆转是发达国家十分突然地采取的（而且不仅是发达国家，因为现在国际货币组织等一些机构迫使不发达国家也这样做）。“国家对个人有害”这一点在过去也不总是不证自明的；直到最近，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都有许多人，在美国也有不少人，都相信国家。假如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就不会发生罗斯福的新政、林顿•约翰逊的“大社会”计划、现在表现出西欧特征的机构和实践。 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也都明确地寻求国家的统治作用，在自由社会里，这一事实并不使公共部门的突出地位受到影响；共产主义的失败也并不解决问题，使之有利于解决不规范的市场问题，达到自由与效率之间的最佳平衡。去北欧社会民主国家参观过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正如20世纪的历史充分地描述的，国家将一些事情做得很好，又将一些事情做得很糟糕。有些事情私有部门或市场可以做得更好，有许多事情它们根本不可能做。我们需要再一次学会“思考国家”，解除我们西方根据冷战的胜利而产生的偏见。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承认国家的缺点，还有，如何毫无愧意地提出国家的事情。正如我在第14章里的结论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家对于人来说是太过分了。但是……也会对人而言是太不够了。20世纪的福利国家在今天被当作像欧洲的和“社会主义的”旧东西而放弃了——通常的说法是这样的：“我相信历史将如此记载，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结束了欧洲的社会主义。” 福利国家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1914年之前进入公共生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对于它们来说，使民政秩序获得稳定的前提，即普遍的医疗服务，老年退休金，失业与疾病保险，免费教育，公共交通运输补贴等等条款，不是代表20世纪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19世纪晚期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成结果。相似的见解预示了美国许多“新政”派人士的思想。 还有，对战争的记忆在这里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的构建，不是作为平均主义革命的先锋卫士，而是提供了一种反对回到过去的屏障：反对经济萧条及其极端化的、暴力的政治结果，反对不顾一切的政治方式。因此，福利国家就是“预防性”的国家，它们是被非常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目的是满足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很久就预见的那种对安全与稳定的普遍渴望，而且它们的成功超过了任何人的期望。由于半个世纪的繁荣和安全，我们西方人忘记了政治和社会的大规模不安全的创伤。所以我们也忘记了是什么导致了福利国家的产生，我们自己为何沿袭了这种制度。 当然，矛盾之处在于，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提供社会稳定和消除意识形态，使以往半个世纪的繁荣成为可能，却导致政界年轻一代在同样认可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休眠时，要求消除在税收、制订规则、实行总体干涉方面的“障碍”。无论这种经济状态是否像现在所表现的那样安全——无论规则和社会预防措施是否真的成为对“增长”和“效率”的障碍而不是可能提供条件——都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即使相信公共政策能超越狭隘理解的经济主义，我们也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能力。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 这也是20世纪的矛盾遗产之一。从1914年到1945年乃至以后，毫无节制的暴力和压迫使政治能量枯竭，剥夺了我们从过去200年里继承的许多政治能力。“左翼”和“右翼”这两个从法国大革命继承而来的术语在今天并非毫无意义，但它们不再描述（如同它们对最近的记忆中那样）民主社会大多数公民的政治倾向。我们怀疑（即使不算非常怀疑）无所不包的政治目标：对标志着20世纪政治群体特点的“民族”、“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似乎并不值得回忆。于是我们用宽泛的经济学术语来描述我们的集体目标，例如繁荣，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效率，产量，利率，证券市场表现，好像这些不意味着某种集体追求的社会目标或政治目标，而它们本身就是必要的和足够的目标。 在一个非政治的时代，政客们在思考和谈论经济时，有太多的话要说：毕竟这是当今大多数人看待他们的生活机遇和利益的方面，任何公共政策项目若不重视这一事实，便会行之不远。但这只表明事物“现在”如何。它们并非永远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没有很好的理由来假设它们将来也是如此。憎恶空白的不仅是自然界：民主政体之中并不形成重大的政治选择，而经济政策却是真正重要的——现在的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非政治的施动者（中央银行，国际机构或跨国公司）——民主政体或者停止其民主政体的功能，或者再度容纳令人沮丧的、大众厌恶的政治。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提供了一幅它如何发生的画面；而其他地方，从南亚到拉丁美洲，相对脆弱的民主政体的政治悲剧故事提供的是另一种画面。在北美和西欧以外，看来20世纪仍然与我们同在。 在过去30年里的一切转型中，“知识分子”的消失或许是最有象征性的。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这个术语的最初（负面）使用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一开始起，它描述的是知识界、文学界、艺术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争论问题，影响公共舆论和政策。根据定义，知识分子要承担义务——“介入”：通常是一种理想，一种信条，一种计划。最初的“知识分子们”是作家们，他们为艾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辩护，驳斥对他的叛国罪指控，代表他提出了首要的普世概念：“真理”，“正义”，“权利”。他们的对手“反德雷富斯派”（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憎恶这个名称）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尽管在普世性质上略逊一筹：“荣誉”，“民族”，“祖国”，“法兰西”。 只要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都以这类总括性的通则为框架，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知识分子们就会塑造——在有些国家里则是主宰——公共话语。某些国家压制公开的反对和批评，那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事实上扮演公众利益和人民的代言人角色，反对当局和国家。在开放的社会里，20世纪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公共地位，他们不仅从言论自由的权利中获益，而且从人们普遍都有文化的发达社会中获益，因为知识分子在那里有听众。 回忆往事，要抛弃20世纪里“介入”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对着由思想相同的听众构成的镜子而梳妆打扮。当政治介入使人走极端的时候，由于知识分子们在那么多的例子中都是政治上“介入”的，由于他们的介入典型地采用书写文字的形式，所以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观点和隶属关系的记录，尚未磨灭。有些人充当权力的代言人，或者充当全体选民的代言人，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观点：爱德华•萨义德曾经说的“人们自身善于阿谀奉承的灵活性”确实“使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大减色”。 再者，正如雷蒙•阿隆曾经恰当地评论他的法国同时代人时说的，知识分子们似乎过于频繁地表明“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或军事等技术领域。而关于他们所说的“责任”，一批面目迥异的著名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极其不负责任地、漠然地倾向于鼓励在同自己相隔遥远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地方动用暴力。加缪写道：“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对一切事情都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 这些都是事实。然而，知识分子们——自由思想的或政治上有瓜葛的，派遣的或介入的——也都是20世纪的一种规定性的荣耀。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政治作者、社会评论家、公共道德家只消开列一张名单，从埃米尔•左拉到瓦茨拉夫•哈维尔，从卡尔•克劳斯到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从爱尔伐•米尔德尔到锡尼•胡克都可以写进这篇引论和其他章节。我们完全忘记的不仅是“这些人是谁”，而且还有“他们的听众有多少”和“他们的影响有多广”。就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而言，往往只限于固定的、狭窄的一群西方左倾“进步人士”，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主宰着自己的舞台：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君特•格拉斯，苏珊•桑塔格。 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行动在其他地方。在苏联和东欧，多年来对当局的反抗只局限于几个勇敢的个人“写完放在抽屉里”。在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都能吸引一批天才的文学宣传家和代言人。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可能承认对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感到不舒服，但至少在1914年以前，像德国的恩斯特•荣格尔、法国的皮埃尔•德里厄•拉•霍歇尔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罗马尼亚的米尔西亚•伊利亚德、比利时的昂利•德•曼等作家的影响，可能超过当时的左翼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约翰•杜威，甚至是乔治•奥威尔，而我们现在赞扬的正是这些左翼作家。 然而，20世纪首先崛起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这类人典型地从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转向厌世的怀疑主义，他们与省悟的、悲观的自由主义者相似，但既不拥戴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20世纪的这些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积极从事犹太宗教活动，更少有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社群：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是“大洪水的偶然幸存者”。许多人的世界主义文化观也都来自地域上边缘化的城市和外省——苏联的哥尼斯堡 ［译注：即加里宁格勒］、切尔诺维奇、维尔纽斯，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印度的加尔各答，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大多数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会像爱德华•萨义德一样，一提起爱国主义就感到困惑：“我仍然不能理解爱国是什么意思。” 说到底，这些人组成了20世纪的“文人共和国”：一个由谈话和争论组成的虚拟社群，它的影响力反映和启迪了时代的悲剧性选择。本书各篇文章里写到了其中一些人。在他们中间，广大读者至今仍然熟悉的名字也许只有阿伦特和阿尔贝•加缪。普里莫•莱维当然是如今拥有广大读者的人，但这也许不是他希望的方式。马内•斯帕勃可悲地被忘却了，尽管他那明显的犹太生活轨迹可能是他们中间最具有象征性的。阿瑟•凯斯特勒的生活、政治倾向、写作在几十年时间里使他成为时代的知识分子原型，如今也已经不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大学生都读过（或者想读）《中午的黑暗》。今天，凯斯特勒关于莫斯科公审的小说只是人们碰巧读到的、一种小众趣味的读物。 如果说年轻的读者们发现凯斯特勒的作品主题很陌生，他关注的事情很奇异，那是因为我们失去接触的不仅是20世纪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还有感动过他们的思想和理想。除了朝鲜以外，如今40岁以下的人谁也不会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成年人生活经历。 实质上这一点甚至可以用来指一切形式上的“共产主义”特性。自从一种充满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左派传统的意识形态参照点以来，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很难让年轻的一代认识到它代表什么，又何以能引起那么激奋的赞同与反对的情感。关于将过时的教条理论丢进历史垃圾堆，我们有许多话可说，尤其是它们要对那么多的苦难负责。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对历史的忠诚——以及历史本身——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 倘若我们想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那就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理念的力量。而且我们尤其需要回忆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明显地掌握了20世纪的想象。这个时代许多最有意思的头脑都受到它的吸引，哪怕只是暂时的：或者出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自由主义的垮台和法西斯主义的挑战而别无明显的选择。还有许多人将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投入反对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人从未受到过“革命”的哪怕丝毫诱惑。他们的确非常严肃地对待它的挑战，而且往往比它的追随者们理解得更透彻。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转向全球化经济，转向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在从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正是像抛弃19世纪的信念体系而用另一种信念体系来取代它的时候一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