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搭——第一章 末路

李静： 　　　我的第一辆车是驰豹，但朋友说它是“迟到”。这车的亮点是方向盘猛劲一揪能揪出来，而且车子启动必须要人推，推的时候还不能停，你必须边推边跑边跳上车，路边警察都看呆了。认识戴军以后，他也在长安街上帮我推过车。他一边推还一边说，哎呀，我也是有人认识的好不好。但我当时特别宝贝这辆车，我是开着它去闯荡江湖的！当时我一遇到困难就想，没事，那么失控的车都被我开得好，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有人问我是不是瞅准了时机才从央视离开，自己做工作室？不是。我走是因为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李静，你的梦想能够在这儿实现吗？如果不能，走出去。于是我就开着我的驰豹走了，就这么一直开，一直开，开到20世纪的尽头，终于成了一朵末路狂花。 戴军： 　　　十多岁的时候，我心里“躁”，就跟着家乡的“野鸡团”出去走穴，也不会唱歌，就负责装台卸台，跟长工一样。后来到了深圳打工，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歌手。那两三年，我觉得好像有十年那么长。那些一起唱歌的朋友，现在只要聚在一起肯定会跟老年人一样，聊得全是深圳的岁月。其实那时候很苦，我刚从工厂出来的时候，租的是农民房顶楼的铁皮屋，盛夏闷热无比还没有地方洗澡，所以凌晨收工回家我就把一桶一桶的凉水往身上浇，冻得发抖。后来我终于发现，有一种苦，是只有酿得特别好的酒才会有的味道。我品尝过不少好酒，但最好的那瓶永远留在了深圳，留在了路上。 九十年代 　　　十九世纪，某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两座钟楼间的黑暗角落，发现了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ΑΝΑΓΚΗ·命运。 　　　1831年，《巴黎圣母院》出版。雨果在原序中写道：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 　　　或许在几百年前的法国，“命运”是一个漂浮在时代上空的宏大叙事，如今它已有了全然不同的隐喻。不过总有些什么是不会变的，因为不论轻重深浅，它总会用执着又暧昧的腔调诠释着每一个个体与时代。 　　　凡尘中的人们，终究不是雨果，只是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同样刻着这个词语——命运。 　　　走过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必定会将这个词刻得深邃空灵。他们被冲入开放与保守交替纠缠的时代，他们感受着理想与迷茫的日夜共生，他们在破碎中寻找。 　　　于是，他们为此写作了自己的故事。 　　　1989年的夏天很不真实。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 　　　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粘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 　　　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戴军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 　　　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 　　　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那晚太适合唱《我的未来不是梦》了，因为不是望着天花板，是望着星空。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 　　　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 　　　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 　　　或许在昨晚和之前的任何一个瞬间，戴军都未有过如此清晰地做梦的感觉。那个几小时前还在和自己说“买房讨老婆”的人，变成一只断翅的蝴蝶，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弱的弧线后，落在了路边。 　　　人死了。 　　　血液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在阳光的炙烤下蒸腾出最后一丝鲜活的生气。 　　　接着是彻骨的寒冷。戴军感到自己在太阳底下浑身发抖，他想，原来人在大悲之下是没有眼泪的啊。 　　　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失眠。只要一闭上眼，工友平日鲜活的形象和最后垂死的面容就会不断在戴军的眼前交替出现。终于，在反复的辗转与焦虑过后，戴军提出了一个极为具有哲学意涵的命题：我是否也会在二十岁的时候死去？ 　　　八十年代末的诗人们或许也曾发出过这样对死亡的疑问。海子在他的诗歌《春天，十个海子》中写道：“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只不过对于20岁的戴军而言，青春的故事，是如此的写实。 　　　为了让自己不至猝死于虚无，戴军果断地到深圳中学去报了好几个补习班，他不想再做一个简单的打工仔了，——这个愿望是很简单，而且还有点粗暴，但的的确确成为了支撑他进入下一段人生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切，他宁愿相信是命运的安排。 　　　几乎是同一时间，19岁的张家口女孩李静即将从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在这个人生的关口，她没有忙于找工作，而是放下手中的手风琴，去和命运来一次争斗。 　　　两年前，李静本打算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可惜比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最终选择了河北师大。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个专业先不分本专，两年之后再经重新考试合格后继续升入本科，于是李静就奔着读本科的机会去了。结果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改了，学校只能发给李静和她的同学们一个大专的文凭。 　　　被骗了。这是李静的第一反应。告他们！这是她紧跟着的第二个反应。于是，颇有几分侠气的她迅速组织起一众同学去省教委和省办公厅“告状”。那一天，省办的大门口嗡嗡地围上一群年轻人，就见为首的大眼睛女孩儿手拿材料，面色凛然。 　　　有人说，小姑娘这么年轻，还上了大学，有什么冤的啊，你看，这门口比你冤的人多了。李静不管，她见一次不成，就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一家一家地把整个政府部门找了个遍。 　　　其实很多年后，李静和母校间早已化解了心结，但那一刻，她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年轻的李静来说，世界就是一根铁棍，要么直要么弯。 　　　在最后的最后，李静的老妈站出来了。李妈妈是当时铁路系统非常有名的“全国劳模”，但劳模妈妈也堪称当时的潮妈，对女儿李静大胆采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富养”政策，不仅亲自为女儿做了最时髦的牛仔裤，而且从不吝啬赠送赞美加鼓励，这使得少女李静成长得快乐，自由，而且率性。面对女儿的折腾，她只是经常对李静讲一句话：没有任何困难不能被征服。于是这一次李妈妈说：“走，我陪你到国家教育司走一趟。”李静说：“好，要是这次失败了我就去找工作。”那一天，母女俩昂首挺胸走进了国家教育司的大门，就见很多人蹲在地上在分带鱼。 　　　没人理他们。“我们要告状！”，李妈妈说。还是没人理他们。只见李妈妈“啪”的一拍桌子说道，分带鱼，下班了吗？国家正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闹不好！那帮人顿时一愣。再看看李妈妈的形象，一米七的个子，带着眼镜，颇具领导气质。对方马上说，“别急，我们接待。” 　　　这幅画面，让少女李静异常的兴奋，母亲的强势生生将自己的初次抗争在心理层面上实现了峰回路转。尽管结局还是“没戏”，但李静已经觉得畅快了许多。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胜利，因为按照母亲最后的话就是，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当到北京游玩一次吧。 　　　1990年的夏天，李静毕业了。 　　　无论是对于戴军还是李静，这个20岁都显得太过离奇。似乎有什么力量在硬生生地把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拉扯出来，人生的情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他们毫无准备地进入到了九十年代，绝然不会料想到今后自己会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系。 　　　九十年代初，大众娱乐文化卷裹着来自世俗景观的诱惑，挑逗着国人渴望娱乐的胃口。1990年，舞厅、歌厅、卡拉OK厅，以及台球厅和电子游戏厅成为了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同年，作为当时央视唯一的综艺性娱乐栏目，《综艺大观》高调登场，预示着电视节目领秀大众文化时代的大幕已然拉开。 　　　华裔音乐人费翔在春晚的亮相，使得他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启蒙者，也成为风靡中国的一代偶像。因为模仿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戴军在公司的歌唱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快过年的时候，一个一起唱歌的朋友要回老家惠州，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去干嘛？唱歌。朋友说，惠州有一个歌厅，过年去唱半个月，能挣一千块。戴军没给自己一丁点犹豫的时间，立马点头答应了。他一个月工资才250块！ 　　　1990年的春节，戴军没有回家，他去了惠州。从惠州回到深圳，戴军口袋里有了一万块钱。 　　　买了两套衣服，他开始跟几个哥儿们跑场试音。刚开始找了一个很小的场子，一个键盘，一个歌手，一天就几首粤语歌，并不耽误白天厂里的工作。但后来慢慢唱到三个场子的时候，喉咙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戴军做的是印刷，那些油漆染料会让本已疲惫的嗓子更加煎熬。 　　　三个月后，戴军辞去工作，开始了职业歌手的生涯。 　　　又是一个燥热的夏天。当戴军走进“音乐”这个圈子的时候，李静却以“音乐”专业毕业生的身份与“电视”遭遇。 　　　毕业后的一天，李静在街上闲晃，遇到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李静问，你在哪上班？同学答，我在电视台。李静再问，学音乐的还可以进电视台？！同学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乐编辑。和同学分手后，李静火速奔回家，给张家口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她就去了台里面试，然后就被留了下来。不过不是做音乐编辑，而是做主持人。原来当时张家口电视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经招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招到。于是丝毫没有经验的李静因为长了一张“标准脸”就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荧幕前。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李静陷入了纠结。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他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电视台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是李静新梦想的酝酿与勃发。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她告别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 　　　彼时，在遥远的南方，戴军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几乎每一个新开夜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本不安分的灵魂，又遭遇世纪末最初的躁动，叛逆或许才是唯一的归宿。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九十年代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文艺复兴。而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只不过是想要去探索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场不自知的自我革命。在91年到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一切都对了。” 　　　戴军这么想。1993年他终于来到北京。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三分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是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心中已结下了与北京的深度契合。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为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 　　　九十年代中期，唱片公司与流行乐手共谋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1994年冬天，戴军正式进棚录制了这首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歌曲。那首歌，叫《阿莲》。 　　　通常故事讲到这里，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的确，在翻过来的1995年，“实验”迎来了一个小高潮。这一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火了，电影百年盛况空前，这一年；金庸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蜚声与哗然并起；这一年，邓丽君、张爱玲走了，带走多少痴怨眼泪。 　　　这是很有故事的一年。 　　　而对很多热爱流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对流行音乐最初的集体记忆——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95新歌”的隆重登场。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当时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人物，黄小茂。作为音乐总监，他在这一年制作并推出了52首流行音乐MV，让更多人认识了高枫、罗中旭、丁薇、老狼……当然，还有戴军。 　　　《阿莲》在电台已经连着好几周的排行榜冠军了，戴军却人在深圳。那天演出间隙，他接到了大藏唱片的电话：中央电视台找你拍MV。 　　　拍MV是戴军没有想过的事情。直到栏目组的人在深圳夜总会找到他，把他带回北京，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第一天棚内，第二天外景，在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手应该如何挥舞的时候，《阿莲》的MV就已经拍完了。整个过程并没有造型师的指点，戴军就穿着自己的马甲和T恤，耷拉着头发，纯纯地结束了表演。但他相信这一定是大制作，因为导演用的是电影胶卷。接下来，摄制组又和他奔赴上海拍摄《申江水》的MV。戴军更加坚信这是大制作，因为他们竟借了一辆老爷车，而且这一次有了造型师，给戴军粘了一脸的胡子。他是当年唯一拍了两首MV的人。 　　　电视，是那个年代塑造明星的最佳舞台。当大杂院里的街坊开始排队来参观他，戴军意识到自己红了。躺在床上看书也会猛地发现，窗户上出现了一张“猪脸”——来参观的人已然把整张脸严严实实地挤在了玻璃上。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戴军住的大杂院没有卫生间，出了院子步行一百米是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里面有四个蹲位，且蹲位之间没有隔断。经常，他蹲在那里，就听旁边一个声音道：哎，我刚才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作为一名曾经长期潜伏夜场的歌手，戴军将他与电视台的相遇比喻成“从黑暗走向光明”。而音乐电视的出现，真得就像命运的又一次安排，将戴军带入了一个更为奇妙的音乐世界。 　　　感谢黄小茂。 　　　其实，当时还有个人在做着和黄小茂类似的事情，她就是李静。1995年，李静离开北京电视台，来到央视主持一档“向海外华人介绍中国”的节目，《欢聚一堂》。 　　　这个节目有好几个板块，李静负责的叫《流行风》，确实疯。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李静会拿什么镜头来刺激中国电视文艺的神经：她和另外一个主持人带着耳机随意地出现在画面中，先是随着一段音乐蹦跳，然后有人问，你们在听什么？他们答：我们在听中国最流行的音乐。这正是当年的前卫串场。 　　　《流行风》刮过中国的流行乐坛，当时众多大腕级歌星都以亮相于此而荣光。那一年，陈明唱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李静觉得她很厉害，就请她来唱，这是陈明第一次上中央台。对于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其实面向大众的舞台很有限，中央台的机会尤为宝贵。李静手中仿佛握着一条控制幕布的绳索，轻轻拉扯间，就有了孙悦，林依伦，解晓东等人的精彩亮相。 　　　也是在这股风中，歌手戴军与主持人李静有了初相遇。只是李静说，没印象了。戴军说，我可有印象，你傻漂亮，傻漂亮的。 　　　这是实话。1995年的短促相遇，似乎让戴军，李静，甚至黄小茂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可惜彼此的人生轨迹在仿佛将有所交集之时，又各自划向了不同的维度。或许，这便是命运对他们的欲擒故纵吧。 　　　1996年3月8日，戴军应邀参加了山东电台的一档音乐节目。成为唱片歌手后，他开始频繁的现身在各种不同风格的节目中，谈音乐，和一些音乐之外的事情。从前，他并是一个轻易开口说话的人，因为在他眼里，不开口的人总是更有想法。可在96年，突然之间，他想说话了。那天山东台的领导看了他的节目，当天就亲自找到了他，说，你的逻辑和别的歌手不一样，思维很独特，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音乐节目？戴军说，行。 　　　这就是戴军踏上主持之路的平淡开端，这个节目叫“大藏音乐专线”。那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所有在节目中播放的音乐都来自他从唱片行一张一张淘来的CD。而且节目都是在大藏北京的录音室制作的，每个礼拜要寄去山东。过程麻烦了点，但让他独自体验到了一种和唱歌很不一样的乐趣，说话的乐趣。 　　　戴军就在被他称为“小黑屋”的录音室里，录了三年的“音乐专线”，也连着三年获得了“听众最喜欢的外来节目”第一名。大夏天，在严丝合缝的“小黑屋”里，也不开空调，对着话筒，按键一按，“戴军讲故事”就这么开始了。如果一首歌与当年南下打工潮有关，那他肯定会把这个背景融入到对歌曲的解读中去。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领导口中的“特别”，不只陷于自我遐想，还会观照一种集体情结。 　　　在主持“音乐专线”的同时，戴军还在报刊上开设专栏，并担当电视节目的主持与策划，广播、电视、报刊，他果然一个也没落下。除了“唱”，“说”，已然变成了一项谋生的手段，也成为了戴军考验自我的一种尝试。后来过了很多年戴军才意识到，这段有点忙乱又虚渺的岁月，是一种隐隐的蜕变，而这种过渡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前夜。 　　　如果那几年的戴军是“想要表达”，那李静就是“太想要表达”。她的角色转变似乎要干脆的多，只是她的内心百转千回。 　　　在央视文艺部，李静那时候只能做一些编辑性的节目，就是把一些素材串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原创的空间。李静很痛苦，她想，为什么老天给了我一个最安逸的工作状态，我却如此渴望创造与折腾。 　　　她一点也不想老老实实地呆在演播室。为了做一首《蓝色多瑙河》的串场，她冲到人家咖啡厅里问，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你能不能借我场地拍点东西。人家说，我有什么好处。李静说，我给你打一个字幕。她还教唆自己的老同学来帮他做“不一样”的摄像。那期节目李静自己很满意：一首《蓝色多瑙河》结束，镜头切到李静在咖啡厅里欣赏风景的侧影。然后镜头渐渐摇近，李静转身过来，说，一首《蓝色多瑙河》，把我们带入浪漫的意境，在午后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放松…… 　　　在现在看来是惯常手法，在当时却是李静的创意冲动。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让镜头晃来晃去，也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从一条落满黄叶的大道尽头走过来。有一天，同事崔永元在台里碰到她，对她说，我特喜欢看你的节目，《周末大回旋》，还有《中外歌舞》。李静听了差点哭出来。 　　　这种感觉很复杂，也让李静不快乐，因为她看到的屏幕上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越冲动，越无力，她陷入了新一轮的痛苦。她每天都会哭，有时甚至放声大哭。 　　　如同六年前的那个小丫头，面对“命运”总有挑衅的蛮勇，在一个个十字路口，李静的抉择总在一瞬间与自己达成：自己确实不属于这里。几乎是在一瞬间，她轻吐一口气，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然而，脱离物欲后的精神快感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品尝。李静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央视的工作无法让她实现梦想，但毕竟能够为自己这样一个独自在北京闯荡的女孩，提供体面的身份和不错的收入。但她显然更加关注梦想。她只是蒙在被子里问了自己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和平饭店喝咖啡？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赛特买东西？那些飘着的东西和你有关系吗？ 　　　然后睁开眼，天亮了，这一次她没有丝毫的慌张。虚名与浮华，如果你为此贪恋，你就将永远被梦想折磨——这便是李静给自己最后的告诫。于是，在4年的迷茫之后，她离开了央视。 　　　崔健本世纪的最后一张专辑《无能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有一首歌叫《九十年代》。歌词写道：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就像这手中的音乐；语言已经不够准确/生活中有各种感觉/其实心中早就明白/却只能再等待等待。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有些人还是选择表达，因为他们欣喜，因为他们迷惑。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没有人能一语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运的翻页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