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偶像——戴维·桑塔格·里夫印象

我惊讶地发现，戴维·里夫这次中国之行的行程安排表上，他的名字已改为戴维·桑塔格·里夫，想必是为了纪念其母亲吧。 戴维·里夫是苏珊·桑塔格与菲利普·里夫的独生子。里夫和桑塔格当年的这场师生恋即使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恐怕也是惊世骇俗的，他们认识十天后闪婚，当时桑塔格只有十七岁；两年后，十九岁的桑塔格生下戴维；戴维六岁时，桑塔格和里夫离婚，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 2月22日上午戴维从北京打来电话，告知他将乘下午的航班13:28抵达南京。之前，他的助手已把他这次中国之行的行程安排发给我。我惊讶地发现，日程表上戴维·里夫的名字已改为戴维·桑塔格·里夫，想必是为了纪念其母亲吧。 刚刚译完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夫妇的《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这是目前惟一一本桑塔格传记。2004年我在美国看过这本书，后来见到桑塔格时和她提及，她对这本传记很不满意。我当然知道为什么。里面对桑塔格母子的描述可以说是很不客气的。这次，我倒不是担心戴维知道我把这本传记译成中文会有什么想法，而是想起书中所描述的戴维而有些不安。任何一个读过这本传记的人，料想都会记得书中“在早熟的孩子中都是个奇才”、身着“方特罗伊小伯爵式服装，像个小王尔德”，或“头戴一顶约翰·列侬帽、惹人注目”，或身着“卡纳比街时装”的戴维，更会对书中插页中那张欧文·佩恩拍的这一对“时尚偶像”母子照记忆深刻:“正视的目光突出了他们乌黑的大眼睛，还有那苏美尔人般的凝视。”同龄孩子在街上碰到他，都会调侃说这可不是“一道每天都能见到的风景”。这个“新潮左翼的吉祥物”，“生在哈佛园，长在安迪·沃霍尔工作间的孩子”，从阿默斯特学院退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恢复学业，他能让“任何人感到愚蠢，而他呢似乎因此很享受”。书中说他以“桑塔格声誉的当然继承人的面目出现，身穿爱德华七世时代式样的丝绒服装穿梭于各种宴会，在那里高谈阔论，引人注目，行为举止像王室成员”，曾引起同班同学的公愤，大家团结一致整了他一次，“鉴赏力很高的同学们”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驳得体无完肤”。这可是一篇即将发表在《巴黎评论》上的小说啊。 书中还提到，戴维是母亲的“屏保”，是她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并为她编稿子。当作家爱德蒙·怀特把桑塔格母子俩写进《嬉戏》加以讽刺时，戴维打扮成“摄政王朝的花花公子模样，手执皮鞭，准备在为庆祝《嬉戏》出版而举办的化装舞会上砸场子、抽怀特”。书中还写到戴维在国际笔会主席弗朗西斯·金的眼中是个傲慢无礼的人，时不时地打断他妈妈的话，在金住的宾馆房间里随意地一次又一次到迷你吧取食品，连句“我能拿吗？”都不说。于是金把他们母子写进了小说《名片》，进行嘲讽。 下午驱车前往南京禄口机场接戴维时，窗外飘着雨，天很冷，脑子里想着书中的这些情景，心中有些忐忑。译《恩主》时曾联系上了桑塔格，翻译时一直得到她本人和助手的帮助，因此一直心存感激。但说实话，虽然在译戴维的《死海搏击:儿子的回忆》时，通过电子邮件得到戴维的帮助，觉得他尽管很忙，经常出门在外，但还算是热情，不像《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中所说的那么傲慢。可因为书中的描述太生动了，而且都是指名道姓，言之凿凿，所以心中的担心还是有的。如果见面后改变了通信留下的好印象，那还真是相见不如不见。 13:33，航班迟了五分钟后降落。不一会儿，戴维就出现了，很短的头发已全部花白，让我联想起他母亲因化疗头发掉光后刚刚长起来时的模样。他高高的鼻梁上架了副眼镜，两边用细链子牵着，时而戴上时而摘下，用同来的非小说作家、编辑梅甘·赫斯特德的话说，他戴不戴眼镜看上去完全不同。是的，摘下眼镜的他看上去像极了他的母亲。五十七岁的他已不年轻，但仍然显得精神抖擞。见面后他首先感谢我和家人特地去机场接他。我说:“你特地来南京看我，我当然要特地来机场接你的。”因为他说过我在上海的话他就去上海看我，我在南京的话他就来南京看我。 接下来的两天，他“完全听从我的安排”，因为他来南京没有别的事，就是来看看我，并对我将他母亲和他的书译成中文表示感谢。他带来了她母亲的《同时》以及最近出版的日记第一卷《重生》，还有他写的《死海搏击:儿子的回忆》，他很认真也很费劲地分别在三本书的扉页上签名(他的手脚类风湿很厉害，指关节都已变形)，三本书上分别写上了表示感谢、为了我们的友谊等句子。在南京，除了依我的安排游览了总统府和中山陵以外，他还特地提出想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看，可遗憾的是那天正好是星期一，纪念馆闭馆。 晚上请他吃中国餐。点菜时，梅甘赶紧跑过来关照别点龙虾等海鲜，戴维会过敏。其实，这一点在《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中曾说到，我们也正想和他确认一下。吃饭时问他喝不喝中国的白酒，他说没尝过，想尝尝，可他太小瞧中国的白酒了，猛地一大口下去，立刻就露出了滑稽的表情，双手抱住了头，陪同的梅甘和我们都不敢再让他喝下去。 席间，我告诉他我已接受出版社的邀请，翻译了《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一书。说实话，当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接受他的“发难”，我知道他们母子俩都不可能喜欢这本书。我也告诉他曾和他母亲谈过这本书。他很真诚地看着我说:“你知道，那本书中有一些内容是不可信的。”是的，我对他说，里面描写的桑塔格母子我都见过，至少在我看来和书中的描写不一样，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无论是桑塔格还是戴维，都没有书中所说的那种蛮横、那种傲慢。也许，人是会变的，也许，人是多面的？ 2月23日上午，戴维和我的一些学生进行了对话交流，这些学生都是对桑塔格研究感兴趣，或硕士、博士论文是研究桑塔格的。他们就《恩主》、《在土星的标志下》、《反对阐释》、《床上的爱丽丝》、《火山情人》、《在美国》等作品表达了研究兴趣，并提出问题。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问着问题，有的学生一口气问出三个问题。戴维非常耐心、热忱地一一给予解答。一个小小的插曲让我感受到戴维的严谨:一个研究生提了一个关于《床上的爱丽丝》的问题，因为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具体，戴维似乎无法准确给予回答，他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黑莓”查了起来，并很快查到答案告诉了提问者，还对下一个提问者表示抱歉让她等了。我坐在戴维边上，看着他耐心地解答着学生们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说着因为回答可能不能令他们满意而表示抱歉的话，我心里原先的忐忑消失了，身边的这个人谈着欧洲文学与文化，一个个文学大师的名字和作品从他口中说出。这让我想到:戴维和他母亲一样，都是阅读量非常大而且对所看作品有深入了解的人。他曾问除了赛珍珠和桑塔格，我还对谁感兴趣，我说还有伊夫林·沃，曾写过几篇关于他的论文。戴维马上随口报出伊夫林·沃作品的名字，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英国作家的知名度并不是非常大。 交流中，他有时同意学生们的观点，有时则对他们就其母亲的观点做出的阐释表示反对，原定一个小时的见面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仍然感到意犹未尽。会后，他还非常耐心地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因为学生较多，拍照一个接一个，戴维调侃自己这时候就是个道具，却十分配合地对着镜头。 24日上午，天依然下着雨，不过，我觉得没那么冷了。戴维带着我们美好的祝愿，带着我们很快能再次见面的希望，重复着“如果你继续研究桑塔格，看我能帮你什么，尽管让我知道”这句话，登上了飞机，飞往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