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的历史——家庭

　　张晓刚在家排行第三，兄弟共计四人。 1963年，张晓刚随父母工作调动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的城市成都，全家住在西南局宿舍鼓楼北三街 63号，这年张晓刚 5岁。在少年时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张晓刚没有获得充分的学习机会。1966年，“文革”爆发导致全国上下学校停课，这时，张晓刚小学一年级。直到 1969年，大规模的武斗基本平息，学校复课，张晓刚就算是五年级学生， 1970年小学毕业。从 1966年到 1973年，西南局处于保卫、动乱、大批判的混乱时期，不时有这家那家的父母或者被要求离开家庭集中学习，或者接受隔离审查。张晓刚的父亲于 1968年进入“五七”干部学校，这不是学校，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监管机构，这类机构名义上是让参加者集中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劳动锻炼，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被组织信任甚至遭到严重怀疑而通过劳动改造接受政治上的审查。这类政治审查因人而异，党的组织部门通过档案记录与整理，对不同级别的干部进行政治身份的鉴定：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民党特务到反革命。“文革”期间，西南局的大多数干部都经历了政治上的审查和批斗，各个宿舍大院的小孩经常到 1号院大礼堂观看自己或别人的父母被批判斗争的情况。当然，这些干部也因为毛泽东或者党的政治策略的变化而从被限制的空间甚至就是监狱安排回到自己的家里。那些父母不在家的小孩，大致是在宿舍大院里的游戏——打弹子、滚铁环、拍烟盒——中度过的，大人与社会和组织所发生的一切，小孩们没有多少认识与理解，年龄偏大的小孩有时也会用石头或弹弓因自己的父母被批斗而悄悄进行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破坏性报复——对批斗现场进行投射石头，或者在晚上砸掉“造反派”家的玻璃。与大多数院子里的小伙伴一样，张晓刚了解的世界非常有限。张晓刚记述了这段时期的生活： 　　我是 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很清楚，二年级的一天早晨，我们照例去学校上课，发现所有教室都空了，老师也不在。之后见到了我们的一个语文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文革开始了，从今天起你们不用来上课了。就这样，我们停了四年学，直到 1969年恢复上课已是小学五年级了。几年中我们也常常去学校看，除了每日都在更新的大字报外，亲眼见到我们的老师们都被批斗过，如当时告诉我们文革开始了的语文课刘老师，后来被安排每天用板车拉煤。还有我们的一个教数学的女老师，被红卫兵扒光了衣服示众。我们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老师们分成了几派，互相斗争得很厉害，这种积恨相信使他们的人生有很长一段生活在阴影中。而对于我们来讲，文革是自由的，每天都充满了各种历险和好奇。我们家的街对面是四川省商业厅的楼房，武斗中被红卫兵占领成了一个重要的据点，屋顶上还架了一挺马克芯重机枪，常常对着天空或我们楼房打枪，于是为加强安全，我们楼房决定把整个楼的门窗用砖头堵死，只留了一个小门可以进出，于是在外观上我们这个四层大楼成了一个战争片里看到过的大堡垒。而室内成了地下室，没有电，靠点煤油灯照明。很多年后我梦中的童年都与一个阴暗的房间发生关系，我的灵魂在梦中飘游，在这个没有窗户的空间中看到我们兄弟几人围坐在房间中央的大方桌旁，桐油灯在微微摇曳着，我们在那里画画、看书，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张晓刚对梦呓般的过去的回忆为我们提示了一个观察与理解这位艺术家在以后创作的作品中的一个视点：正是那些早年的经历构成了艺术家挥之不去的记忆，一旦他进入了潜意识的历史尘埃，那些经历、物品以及情节，统统都会以一种被修改的方式浮现在艺术家的脑海里，构成新的视觉现实——几十年后，那些“门窗”、“桐油灯”、“钢笔”、“墨水瓶”和“书”像幽灵一样又浮现出来。 　　对于张晓刚来说，少年时期最艰难的日子是 1971年到1972年，父母被关押，大哥去了云南，小弟寄养给伯伯，他与二哥相依为命。由于日常生活的内容简单，张晓刚在描画连环画中度过那些还不明白的日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三街大院夜晚停电，二哥用两毛钱购买一瓶桐油，用麻绳做灯芯，这样可以在夜晚点桐油灯，供弟弟作画。每天清晨，兄弟俩到附近成都市公安局食堂买早餐，然后去学校读书。经常，二哥将父母给的很少的钱放在鞋底，以免被那些强势的孩子抢去，以此来保证能维系基本的日常生活。冬天，二哥将买来的米饭放进锅里，加水和白菜做烩饭，这样的方法既可以增加锅里的饭量，也可以因为烩饭的温度而保持身体的暖和。尽管“文革”期间仍然发放肉票，但是，只有在父母偶尔回家一趟的时候，兄弟两人才可能拿上钱使用肉票去购买猪肉，吃上一顿好饭。 　　在 1972年之前，父亲只能断断续续回家。几乎就是同时，张晓刚的母亲也接受管制与审查，但每周可以回家一次。 1973年，父母获得“平反”，父亲恢复党籍，张晓刚随父母回到昆明定居，转学至昆明市第二十六中学完成初中学业。 　　昆明这个城市处于中国西南边陲， 1900米的平均海拔与低纬度（北纬 25。）造成昆明特殊的自然环境。作为云南省城，西北部有青藏高原，东北部有乌蒙山，这些山脉阻挡了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南下，而来自西南亚的暖气流又加强了对来自北方冷空气的高空冲撞，这些自然条件培育出一个温暖而不干燥，明丽而不刺激，气候温和，阳光灿烂，四季没有太大差异的昆明，人们习惯用“四季如春”来描述这个城市。明代诗人杨慎在《二月八会留别》中有这样的句子：“东台北道苦相留，花月春城夜色悠。”以后他还有“春城风物近元宵”、“君侯载酒过春城”这样的描述，故昆明也被描述为“春城”。因为特殊的地理与气候，人们还习惯并自豪于昆明地区瑰丽的彩云。在不同的民族与时代，自然的特征经常与神话和传说构成复杂的故事，将神话与传说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一则故事是对昆明的气候与环境最富特征的“彩云”的描述，民国时期罗养儒《纪我所知集》中这样记述与辛亥革命爆发有关的“彩云”：“若一床极大之锦被展开，约占望里天空五分之一，直天舒异彩也。是红、绿、黄、黑、白五色俱备，形则方整，边际尤齐，纠缦胜卿云，艳丽过日华，瑞彩祥光，真映山河而辅日月也。且现至两小时之久，始渐次色变形消。夜间革命军起，次日重阳，即告功成。”这一天（清末宣统三年九月九日），昆明革命党人于晚上起义，消灭清军，建立云南军政府。既然起义之前天空出现了一大片彩云，这个具体的军事行动的成功就被人们描述为是“天开云端”的结果。事实上，无论是阳光还是彩云，显然都是以后那些用油画颜料作画的昆明画家对“外光”及其色彩而不仅仅是冷漠的形式更为着迷的直接原因。 　　让昆明人感到骄傲的历史早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国告诉汉武帝，在大汉帝国与阿富汗有来往之前，在西南就已经存在着一条与外域通商的“蜀身毒道”，蜀国丝绸早已销售到中国以外。这条北起成都，南下大理，西经保山、腾冲到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的贸易通道，沟通着四川、云南与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交往。之后，汉武帝开始在云南设置行政机关，扩大疆土的控制与对外交通，这条特殊的贸易通道开始将“中原文化”、“滇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各路交汇的昆明进行了最早的混杂与融合。不过，直到 1910年 3月法国人投资修建的“滇越铁路”通车，昆明人才看到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例如火车与汽车，使得过去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古驿道和马帮的功能迅速衰落。清末，法国开始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出于殖民发展的需要，法国人从 1898年开始设想修建一条从越南河内通往昆明的铁路，法国人带着这样的抱负：“滇越铁路修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国人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这条在竣工时有近十万中国民工死亡、80多位法国人消失的“浪漫”之路也被称为“血肉之路”，修建过程中，人们不断传送着一个个艰难万险、民工死亡的故事，当火车徐徐开进昆明的彼时，讲武堂的教官和 600多名师生流下了悲怆的眼泪。但是，也正是这条“血肉之路”，带来了异域的货币、香烟、各类商品、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建筑、工业、医院和教堂。20世纪初，随着通车来到昆明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将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文化趣味带到了中国这个边陲城市，改变了这个城市古老的气息，至少，在日常生活与趣味方面，那些外国人带来了当地人喜欢和不喜欢的一切。直到今天，昆明的一些旧建筑、餐馆、街道树林，都保留着法国风格或者法国人的气息，只由于是时间与几代人的改造，使得这些气息变得很不纯正和难以识别。1999年左右，张晓刚的朋友、同学、艺术家叶永青在后新街 7号 20世纪 30年代法国风格的老别墅里做了一个用于展览与艺术活动的上河会馆，这个院子的建筑风格与历史痕迹处处可见，本地和外地的艺术家们经常到这里喝酒聚餐，他们乐于在这个“西洋”院子里举办艺术活动和展览，外地来的朋友也时常客居这里。 2004年开始，之前就在隔壁老建筑做广告公司以后开设餐馆“1910火车南站”的聂荣庆利用上河会馆的空间，扩大了这个让人有怀旧感的餐馆面积，以缅怀他们记忆中的历史。聂荣庆早年喜欢画画，是昆明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一本描述 20世纪 80年代昆明艺术家生活的书中有这样的回忆：“我小时候生活在滇越铁路的起点站——昆明火车南站，那时见到的从火车上下来和等待上车的人，仿佛就是在看一个具有梦幻色彩的南美电影的镜头场景，到今天为止依然记忆犹新。中外各民族，不同服饰，不同语言，熙熙攘攘汇集在这里，或是到达，或是离开，带来各种思想，带走各种变化。”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使得中国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了解世界、掌握新知的重要性。早在 1917年底，就有北大毕业回到昆明的青年龚自知受《新青年》影响，在有新知背景的官员以及章太炎的支持下，创办了推广文史哲新知的《尚志》，这份杂志在宣传苏俄革命和欧洲进化论方面竭尽能事，并在宣传新文化和白话文方面呼应着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形势。那时，即便这份边陲城市的出版物，也能够透露出这个时代明显的激进空气，在二卷一号的公告中有这样的文字： 　　为涤除我国思想界之奴性与惰性，深愿与国人力图思想之自由与发展。无论何种主张，何种文体，只须有研究之价值者，即为一律刊登。 　　在二卷三号，《尚志》就转载了李大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之胜利》全文。然而，深刻影响整个城市的正是 20世纪 30年代的抗战时期。1938年 6月，随西南联大到达昆明的楚图南在当时的《新动向》里发表的《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里写道： 　　抗战发生以后，外来的移民，对于云南的影响，即使不能比之于五胡乱华晋人的南迁，后来遂使江南文化在中国学术史上占了一个中心的地位；或者如土耳其之攻陷了东罗马，使东罗马的文人学者相率西渡，到了意大利，促使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后来且发展为现代支配世界的文明。至少也得是具体而微的晋人南迁，具体而微的罗马人的东渡，至少要使云南文化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新成分，并推动着，到了一个新的进步的阶段。1937年 11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先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让人感怀的是，由于日军对内地道路和沿海通商口岸的封锁，三校的部分师生就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从“血肉之路”的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的。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构成了昆明这个城市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正是在一个特殊的岁月，师生们在昆明的教学、集会、游行、出版以及学术写作，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使昆明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之都。在与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在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中，西南联大的学生与那些教师和学者一道，完成了一个特定时期极为重要的历史作业。西南联大资料室的一篇题为《民国三十四年五四在联大》的文章对当天的纪念活动的回顾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个激越而沉重的现场：从国民党政府的监控密令到学生们铺天盖地的壁报，从官方严密防范西南联大等学校学生的游行，到学生们对《五月的鲜花》《民主胜利进行曲》《黎明快来临》的歌唱……在这一个青年节日里，凡是没有罩上党国的袈裟的青年们，一个个都贡献出他们的热情。这是联大的大展览，陈列了我们在各方面所能做的事，所能表现的力量。被认为奇迹的全校大餐聚于五四晚上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最不动声色的教授们都兴奋的来参加这联大的创举。晚上，围墙内有欢笑的有歌唱的人群，整千的人围着火炬竞走的起点，那竞走原定是绕翠湖一周的，但当局怕这火炬的光亮照彻了他们的魔脸，不让我们出去，因此就在联大围墙内举行，火炬在竞走的终点堆起一堆营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在火上穿梭似的跳越，一下子两个面对面的碰着了，跌倒在火里，引起了一阵哄笑。而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里，文字始终保持着激昂、悲愤与充满对国家与民族的坚定责任感： 　　历史在跃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 　　…… 　　在这祖国十万火急的关头，我们——西南联大的二千五百位同学，实在不能再安于缄默，不能不以血泪的呼号，喊出我们的对国是的意见： 　　立即停止一党专政，…… 　　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 　　…… 　　这是我们赤城的呼喊。我们希望它与全国进步人士要求民主胜利的呼声合成巨响，让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在这巨响中出现。 　　这些发自早年的声音，直至多年之后，也在昆明这个城市里回响，基于 1978年之后的阅读和人生体验，张晓刚这代人对这样的声音非常熟悉并有持久的共鸣。 　　永恒的价值当然留存在联大和其他学校的那些教授们在昆明期间完成的人文与科学成果，尽管珍稀典籍的图书馆或者具有先进设备的实验室难以具备，但是，教授与老师们的学术研究没有终止。有很多关于联大教授的研究和书稿因敌机轰炸或者动乱被毁被劫的故事，但是，数百位教授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仍然构成了 20世纪 40年代中国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历史，他们在昆明时期留下的成果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库：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论》等六部哲学著作（“贞元六书”）、吴宓的英文版《世界文学史大纲》（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吴达元翻译的《费加罗的婚礼》（ Marriage of Figaro by Beaumarchais）、金岳霖的《论道》，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冯至翻译注释的《歌德年谱》、冰心的《默庐试笔》、田汉的《重建文化堡垒》以及新京剧《江汉渔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蔡枢衡的《中国法律之批判》、沈从文的小说《长河》、潘光旦的《优生与抗战》和译著《性心理学》、华罗庚的数学研究《堆垒素数论》、闻一多对《诗经》《楚辞》的整理，如此等等，美术、戏剧以及诗歌创作，所有的一切使得抗战时期的昆明被称之为“文化之都”。 　　1927年 4月国民党清党，共产党转入地下工作，这个革命组织从未停止过以任何方式与国民党进行斗争。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运动无疑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事实上，不少学生运动就是中共地下组织策划并领导的结果。张晓刚的父亲张敬（ 1921—2015）也是西南联大学生，早年叶姓，东莞人。张敬兄弟姐妹五人，四岁时丧父，留下许多债务，全家“几乎到了行乞的地步”，九岁时由母亲送到私塾读书。但白天上学，晚上做工。以后私塾被取缔，学塾改为小学校，接触到“完全否定了旧的一切”的新知。他阅读鲁迅、茅盾以及苏联小说《毁灭》《铁流》等。有关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剥削、人人有工作有饭吃的信息让他兴奋不已。 1935年，张考上了县立中学，开始投身学运与反蒋反日宣传。高中时，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成员。但很快日军进入东莞，张随后参加了当地一支草创的抗日游击队。艰难而危险的生活迫使他听从母亲的安排到了香港。 1939年夏天，张晓刚的父亲经由香港乘船耗时一个月到达越南海防市，与联大部分师生的路线一样，他又乘滇越铁路从河口进入云南，继而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工作。最初，他是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系实习工厂的练习生，一开始，与张晓刚以后的绘画老师林聆均为学校工作人员，并住在一个宿舍。他曾通过教会办的读经班学习英文，但是洋牧师对他的凶狠态度使他也离开了教堂。1941年秋天，张考入联大经济系，但因之前初高中手续不完善，他转读了一所在保山的华侨中学。在日军轰炸了保山，这所学校被炸毁之后，他回到昆明。 1942年，他再次考上联大经济系并被录取。他倾听过张奚若的政治概论，闻一多讲授的唐诗，朱自清的散文课，俄文的学习使得他可以阅读《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以及莱蒙托夫的作品。在自传《我的一生》中，他写道： 　　联大是我党在云南的工作重点之一，皖南事变以后，校内的民主运动十分活跃。壁报、大字报贴满一墙。演讲会、时事讨论会经常举行。进步的社团纷纷建立。这一切，都吸引了我。 　　他参与了学校的各种“进步活动”，他甚至也将莫斯科国际书店寄来的杂志中的一些文章翻译出来放在学校的壁报上。1945年，他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民青”。这年，父亲受党组织的委派参加了圭山民族工作队。 8月，日本投降，父亲被组织派往墨江中学教书，“为开辟思普根据地准备力量”。在墨中，他正式加入中共组织。 1947年，父亲被调往昆明黔灵中学任教务主任。这时，党交付的秘密工作非常频繁。为了与国民党作斗争，由数个教师与学生建立了党支部，张是负责人。他响应了党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发起的反国民党的“助学运动”，罢课、街演以及募捐。 11月，他被捕，年底，在中共组织的罢课和社会空气的压力下，当局将他假释，“取保外押，随传随到”。 　　1948年初，党组织安排他到个旧云锡中学教书，建立秘密组织，任县委书记。在这里，他结识了张晓刚的母亲邱爱兰，并培养她成为中共党员。 10月，因躲避国民党抓捕，他被组织调往滇南游击区，任反蒋自卫军支队政委，这时，他的名字才从叶姓改为张敬。 1949年 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墨江建立中共政权，任县工委书记。 1950年之后，被从晋东调往昆明任云南省委工业部办公室主任。 1963年，张敬携家到成都，任西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时期，张敬作为特派员前往重庆，敦促当地工业的建设。 1964年，张晓刚曾与父母在重庆小住一月，这是张晓刚第一次在重庆生活的记录。由于受不了炎热的天气，张晓刚很快又随母亲回到成都。“文革”期间，张敬因过去的地下工作被认定为叛徒、特务，因爱人邱爱兰的家族里有香港人而被认定为“里通外国”，开除党籍。“文革”初期，西南局各个大院干部的小孩不同程度地参加了红卫兵或红小兵。可是，在父母先后被冠以“反革命”、“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罪名之后，那些一开始天真地加入不同组织的干部子弟又因父母的政治身份的变化而被要求取下佩戴的红卫兵或红小兵袖套，张晓刚的大哥与二哥均有过这样的遭遇。 　　政治斗争不断，抄家、批斗以及关押，使得西南局各个家属大院里上吊、服毒、跳楼自杀的情况时常出现。大院里各个家庭之间昨天还是友邻，今天就可能相互划清政治界限，这使得曾经一块玩耍的小朋友之间也迅速疏离、相互不再来往。 1971年，张晓刚大哥去了云南建设兵团， 1973年西南局撤销。张敬在多种选择中决定回云南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通过自己过去在昆明的战友与部下帮忙将自己的大儿子从建设兵团调回昆明。张敬回到省委工交政治部，这时，“文革”并未结束，在云南的派系斗争所导致的复杂人际关系，使得张敬企图让大儿子从艰苦的建设兵团回到昆明的目的没有实现。回到昆明等待分配具体工作和职务期间，张敬曾被安排去丽江地区任职，他拒绝了这一安排，直至 1976年，张敬才结束了他在工交政治部无事可做的时期，到省知青办公室任职。张晓刚与他的二哥张晓熙正是以工交部的子女的名义下乡到晋宁。二哥张晓熙与张晓刚在同一个小学和中学读书，下乡也在一个村子，与另外两个兄弟比较，张晓刚与二哥的来往与联系更为频繁。 　　父亲张敬的个人经历、政治信仰以及所处特殊环境，决定其严肃、正统以及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气氛的性格与习惯，作为一个革命者，从早年充满牺牲精神的政治活动、出生入死的军事战斗，到誓死捍卫共产党政权的基本立场，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对自己的革命政治立场有绝对的了解与无可置疑。他们大多数或许同意自己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以及政治水平与党所要求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甚至也承认自己可能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或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可是，当组织对个人的历史给予怀疑，并将自己过去的革命成绩给予否定，甚至将自己视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难以理解并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不同的人的结局是不同的，有些人选择自杀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与无辜，而意志坚强并对党组织仍然抱有信赖的人则选择等待与时间给予的机会。每个人的命运是具体的，可以想象，在政治中处于被动地位，更不用说遭受批判和关押的人不可能有轻松的心情，至少，张晓刚的父母的处境严峻而糟糕，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面对和承受。这就是为什么张敬在“文革”时期不时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而母亲的表情永远是那样难以言表的原因。调查、检讨、批斗以及关押学习，这些都成为张晓刚父母长期的政治生活，他们只能在尽可能的理性控制和自我压抑的心情下处理日常生活。但是无论如何，父亲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尽管父亲经历了若干次政治运动，并受到组织的怀疑与审查，但是，他的政治信仰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他以后对孩子成长的判断。在 1984年写出的自传里是这样看待过去的一切的： 　　由于个人历史上的问题以及社会关系等，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我受过多次审查和冲击，但我坚持不变，并且没有怨言。自从参加革命起，我坚定地把党和国家当作自己的母亲，任从母亲怎样打骂，我也不愿离开她。 　　母亲因身心所受的折磨和长期在政治生活中的自责导致精神失常，为家里本来已经难以欢乐的空气带来了持久的压抑。也许因为长期的革命经历，使得作为父亲的张敬还能够忍受一切打击，但这不意味着他能够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假装欢乐，当回家的父亲总是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纸烟时，这自然会导致孩子们尤其是不太听父亲话的张晓刚感受到家里的压抑甚至是恐怖的空气。 　　“文革”期间，张晓刚母亲被以参加政治学习班的名义受到监禁，那时，母亲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秘书，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组织要求母亲对检察长——一位有相当革命资历的领导——进行检举揭发，同时，因为家庭出身，需要再一次向党组织说明个人的经历。最初，母亲可以每周回家一次，看望家里的孩子们，以后被要求只能每月回家一次。很快，父亲被要求每天到西南局一号院参加特殊的政治学习，向组织“交待”问题。 1969年，父亲不再有条件回家，西南局的大多数干部被安排到汶川七盘沟“五七干校”，接受组织的审查。就在离开成都的前一天，张敬决定将孩子们留在成都，他很担心这些孩子们会跟随自己遭受难以预料的连带折磨。 　　这时，老四已经被寄养出去。在这个特殊时刻，也许张敬感到之后的日子不妙，他决定将母亲的精神病状况告诉他的几个孩子，尽管这四个男孩的年龄不大，这年张晓刚才十一岁，还远远不能承受精神打击或者压力，张晓刚在他的《自述》中回忆说： 　　直到 1957年左右，据父亲后来告诉我，因为单位上的一件事涉及到母亲，突然有一天发现母亲患了精神分裂症。母亲发病的状态伴随着我们儿童时代的成长日渐严重，有时一发病便三天三夜不吃不睡，这成为儿时的一种噩梦和困惑。直到我十一岁的那年（1969年），父亲在被下放去汶川的前夜，才正式向我们兄弟几人告知了母亲的病况。在我们感觉心灵突然成熟的同时，也终于解开了多年的惶恐和疑惑。之后几十年中我们无论是兄弟聚会还是与父亲单独相处，她的病一直是家庭聚会中永远不变的话题之一，直至 2010年，母亲去世。 　　在西南局时期之前，张晓刚的母亲在昆明铁路局任监察科长。到了成都之后，母亲是成都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机要秘书。母亲出生在一个经济比较殷实的大家族——这是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污点”，她从小接受写字作画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张晓刚外公秀才出身，科举制结束后，考上秀才的外公被家里送到广州、香港的“李济堂”学医。画画是外公的重要爱好之一，这使得以后张晓刚的母亲能够接受很好的传统教育，以致对以后的子女从学习到生活方面都有着严格而富于教养的规定：起居时间、日常生活习惯，例如洗脸之后必须将毛巾挂整齐，牙刷漱口杯必须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并将牙刷顺排放好，几个儿子抽屉内部的书本物品也被要求必须放得十分规矩整齐，母亲甚至通过一些赏罚措施来规范这些儿子的习惯，她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继续保持自己从大家庭继承下来的传统。同时，母亲也及时从新华书店为她的儿子们购买最新的图书，例如“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以便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知。以后张晓刚在他的《自述》（2014年）中这样写道： 　　我的母亲祖上原是江西人，后迁徙至云南，外公曾是晚清秀才，后继承祖业，开诊所行医。外婆也是读书人，保留着一双小脚和写得一手好小楷。母亲因自幼喜爱书画文艺，故深得外公外婆宠爱。但母亲高中毕业后却离家出走，投身了革命，在部队中做文职。我的“艺术细胞”应该来自母亲这条血缘线中。 　　在二哥的回忆中，张晓刚是几个儿子中“最乖”的一个，他能够非常安静地一个人在一旁用铅笔或水彩作画，不像他的两个哥哥经常在家里坐不住而跑到大院与别家小孩玩耍。母亲也给予张晓刚特别对待，没有强迫他像两个哥哥那样每天抄写大字和小楷各一页，而是满足他绘画爱好的要求。直到 1966年“文革”爆发前，母亲都经常会画一些水彩画给张晓刚，以感染和加强他对绘画艺术的喜好和热情，无论如何，母亲的关怀与特殊精神状况是张晓刚成长和影响他以后艺术创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因素。 　　一个特殊的精神病症除了可能有其生物学意义的病因，人的特殊经历以及社会环境方面的诱因经常是决定性的，它是由一组症状群所组成的临床综合征，是多因素的疾病。尽管目前对其病因的认识尚不很明确，但个体心理的易感素质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不良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的作用已被大家共识。无论是易感素质还是外部不良因素都可能通过内在生物学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不同患者其发病的因素可能以某一方面较为重要。 20世纪 50年代是一个政治运动无休止的岁月，出于一种极端的政治洁癖与恐惧所导致的观念，那些在政治立场、家庭出身以及社会身份方面被党组织所质疑的人，在历次运动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遭遇重复怀疑、批判。在 1966年之前，政治与人生的安全在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工农出身的人来说，不算困难，他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容易受到信赖的保护屏障，但是，对于那些出身“不好”——地主、资本家或者国民党时期的官僚阶层以及各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来说，每一次政治运动与来自任何一个角落的怀疑，都有可能导致人生的灾难。 　　张晓刚的母亲显然不属于工农群众中的一员，尽管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需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支持中共革命的时期，任何对中共同情与靠近的人都是受到欢迎的。 1949年之前的中国处在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统治下，从 1911年辛亥革命到 1927年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开始，进而到 30年代国民政府的十年建设时期，深受“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太多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以致不少知识分子对国民党逐渐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抗战结束，那些知识分子和学生会立即接受中共的影响参加到“反饥饿，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游行当中的原因，灾难告诉他们：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民主与科学的社会制度。 　　根据一份《关于我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情况》的说明，母亲邱爱兰是于 1948年春天加入“民青”的，介绍人就是张晓刚的父亲张敬。“参加民青后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文件，并按组织布置的讨论提纲谈了自己的认识。”1949年 4月下旬，邱爱兰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她参加了“边纵”。这份情况说明写于 1983年 11月，目的是想向党组织说明她“一直没有离开过组织，各种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无论怎样，作为一名党的干部，直至“文革”结束之后也仍然在向党组织书写历史材料，证明自己的政治清白，以便被认定为一个忠诚的党员。精神病的时常发作，使得母亲都会不同程度地毁掉家里的什物与自己过去的文件，但是，在去世之后的遗物中，仍然保留着她 50、60、70年代的一些日记、会议体会和其他文字材料的残篇断文。这些文字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的女性在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之后对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与斗争中的自我反省与自责，母亲的那些无休止的反省与自责是那样地对党没有丝毫怀疑，而对自我言行给予深深的埋怨、剖析以及批判，甚至就是给自己强加罪名，这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 50年代一开始，母亲就在不能控制的精神分裂与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之间痛苦地挣扎。 　　在母亲的一份党校学习的自我鉴定中有这样的文字 (1953年 10月 16日 )： 由于身受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孤高自傲影响深重，自小盲目自负，想当作家出名，参加组织后本质仍未得到彻底改造，要求党给予自己尊严和温情，没有组织观念，……在恋爱问题上反映出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受到处分后，即为了个人面子，自尊心而对党消极，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口味来改变党的性质，工作中一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上进心不强，进步一直很小，对待党的事业政治责任心薄弱，工作中贪图清闲，怕艰苦麻烦，以致在教师学习会中纵容反革命分子大肆猖狂，在做机要工作中，思想上敌我不分，让反革命分子进机要室…… 这类严重的自责与对自己的无事生非，几乎成为邱爱兰解决心理矛盾的惯性。在 1959年 11月的一份题为“求医治病”的总结参加“大跃进”运动的文件里，我们看到母亲的检讨与之前的自我鉴定显然没有区别： 　　我由于这几年来滋长了骄傲自满、不求上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待党的批评教育和自我改造又一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所以，在思想上一向自以为是，自命正确，在工作上畏难苟安，生活上贪图安逸，缺乏不断革命的精神和勇气。因而当革命比较紧张，又与个人利益相抵触时，思想上就产生动摇，在大跃进中，思想上害怕熬夜，强调身体不好，……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不是积极主动设法克服，而是埋怨领导没有加强部门工作配备领导骨干，这一切都反映了我自己的思想言行已经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背道而驰……在一份涉及参加革命动机的检讨文件里，母亲也写下了这样一些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能够想象和理解的文字： 　　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解放前我所以还能够接受革命的思想影响，有积极参加革命的主观愿望，主要是当时处于经济地位下降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在思想上又受着封建残余的束缚，对当时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压榨人民的反动统治不满，急于找出路，追求民主自由，要求个人个性解放，而当时反帝反封的革命性质正吻合了个人要求，就积极投靠了革命，并又带着这种民主革命的动机和一种模模糊糊的要社会主义的概念参加了党。由于我的这种动机最终还是为了发展自己，因而即便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作情绪也是时起时落，……根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虚荣心和自私狭隘左右摇摆的劣根性一直未自觉地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母亲在对自己过去一年多的工作总结中，深深地检讨了自己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暮气沉沉”。这正是张晓刚出生的那一年，这一年的 1月 1日《人民日报》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也就是在这一个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的工作会议上指责针对那些过度不切实际的经济行为提出“反冒进”的人，他说他们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气”，因而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错误”。在张晓刚出生的 2月，中央号召全国“除四害”，以致全国上下无时无处不在敲打锣鼓，试图让天上的麻雀不得安宁，直至无力掉下来，以此来消灭这些能够飞翔的生命。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对之后很快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紧接着的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很快，全国各地关于粮食亩产上万和数万斤的虚假浮夸数字在新闻媒体中出现，粮食高产的“卫星”满天飞，直至 8月 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尽管年底的中共郑州会议意识到了浮夸与“左倾”的问题，但是，在次年 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宣告：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发动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被简称为“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自然会召集党内外人士学习贯彻。邱爱兰尽管同意八届八中全会反对右倾思想、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文件精神，但是，她还是承认自己在贯彻执行总路线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误：她承认自己“暮气沉沉，干劲不足，因而在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中，思想上害怕，动摇”。邱爱兰这里提及的正是生下张晓刚之后那两个月里自己的言行——出于母亲的本能，她对刚出生的孩子自然会有特殊的关心与照顾。邱爱兰几乎是本能地发现自己的母爱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她是这样检讨自己的“错误”的： 　　当时，我休产假，刚上班就遇到苦战四害。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意识到苦战除四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项伟大措施，和（意识到——引者）群众性的灭病灭害的伟大创举而积极奋勇参加。但是，却因考虑个人安逸，站在个人立场，强调自己小孩还很小，每晚上要吃两次奶，保姆又不与自己住一个院子，怕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表现动摇害怕。她也在无意识中表现出一丝人性的温暖： 　　有一天晚上，机关总支号召苦战至夜二点，但自己才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就回去照顾小孩。当时部门领导上虽不强求一致，并不断给予照顾，但我这种害怕艰苦，在苦战中畏缩逃跑的行动是与共产党员满腔热情、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精神完全不符的，而我在当时，对自己的这种思想行为并没有认识，当保姆说“领娃娃人不能与人家一样，晚上去了，娃娃怎办”时，我感到保姆很能体贴自己，同时，也给自己害怕熬夜的思想找到了宽容的理由。谁也不知道母亲在写这些检查时的内心状态。这种复杂的内心状况在 1949年之后党政机关、学校、文化艺术企事业单位里普遍存在，加上几乎统一的服装与色彩，共同演化出很容易识别但却复杂的历史肖像与表情。在若干年以后，当张晓刚翻出父母早年的照片时，母亲和父亲的形象给予他难以言说的感受，以致他只能将这样的感受用笔细细地描画出来。 　　到“文革”爆发时，母亲已来不及在灵魂深处寻找自己的问题了，她抄写《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1966年 7月 8日）》，记录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理解“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含义，理解党的文件中所说的“关于路线斗争的长期性问题”，理解“天下大乱”（毛泽东语）的国际形势，理解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刻意义。在所有的个人文字记录和日记中，我们丝毫见不到对家庭的关怀与内疚。 　　从 50年代“三反，五反”时期开始，母亲由于家庭出身经常受到组织的质疑与政治清算，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日记或者检讨表现出对自己家庭出身和思想水平的无休止“自责”，但只要有一些宽松的间隙与环境，母亲总是按照自己的教养来照看和培养孩子，张晓刚在无形中理解并将母亲的精神特质深深地留存在无意识的海洋里。 　　1973年底，当父母再次获得自由被分派回昆明时，张晓刚随全家回到了他出生的这个城市，他再次见到了灿烂的阳光，并有了继续学习画画的时间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