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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5日，红场上冒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兵队伍似乎无穷无尽，这样的场景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预言。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的检阅台，毫无笑容，脸色就像他的大衣一样灰暗。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骑着白马，率领着那些令人生畏的军团，展示着无止境的战争实力。当鼓声像雷鸣一般奏响时，被夺取的纳粹军旗被抛在斯大林面前的卵石地上。莫斯科的上空回荡着礼炮的轰鸣，像是新的战争的第一炮。 苏维埃的公民们被挤到广场的角落，只能在远处欣赏阅兵的盛况。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期待更好的日子即将到来。艾迪•罗斯纳和他的乐队那时在时髦的大都会酒店驻场演出，亚历山大•茨法施曼的乐队则每星期都在广播电台表演。高尔基大街上的“鸡尾酒 ”餐厅等则以爵士乐队为招牌，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纷纷前来光顾。 但是到1946年底，一股寒潮急速席卷了整个苏联。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降到了冰点，所有的国外影响都被大力遏制了。丘吉尔在他的3月5日的演讲中就为这个战后世界的标题下了定义：“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降下。这也精确而令人忧虑地描绘了苏联对外部世界的收缩与自我封闭。 这场文化领域的斗争是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最为险恶的。所有的现代艺术潮流都被定性为“颓废的资产阶级风格”和“贫乏的精神产物”。美国以及一切和美国相关的东西都是斗争的重点目标。苏联官员害怕他们的国家将会陷于美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音乐。“美国之音”从纽约播送的爵士乐演出现场为这种受害妄想火上浇油，文化官员相信这些广播的背后是意图污染苏联精神的阴谋。这些精疲力竭的人，无力自顾，退回了他们自己的世界。 艾迪•罗斯纳和他的乐手是这场斗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和妻子双双被捕，被关进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并被拷问刑求。在一场简短的审判之后，他被送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劳改营。茨法施曼失去了他的工作，也失去了他的乐队。同时国立爵士乐团也被指示不再演出爵士乐。甚至俄文中的“爵士乐”这个词也被禁止使用了。 但在那个远在天涯的劳改营里，罗斯纳活了下来，并且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再一次被一个爵士乐迷拯救。劳改营的指挥官曾经听过罗斯纳的表演，并决定要建立他自己的乐队。罗斯纳能够从其他劳改营里召集乐手，并能够和他的古拉格乐队一起在各个劳改营之间巡回演出，作为看守和官员的娱乐。他的报酬是更好的食物，他也不必从事那些夺去成千上万人性命的苦工。 没过多久，他就凭着音乐赢得了一个更大的支持者。苏联远东地区监狱和劳改系统的负责人召唤罗斯纳来加入他的“内庭”，这个负责人已经在马加丹地区建立了他自己的小帝国，而他的内庭里包括了画家、小丑、音乐家。在劳改营里关押着很多优秀的音乐家，罗斯纳很快就组建起一支出色的乐队，演奏他凭着记忆重新写出的曲目。远离莫斯科的调查官员，罗斯纳安全地在遥远的古拉格享受着这种特殊的音乐自由。 千万里之外，在苏联的心脏，反对西方音乐的运动已经成为混杂恐惧和荒谬的大杂烩。爵士乐的各个元素被大卸八块，逐个击破：“蓝调”被禁止演奏，“颤音”（Vibratos）被禁止使用，阀键小号被视为“艺术的堕落”。一如既往，最危险的运动对象，还是萨克斯。莫斯科所有的萨克斯被勒令上交，集中销毁。萨克斯乐手被迫改行，吹双簧管或者大管。狂热的共青团纠察队在剧场、酒吧和咖啡馆巡查，确保各处只演出获得许可的歌曲，人们跳舞时也只准跳获得官方许可的舞步，比方说波尔卡和华尔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冷战进一步深化时，日丹诺夫，列宁格勒三年围城战苏联一方的指挥官，受斯大林指派来领导一场在苏联社会中清洗西方影响的运动。运用他无情的才能，他在苏联艺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西方污染的恐怖镇压。日丹诺夫批判流行音乐的“不和谐与无调性”，并指责它们缺乏俄罗斯的传统元素。他批判苏联人民“向西方献媚”，批判爵士乐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目标是把苏联青年人变成帝国主义的炮灰。 1948年4月的第一届全苏作曲家代表大会以从未有过的铁腕手段确认了音乐从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这样的杰出作曲家，曾经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因为他们的不和谐的音乐以及不使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符的民歌元素而被贬斥。日丹诺夫要求每个音乐家和作曲家宣誓效忠。国境线被封锁，广播被干扰，邮件被审查。西方的威胁被无数次地重复和强调，力图重振那种曾经击败希特勒的国家精神。铁幕看上去坚不可摧。 这场针对西方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专政斗争意图坚决，为时良久，并且同时通向其他声音的门路也被牢牢锁死，因此必然有所成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对这些文化独裁者来说问题仍然存在。他们用什么来替代那些音乐？ 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党的领导人努力向精疲力竭的人民灌输西方文化入侵的威胁，这种威胁将“毒害人民大众的意识”，必须斗争并取缔。在这段时间很难想象那四个来自利物浦的小伙子居然可能会被苏联大众接受。 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彻底地震动了苏联。对曾经相信他们的领导万万岁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遍及全国的伤痛。火车鸣笛致哀，吊车垂下了吊臂，甚至机器看上去也满怀哀思。 这位暴君曾经在三十年里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他的死逐渐融化了苏联文化的冻土。1953年小号手艾迪•罗斯纳从古拉格被释放，但他对苏联这个人间天堂的热情已经消逝。罗斯纳无数次申请移民，但总是被拒绝。直到二十年后，在1972年尼克松与莫斯科关系改善的时候，罗斯纳终于被允许离开苏联。他在柏林定居，并于1976年在那里去世。 斯大林的死也使渴求变革的新一代人多年来积攒的情绪得以释放。在城市青年中掀起了一波标新立异的风潮，为了抗拒父母辈习惯的苏联群众文化，追寻能够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些青年开始团结在一起。城市里的辍学比例急剧上升，而很多习惯于接受国家补助，享受补贴优惠的年轻人则拒绝工作。俄国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第一批追逐时尚的青年象征着一场属于青年人的叛逆就此开始，十年内这些叛逆青年就将投入披头士的热潮。 这群叛逆青年被称为“斯迪亚季”——意为“时尚猎手”，他们是第一批希望能够让自己区别于冷战时期灰暗的俄国人的人群。他们拒绝接受“新苏联人”这一官方意识形象，而是试着让自己更像美国英雄人物，比如詹姆士•迪恩（James Dean）。很多人也模仿约翰尼•维斯穆勒（Johnny Weissmuller），留着油亮的“人猿泰山”发型。 1951年的电影《人猿泰山纽约奇遇记》（Tarzan’s New York Adventure）在俄国审查官看来可能太过离奇而不足为虑，但这个在大城市里展现自由精神的故事却在“斯迪亚季”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极度缺乏信息的环境下，斯迪亚季版本的西方形象进化成了一种古怪的大杂烩。他们的服装标新立异：紧身短裤、大头鞋、格子花纹长风衣、画着棕榈树或者猴子或者泳装姑娘图案的鲜艳的领带，诸如此类。他们的音乐偶像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和格林•米勒，他们的“国歌”是《查它努加啾啾》。那些斯迪亚季姑娘被人嘲讽“衣不蔽体，有伤风化”。斯迪亚季青年蓄意用这种波希米亚式反叛来反抗他们那些停留在斯 大林时代的父辈。他们用“鲍勃”和“彼得”来互相称呼，把聚会称作“鸡尾酒会”。跳舞是他们的活动核心，他们把自创的古怪舞步命名为“原子舞”“加拿大舞”以及“汉堡三人行”。他们打牌赌钱，在黑市偷偷摸摸地买卖尼龙丝袜、香烟以及美国爵士乐唱片。他们拒绝工作。他们的主要据点是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他们称之为“百老汇”。斯迪亚季青年在冬天的一大据点是迪那摩溜冰场，他们与普通苏联人群的隔阂在那里展示得最为明显。大约在斯大林去世后，溜冰场的高音喇叭重新播放爵士乐。斯迪亚季们穿着奇装异服滑过冰上其他灰暗的人群，他们成群结队以防愤怒的苏联公民的攻击。由于苏联对人民旅行的限制，不同城市的斯迪亚季青年之间很少有沟通，这使他们更加孤立。也因为这样，各种奇异的打扮和奇葩的舞步在全国各大城市各自开花。而在更加强调团结统一的小城市和乡村里，像斯迪亚季这样的反叛潮流是不可想象的。 斯迪亚季青年以无所事事为荣，在一个人人都以工作为义务的社会里这简直是会引起公愤的反社会行为。当国家控制经济，之前一代代人的期望与付出一无所获时，大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选择了消极怠工。时不时发生的对拒绝工作的年轻人的批判与审判并没有对在街头和咖啡馆里聚集的年轻人发生什么作用。停滞不前的共青团组织连同他们无聊的大会、无力的口号一起，为心怀不满的一代人留出了空间。 五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群斯迪亚季青年迷上了现代爵士乐，尤其是比博普（Bebop），那种热狂的节奏和复杂的和声足以将外行人拒之门外。他们对此的痴迷无意识地呼应了在世界另一边的纽约，黑人音乐先锋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和迪奇•格里斯比（Dizzy Gillespie）创造这种音乐时的目的之一——一种杜绝白人参与的音乐。除了比博普，斯迪亚季们的音乐新潮流还包括了盖瑞•穆里根（Gerry Mulligan）的“冷”风格——平头发型，严肃的西服套装——成为众人模仿的时尚。 啊！盖瑞•穆里根。这个名字也让我回想起我自己的现代爵士启蒙。在五十年代初，穆里根和他的四重奏让我能够暂时摆脱那个英国工业城市里的灰暗童年。那时朴素的英国人仍然在努力弭除二战的破坏，商品短缺和配给制度无处不在。揣着我的配给券换来的那几颗糖，我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只有我的丹塞特唱机和在我父母的唱片店里发现的第一批七寸唱片伴随着我。穆里根和切特•贝克的美妙乐声，粗犷的萨克斯和飘逸的小号，回荡交织，交相辉映，将我从窗外如同黑白照片般阴暗潮湿的画面带到了宛如特艺色（Technicolor）彩色胶片上的加利福尼亚乐园，阳光普照，乐声悦耳。如今回想起那时的那个男孩和他的新爱好，我发现我和那些斯迪亚季青年有了某种共通之处——同一个时刻，在同一种音乐里——我们都在试图摆脱一种缺乏色彩、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努力坚持，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却以一个美国爵士乐手的样子招摇过市，这种胆量令我惊奇。斯迪亚季青年有限的反叛归根结底是对来自铁幕之外的信息的追求。来自国外像是纽约或者伦敦同龄人的生活和潮流的信息几不可得，他们就在能获取到的浮光掠影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富于好奇心的文化。他们对人猿泰山的热衷也折射出了他们的其他动机。这部动作大片，描绘了一位袒露胸肌的英雄在丛林中穿梭，被看作是自由的象征，也象征着一种超越任何国界任何约束的生活。当斯迪亚季青年在他们的“百老汇”昂首阔步，或者在高尔基公园的溜冰场上成群结队时，他们也能拥有一段时光，去感受像是人猿泰山那种丛林奇幻电影里展示的那种自由。 斯迪亚季青年一直都是一个人数不多的边缘人群，但在那个缺乏容忍的社会里，苏联主流舆论对他们愤怒抨击。有觉悟的市民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街上的斯迪亚季们称作“猴子们”，他们被定性为“社会器官上的肿瘤”。学校把他们开除，他们也被保守的社会拒之门外。纠察队在大街上巡逻，当场剪掉斯迪亚季们的头发和裤管。但是最后，让斯迪亚季们退出舞台的并不是纠察队员和文化政委，而是一张美国的新唱片，以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新面孔，也许这也是一个串通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