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医学——第二节 “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慧与智

“理炁科学”，是道德文化系统中有别于其他各种哲学观的独到之处，它建构于生命真相中的精炁神三宝学说，在修真金丹法中，以炁论精和神，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万物皆有气，以气可以窥其精，而认识常道世间的万物;以气可以达其神，而认识非常道中万物的真相。理炁科学以道生一(德)，一生二(天地)，二生三(天地人三才)，三生万物，为理论基石，抓住宇宙生成和万物生成的根本物质——德(这个一)，进行论证，也称之为唯德辩证法。道本虚无，是○态，虚无生万有，只用德这个“一”，把握住德一，也就掌握着万物生成的源头活水。“道生之，而德畜之”，道生德养，万物皆备。道父德母，生育万物，人在其中。因此，德和道是人的本源，德一畜养着人体的精炁神，是生命的本质所在。研究生命和万物，皆离不开德和道，以及其内部所蕴藏的精炁神三宝。道医学诞生于道德本源，产生于虚无。是“无之以为用”的科学应用，“有之以为利”(老子《德道经》)的化生而利益人类的健康生存。没有生命真相中无之以为用的精炁神，也就不会存在生命显相中有之以为利的“识、血、肉”。生命是一个虚相的精炁神与实相的识血肉的复合双重结构体。而且有质无形的精、炁、神，始终决定着实相的意识、血液(全身70%为水分)、肉体各器官组织系统的存在、健康与消亡。不健康和错误的识、血、肉的活动，会消耗、损伤、破坏精炁神的运行与存在。而正觉、正念、正行的识、血、肉的活动却又能维护、保持、提升精炁神的活力。甚至在德性品格的引领下，使人们真正进入精炁神的有质无形的境界中，全面再造生命的品质。(彩1)图1 德属于道化生的能量性物质，它在进入一切有相物质前以非肉眼可见的光态存在，在进入有相物质以后以不同品质的、非肉眼可见的“炁”态而存在，古代修身圣人们通过深度慧观而发现，因此产生出炁理学说和理炁科学。古代先圣以自身的修身内证为认识生命和宇宙的方法，研究肉眼不可见性的虚无的道和德，研究有质无形、无相的物质世界，我们将其称之为“慧观科学”。在慧观下产生和形成的系统理论和方法我们称之为“理炁学说”和“理炁科学”。图2 道医和传统中医学的祖先可以说都是“慧观”科学的佼佼者，伏羲、神农、黄帝、老子、扁鹊等先辈的“内慧观”和“外慧观”，都达到了慧观科学的高峰，给后代不能实践慧观的人们留下了“神话”般的奇迹。东方的慧观科学，是系统型的灵感思维、有序性潜意识直觉思维以及深度定观、慧观、无为先天状态下性慧运用的产物。理炁科学是祖先们以自身为实验室进行道德生命科学实践的系统理论和方法，是对道进行全面实践和验证的系统科学。理炁科学包括了我们东方的伏羲黄老修身学说中的守一学说，以及汉唐出现的修真金丹学说，以及现代正确的内功学说(不包含人为意识创编的方法)。如果从人体小宇宙内环境的实践而言理炁科学，那么知道、得道、成道、了道，全面完成生命中精炁神的三合一，归于道○之虚境，就是理炁科学实践的最高成就。完整的理炁科学内容博大精深，包涵着对自然万物的炁理研究和实践，以验证“万物为一炁，德真必归道”的自然真理和法则。虚无生万有，万物源于虚无，虚无是万物之本，把握住虚无的道，把握住虚无中实有的精炁神，才是生命的真谛之所在，这是道医学的根本法则，也是人类应当共同恪守的法则。 西方科学的发展中虽然也同样伴有灵感思维、直觉把握，并且高度重视各种智能思维模式，因此而推动着西方科学史的长足发展。但是，他们的灵感思维开发与应用处于一种自然性和偶发性，缺乏理论与系统性。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的一生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科学研究成果，许多都源自于不可捉摸的灵感与下意识。他发觉在主观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为神秘的领域。也正因为这些大量的不解之迷，才促使处在科学研究黄金年龄时期，只有三十多岁的他，毅然地放弃了科学研究而进入宗教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后半生研究宗教虽然也颇有成就，但是由于缺乏象东方理炁科学这样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其成果也就很快被时代所湮没。目前世界上唯有东方的理炁科学是人类历史上慧观科学领域中硕果仅存的瑰宝，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瑰宝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去向产生无法估量的作用。图3 “理形科学”是诞生于理炁科学基础之上的形态科学的同步。是指在慧观基础上，通过对肉眼可见、身体可感或通过仪器可测的事物进行同步性研究，从而形成一整套认识自身和宇宙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阴阳、河图、洛书、易经、五行、甲子、干支、九宫八风、斗建十二月、运气、气化、藏象、经络等等理论和方法。我们东方的理形科学，既是先天慧性的产物，也是后天知识的日积月累，是慧性开发基础上的聪明才智和逻辑推理思维的叠加，我们称其为理形科学。理炁科学是理形科学之母。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祖先们大量地将在理炁科学中所得出的真知，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中。例如中国古建筑学中的长安皇城建筑布局图的三城九门，即是慧观中大脑气态结构图形的全部外用。其中的八水绕长安之理，也是仿用了人体经络学说的手三阳足三阳在头部的分布，外加额带脉和鼻带脉的循气之理而用于国家的中央首都。使唐朝的首都生气勃勃，诞生出大唐之盛。中国传统建筑学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理炁学说基础上的理形科学成果。我们现在所继承的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同样隶属于理炁科学基础上诞生的对人体生命形体阐释的理形科学。 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圣哲学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是西方文化下诞生的直觉思维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不惊奇”和“惊奇”的答案，是因为他并未全面了解中华道德文化和科学的一元始气大统一性，以及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太极统一论的生发与形成。这一点就连我们国人自己由于“大道废”和“离德散”的原因也未能形成真正的共识，大量的研究者和继承者，都是将这两大科学系统活生生地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实践，因而离道日远，难识东方科学的真面貌。西方科学虽然具有严密的形式逻辑推理和系统的反复实验求证。但是它所依靠的主要是大脑的智识系统和片断性、触发性的灵感思维。而且在理论上缺乏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同频性和系统联接性，因而几个世纪以来所产生的西方科学系统都是孤立的、弥散的、各自分离独立的科学。西方科学宛如苍茫大海上的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孤岛，长期各自独立地发展着，正是由于缺乏与宇宙自然总规律相联接的大统一性的基础，当进入20世纪未期后西方科学也就步入了危机时代。这也可以说是东西方科学的关键的差异性所在。 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期的内证修炼和社会实践，在道德文化的一元总枢的基础上，形成了既高度协调一致又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一幅太极图即将这种哲学框架完美地组合于一体之中，构筑了东方科学的基石。这种道生一、“道生之，而德畜之”，德与天地(三)生万物的东方科学理论，历史上曾出现过数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师言，唐宋以前，“理炁学说”盛行于世，文人墨客、诸子百家，内修甚众，蔚然成风，普遍有“半日内修坐，半日应堂厅”之习。这种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进行的内证与外应，可以说是诞生我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文学、音律学、人体学、中医学等等百业鼎盛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人类的物欲越来越强烈，距离自然真常之道日见远离，加上封建王朝的制约性和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理炁科学”日趋隐传，逐步退隐山林深藏民间。祖先们在历史上通过理炁学说和理形学说高度结合在各门各类、各行各业创造的科学成果，虽然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作出巨大贡献，确保着中国古代能够出现大量的创造和发明，从而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国人自己都未能很好地将道德文化继承下来和发展下去，相反却被西方有知之士接收了理形科学的精华并且应用它们滋养和丰富着西方科学，从而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迅速发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归纳总结出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他在书中列举了26种重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推动了西方的产业革命。他讲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道德文化系统中理炁科学与理形科学在我们古代社会中的逐步断裂分离过程。这种逐步的失道，与社会整体的逐步离德是一种相互因果的必然关系。 在中华道德文化系统受到压抑的时期，在中华传统文化成果(如四大发明)的基础上，东方的“理形科学”成果在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与系统的实验土壤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近年来西方科学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整个西方科学由于缺乏东方大智慧科学成果的补充，前途已经显现出渺茫，西方的智者都在寻求新的科学发展之路。一些敏锐西方的科学家已经将目光紧紧地盯上了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曾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段宣言中的话虽然未能触及东方科学体系的本质，并不明白“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二子智慧皆归于道”的真理。但是现代人类智中精英所发表的这份宣言的份量，对我们炎黄子孙而言，是足够振聋发聩的醒钟。也是我们自己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继承和发扬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契机。 老子《德道经》中说：“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东方科学中的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的学习与实践，与西方科学的学习方式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实践方法，虽然理形科学中具有部分与西方科学学习方法相似之处，但是在根本上，还是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整体而言，东方科学是建筑于慧观科学坚实基础之上并与智观科学高度协调统一的科学体系。只有在智观科学与慧观科学领域同时进行实践，并将之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智大慧。中华传统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正是诞生于我们祖先中的这些大智慧者的毕生求证和实践的深刻全面的慧观之中。 时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学科的成就，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都早已湮没在西方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唯独硕果仅存的东方哲学，在我们自己并未高度重视的麻木状态中，反而被西方科学界敏锐地吸收了，在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出导向的作用。传统的中医学和其中的针灸术和内功术，针灸医术和内功术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现象。许多眼光敏锐的西方人士都在寻找“真正的”传统中医学，而并不满足于目前学院式的教学内容。这一现象其实也必将推动我们自己对继承传统中医学的反思。是到了真正地全面继承发扬祖国传统中医的时代了!我们如果能恢复中华道德文化系统教育的基本框架，在中医学院(大学)的基础理论阶段，开设“理炁科学”的课程，并贯穿于中医的学习和实践，将理炁科学与理形科学并重性地结合在一起，培养和选择中医学的真正人才，充分体现出中华道德文化系统的根本特征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医学的教学模式与特点。这样不仅有利于对传统经典的领会体悟，而且能较快地提升学医者本身的道德素质和医疗水平，更能全面深刻地掌握“理形科学”中的内容而使其发挥更为深刻的作用。从而全面地整体性地提高我国中医的现代化水平，以适应国内和国际的医学发展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