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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龙应台女士： 我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在同行前人访过、写过您无数遍之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赴台拜访您。我的挑战是：如何写得更深切、更细微一点，让它们配得上您这个人，您这颗心。 如果一年前，我可能会把这封担负采访提纲功能的信写得长些，好比对着一个同性、同好的前辈慢慢讲话。但考虑到您现在的生活节奏以及每天要面对的诸多事务，有必要提高表达的效率，用尽量少的文字讲明我的方向。 首先，我不想放过这个背景：在您的身后，不仅有马英九先生“以文化立台湾”的志向、他向公众示范的姿态，以及在您履任期间可以想见的坚实支持，还有台湾文化人的爱护和襄助。想听您讲这部分正进行时的、或者完成时的故事。一个批评者能够进入“内阁”成为一个理念的践行者，这背景是一个必要条件，一种弥足珍贵的生态，对于大陆，应能产生意义。 我大概要写一个“官员龙应台”，把正在发生的记录下来，而将那些较远一些的事物，比方我很喜欢的您的第一本书《龙应台评小说》，以及之后种种著作言说、行动经历，垫在底下。 哀公问孔子“为政”，孔子回答说“敬妻”，看似答非所问，实在揭示根本—人伦之始，乃王化之基。我想，作为母亲的那个龙应台，和出现在议会讲坛上的那个龙应台，是相通的。所以，日常的一面，容我多问几句。比如，2月您离港赴台任职，安德烈为什么哭了。 若您应允受访，申请跟随一天：参加会议，会见某人，演讲，或者与某人共进工作午餐，等等，扮演一台带颗头颅的摄像机。能否在寻常的日程中随意挑选一天，容我先“看”再“访”，尽管这样的截取是不可能穷尽一切的。请理解，我只是在尽一个记者的本分：如果条件允许，不该只听受访者说，还应当看看他的做。如果写成的报道里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至少海明威先生会比较欣慰。 期待与您会面。致礼 2012.7.31 提纲，人物采访常常从这里正式开始。传达问题、方法、态度和别的什么，我管它们叫情书。 电脑里，存着不少这样的情书。书信体、提问体，有温婉的，有尖锐的，都还算诚恳，最长数千字。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一单单接活，我眼看着它们从紧绷，到自然。 作为一个来料加工者，经年的劳作会给你一种方向感，西北偏北，还是东南之南，大致有点谱。它基于你对人的理解。所以我信：选择做什么人，就决定了怎么做。 龙应台是一个有镜头感的人，争取贴身访问，合适。我很难想象同样的方法用在……阿城身上。好在，媒体盛大，有镜头感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 “第一只小板凳”《思虑中国》出版没多久，一位朋友对我说：有没觉得，你书里那些人，假假的？我一愣，很快明白他的意思：经过媒体仰视和提炼的人物，尤其学术文化大佬，或多或少会失真。 又一天，一位同行跟我抱怨他那奢侈的东家总是千方百计提供跟访企业家或者明星大腕的机会，他说，被跟的人演得累，跟的人也累，总之，无聊得紧。 如果不能在内心里回答这两个问题，我是没法安心做活的。记者面对一个人，看、听、记、想，再全面丰富终是时空一段，不是全部，无法涵盖主人公的过去现在，做和说，善和恶，表面和内心，故事的阳面阴面以及所有的中间地带。在这个意义上，迄今为止，视线所及，我还没能看到一部“真的”人物报道，包括纪录片，包括那些标榜揭秘、真相的事件陈述。更何况，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变动中。即使在相对静止的一段时间里，要真正把握一个人是多么艰难—想想你跟最亲密的人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场域吧。我们只能描述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事，并建立逻辑，那是思维作业的痕迹。没费太多时间我就想明白了：这世间没有纯粹的“真”；纯粹，是哲学家们用来说事的模型。 但不意味着可以无视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至少可以从祛魅二字下手。对世间万物，不俯不仰，取平视—小学二年级我在少年宫给穆铁柱系过红领巾，他坐下，我爬上一张特制的椅子，便能平视他的眼睛—那感觉不错。我是多么喜欢庄子“齐物”的“齐”字，拿来给儿子报户口用了。祛魅还包括，对所有的知识、理论、意识形态不轻信，不谵妄。 有一次看到作家刘恒说：“如果访谈也算文章，理应是最口语化的文章。实际情形却相反，我们读到的这类东西大多数都被过分书面化了。我不知道应该赖谁。以我有限的经验而论，学问不大，可是一谈学问肯定端着，不像谈自己喜欢的吃喝那么随意。有些访问者也端着，发问的时候使劲儿找板眼，落实到纸上劲儿就更大了。”记者笔下的人物看着假，可能也跟“劲儿大”有关。这一两年，我本该琢磨琢磨放松的事，后来跟儿子一起在地上爬爬，多发单音节词语，少啃大部头，自然就松落了些。 我们与之交道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历史和命运。然而，再往前走走，回头望，还是看到一个一个的人。我已经习惯于把一个人扔进一个背景里去打量，但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平衡得不好，所有的人物最后都会面目模糊、大体相似，成为宏大叙事的一行注脚。所以我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人，啊人。 一篇一万字的人物访谈就像一幢房子，房子要稳，地基须比地上部分打得深。它被赋予地上的形式，但地基部分应该受到控制。祛魅用于观察、理解，控制表现在提问和下笔，袪魅也是一种控制。有一阵子，我沉迷于夯地基而忽视了造门窗和涂抹外墙，多半是小时候营养不良落下的病，自然要经历的阶段，我也就随它去。 二 一个半月后，我和摄影记者梁辰被领进龙应台办公室外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被准许旁听。第一感觉：她的镜头感，不是一般的强。不免想起多年前朋友讲过一件小事：在上海，龙拜访王元化先生，身后跟着一队摄像。王先生当然不喜欢这种，下了逐客令，场面一时尴尬。 我们已经拿到了当周的行程表，申请的跟访一天被延展为一周甚至两周。基于同南方报系多年的交道，龙应台对我们的态度是开放多于戒备，但她仍然吃不准我要表达什么。这些会议、活动、访问以小时为单位排布，凡被允许的，我们都去。 第二天，我们混进了“立法院”议场，正赶上民进党上演“倒阁”。一般台湾民众，只要用身份证换张旁听证即可入场观看朝野议政，当地媒体也有专席供现场发布。只是我们来自大陆，又是记者，有点麻烦。不麻烦，也没有小小的成就感。终于进场，一抬头，望见孙中山画像，眼眶一热，大概想到海峡两边尚有些符号牵连。人到中年，会因历史落泪。 龙应台有一种控制欲，相当于安德烈当面说母亲的powerful，但她并不霸道，给你自由度。她很有表现欲，是从前的中学班干部那种，有点一本正经，但是正派，还透着清纯之气。几天下来，我在适应并练习如何取舍。 我们天天见面，在圆山饭店，在文创园区，在台北车站，在她的官舍门口……约会时间从早8点到晚10点不等。在此过程中，梁辰付出了比我更多的体力，她需要背着20多斤重的器材从一个点奔向另一个，她的大包里有两个机身、两只镜头，三支灯，还有一台老式胶片机。某个下午，梁辰守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每隔大约50分钟被允许进入拍几张，拍到了龙应台跟同仁一起吃便当，拍到她看遗书落泪，拍到她怎样结束一天的工作进了电梯又探身问第二天的行程，拍到她怎样在随护和专车的护送下回到住处，消失在那个地处闹市面对工地的大堂里。这些有体温的瞬间，是我们需要的，是版面喜好的，但又似乎太完美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头。 直到有天清早去拍她步行上班的照片，我才放下这点疑虑。那天，约定的点儿已过一刻钟，龙应台还没有出现。特警出身的随护已经熟悉我们，上楼看了看，回说，部长临时有些事情，马上就下来。又等了十来分钟，身穿桃红色Adidas恤衫、银灰色便裤，脚蹬球鞋，耳朵里塞着Ipod的龙应台一阵风样来了。她抱歉地说：昨晚批公文迟了，错过了闹钟。我一下子在心里笑起来，配角的遮掩、主人公的实诚和眼前欲示人以美的造型都很可爱，包括关照前来接她上班的司机拐到仁爱路某个街角等着，而她背着双肩背英姿飒爽走在街道上的样子。她是文化明星，她是官员，她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啊。 走到某个居民区，她指指说，这里有几条巷子感觉很好的—静，没人，每家门前有个小花坛，有点像上海石库门弄堂的清晨。我想，平日里，她一定是走过的。这是表演吗？是。这是真实吗？也是。这是人物性情的一部分吗？当然。作为记者，你指望真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向你展开？于是，我很愉快地跟主人公交流起Ipod里的货色，她说，我喜欢有人声的歌唱。 外围采访总共九位。其中五位是文化圈中人，两位是她的“敌人”，两位是“中研院”学者—赴台采访的另两位对象。高金素梅和李敖，见面时也顺带聊了聊，用在我深感兴趣的那个背景里。 林青霞是龙应台的闺蜜，二人有约：不介绍记者给对方添麻烦，这样朋友才做得长久。我于是给林的秘书写邮件，约访。几天后的傍晚，手机里响起林青霞成熟又略带娇媚的女音。她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之所以接受访问，是因为写她的那篇大青衣她很喜欢。后来知道，她事先跟龙应台通过气，龙说，这家，你可以。如她在《窗外》中言，她是资深夜猫子，采访时间约在半夜。我把纸笔备在床头，先打个瞌睡。凌晨1点30，电话铃响，我赶紧抓起来，望一眼已经睡着的梁辰。 林青霞与龙应台，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女朋友，她讲得那么生动、具体、女人，我的瞌睡醒了。记得她描绘的一幕：在香港，两个女人去“行山”，带一支红酒，两只酒杯，一些Cheese、Salami和牛肉片。爬到高处，坐下来，喝一点。小孩子和狗过来了，给他们点小食。林青霞说，快乐不需要奢侈，不需要做特别的事。我在脑子里飞快搜索，60岁可与之行山的女友，心里微波荡漾。我觉得林龙交好是因为她们有相通的部分：朴素、清纯，哪怕做了祖母身上还有一种女生气。是夜聊到3点，我抱着枕头记得飞快，梁辰翻了几个身。 叶博文先生是在龙应台当台北市文化局长时与之交恶的。他在电话里是俱往矣的口吻，因为正要出游，便把当年义愤之作《龙应台·马英九·二二八》快递一册给我，是外围之一罗世宏先生告诉我这本书的存在。我读了，觉得在这个岛上，真是有一些不喜欢她的人，多半是她的性情和文人做派使然。我该怎样表现，表现到什么度？ 段宜康的联络方式是向龙的下属打听来的。当我表示有意采访反对者，这位新闻官说，可以啊。这令我意外。令我意外的还有，龙的那些朋友们并非只说她的好话，有些批评是从朋友那里来的。民主在政客手里是一回事，在民间却表现得令人鼓舞。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大大方方、心平气和讲出自己的想法呢？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不靠拉帮结派、顺势站队而得到友谊呢？我相信这些，都是民主成为习惯之后才能结出的好果子。 三 跟龙应台回乡，是意外，也是必然出现的可能性。她工作着、生活者，因为我们的闯入，稍显不同，但两条线在靠近的趋势不会变，你不知道下一个交会点会在哪里冒出来。 一周后，同大院的老大哥们也到台北，计划中的一项是拜会龙应台，原定的专访被临时调整为双人访。正有些为难，听说周末她要回屏东老家看母亲，我们就向秘书建议，不如在高铁上做专访吧，一来一回，比原定一小时的问答还宽裕些。龙应台一听，欣然应允。采访的魔力就在这里，它是人跟人在接触，是形象、声音、气息、态度，甚至心灵的交互，本身也是行进中的故事。 我记得问到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时，龙应台有了郑重的表情，她回答每一个问题，都表现出一个思考过程。我们在做一种快速的、即刻的思维互动，我们平视对方的眼睛。“十一”长假里，我尚在一地鸡毛中作业，龙最得力的前秘书来信说：“部长”说你做足了功课，她非常期待看到文章。老实说，功课是做不完的，但不做到一定程度，不敢出门。 访谈中最令我心动的，是龙应台对权力的认知：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后来，我忍不住建议编辑用它做抽文，替换掉那些表白艰难坚守的语句。 它可以引出许多命题：权力的诱惑，致用的急和缓、近和远，还有龙这代人的底色。出发前我跟一位师长聊过天，他说，龙这辈台湾知识人都是喝洋奶长大的。看他们认领的价值和多年追求，确实如此。然而，在两轮出仕里，我分明看见她身体里那层儒家的底色，那种“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的舍我其谁的劲儿。这是从父辈来的，从传统中来的，甩都甩不掉，可以解释她目前所有的挣扎。 录音笔里还留着高雄计程车司机郭金坤的声音，我现在听听仍觉得有意思。当他刚叫出一声“‘部长’哎”，我就在找录音笔，生怕错过那种台南腔调、民间生猛。 一天后，我们跟龙应台的大哥、弟弟、弟媳坐在一起聊天。如果说大观园里容易出贾宝玉，那么跟三兄弟一起长大就容易长成龙应台。她对着哥哥吩咐一件小事的样子还在我眼前。我们看着他们跟母亲在一起说笑，梁辰捕捉到龙应台靠着母亲闭眼稍息的瞬间，那只双肩背就在旁边，十分钟后，要回台北。梁辰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它在诉说某种脆弱，几经争取还是没用在版面上，因为龙在邮件中说的“私人空间”说服了我们。我记得弟媳同她告别时轻声说：加油。 四 故事走到这里，多半应该抒写一位个性鲜明、至今水土不服、仍在鞠躬尽瘁的文人官员，这也是我能强烈感受到的主人公的意图。但它不能满足事情的多层意义。 2012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不输《哈姆雷特》《麦克白》的真实事件。事件的一幕发生在此岸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大规模地拥抱一座地处西南的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思潮，在剧情高潮处，人们已无法辨识信仰还是投机，理性还是狂热。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曾经展示过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遇到重大政治问题之际，是何其无能与天真。事情假装过去了。翻翻历史，无论哪种思潮，无论左右，情形何其相似。我无意过度开掘，但至少应该试着探一探：民主在台湾，究竟是什么。即使我能借报道一角暗示它在民间和政治结构里的不同含义，仍然回答不了这个百年命题：它在我们这里，会有戏吗？ 这是我想种在文章最底下的东西。上面铺一层，是龙应台在角色转变中的挣扎——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再铺一层，是她的音容笑貌、举止性情，为人师友或母亲，一个活泼泼的女人。 我记得交稿给对方“看一下”——这是一个好习惯，不代表你不能独立写作；假如你立得住，会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有益的指点—之后，收到多方回复，其中龙应台越过秘书的第一时间回信是： 关于描述篇——从多如牛毛的资讯、观察、细节中，你可以“炼”出这篇描述稿，真是难得的功力。我几乎一字不改。除了最后一句，是考虑台北的现实状况而修。因为你的文字好，归纳功夫高，我省事了，真高兴关于问答篇—“地雷”太多，所以做了比较大幅的修改…… 我当然觉得原先的回答更直截一些，有些段落，我又放回去了，在掂量过对主人公的影响之后。 时隔半月，报道终于刊出。龙应台又来一信： 能刊出，真不容易。被你们的用心感动。…… 我想了想，转发给领导。真正如履薄冰的，是他们。 写于2012年11月，为《南方传媒研究》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