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澄疆（上下册）——自序

我对古典小说和海军史产生浓厚兴趣，迅即进入独立研究阶段，是差不多同时间的事，即甫入高中之际。和现在不少研究生连学术文章的格式都弄不清楚的情形比较起来，自然得承认是早熟了。所以说独立研究，除因中学时期没有遇上本身进行独立研究的老师外（那时还没有中学老师课余修读高等学位的风气。当然续念学位一般与实际利益有关，往往算不上是为了推拓学术新知而进行的独立研究），更因待考入大学甚至入了研究院，同样没有机缘遇到在古典小说方面基于自己有足够研究经验而能确实指导我的老师。这段凭直觉，靠灵感，综合传统国学与西方汉学方法，独行独断，自我探研的日子前后维持了约十年，到六十年代中期，随着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开始建立声名，得藉以和行内确有成就的学者联络问难，才渐次踏入正常的研究状态。 谈我的研究海军史，得先说这些，因探讨海军史所走过的路较此尤更曲折，还要独立。任何大学课程都不会正面论述海军史，连海峡两岸的海军学校也充其量只开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海军简史的课，而尚未闻有设立专讲中国海军史课程的。情形既如此，在大学图书馆里可望找得到的海军史书籍和学报多是普及性的，不系统地选购的，甚至仅靠偶然机会得以流入的。加上绝不可能有老师指导，图治海军史就非得走一段盲目摸索的路不可。 对我来说，治海军史难纳入学术主流外，一度还另有职业上的障碍。香港大学毕业后赴耶鲁大学深造，念的是文学，离校后往夏威夷任教，负责的课程也是文学。这是一段奋发求存，必须善用时间，切忌错立形象的日子。等到确实在夏威夷大学稳定了，上距离港赴美已十二三年。在这段时间内，心不二用，只顾文学，海军资料哪敢多看一眼。凑巧西方海军史家和舰只爱好者在这十数年活动 频密，著述繁杂，但多不是一般学术渠道内之事，过后追补，费时破钞往往至惊人程度。我自七十年代末重新出发研究海军史，竟花了二十年去竭力穷搜才终算差不多把应看者找回来，真是事数倍始为功。近年网业纵横，大陆开放，治海军史者数目剧增而水准锐进，新资料涌现（包括检读各国档案方便程度的大为改善），出版数量的急升和出版形式的五花八门，均非六七十年代所可梦想。因此敢奉劝今日对海军史有兴趣者切勿拖延，需知除立刻积极参与外别无他法，现在拖一日，以后花四五日去追都未必见效，况且将来还有将来的书要追读。 然而现在种种一片大好的表面情况，并不代表治海军史者可以避免在成长中得走一段盲目摸索之路的必经历程，更不代表彼等终必能从这条路走出去。关键在探究者能否明了掌握研治时段世界海军状态的重要程度。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在空军足左右战局以前，海军的关要性尤其如此），但作战工具和海战观念（战术等等）是互动的，恒变的，没有必然准则的，时间一过，连基本意识都可以截然不同。自同治末年开始发展新式海军至国共内战，中国海军的所有装备全部源出外国（国产者仍不脱外国根源），不明白当时世界海军是怎样子的，如何对中国海军作出公平评价？时人喜谓卢沟桥事变时，日本海军舰只总排水量共多少，中国海军的数字则仅是多少，因而指前者的实力是后者的多少倍，毫不理会装备的品质和层次，这种荒唐语便冲口而出。治某时段的国别海军史必须明白那时段的世界海军状态，道理很明显。 海军史是专门史，除了交代史事外，还得充分照料海军作为高科技兵种特有的项目。涉及海军的科技以舰只为核心，写海军史不从科技的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为重心失调的货色。试问不解管弦，五音莫辨者怎样写音乐史？不懂方程式者能负责化学史的编著吗？不明白金融运作者去写银行史可以不避重就轻吗？中国海军史的撰著有八九十年历史了，刊印出来厚薄不一的书数目也不算少，但哪一本的作者留给读者他确实明白所涉舰只的情况？哪一本不是随意用些来历不明的数据编为若干点缀一下的表格便算交代过舰只了？哪一本确曾提供舰只型线图以及主要舰只的主炮的射程、射界、炮口能量、穿甲力、射速等详细数据？此等海军史基本上仅在串连史事，完全不明白海军是怎样的兵种者恒以为只要办得到排列史事（包括将领履历，海军编制之类看似颇内行，其实不外排比史料的事项），写出来的便足称为海军史。这与不理音乐而只管音乐家生平的所谓音乐史有何分别？没有从盲目摸索的路走出来者，表现很难超过这层次。 我走出盲目摸索之路的方法很简单，却甚费时。我逐期细读十九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欧美几种主要海军年鉴、海军学报，以及造舰工程学报。自十九世纪中叶迄今，西方所刊讲舰只发展的专书，虽绝大部分表面与中国毫无关系，购得到者一定买（通过网站中的旧书市场，购买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书刊并不算难），出价再高也买不到者就影印（善用图书馆互借制度，经常可以借来十九世纪的出版物）。这样地毡式遍读莫非是为了要充分明白这数十年间舰只是怎样演变的，新舰种是怎样产生的，称得上是主要海军国者在兵力和主导发展力上有何表现，以及科技与海战观念是如何互动互变的。近二三十年在欧美出版关于世界海军史的书刊，我同样用渔翁撒网的方式去购买。这样培养好知识后才去评价中国海军，就不会为了表扬民族大义有所凭藉而又因不明白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是怎样子的，便随意澎涨或贬低中国海军的品质了。 以前撰写中国海军史者，以及现在从事这工作而年纪在五十岁以上者，从没有一人觉得明了有关时段的世界海军状态是绝对不能减省的基础功夫。缺乏这种学识而去著述中国海军史，乱发井蛙语的错误就会像烙印般明显。 不过这情形近来已有显著的改善。好几位和我有联络，年纪在五十以下的研究者，在大陆和在海外都有，且有年仅二十出头者，真是后生可畏，掌握西方海军资料已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下一浪潮的作品在质和量的突破是可以预期的。 我的研究也到了关键时刻。因职业的需求，我至目前出版的书全属古典小说范围（特别是《水浒传》），海军史的书本集还是第一本。退休将届，得考虑以后的治学时间当如何分配。小说方面既然质和量都算成绩满意，在时间怎也不会够用的实况下，小说研究大可下调至第四位。第二的位置会留给念大学本科时的喜爱——中西海路交通史。第三是重新研治冰镇了三十多年的包公文学传统。那么海军史呢？四十多年来集得的海军资料即盈室满屋亦未足以形容，却仅用过很少，今后放海军史在第一位应最合理。在此以前，先把已写出来的文章整理结集，既是给自己来个成绩报告，也是为将来的工作部署基础。 我写海军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刚入大学前后，写过两篇学报式的短文：（一）《首届海军学生出洋留学之始末》，《大陆杂志》，27卷7期（1963年10月），页8-11。（二）《甲午战役前旅顺威海卫大连等地之经营》，《大陆杂志》，29卷8期（1964年10月），页8-13。早早学会了如何组织和撰写学报文章自然很重要，但写出来的只是串连史料便成文章那类货色。资料不足，乏独立思巧，这些第一阶段作品都是不必入集的少作。 二十多年后，我才再执笔写海军史文章。那就是八十年代后期为台湾几份报纸副刊写的稿件，题目不少随时事而定，如参加“二代舰”选购问题的论战。这些文章有因学术成分不高，有因内容过时，都不必保留。正因如此，收入集中之文源出报纸副刊者只有讲“灵甫”舰历史的一篇。但该文已彻底改写多次，且补入注释，与原先见报者相同之处很有限。这就是说，第二阶段之所作也不入集。 本集所收诸文代表的就是第三阶段的成绩。除了“灵甫”舰文的底本，以及讲利萨海战和三景舰的两篇成于尚执铎夏威夷大学之时，其余尽是在香港，特别是移席岭南以后写的。岭南时期诸作有好几篇十分复杂，修订频仍，幸悉赖系秘书李颖芝小姐不厌其烦地不断替我易稿，最后并把全稿整理得事事统一，前后照应。近年我的学术作品源源而出，她居功至伟。 这些文章虽各自成篇，归组起来并不难，就按时地分为清季、民国、香港、评论四组。这样归类，加上合集必须的调整过程，还足带出文章之间的连贯性来。 集中收入之文数目虽有限，文章则可以颇长。这是因为我写学术文章向主尽所知而为，不肯受制于长度的框限（研讨会出论集，我的文章可能较规定长好几倍，如会方不愿破格通融，就宁可不登），文章即使写到六七万字，仍坚持要把话说完才收笔。 文章的实际长度经常还超过字数所能反映出来的。所以弄得这样长，部分原因是由于讲舰只时尽可能加入型线图。舰只是否交代得清楚详细直接决定海军史文章素质的高下，而一图胜千言，多用虽不复杂却能容纳足够细节的型线图是活现舰只的最佳法子，亦是显示考论海军史事有别于研治一般近代史课题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说，强调舰只在海军的核心地位是我所写海军史文章的特色，用型线图来助释舰只的设计和特征，更是我解说舰只之方明显与其他研究者有别之处。文章本身的长度，配上型线图的效应，成果可以相当惊人。讲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购舰计划和行动的一篇，初在学报刊登时竟长达116页，便是一例。如此一文，稍稍调整形式，便可印为一本独立的书来。 除内容外，尚有待申说者，即此集何以取名《靖海澄疆》？这是一个具反讽意味的选择。发展海防事业以靖海澄疆为最终目标，海军是海防的主干，所树目标更应如此。无论是清季“师夷制夷”的标语，还是抗战时期的种种口号，总离不了靖海澄疆。可是自同治末年以来，哪一件与海军有关的事确曾带出靖海澄疆的结果来？在自民元至卢沟桥事变的好一段日子里，海军经常充当沿海军阀抢夺地盘的工具，形象尤更成问题。本集的副题标明以“新诠”为方针，用靖海澄疆为衡量尺度去重评中国发展海军所走过的路当合新诠之义。 这些都讲过了，还得交代凡例。 开宗明义，海军史文章自有其特色，与一般学术文章不尽相类。要在这里说明者有四事：（一）“舰只”指军事用途，且多数有武装的“舰”和“艇”，所属单位不一定限于海军，可以延及海关、水警等组织。“舰船”则包括商用船只，不过由于本书叙事的性质，这名词很少用。（二）舰船首见时，用括号交代其排水量和建成年份（一般海军史多用下水年份，我觉得选用建成年份意义较大）。舰的建成年代，一般都能交代；船的建成年代，则多数尚找不到。（三）记钟点用二十四小时法，如1715是下午5时15分。（四）记炮械用口径（尽可能采制造者选用的单位，不强求易为十进单位）／身倍，如6吋／35代表炮的口径是6吋，炮管长度是6吋的35倍。舰船的长宽吃水和排水量如原用英制衡量，同样不强求易为十进法。（四）另有一性质类似的项目更应在此说明。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海军所用的小口径炮械（尤其是速射炮）恒按炮弹的重量来区分，如一磅弹炮（one-pounder）、三磅弹炮（three-pounder）、六磅弹炮（six-pounder）……意指整个炮弹（包括弹头、弹壳、火药、引信等）约重一磅、三磅、六磅……。在本集所收诸文里，多的是这种例子。如强易为十进法，就唯有说三磅弹炮的炮弹约重1.3608公斤，准教人莫名其妙，无法明白为何称之为三磅弹炮了。这是庸人自扰的做法。更有不明就里的人称上述炮械为一磅炮、三磅炮、六磅炮……那就等于说那些炮械整门只有一磅、三磅、六磅重了！这种混乱导源于治史者缺乏“名从主人”的观念，以致轻率作出无谓的改动。简单地说，凡是英美（或仿英美）来源的舰只、炮械和物件都应用英制来记录，而不该平添麻烦地易为十进法。这样做才符合“名从主人”的治史原则。治海军史者尤应铭记这一点。起码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度量衡用英制是世界的潮流。强易 为十进法本身是违反治史精神的行径（我们不能称皇帝为总统，为国家主席，道理何尝不是一样）。谈那段时期的历史，就应用那段时期的名词和准则。这些话本来是不必叮咛治史者的。 收入书中诸文有曾发表的，有在此首次公布者。发表过的现都已作不同程度的修订，而尽量避免用后记之类附加物。凡遇前后版面有别之处，均以此版为准。 写这些文集，我的基本态度是一二手中外资料尽用，且力求用原文，因此参考资料的总数十分可观。常用的资料用简称（简称表放在书首），既省篇幅，复利行文。不采简称的资料，则各文独立处理，资料在该文首见处列齐出版数据。至于在一文之内重复引用而在别的文章少用的资料，会用仅限于该文的简称（解释附在首见处）。这种种安排为的是免读者上下求索地去配齐某书某文的出版数据。书末另有参考书目。经过这几番不同角度的照料，参考资料就不再列入索引了。 书首的《参考资料简称表》足以交代该等书籍的出版数据和（如有此需）说明其特别背景。至于异常重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见图1）的档案，则刊布情形太复杂了，如在简称表中讲清楚，势必破坏体例；要是用注在正文中解释，又难普遍照料各有关之处。李鸿章毕竟是清季发展海军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此集中所收文章不少都和他有关，而出版他的档案的情形又殊不简单，牵涉到如何选用的问题，得解释清楚。衡量之下，还是以在此说明为最适当。李鸿章的档案虽早经其幕僚吴汝纶（1840-1903）编为《李文忠公全集》，却有不少删减改易之处，以致既不全，复不可靠。幸李鸿章档案的原件虽几经动乱，仍存于上海图书馆，顾廷龙（1904-1998）等沪图领导阶层遂据馆藏原物重新排印。可惜，1985-1987年间出了三册电稿后，连该类档案也未刊完，便放弃了计划。接手的安徽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在沪图藏品外复添上其他新资料。但彼等另起炉灶，连顾等已刊部分都拟重排再刊；计划大略，见刘申宁，《关于李鸿章文稿的发掘和整理》，《中华文史论丛》，52期（1993年12月），页168-182。自刘文公布消息至今已悠长十二年有奇，若自顾编停刊算起更是快二十年了，尚未见淮系集团有任何出版物。待这个手续折腾，刊物重复的新全集整套出齐，真不知是何年何月矣。目前只有拼合吴编和顾编来用。电稿日期包括在顾编起迄范围内者，用顾编；其他各式档案用吴编。就本集诸文而言，因恒用顾编，故顾编有简称（《李鸿章电稿》），列入简称表内；吴编仅偶用，故按一般参考资料处理，无需设简称。 类似之事还另有一件，涉及之处遍布全书，倘仅用一注系于首见处，诚难收周全照料之效，那条注也会太长了。在此解释，效果会较佳。那就是清季向英订舰恒常光顾的阿摩士庄厂的本名。此厂的历史很复杂，合并别厂与遭人所并，层出不穷，厂名由是屡易。凡得注明此厂之本名时，就不能笼统地称之为Armstrong and Company，而须按事件所涉的时间，注出其在该时段的正名。此厂的发展历程和名称的种种变化，见J.D. Scot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2）, pp. 88-94; David Douglan, （Northumberland: Sandhill Press, 1970）, p. 153; Michael R. Lane, （London: Quiller Press, 1989）, pp. 49, 64-65, 68-73, 78, 103; Kenneth Warren, （London: Macmillan, 1989）, various chapters; Norman L. Middlemiss, , Volume 1:（Newcastle-Upon-Tyne: Shield Publications, 1993）, pp. 52-74, and Volume 3: （1995）, pp. 87-101; Peter Brook, （Gravesend, Kent: World Ship Society, 1999）（简称表作）, pp. 9-15; Robert J. Winklareth,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0）, pp. 94-97, 103-106; H.C.G. Matthew and Brian Harriso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各有关人物的传记; Marshall J. Bastable,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various chapters; 李钢、李玉生，《阿姆斯特朗的造舰帝国》，《舰船知识》，318期（2006年2月），页58-61：（一）1847年10月-1863年12月，阿摩士庄厂采东主William George Armstrong（1810-1900）的姓名，用W.G. Armstrong and Company名称在泰恩新堡（Newcastle-upon-Tyne）西郊艾斯伟（Elswick）区开业。初年业务包括起重机、水力机、水 闸、水雷、炮械的制造。其间子公司“艾斯伟炮械公司”（Elswick Ordnance Company）于1859年成立，由合伙人伦道尔（George Wightwick Rendel, 1833-1902）经营。（二）1864年1月-1882年5月，机械与炮械两公司合并，新公司取名Sir W.G. Armstrong and Company。这段时期足述之事颇多：（1）1867年，和泰恩河下游6哩下霍嘉（Lower Walker）地区的米曹公司（Charles Mitchell and Company，成立于1852年）签约，合作建舰。米曹公司的下霍嘉厂负责建造舰身，阿摩士庄厂装配武器。年底，第一艘合建的舰只“坚定”（Staunch, 180吨）于12月4日下水（同日试航）。中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经手为北洋及其他沿海地区订购的各舰即全为两厂合建之品。（2）取得制售美国格林机关枪（Gatling gun）的代理权。（3）日本代表团来访。（4）和俄国商议在俄建造阿摩士庄厂设计的舰只。（5）1877年，与巴西及中国商议代建舰只。（6）1882年，伦道尔辞职，转往海军部任文官委员（Civil Lord of Admiralty）。（三）1882年6-12月，公司易名Sir W.G. Armstrong and Company, Limited。11月间，吞并米曹公司。（四）1883年1月-1896年12月，合并后的新公司取名Sir W.G. Armstrong, Mitchell and Company, Limited。其后下霍嘉的船厂以建造商船为主要业务。1884年10月，在艾斯伟建造的船厂投入生产，专责建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渐次结束，总计建舰：英国40艘、中国22、日本13、巴西11、智利9、俄国8、阿根廷5、意大利5、挪威3、奥地利2、西班牙2、荷兰2、土耳其2、罗马尼亚1、葡萄牙1、美国1，共127艘。正因中国是英国海军部以外的最大主顾，研究中国海军史者应对该公司的情形有起码的认识。（五）1897年1月-1927年12月，因购入制造枪炮的Sir Joseph Whitworth and Company，公司的名称遂又改作Sir W.G. Armstrong, Whitworth and Company, Limited。其间东主阿摩士庄于1900年12月逝世，公司自此走下坡。至1927年12月，阿摩士庄厂终在长期亏损下为维克斯公司（Vickers Limited）所吞并。（六）1928年1月-，遭合并后，公司之名换作Vickers-Armstrong Limited。至于吞并阿摩士庄厂之维克斯公司，其名称在吞并前亦曾数易：（1）1867年时，其名为Vickers, Son and Company,（2）1897年11月易名为Vickers, Son and Maxim Limited,（3）1911年4月更名作Vickers Limited。吞并了阿摩士庄厂以后，其名称仍续变下去，终于1965年删去Armstrong字样。历史的长河不断前迈，该公司近年接连遭分割出售，现在的名称是BAE Systems Land System，经营的只是从前业务的一部分而已。经过如此长期的层层吞并以后，现要追查当年阿摩士庄厂的造舰档案恐已变得十分困难矣。 类似之事还有一项。集中所收各文经常涉及风帆时期的舰只。那时计算舰船大小不是用以吨为单位的排水量，而是用“建造者单位”（builders measurement，简称bm）。这点书中第一篇《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在开始处已有足够说明（页7），该文又适排在书首，故不必在此重述。 解释至此，名词翻译的选择仍得说明。名词指人名、地名，以及舰船名、厂名、洋行名、枪炮名等专有名词。处理的原则有四： 一、尊重历史 举个很易明白的例。西伯利亚濒临北太平洋的军港Vladivostok，原为中国属土，迟至咸丰十年（1860）方割予俄，较香港归英治还要后十多年，故直至二十世纪中叶此地之汉名始终沿用其海参崴本名。治理明清史者若采新译作“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不尊重历史。处理在华服务的西方人士的姓名，情形也是一样。为了工作之便，彼等多数有法定汉名或惯用汉名，至今尚如此。后人只能沿用，绝不可另来别译，不然就违反“名从主人”的治史原则和不尊重历史。当然找寻这些洋人的法定汉名或惯用汉名可以是相当考功夫的。 二、扣紧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间的距离 不尊重历史和不遵守“名从主人”法则往往拉远了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间的距离。明显之例很易找。研究清季海军史非深深倚赖李鸿章的各款文件不可。刚花了不少篇幅去讲述的Armstrong厂与洋务运动的各种措施根盘密结，经常在原始资料中出现。李鸿章恒称之为阿摩士庄，其他从事洋务的大员亦多采相同或近似的译名。后之研究者倘不跟从就非得有十分强烈的理由不可。不少现代学者却别树一帜，称之为在原始资料中难得一见的“阿姆斯特朗”！这样就无端端给意图查对引用资料的读者制造困难。这分明是治史而不尊重历史所产生的毛病。凡遇西方人士经营的洋行、银行、兵工厂、船厂（不管那些机构设在何处），以及枪炮的名称（往往源出制造厂的名称）都应尽法保留当日的通用译名（除非原有的明显弄错了），而避免重新再译。中国机构也不少有自定的洋名称，治史者同样得 尊重，切不可代其杜撰从来没有的新洋名（本书页239-240有这样的一例）。治史者屡屡不肯尊重历史说来是很奇怪的事。 三、译名求简练 把Vladivostok音译成七个字，过分冗长了，读来更佶屈聱牙。Armstrong是个发音简单的字，竟也译出五个字来！毛病出于试图一音译成一字，而所谓一音往往只是丁点儿的部分发音而已。矫揉造作难以过之。译名简练配入中文文句之内才易读得通顺。译Armstrong为阿摩士庄，形音义均不错，逼近大家都欣赏的译Coca Cola为“可口可乐”的层次，怎料百余年后竟退化为笨拙的“阿姆斯特朗”！未尝来华服务的洋人自然没有法定汉名或惯用汉名，音译起来更应务求简练，切忌弄一音译一字，中置小圆点那种玩意。其中道理，本书《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文中注3已有说明，不赘。有时或因涉及的洋人和舰只与述事无直接关连，或因篇幅难容，洋人或舰只均仅录原名就算了。《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后半解释若干南美舰取名之所由时，提及的人士并无逐一音译其姓名的必要，即可作为前者之例。《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的注39已相当长，后半谈及的英国舰只和将领复多，实无因迻译而再增长度之理，便是后者之例。 四、善用意译 对研治中国近代海军史者而言，上述所言得容有一例外。西方海军舰只取名，主要依据人名、地名、一般名词，和一般形容词。前两类只能音译，后两类则必须意译，理由明显得不用解释。清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一股脑儿音译，而且还经常同样推出一音译一字，那套无微音不包的法宝，于是简简单单的名词和形容词便遭译为莫测高深，毫无意义的音译来：Monarch（帝皇）成了“门那次”，Invincible（常胜）变作“英芬昔索耳”，Black Prince（黑皇子），指英皇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12-1377的长子Edward, Prince of Wales, 1330-1376）被弄成“孛来克珀林”。这类胡闹透顶的莽举怎可以再用下去！重新意译是唯一可行之方。入民国后，意译的比例高了些，这种荒谬绝伦的音译也就少见点。 有一项我没有采用的常见凡例同样需要解释。有些行家在提及英舰的原名 时，冠以H.M.S.（His/ Her Majestys Ship），列举美舰之名时，便加U.S.S.（United States Ship）。这样炫耀一知半解的知识，毫无必要。须知若替英美舰名添上这类前置词，则任何国家的舰只悉得均衡作同样处理，而不应有彼此之分。只要想想几个简单的情况，便不难明白仅替英美舰名加前置词，而不理会其他国家或政权的舰只，是画蛇添足，自暴其短的做法：国与国之间所用的舰名前置词本已分别殊大，倘遇上政权替易（如由帝国演为共和国，或遭外国侵占而成为沦陷区或傀儡政权），即使仅谈一国的海军舰只，其所用前置词亦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动。不要忘记，现在世上约有一百六十个国家或政权有海军，此等国家／政权的政治环境大多数在发展新式海军以来都曾经历过巨大的变化。既有此背景，舰名前置词总数之大和杂乱的程度就不难想象。谁（包括我在内）有掌握兼运用此等信息的本领？看几个实例便可知其难矣：日本海军舰只英文名称的前置词以往为H.I.J.M.S.（His Imperial Japanese Majestys Ship），美国南北内战时南方海军所用的舰名前置词为C.S.S.（Confederate States Ship），德国海军在帝国时期所用的舰名前置词为S.M.S.（Seine Majestäte Schiff），荷兰海军舰只用H.N.L.M.S.（Her/ His Netherlands Majestys Ship）或H.N.I.M.S.（Her/ His Netherlands Imperial Majestys Ship。这两个都是英语世界用的前置词，谅还有荷兰文的版本），英属时期的印度海军用H.M.I.S.（His/ Her Majestys Indian Ship），独立后用I.N.S.（Indian Navy Ship）。情形既如此，就不妨问问，随意添加H.M.S.和U.S.S.者有几人知道其他相类的前置词如A.R.A., O.R.P., L.E., F.G.S., K.M.S., A.R.C., R.P.S., H.T.M.S., P.N.S.，和K.N.M.等究竟代表什么？更不妨指出，H.M.S.根本就不是英国海军的专用品，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海军舰只所用的前置词何尝不是H.M.S.！说到这里，还得恕我卖弄一下。O.R.P.是Okret Rzeczpospolite Polskiej。事情复杂程度尚不止此，有些国家还按舰种来用不同的前置词。1945年投降以前的意大利海军就是这样子。他们的巡洋舰用R.T.作前置词，驱逐舰用R.C.T.，炮舰用R. MAS，潜艇用 R. Cann.，练习舰用R.N. Scuola，驻殖民地舰只用R.N. Colon.……。这显然是龌龊者不宜企图藉以夸耀学问的区域。本书述事涵盖二十多国的舰只（看看书后的《舰船名索引》便可知数量之众与广被地域之大），且往往纵贯不同的政权时段，涉及的舰名前置词的殊异和变化的程度均无需强调。就算确有把握可准确集齐有关资料，每遇各舰的欧文原名便机械地冠以五花八门的前置词也必是 烦极的无谓负累。哪有玩这游戏的必要？本书各文提及舰只的欧文原名时均不加前置词，起码有简净去统一处理的好处。 此外，书后的索引也得讲讲。索引有三个：人名索引、舰船名索引和特别名词索引。 剩下来待解释者尚有一事。选用作封面封底设计的是清季和民国（抗战胜利以前）期间海军的两个代表人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1836-1895）（见图2）和自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中期掌领中央海军的陈绍宽（1889-1969）（见图3），以图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共同特质——领导人物海军知识和统理能耐同样严重不足。 正如前述，书中所收诸文绝大部分都是移席岭南后写的。说句老实话，要是我当年没有在夏威夷安排早退休，返港执教，且旋即移驻岭南，我不单没有快速写就这些文章的机会，更不可能在这行头广结善缘。岭南容许，甚至可说鼓励，我把海军史研究列为正式学术活动。这是在夏威夷绝对办不到的事，那时这类活动只能在独学无侣的情况下充作不便公开的课余消遣节目。在港得尽天时地利人和之明证就是广交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频密的讨论，无私的互惠资料，处处提升了收入本书诸文的素质。按认识的先后，这些无法足以言谢的朋友包括（恕都不用尊称）：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的萧国健、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的李金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力、前在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史馆（南京）的高晓星、成功大学的曾金兰、海军军官学校（左营）的吴守成、“海军总司令部”（台北）的陈孝惇、前在海军军史馆（左营）的何耀光、山东社会科学院的戚其章、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烟台）的苏小东、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的姜鸣、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川、美国地质测量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ervice）的纪荣松、在澳洲Anglesea从事化学工程的周达仁、在山东威海市负责建造原尺寸的“定远”舰模型的陈悦。这是一张无法列全的单子，任何遗漏都是出于无心之失。因篇幅和归类的关系，题献页仅书三位之名，并无分彼此之意。 学界朋友经常有一疑问。我既是个杂家，有兴趣的行头毫无相连之处，我怎能每治一题目均可达到网罗天下资料的境界。锲而不舍，触类旁通外，我还有舍弟泰来这特别法宝。他连接掌理芝加哥大学、香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庋藏特丰的东亚图书馆数十载。我能长期取材于这些大馆不是每个学者都有的机会和方便。 这篇序文不图自谦，仅求说明理想的海军史当具备些什么特色。我笔下写出来的符合这些准则吗？西俚云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真理还须实践来检验），还是让读者看后提出确切批评，使我得知续写海军史文章时当如何改进。理想与实践之间一定有差距的。 马幼垣 2006年6月20日 于香港屯门望海之居， 时距退休离港不过两周